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前我回家上了床，快正午时我起床冲澡刮胡子。TJ这一夜过来恢复得很好，已经坐在电视机前了，身着海军蓝丝光斜纹裤和淡蓝色丁尼布衬衫。他跟埃莱娜说，他房里有干净衣服可换，但埃莱娜坚持跑了一趟GAP帮他买来一身衣服。“说她不想侵犯我的私人空间。”TJ说，眼睛的溜溜转着。
我立刻切入重点，让他再看一次那个人。我想该称他为帕迪二世，不管他实际上叫什么名字，我真希望这会儿有条电脑捷径可以证实这个说法对不对。
“港家兄弟大概就弄得到，”他说，“如果我们知道这两个小子在哪儿，而且如果他们仍在四处当他妈的黑客，还有如果你要的记录进了电脑系统的话。”
“这是纽约市政府的记录，”我说，“而且已超过三十年了。”
“但也得他们当件事情来做，也得找人坐下来把档案给一个字一个字地敲进去。要像个宇宙拯救者一样，你得把整个档案柜放到一张软盘里去。”
“听起来好像不该寄予厚望，”我说，“但如果人口动态统计在电脑里建立了所有的老档案，那我其实不用费事去侵入他们的系统，有个容易的路可走。”
“贿赂？”
“如果你要做个好探子，”我说，“我建议你得这么想，你先和善地对待别人，然后人家也会用更大的善意回报你。”
我找到的工作人员是个母爱型的女性，叫埃莉诺·霍瓦特。她开始就笑脸相迎，在我递给她两张钞票之后，就笑得更加热情了。只要我想查询的这份记录在电脑里有存档，那她不费什么工夫就能找到。这一点TJ跟我解释过了，她要做的只是进入到正确的资料库，然后找到字母F这一部分，就可以看到档案里所有以法雷利为姓氏的人。
“我们所有的新记录全输入电脑了，”她跟我说，“老的则一点一点补上去，但进展缓慢。事实上，我应该说并没有真正当回事在做，从上回预算被砍掉后就停了。恐怕我们这里不算是排名在前的优先行政区，而对我们来说，这些老记录又不是我们优先考虑的部分。”
这话意味着此事恐怕得用老式的方法来做，因此不管我是多么善良和讨人喜欢，霍瓦特太太也得投入更多的时间。我给她的钱让我得以安坐在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里头有她提供给我的整个纽约市的人口出生登记档案，从一九五七年一月到现在。我不相信他会超过四十岁，这个印象不是来自我匆匆扫过他的那一眼，也不是因为我觉得帕迪被割下人头时他已超过七岁这事不可思议，而是根据我对为人父亲的理解。如果当时孩子超过七岁，那他一定会对这样的父亲产生足够的冷淡或痛恶之心，更可能两者兼具，这很早就会浇灭他为父复仇的激情。
这种想法让我决定了开始的日期，我先决定依此一路搏斗到一九六五年六月三十为止。宰掉帕迪·法雷利，按米克的记忆是那年夏天的事，最迟应该不会超过九月底，而就我所知，这位亲爱的小男孩当然有可能是在那节骨眼里怀上的。尽管这不合常理，但有时偏偏事情就是这样的。
这是件细活，如果你不耐烦，便会错过你所找寻的目标。档案是按时间顺序排的，而且没其他方式的分类或索引，我每个都得看，先找上面的婴儿姓名，再找下半边父亲的名字，两处都得看看有没有法雷利这个字。
我想，我多少有些走运，因为起码这不是个很普通的姓氏，要是个常见的父亲，比如说罗伯特·史密斯或威廉·威尔逊，那我可就有的找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要找的是史密斯或威尔逊，那至少我会不断产生快找到了或很接近了的错觉，我一直没看到任何一个法雷利，不管是父亲还是孩子，这让我怀疑自己到底在瞎忙些什么。
这是个不用动脑子的体力活儿，任何一个先天智力不足的人都能做得和我一样好，或甚至更好。我的心思总忍不住地飞走，这很容易造成某种心智上的盲点，看不到你两眼紧紧紧盯着的东西。
有个发现真让我吓了一跳，看这片茫茫的姓名之海时，居然会有相当比例的孩子不是姓氏和父亲不同，就是父亲一栏完全空白。我想着这些妈妈决定让这一栏空着是什么意思，是她嫌恶这名字不肯写呢？还是她根本不知道该选哪个名字？
就在我快要崩溃时，亲爱的霍瓦特太太推门进来，端着一杯咖啡和一小碟花生奶油饼干，以及接下去的档案。她在我谢字刚要说出口时就又轻轻地出门而去，我喝了咖啡，吃了饼干，一小时之后找到了我苦苦寻求的东西。
小孩的名字叫加里·艾伦·道林，生于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七日凌晨四时十分，母亲伊丽莎白·安·道林，住址是布朗克斯区瓦伦丁大道一一〇四号。
父亲的名字是帕特里克·法雷利，没有中间名，不是他本来就没有，就是她根本不知道。
在神话或童话故事里，只要解破了对手的名字，就会得到可支配的力量，不信你看看胡贝斯提斯金的故事。
因此，我在笔记本中夹着加里·艾伦·道林的出生证明的复印件走在街上时，便觉得自己有了某种无敌的气势，但其实我所有的只是寻宝之旅的第一条线索而已，是比刚开始强多了，但离目的地还有一条漫漫长路。
我在离市政大楼两个街区远的一处报摊买了一份布朗克斯地图，找了个午餐吧边喝咖啡边研究。心里想着能再吃那种花生奶油饼干配咖啡。我找到了瓦伦丁大道，在福特汉姆路段以西，离班布里奇大道不远。
我想我大概可以省去一小段奔波了，想到这里我花了一枚两毛五的硬币打电话给安迪·巴克利。是他母亲接的电话，说他不在，我谢了她，没留名字便把电话给挂了。然后我愣了一两分钟，因为这意味着我得乘好长一段地铁，而且现在正逢高峰时间。但如果安迪在家呢？那我可以请他就近跑一趟瓦伦丁大道，花几分钟就能证实我按理已可确认的事——比如，伊丽莎白·安·道林已经不住那里了，就算她当年真的住过，还有她那找麻烦的宝贝儿子也一样。但他不会问我想问的问题，不会四处敲门找个记忆力好又管不住舌头的人。
房子依然挺立如昔，如果说我觉得它还是当年那幢的话。这不属于六十到七十年代布朗克斯区被烧掉的那部分，也不属于拆除重建的那部分。瓦伦丁大道一一〇四号是一幢窄窄的六层公寓房，每层各分割成四家。信箱上的姓名几乎都是爱尔兰人的，还有几个西班牙人的拉丁名字，我没找到道林或法雷利，如果真找到了才让人吃惊呢。
底层的其中一间住着管理人凯里太太，她留着铁灰色的短发，干净精神的蓝眼睛。我可以从中读到很多信息，但绝没有合作。
“我不想用别的话来客套，”我说，“所以开门见山自我介绍。我是个私家侦探，我和任何保险公司都没关系，而且也不怎么尊敬他们，我对你们这里唯一有兴趣的住户是三十几年前住过的一位。”
“那在我之前了，”她说，“但比我早不了多少。你说得对，保险公司的确是我第一个想法，我和你一样实在不怎么喜欢他们，而且我敢保证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你要问的人是谁？”
“伊丽莎白·安·道林。她也可能用法雷利这个姓。”
“贝蒂·安·道林，我来时她还住这里，她和她的儿子，但你别问我那孩子叫什么名字。”
“加里。”我说。
“是吗？我印象中好像不叫这个，但我为什么得去弄清楚这些我不记得的事呢？”
“你记得他们何时搬走的吗？”
“一下想不起来。我是一九六八年春天到这儿来的，天哪，都快三十年了。”
我随口回应了一些诸如真不知道时间是怎么消逝之类的话。不管它怎么消逝，她说，那都是从你整个生命中流出去的。
“但我生了个女儿，”她说，“我的乔死后是我一个人带大的，我弄到这间公寓，还外带管理这幢楼的工作，而且我还有保险金。我女儿现在有自己的漂亮房子，在扬克斯，她嫁的那个男人很会赚钱，虽然我非常不喜欢他对待我女儿的态度，但这不关我的事，”她控制住自己，看着我，“也不关你的事，对不对？哦，进来吧，你可能愿意来一杯茶。”
她的公寓房间非常干净明朗，但窄得像一根针似的，这倒是一点也不意外。喝着茶，她说：“她也是个寡妇，这是她说的。我忍着没说，但我知道她根本没结婚，这是你能一眼看出来的事情。她也有一堆关于她丈夫的各种幻想故事，比如他是中情局的工作人员，因为去达拉斯查清当年的事情真相而不幸殉职等等，你知道，那时肯尼迪遇刺。”
“是的。”
“她那孩子耳朵里装满了诸如此类的爸爸的故事。你是想知道她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对吧？这很重要吗？”
“可能很重要。”
“她搬走后由赖尔登斯一家接着住。不，等等，不是他们。先是个老头儿搬进来，而且死在里面，可怜的老家伙，你应该一猜就能猜到是谁运气好发现了尸体。”她闭起眼睛跌入回忆之中，“真可怕，就这样孤零零地死了，但这也是我的结局不是吗？除非我活得够长，能重新找到个家再死，上帝知道，我不会那样的。赖尔登斯先生现在还住楼上，他太太三年前的一月过世了，但他不可能见过贝蒂·安。”
“赖尔登斯先生是什么时候住进来的？”
“这样你起码知道她当时已经搬走了，对不对？”她想了想，忽然用吓我一跳的大声音说，“直接问他吧。”起身走向电话。她从一本皮面的本子里找出电话号码，拨通，不耐烦地瞪着天花板等人接电话，然后大声而且吐字夸张地说话。
“对这个可怜的老家伙，你得扯开喉咙叫，”她说，“但他用电话比面对面听得清楚。他说他和他太太是一九七三年搬来的。这样我们再来看那个死在这里的老先生，他姓麦克梅纳明，这是爱尔兰北边多尼加那儿的古老姓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麦克梅纳明先生可能在这儿住了有一年，但绝对不超过两年。他们两家前后有一小段空当，但不太长，这里的公寓从来不会空太久，这样算起来，我猜你那位贝蒂·安小姐和他儿子应该是一九七一年离开的，意思是我和她共住在这里有三年之久，我敢说这相差不会远的。”
“我想，这对我也就够了。”
“这你也一定猜得到，看她和她孩子离开的背影，并不会让我难过。”
“你知道她为什么搬走吗？”
“她不说，我也没问。我猜大概跟哪个男人走了吧，肯定是另一位中情局探员。她也没留新家的地址给我，就算有我也老早弄丢了。”我问她这大楼里可有当年的住户还没走的。“珍妮特·希金斯，”她脱口而出，“楼上4-C。但我很怀疑你能从她那里问出什么，她连自己名字都快弄不清了。”
她说得对，我从珍妮特·希金斯那儿什么也问不到，其他公寓房间和对街都一样。我当然可以再多敲两个门，但门后面不会有贝蒂·安·道林和她儿子。于是我决定放弃，干脆回家。
到家时，弗勒里希医生已来过又走了，给TJ换过包扎，并说他可以动身去旅行了。他让TJ尽可能把腿抬高一点。“但走路时千万不要，”他说，“因为那样你会很疼，而且看起来很傻，所以说正确答案你知道了对不对？让你的脚好好休息，给它时间修理好自己。”
埃莱娜又弄来一根拐杖，TJ撑着两根拐杖可以到街对面的旅馆去。我陪着他，他打开电脑，检查他的电子信箱时，我就坐在扶手椅上参观。在养伤这段期间，他累积了成打的信件。其中绝大多数是垃圾，他说，不是要卖些黄色照片，就是要引诱你加入什么大发财大彩金之类的金钱冒险游戏。但TJ现在的通信对象已可以说是遍及全球，他有六个不同国家的电子笔友随时互相交换笑话和消息。
他没花多少时间便重新进入状态了。我告诉他有关加里·道林和他妈妈的事。我所找到的最近的住址是整整二十五年前的，他们也可能在名字最后头冠上法雷利这个姓。
“是F-A-P-L-E-Y吗？”我摇摇头，把正确的拼给他，他做个鬼脸，“去掉一个Y，就成了Farrell，和barrel（桶子）一个韵；加回一个Y，就又是法雷利，和Charlie一个韵。这没什么道理吧。”
“没太多事情是有道理的。”
“如果她登记了电话，我就能找到她。只要一会儿。你看，来了，这就是个网站，有整个美国全部的登记电话，你觉得会在纽约吗？”
“我想总是得先试这里。”
雪城有一个伊丽莎白·道林，另外还有一些E·道林的，其中一个在布朗克斯。布朗克斯这个实在是太简单太明显了，让人不敢相信。果然，打电话询问后，那个E代表的是爱德华。他从没听过什么伊丽莎白或贝蒂·道林，而且声
音听起来好像并不怎么喜欢我打这个电话。
下一个我们试新泽西的，接着康涅狄格，然后直接跳到加州和佛罗里达，因为这两个州是一般人比较可能搬去的地方。我对于自己负责的工作十分熟练，拨了TJ印出来单子上的电话号码，说：“你好，我们想找一位伊丽莎白·道林，一九六〇年代曾住在布朗克斯的瓦伦丁大道。”只要说一句、最多两句话，就知道对方帮不上忙，我便立刻挂掉，再试下一个号码。
“我们的电话不用花钱真是太酷了，”TJ说，“否则我们就得花一大把钞票。”
他那边的速度遥遥领先——电脑找姓道林的比我拨电话要快多了——这让他可以爬上床去抬抬他的脚。在我两个电话的空当，他说：“老实告诉你，今天下午我打了个电话给那个女孩。”
“那个女孩是哪个女孩？”
“天杀帮的小宝贝，记得吗？黑人爸爸和越南妈妈那个啊。她说她正纳闷我怎么没跟她联络。”
“所以你就告诉她你挨了一枪。”
“告诉她我感冒了。吃维生素，她说。是，夫人，我说，那你有没有找到关于那个月亮脸家伙的什么消息呢？只找到他在街上用的绰号。大哥，你要不要猜一猜呢？”
“月亮。”我说。
“月亮，古在阿提加监狱的朋友，大家知道的就只有这么一点。我说谢谢了，等你那些痘子消了，记得打个电话给我。”
“你不会真这么说吧。”
“当然不会，”他抬起头来，看着我，“你打电话一定打烦了，是不是？找点其他事做吧，电话交给我来打，我一边打还可以一边抬高我这条该死的腿。”
我从旅馆出来，朝住宅区走去，从霍瓦特太太那几块好心的花生奶油饼干之后，我就再没吃任何东西了。我停在一家中餐馆门前，这是在百老汇上，林肯中心后面一到两个街区。从十天前我和吉姆最后的晚餐以来，我就再也没办法吃中国菜了。我再不可能和吉姆一块儿用餐了，可能我也再没有吃中餐的心情了。
哦，让它过去吧。一个声音说道，那是吉姆的声音，但这不是什么灵异体验，仅仅是我的想象，想象他会给我什么样的回答和谏言。当然，他说得对，不是食物，不是餐厅，只是那家伙带了一把枪走进来，而他再也不可能这样了。
但我仍然不可能吃着中餐而不想到吉姆，我吃了酸辣汤和椰菜牛肉，我想起他告诉我，一定要在死前再吃一次素鳝糊那个情景。
食物还不错，不是特别好，但也不难吃。我灌下了一整壶茶，然后吃了几块橙子，最后掰开幸运饼。
“你正行走在你的幸运之旅上。”幸运签上这么说。我结了账，留了小费，重新开始我剩下的普根酒吧之旅。
“打你那家伙是唐尼·斯卡佐，”丹尼男孩说，“我正想着这次要一无所获了，马修，但立刻有个看了画像的家伙跳了出来，说他认识这个人。斯卡佐是布鲁克林小孩，而且我猜他这辈子没过桥出布鲁克林多少次，但跟我说的这个人成长在贝森赫斯特，离斯卡佐家很近，而且我想，他们是被同一所文法学校给赶出来的。”
“我希望这发生在他们学会文法句型之后。”
“他们现在还教这个吗？我还记得我八年级的老师站在黑板前画着线，把句子给拆开，再重新组合起来，这样，一个附属子句就没了，改由一个介词什么的来撑住整个句子，你们在学校学过这个吗？”
“学过，但我永远不懂那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我也不懂，但我敢打赌现在他们再不这样教学生了，这也算又一样失传的技艺，对唐尼来说，这其实是一门很有用的学问，因为他才刚从监狱里给放出来，他的刑期是五到十年，那他一定有空好好温习他的老文法了。这家伙现在一肚子火无处发泄，因此我猜你一定不是唯一一个挨他拳头的人。”
“你该不会正巧知道他在哪里服刑吧？”
“给你一个暗示，往北，但不是丹尼摩拉监狱，不是绿色天堂监狱，猜猜是哪里？”
“阿提加？”
“答对了，阿提加。”
我回到家，打电话给TJ。“阿提加，”他说，“我们名单上有不少这个地方的电话，但太晚了，不好打。”
“光打电话可能不行，”我说，“我想我得跑一趟，找人问问谈谈。”
“阿提加，”他又重复一次，让这个字在他舌头上打转，好像又想找一个跟它同韵的字，“好吧，你怎么知道的？”
“全世界最简单的事，”我说，“只要找家酒吧，走进去。”
米克打电话过来，想知道我这边有没有汤姆·希尼的消息，他怎么都联络不到汤姆。我说我没有，但每个打电话给我的人都得先面对应答机，汤姆这个人，我指出，连和真人他都不怎么说话。我也跟米克说我查出来的事——关于月亮的、唐尼·斯卡佐的，以及，加里·艾伦·道林的。
那晚我早早上床，次日早上九点我已经到达菲莉斯·宾厄姆的旅行社。菲莉斯坐在办公桌后面，我跟她说我得马上去一趟水牛城。她对着电脑查询时问我，埃莱娜这次的采购之旅是否顺利。当然了，她是看到了埃莱娜店里窗户上挂的那个牌子，就在旅行社朝北走没几步路。但我一下子没明白她在说什么，只含糊地随口说还不错。她讲，十点纽瓦克机场大陆航空的班机，她可以把我弄上去，但这样我可能就没法回家收拾行李。我说，没有行李。她于是帮我订了机位，并预订今天下午三点半的班机回程，如果没赶上，两小时之后还有一班。
“我猜你不是去看瀑布的。”她说。
出了旅行社，我立刻叫了出租车，我甚至没央求司机加快速度赶去纽瓦克机场，他就开开心心地加快了速度。于是我顺利登机，还提前了几分钟，又过了一小时，我就在水牛城着陆了。我租了辆车开去阿提加，但莫名其妙又让我花了一个小时，原因是我转错了一个弯，多跑了一段冤枉路。我近中午时进入阿提加，两个小时后出来，这两个小时我二话不说直奔加里·艾伦·道林，把其他什么古、月亮和唐尼等人先放在一边。回头赶回水牛城机场，这次只花了四十分钟，因此我有充裕的时间先去还了车，吃了顿饭，才安安心心地乘飞机回纽约。
纽瓦克机场外面有很长一排等出租车的人，因此我决定省几个钱，先乘大巴到宾州车站，再转地铁回家。我进门时，埃莱娜说：“你说你会赶回家吃晚饭，我不信，但可能你还是没法待在家里吃饭了。”
乔治·威斯特这回亲自上门，她告诉我，但她只回答我不在，拒绝放他进来；他不死心又带了个伙伴和一张搜查令，但她先联络了雷·格鲁利奥。威斯特再次现身时，格鲁利奥先一步赶到陪她等着，这回她放他们进门，威斯特搜了半天证实我的确不在，和格鲁利奥两人一阵恶言相向后离去。
“他们在找一把枪，”她说，“我知道你不会带枪弄得机场的金属侦测器哇哇作响，我找遍全屋子才发现在你放袜子的抽屉里，我把枪带到地下室，锁进我们的杂物箱里，等他们走了，我才又下楼去拿回来，还有肩带。所以现在仍放你的袜子抽屉里。”
“那不是同一把枪，”我说，“还有一把很小的，一定还在我的外套口袋里，就是我那晚上穿的那件。”
我看了看衣橱，果然还在那里，这回我放进我身上的外套口袋，又从袜子抽屉拿出大枪和肩带佩上。这一整天我都有种莫名的脆弱感，没带家伙四处走着。更莫名其妙的是，带枪也不过才一星期不到就这样，过去我一直是赤手空拳的。
她说搜查证上的罪名是妨碍公务，雷说这是狗屁，只意味着威斯特有个听话的法官罢了。他准备反击，正式要求取消，或诸如此类的。
我说我打电话给他，才向电话跨出一步，埃莱娜伸手拉住我的胳膊。“先别打电话，”她说，“有个留言你得听一下。”
我们进房间，她按开应答机，留言的声音我没听过，他说：“斯卡德吗？我跟你无冤无仇，你立刻退出此事，包管你无病无伤。”
她又重放一遍，我仔细听着。“这个电话差不多在六点半左右，”她说，“接到之后，我就把话机拿起来了。”
“不让他再打进来。”
“不，是因为这样你可以打回去，只要按星号六九——”
“那就可以回拨最后一个来电的号码，你想确保他是最后一个电话。”
我拿起话机，按了断线的按钮，再按*69，足足响了十二声，我放弃了，挂断电话。
“妈的。”她说。
我按了重拨键，又让它响十二次。“响得脑浆都被震出来了，”我说，“现在问题在于怎么找出这部电话的地点。”
“这很难吗？不是所有的电话都会自动记录吗？”
“只有接过的电话才会。”
“那可不可以从我们接的电话来追？我们的应答机接了啊？”
“那样的话要有个好朋友在电话公司做事，我们才能弄到这个资料。港家兄弟那次帮我的便类似于这个，但我没他们那种本事，更何况现在电话公司的电脑比当时还难侵入，而且就算找到了，你知道结果会如何吗？”
“会如何？”
“他们打的会是公共电话，这对我们有什么用？”
“真扫兴，”她说，“我还以为我很机灵呢。”
“你处理得很好，只是追下去是死路一条而已，但事情仍然有可能性，我们稍后再想办法。”
“那要把话筒一直拿起来吗？”
“不用，只要我们先不打出去就行了，这样你随时按重拨键都会重新连接到这个号码。但如果你真要用电话，那就打吧，别担心这些，因为我对使用这条途径追到他们并不抱厚望。”
“讨厌，”她又打开应答机，再听一遍留言。“你知道吗？”她说，“他骗人。”
“我知道。”
“他要你别再追下去，这是个好信息，不是吗？表示你很接近了；他只是要你放松戒备。但他还是想杀你。”
“聪明。”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