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警方询问了很久，先是那名接到九一一报警电话赶来的穿制服的警察，接着是一名便衣。我根本记不得他们问了什么以及我回答了什么，因为询问过程中我一直处于意识不清的状态。我一部分的心思拼命地想集中，以接收耳边所不断响起的各式话语，听清楚别人问的问题以及我嘴里说出的回答。其他部分的我则漂浮而去，穿过时光隧道，想象出一个不一样的未来，一个“如果可能”的未来，一个因为我做了不同的事而让吉姆仍然好好活着的未来。
我十一二岁时，曾被一只棒球击中前额，整整的一天时间都带着轻微的脑震荡在漫步游走。现在的感觉就像当时一样，好像周围包裹着一层厚厚的羊毛，陷身在浓雾里，我没真正接收到什么外来的信息，就像做梦一样，只是把这一切直接铭印到记忆深处，混乱，模糊，而且支离破碎。
浓雾散去时已是九点四十五分了，我看着墙上的时钟，这里是中城北区分局二楼的一个正方形房间，我模糊地记得自己坐上一辆蓝白相间警车，被带到这里。其实这段距离步行就可以了，这个分局在第八大道西边的第五十四街上，离幸运熊猫非常近。
我想这整个分局的人一定都知道幸运熊猫这家餐厅。警察很奇怪，都喜欢吃甜甜圈，但他们也同样动不动就进中国餐馆，因此该分局的警员一定有不少人是幸运熊猫的老主顾。这让我那个“如果可能”念头又多了一个可能性，为什么不恰巧有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当时也去用餐？这样的话，那名杀手只要看上一眼就会走了。
九点四十五分，这是事发后到现在我第一次注意时间。我和吉姆见面是六点半，我们谈了大概一两分钟，我去了厕所，上了厕所，然后从里面冲出来……
之后三个小时就这么不见了，仿佛不曾存在一般，完全不见了。我一定在这里站了或坐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等着有什么事发生，等着有人来告诉我需要怎么做，我八成表现得极为合作，完全没有知觉。时间这样流逝，也不觉得烦躁或难受了。
“马修吗？这儿，为什么不坐下来呢？我们得再重来一遍，之后你就可以回家休息了。”
“没问题。”我说。
这位探员叫乔治·威斯特，瘦得骨骼突出。尖鼻子尖下巴，留着一副精心修剪的胡须。他是那种毛发又黑又浓的人，我猜他今早起来一定刮过胡子，但现在又需要刮了，这他自己也知道。他习惯性的会摸摸自己脸颊或下巴，用手指划过毛喳喳的腮帮子，好像随时检查自己是不是又该刮胡子了。
此人年约四十，五英尺十英寸高，深棕色的头发，同样深棕色的凹陷眼睛。我留心并记住了这一切，但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不会有人要我描述负责办案的探长是什么样子，他们只会要我描述凶手，但这一点我完全帮不上忙。
“很抱歉耽搁你这么久，”威斯特说，“但你知道操作程序就是这样，你也当过警察，对吧？”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了。”
“我好像在局里见过你，你和乔·德金很熟，不是吗？”
“我们认识多年了。”
“现在你为自己工作。”我掏出皮夹，给他看我的执照。“不，不用，”他说，“你以前就让我看过。”
“这种事不容易记得住，包括你出示过什么证件，还有出示过给谁看。”
“是啊，每个人好像都想弄清别人的底细，这样的经验累积下来，很容易会让你有自动出示证件的习惯。你一定累坏了吧。”
是吗？我自己没感觉。
“而且急着回家。”他摸摸下巴，摸摸脸颊，“死者是吉姆·马丁·费伯。”他看着卡片道，然后是吉姆家的住址，他印刷厂的名字和住址，每念一条就抬眼看看我，确认一下。
我说，“他太太——”
“贝弗莉·费伯太太，住址一样，我们通知她了，事实上，现在应该已经有人到她那里去了，请她做一次正式的辨认。”
“我也得去看看她。”
“你得等休息过后再去，马修，你自己也经历了一场惊吓。”
我应该跟他说，所谓的惊吓已经过去了，我又找回我自己了，不管是好是坏全都回来了，但我只点了点头。
“费伯是你朋友吧。”
“我的辅导员，”这个说法他没能听懂，我也很后悔这么说，因为又得重新解释。倒也不是有什么不好解释之处，尽管所谓的匿名戒酒协会顾名思义有不泄露成员姓名身份的传统，但这只是为了不打扰人的正常生活。“我AA的辅导员。”我说。
“AA是指那个匿名戒酒协会对吗？”
“是的。”
“我还以为任何人都可自由参加，我不知道你还得有人辅导。”
“可以不必，”我说，“辅导员是你加入之后视自己的需要找的，兼有朋友和咨询两种身份，就像犹太教里拉比一样。”
“一个经验丰富的前辈吗？负责指点你，防止你犯错，是不是这样？”
“不完全是，”我说，“匿名戒酒协会不考核不奖惩，唯一会让你陷入麻烦的是你自己忍不住又喝了酒，辅导员是一个陪你谈话，听你倾诉的人，他可以帮助你保持清醒。”
“我个人倒没这样的困扰，”他说，“但很多警察有，这一点也不奇怪，每天总得面对各种压力。”
你想喝一杯时，每种工作是都是压力。
“因此你们两个约好一起吃晚餐，你心里有些解不开的事，需要找他谈谈？”
“不是这样。”
“你结婚了，他也结婚了，你们两个却星期天晚上把各自老婆丢在家里，约好到一家中餐馆吃饭。”
“我们每个星期天晚上都这样。”我说。
“真的？”
“真的，很少例外。”
“所以说这是例行了？这也是匿名戒酒协会的标准程序吗？”
“协会没什么标准程序可言，”我说，“除了别再喝酒，而且严格来说这也不是你所谓的标准程序。我们的周日晚餐起于我们辅导关系开始之时，是某种建立相互了解的方式，但多年下来，变成只是一种单纯的友谊关系。”
“‘多年下来’，那他担任你的辅导员很久了吗？”
“十六年。”
“真的，十六年？这十六年时间你一杯酒也没喝过吗？”
“到目前为止没有。”
“你仍然参加聚会？”
“是的。”
“那他呢？”
“他之前也很少缺席。”
“意思是他最近不去了？”
我努力想找到一个较周全的答案给他，他也看出了这一点，于是脸红了，“抱歉，”他说，“解释起来太复杂了是吧。”他低头又看看卡片，“每个周日晚上，而且是同一家餐馆吗？”
“都是吃中餐，”我说，“但餐馆不一定。”
“为什么选中餐？有特殊的理由吗？”
“只是习惯而已。”
“也就是说，你们可能每一周都选一个不同的餐馆，而且见面之前才决定。我想弄清楚的是，谁知道你们两个今晚去那里？”
“没有其他人知道。”
“我听说你们并没预约。”
“你是说和幸运熊猫？”
“是的，我想也不会有谁到那里吃饭还提前预约的，中饭可能还需要，平时上班时间，中午生意还不错的。可是周末的晚上，那里空得你都可以带枪去打野鹿了。”
“或打人。”我说。
他盯着我，一时不知如何回应。他深吸一口气，接着问我是谁选了这家餐馆。
“这很难讲，”我说，“让我想想。他先提议去五十八街上的一家，但那家关门了；然后我提议去唐人街，他说那里太不方便了，我想，先想出幸运熊猫的人应该是他。”
“那是什么时候？”
“就在昨天，我们在电话里决定的。”
“还约好了时间和地点，”他记了下来，“之前你最后一次见他是……”
“星期五晚上，聚会时。”
“也是匿名戒酒协会的聚会，是吗？然后你们昨天通了电话，今天按约在餐馆碰面。”
“是的。”
“你跟谁说过你们在哪里吃饭吗？”
“可能跟我老婆提过，但我不能肯定。”
“除此之外呢？”
“没有了。”
“那他有告诉他太大吗？”
“可能吧，他很可能告诉太太和我约好了吃晚餐，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具体地说去哪里。”
“你认识他太太吗？”
“只是见面打招呼而已，这十六年来，我见她可能都不超过二十次。”
“你们两家不来往吗？”
“我和吉姆是好朋友，仅此而已，我和埃莱娜跟他们夫妻俩吃过两三次饭，绝对不会超过这数。”
“埃莱娜是你太太？”
“是的。”
“那他们处得如何？”
“吉姆和老婆吗？”
“嗯，他跟你谈过吗？”
“最近没有。”
“那就你所知……”
“就我所知，他们相处得还不错。”
“就算不太好，他也不会直说？”
“我想是这样的。”
“那就你所知，他和谁有过矛盾？”
“吉姆和谁都处得好，”我说，“他是个很和善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没任何敌人。”
他语带怀疑，这是警察的通病，“就算有，”我说，“我也不知道。”
“他生意方面如何？”
“生意？”
“嗯，他是搞印刷的，不是吗？在这个区有家印刷店？”
我掏出我的名片来。“这就是他替我印的。”我说。
他用拇指抚摸着名片上凸起的字，也许他想知道这张名片是不是该刮刮胡子了。“印得好，”他说，“这张给我可以吗？”
“当然。”
“你对他生意方面有任何了解吗？”
“我们不常提到这个，不过两年前他曾说到考虑停业。”
“不想做了是吗？”
“他做烦了，我猜大概生意清淡得令人提不起劲来，有一阵子，他想加盟开个咖啡吧，每次看到这附近又有新店开张时，这种念头就会浮现一次。”
“我妹夫也开了一家，”威斯特说，“做得不错，但就是工作时间很长。我妹妹和妹夫两个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给搭进去了。”
“总而言之，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继续他的印刷业务。有时也会提到退休，但我从不认为他真会立刻付诸实施。”
“资料上说他六十三岁了。”
“差不多吧。”
“是考虑退休的时候了，不是吗？”
“我不知道。”
“他有没有跟你谈过他的投资或贷款这方面的事？”
“没有。”
他摸摸自己下巴，“或任何可能和犯罪有关的事情？”
“和犯罪有关的事情？”
“比如说，有人要争抢他生意之类的。”
“如果有人打算这样做，”我说，“他会连店门的钥匙都交给他，并祝他生意兴隆，财源广进。他是靠经营这个小店过活，但靠这个发不了财的，不会有什么帮派会看上他家店的。”
“他接过他们的生意吗？”
“你是说帮派？”
“我是说犯罪组织。”
“天哪。”我说。
“这并不像表面起来那么荒诞。马修，犯罪组织的生意跟一般的生意一样，也同样需要一些货物和服务，他们需要在专用信纸上印公司头衔，需要收据和货单，以及，是啊，以及公司的名片等等，不知道还有什么，总之会很多。比如说有不少餐厅的背后老板便是帮派人物，他们的菜单也得找人印刷，没有理由认为你的朋友一定不会接到这种印刷生意，很可能他也根本不知道其客户的真正身份。”
“你这么说是有可能，只是——”
“也很可能他们会要他印那些不太正当的东西，比如政府表格或某家公司的空白货单之类，也许他答应了，也许他不肯干，也许他事后才知道一些他最好不要知道的事。”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我是指你的朋友费伯看起来是被职业凶手杀的，这些家伙不会为了练习而杀人。如果他卷入这种事，不管他是不是无辜的，你帮他保守秘密对他绝没有好处。”
“相信我，我绝没有为他保守什么秘密。”
“你能想到有谁希望他死吗？”
“没有。”
“他交往的
哪个人有可能雇人杀他？或犯罪组织有没有谁跟他结怨？”
“答案还是一样，没有。”
“你到了餐厅，找到他坐了下来，他看起来如何？”
“老样子，平静友好。”
“能不能看出什么在困扰着他？”
“看不出来。”
“你们谈了些什么？”
“无所不谈啊，哦，你是指今晚？”
“你去盥洗室之前和他聊了一两分钟，你们的谈话内容是什么？”
我得想想，艾克和麦克，然后是什么？
“空调。”我说。
“空调？”
“空调，餐厅把空调开到最大，冷得像个冰盒子似的，我们于是谈到这个。”
“换句话说，不重要的交谈。”
“不重要，随时会忘记。”
他换了个角度，问我是否碰巧看到凶手一眼，我说这我开始就说了，凶手跑出门后，我才从盥洗室出来。
“回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说，“不同的事物会引起不同的回忆。你的心常常不让任何信息透漏出来，常常固守着一整串的记忆，不让你接近它。”
“我可以告诉你一些这方面的实例，但完全和今天发生的事无关。我听到枪声时人还在盥洗室里，我马上冲出来，只看到事情的结果，我也立刻冲到外头街上，希望能看到杀人凶手是谁。”
“你没看见。”
“完全没有。”
“所以说你不知道他高或矮，胖或瘦，黑或白……”
“我知道其他目击者说是黑人。”
“但你没有亲眼看到。”
“没有。”
“也不是原先在餐厅里的某个黑人。”
“我没留意餐厅里的其他客人，无论开枪前还是开枪后。但餐厅原来很空，哦不，我想餐厅里本来一个黑人也没有。”
“那有没有看到某辆车子开走？你冲出去时有没有留心这件事？”
“我注意了，因为我冲出去就是找这个的，看看有没有人逃跑或有车子匆忙开走。”
“但你两种都没看到。”
“都没有。”
“或某辆出租车或……”
“也没有。”
“现在，你也想不出任何人有理由要吉姆·费伯死。”
我摇摇头。“不能说这世界一定没有这样的人存在，”我说，“但我想不起有谁，而且我根本想不出任何理由他会被杀。”
“除了今晚真的发生了这种事。”
“是，除了事实如此。”
“那你呢，马修？”
我瞪着他。“我没明白你的话，”我压着火气，“你说是我的安排，自己溜进盥洗室里，好让我花钱雇来的某个杀手进来开枪？”
“别激动……”
“那是因为太荒唐了，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别激动，”他说，“坐下来吧，马修，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
“完全不是。”
“可听起来你是。”
“呃，那八成是我的错，但我真不是这意思。我说‘那你呢？’意思是有没有人希望你死？”
“哦？”
“但你却想成……”
“我知道我想成什么，抱歉，我有点失控。”
“哦，你也没骂人也没大叫，但你脸一下就沉了下来，我还真怕你一拳打就过来了。”
“我想我比自己意识到的还要疲惫。”我说，“你是说凶手可能是杀错人？”
“凶手不认识被害人时，总是有这种可能。费伯，比你大几岁是吧？”
“我比他高两英寸，但他胖一些，腰也比我粗，我不认为我们长得有什么相像，没人曾经把我错认成吉姆，我只能这么说。”
“你有任何仇家吗？比如，你还在当警察的时候？”
“这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乔治，我离开的时间已远远长过我干的时间。”
“好吧，那你最近有没有跟谁结仇？你是私家侦探，你有没有案子牵扯到某些犯罪集团什么的？”
“没有。”
“有没有可能因为你查案而不小心得罪了谁？”
“完全没有，”我说，“最近我的工作对象通常是律师，追踪证人的人身伤害以利于债权债务官司等等，我还雇了个懂电脑的小鬼帮我料理大部分的业务。”
“所以你也想不出任何这方面的可能。”
“想不出。”
“好吧，那你何不先回家去呢？好好睡一觉，看看明天会想起什么。你知道有时候会这样的，不是吗？”
“怎样？”
“还是认错人的问题。我对这案件子有个想法，上帝知道，这种情形也不是第一次了，某个人看见你，错认为是他恨之入骨的混蛋，比如在毒品交易坑过他或睡了他老婆等等蠢事。我知道很多这样的案子，牵扯到某个家伙，这家伙可能完全不像你朋友的样子，但照样有人就开枪了，把子弹打进他身体里，事实上受命开枪的人根本就他妈的跑错餐厅了，他威风凛凛地到第八大道的幸运熊猫宰人，但其实应该是第七大道的金兔子或第九大道的胡芳铺。”
“可能吧。”
“月圆了，你知道。”
“我没注意到。”
“哦，被云挡住了，你看不到，但从日历上看是这样。确切地说应该是明晚，但已经很圆的了，这种时候奇怪的事情总是特别多。”
我记得星期二的月亮，凸月，现在则成了一轮满月了。
“先回家去吧，那些穿制服的正在逐个询问现场目击者，还有事发时在街上的人，或这附近谁正巧伸头向窗外看会不会不雨的人。你清楚这一套的，我们什么都得过一遍，还会听听线民那边有什么消息，如果走运的话这个乱扣扳机的家伙也许会被我们抓住，”他又忧心起自己下巴来，“当然不可能让他再回来了，你的好朋友，”他说，“但这是我们会做的，也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
我顺着第九大道步行回家，一路经过很多家酒吧，每看到一家酒吧我都感觉自己心跳一阵加剧，这应该是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吧。我几乎无法忍受我脑子出现的一幕幕情景，酒的感觉向着我迎来，然后又退回到我心中黑暗的深处。
吉姆，你还在吗？让我们干杯吧，沉沦吧，让俗世远离。干杯，老朋友。
谢谢你这十六年来让我一直保持清醒，谁说没有你我能走得过来？现在，我要以忘掉你教我的每一句话，来尊重你给我的回忆。
不，我不这么认为。
吉姆停步下来，看着《纽约重案组》中的西波维奇在他儿子死后喝着酒。真是个小丑，他说，真是个他妈的蠢货。
他没办法啊，我说，他只是个演员罢了，他只能按剧本要求的演。
我得跟编剧谈谈。他说。
所以说我不会去杯酒喝的，但我不能假装我没有这种渴求。我的眼睛看着每一家酒吧，每一个眨着眼的啤酒霓虹灯，我的嘴里可能生着唾液，但我的双脚仍持续向前迈进。
我抬头找月亮，找那轮满月，但我看不到。
我踏入我们大楼厅廊时，忽然一阵焦虑抓住了我，进入电梯后我心中浮出我即将在十四楼所看到的景象，房门被踢开来，家具翻了一地，绘画被划破。
还有，更可怕的……
房门关着而且上了锁，在掏钥匙之前我先按了门铃。门被我打开时埃莱娜已站在门边，她说了什么，但看了我的脸色之后停了下来。
“吉姆死了，”我说，“被我害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