我并没要在家吃晚餐，我刚在水牛城吃过东西；我也不想待在家里，以免威斯特发神经又跑来一次，不管他带或不带那张狗屁搜查证。埃莱娜很担心他们会不会派人盯在大楼外面，我不相信他们会这么浪费人力，但我还是继续从送货口出入。刚才我回来时就是这样，可能也成了习惯了，但这习惯我很乐意保持下去。
我喝了杯咖啡，告诉她我在阿提加小城所找到的信息，那个小城的主要特产是州立监狱。加里·艾伦·道林，偶然也用加里·法雷利或帕迪·法雷利这样的别名，因二级谋杀罪被判二十年到终身监禁，入狱超过十二年，六月初才被放出来。他和他的同伙在艾恩德科特抢了一家便利店，艾恩德科特是罗切斯特郊区的一个小镇。根据这个同伙的证词，是道林把两名店员押到商店后面的小房间里，让他们脸朝下趴在地上，然后在每人脑袋上打了两颗子弹。
我记得这件案子。我当时并没有太留心，因为它发生在北方两百英里之外，再加上纽约本身已经有足够的犯罪把我的心思给占满了。但我的确从报上看过这条消息，这件案子当时还被奥尔巴尼作为推行新政策的材料，他由州长办公室发动了试图制定死刑法案。但结果是：人民决定换个新州长。
道林开枪时年仅二十四，进监服刑时二十五，那他现在就是三十七岁了。
他去了阿提加，他那名背叛他的同伙则去了奥辛宁的欣欣监狱。但刚过几个月，这个同伙死在了狱中的运动场上。当时他正在做仰卧挺举，试举的杠铃重量超过五百磅，他的胸部被压碎，没人知道事情发生的真正经过，也没人知道是否有只手参与了此事。
道林让阿提加的每个人知道，这事是他主使的。复仇的滋味真是甜蜜，他说，如果说当时他有幸亲自在现场观赏事情发生的经过，那滋味当然可就更甜蜜了，不过不管怎么说这已经够了。
同一年，一名和他有过口角的狱友在牢里被刀刺死。监狱中一向不缺谋杀，你知道是谁干的，但就是没法证明。事后，道林首次被关入单独监禁室。当然，你要把一个人扔进那个小格子间里也同样不需要证据。
他母亲是唯一来探过监的人，固定每个月一次从罗切斯特自己开车来看他。最后这几年由于生病，她来的次数明显少了，就算来也得找人开车送她。他母亲得的是癌，死于他服刑的最后一个冬天，本来他是可以请假参加他母亲的丧礼，但正好当时他又被单独监禁。这事说起来有意思，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似乎已学会怎么当一个合格的囚犯了，但他母亲过世的消息传来之后，他忽然又失控了，在好不容易被狱警拉开之前，他差点掐死一名守卫。对一个惊闻如此噩耗的人而言，出现这样的行为比较容易理解，但偏偏这种行为本身实在不能等闲视之。所以说，她母亲躺入她自己的那个小坑洞时，他这儿子同样也独坐在自己的小坑洞中。
次年六月五日他被正式释放。这倒不奇怪，真的，他的确安分了很长一段时日。如果说当时的法律仍有死刑判决的话，那他这条命显然一定保不住了，而就算没有，你也会要这个人为他的罪行而被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才对。但事情不是这样的。
和我谈话的这名官员，对他自己所服务的系统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他似乎很怀疑究竟有多少所谓改过自新这种好事。当然，对于那些一生没做什么坏事、只是忽然哪天喝醉酒失手杀了老婆或他最好朋友的人而言，绝大部分出狱之后便重新做人，但这名官员不认为除此之外这个惩戒系统能称得上有多少这方面的功能。更何况，里面不乏性攻击犯罪者，而且你最好相信，这些怪物变本加厉的概率要远远高于受到矫正的可能性。至于你所说的这种重刑犯，呃，有些是因为被关老了，再也杀不动人了，但你能说这叫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吗？你唯一做的只是把他们隔离起来，直到他们服完刑期为止。
只有一件事他非常肯定。他告诉我，加里·艾伦·道林一定会再回到笼子里，不是阿提加，就是另一处监狱。这一点他敢保证。
我希望他是错的。
这就是我从阿提加查到的。但我想我并没跟埃莱娜说得这般详尽，不可能的，只有一杯咖啡的时间。我跟埃莱娜只是简要说明而已，原原本本听完的是稍后的米克。
电话铃响起时，我正在想到底还要不要再喝杯咖啡，我从应答机听出是米克的声音，接了起来。“老天，”他说，“你是不是整晚都在用电话？”
“现在说整晚，时间还太早，”我说，“还有我根本没用过电话，是埃莱娜把话筒拿起来了，原因有空再跟你说。”
“我都快疯了，”他说，“我一个人都联络不上，你有任何安迪或汤姆的消息吗？”
“没有，但因为电话一直没挂上，因此——”
“所以就算他们打了也接不进来，而他们如果想联络我又没电话号码。我打给安迪两次，两次他妈妈都说他不在，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汤姆家则根本连接电话的人都没有。”
“也许他们只是去哪儿灌杯啤酒。”
“是可能，”他说，“你晚上有事吗？”
今天是星期五，通常星期五晚上我会去圣保罗教堂参加聚会，之后，我通常和吉姆去喝杯咖啡。我想，第一件事我可能会做，至于第二件，我想做也不可能了。
但我有太多事得跟米克说，我愣了半天才回答。
“没事。”我说。
“那我来接你，十五分钟后。”
“二十分钟吧，”我说，“别开到正门。这样，你何不停五十六街和第九大道交会处的拉尔夫餐厅门口？”
我亲了埃莱娜，跟她说不知道几点才能回家。“还有，要打电话尽管打，没关系。”
“我在想，”她说，“如果我从另一部分机打出去，那应该就不会改变电话的重拨装置，还是我想得不对？”
“不，”我说，“我想你是对的，我应该早想到这点才是。”
“其实你根本无需我提醒的。”
“不，当然需要，不过我想在走之前再试一遍。”
我按了重拨键，电话机的小显示屏上出现了*69。接着，某处的电话铃响起，我正想着这回要让它响多久，然而，在第四或第五声时有人接了电话，一开始没出声，然后一个柔软的声音响起，是男的，说：“喂？”
声音让我感到有点诡异的熟悉。我期待他多讲两句，但他再出声时，话语变得更不清楚，好像他在和另外的人说话，而不是对着话筒。“对方没声音。”他说。之后又沉默了半晌，最终挂断了。
“太棒了。”我告诉埃莱娜。
“成功了，嗯？”
“太好了，真是漂亮，把话筒拿起来，你真是个大天才。”
“这是我爸常讲的，”她说，“但我妈总说他疯了。”
我把时间记下来。明天一早就想办法到电话公司找个人，调一张我的电话通话记录出来，这样就可以知道刚刚接我电话的究竟是什么人，因为这下我确信这不会是部公共电话了。而且如果我找出电话所在的地点，就可以在他们满心以为我们不可能找到他们的情况下，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喜。
我相信，电话用户本人有权要自己电话的通话记录，只要你能找到正确的对象要这东西。我很清楚警察随时可以调到这份资料，而我如果没办法找到个警察帮忙，我总是自己直接扮演警察，这是违法的，但近日来好像我做的每件事都在犯法。
我到地下室，从送货口溜出去。威斯特是可能派出两组人马盯着这幢楼，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但我就是不信他真的会这么做。我看看四周，只是确认一下而已，然后我快步走去，站在拉尔夫餐厅旁边的小巷子里。米克不会让我久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