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近中午才起床，一点钟时到艾维斯租了辆车，开去E—Z库房。整个下午我都在那里，还找了管理员谈话。管理员是个叫利昂·克雷默的男人，他很快警惕起来，开始顾左右而言他。
埃莱娜在我们公寓往西几个街区外一处仓库也租了间库房，把店里摆不下的一些画和艺术品都堆在那里。但这个位于新泽西的E—Z库房的管理系统不一样，没那里警备森严。在那里，我和埃莱娜进出自己的库房都得签名，但E—Z这里夜间不管制，二十四小时可以进出，当然安全系统也没到那种水平。在克雷默的办公桌上有一块字体硕大的告示牌，说明此地储放货品的安全概由租赁者自负，在我和克雷默交谈的前五分钟内，这一点他强调了三次之多。
因此，这里没有人员进出的记录，对顾客货物的保护也仅限于铁门上那些大锁。
“他们白天晚上任何时间都可以来，”克雷默说，“某人的大舅子有货想堆进来，他们也只要交钥匙给他，根本不必把名字登记在进出的记录本上，他们也没人愿意每次出入都得签名、佩戴通行证、填写一大堆表格。我们这里求的是方便省事而不是安全，承租我们库房的客户不会把珠宝放在这里，真正重要的或贵重的东西他们会送到银行的保险箱，这里有的只是某人妈妈的餐厅摆设或谁家父亲旧办公室的老档案，在家里还腾不出空间前先扔这里，这些玩意儿运回家也是直接上阁楼，除非你把房子卖了搬到一间花园公寓去。”
“或放一些暂时不方便放家里的东西。”我补充。
“我只能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也不想知道，我们唯一关心的是每个月一号客户的支票是不是准时送达。”
“库房就等于他们自己的城堡。”
他点头，“有一个区别，你可以住城堡里，但你不能住在这里。只是这里利用的方式还有很多，我们称之为库房，但客户并不一定全拿它当库房使用，你看到外头那牌子没有，‘第四个房间出租’？我们为客户提供的就是你的房子或公寓所没有的空间。我们有位客户放了艘船在这里，连同船的马达和运船的拖车，因为他住的地方没空间可摆；另外一个客户则把工作坊设这里，做木工的工具、修车的工具、还有一堆各种各样的工具，全都放进来。唯一做不到的是让人搬进来住，这不是我们规定的，是郡里或市里，反正就是公家的法令，不许住人，这里倒也没有人以身试法。”
我出示了我的工作执照，解释给他听，我受他一位客户的委托，因为他储放的货品不见了，但他不打算闹到警察那里去，除非确定是他自己手下员工监守自盗。这是很有可能的，克雷默说，某些家伙手上有钥匙，决定不经老板同意大家动手拿走了。
我离开时，身上多了张清单，是约翰·肯尼和巴里·麦卡特尼被射杀这一侧库房的所有承租人名单。我是编了个借口搞来的——也许这里其他客户有人看到或听到什么——克雷默毫不犹豫地给了，也许他是想快点打发我走，也可能是聊了一会儿我们已成为老朋友了。我查看了一下，巴卢的库房名义上是由一个名叫J.D.赖利的家伙承租的，住址在皇后区的中村。
我到街对面买了三明治和薯条打发了晚餐，并顺带问了几个问题，然后再回E—Z库房。用米克的钥匙开门，再看一次枪杀现场，我仍可清楚闻出来当天晚上所有的怪味，只是这会儿淡多了。
我带了扫帚和簸箕，仔细清扫了所有的玻璃破片，倒进个褐色纸袋里。按常理，这些破片中极可能存留着可辨识的指纹，只是那又怎样？就算真的有，而我也找到了，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一枚指纹可定一名嫌疑犯的罪，但它不能凭空生出一名嫌疑犯来。你得有一组的完整指纹，还要有联邦的记录档案可以核查。从办案的观点来看，只有当嫌疑犯已被扣押或案件已经起诉的情况下，指纹才能有用。
但目前即使是这种可能性都没有，谋杀现场已被清理得干干净净，案子也没报到警方，尸体已被运走，埋进了没标示的土坑里。我手中唯一的证物是威士忌瓶子的碎片，我知道这样摔破别人威士忌构成犯罪，但谁会为了抓住打破酒瓶的罪犯而千辛万苦地追查一枚指纹呢？
我先站在入口处，听了会儿外头车声，再把铁门完全拉到底。于是我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了。但这很难证明什么，毕竟车流声没那样响。
我想搞清楚的是枪声的问题，我估计凶手在开枪前肯定先把铁门拉下，但这不一定就能让室内室外完全隔音。
当然他们可能装了消音器，如果是这样，那就不是之前所推测的那样见财起意的非预谋抢劫案了。几个有脑子的歹徒出没于此并不让人意外，无意中瞥见有这么多箱好酒也很正常，这些人身上又刚好带着枪也算合理——相当数量的人，而且比你想象中的多，出门永远带着枪。
但谁会随身携带消音器？据我所知一个也没有。
我重新拉开门，走出去四下里看看，约摸五六间库房之外，有名男子正从一辆普利茅斯旅行车后门搬出纸箱，堆进他租的库房。一名穿卡其短裤和绿色露肩衣服的女子则倚着车子，袖手旁观。车子的收音机开着，但声音太小了，我只能说是音乐，但听不出是什么。
除了我的福特外，这应该是建筑中唯一的一辆车子。
我初步认为，凶手可能无须降低枪声的音量。如果近距离不会正巧被人听到，那几响枪声又会怎么会引起注意呢？只要铁门是拉上的，在音波所及范围内的人，比如说某个从卡车上货下货的人听来，这四到五响枪击不过像榔头敲打的声音罢了。毕竟这里是郊区，不是红钩住宅区，你甚至不会想到那是枪声，更不至于一听到车引擎逆火的爆炸声就冲到街上来一看究竟。
问题，为什么要枪杀他们？
“姓名和住址，”TJ说着，眉头紧皱，“这就是那两个家伙挨枪子儿的地方，租库房的所有家伙。”
“根据该公司提供的记录。”
“某个混蛋杀了两个家伙，弄一卡车酒，你以为这种人租房间时会留真实姓名吗？”
“可能不会，”我说，“但什么奇怪的事都可能发生，几个月前有人抢银行，他递给柜台人员的纸条是有他名字的存款单。”
“笨死不偿命，这不是吗？”
“似乎是这样，”我同意，“如果说凶手用了假名，这对我们也有帮助，只要我们发现这名单上某个名字不是真的——”
“妈的，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记录上有的人，一个是记录上有但不存在的人。”
“两样也许都不能证明什么，”我说，“但这是一个切入点。”
他点头，摆好键盘，开始敲打起来，又换成鼠标。我送他一台电脑当圣诞礼物，这个电脑和他本人同时搬进我在西北旅馆这个小房间。埃莱娜和我一起住进公寓后，我仍保留着这个对街的房间，是办公室也是私人空间，当我渴望独处时我有个地方可去，坐窗边好好想自己的心事。
我认识TJ是在四十二街上，早在他们重建美化杜斯区之前，他就认定自己是我的助手，他也很快证明他不仅对大街上的种种了如指掌，而且异常机灵。埃莱娜在第九大道正式开店营业，他又跑去帮忙，并在埃莱娜偶尔不在时挑起大梁，再次展现他在销售画作和艺术品方面的才华。我不知道他在搬进我的老房间前睡哪儿——我唯一有的联络方式是他的呼机号码——但我想他总有办法找到睡觉的地方。大街上的生存伎俩越多，你就越吃得开。
有电脑后他学起来就像他吃东西。我还在翻着《电脑世界》杂志，想在那一片我都认识的文字中弄懂他们到底在说什么时，他已飞快敲起键盘，时而皱眉，时而吹口哨，并在我给他的纸上记这个记那个。一小时不到，他将利昂·克雷默所提供的承租人名单全确认了一遍，就连电话号码的查证，也只差两家了。
“这并不表示这份资料告诉我们的只有这些，”他指出，“也有可能哪个家伙租了房间，也保留了真名，只是这个真名是另外某个人的真名而已。”
“不太像。”我说。
“这件事情整个说来就是不太像。我在我租的库房里，刚好看到你有一屋子的酒，又刚好口袋里有枪而且刚好旁边还停着一辆卡车？”
“前半部看来像真的，”我说，“你在那里，你盯上了威士忌，但为什么开枪打我？”
“如果在我把你的酒搬上卡车时，你可能不乐意只呆呆站旁边看。”
“为什么不等？”
“稍后再动手，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为什么不呢？我只开了辆旅行车来，也带不走几箱，其他的只能乖乖等过一会儿开辆卡车并且找帮手来搬，你甚至等到晚上再拿都没关系，那个时间被人不小心撞见的可能性小多了。”
“你先走开，再回来，然后你只要对付那个锁就行了。”
“这不好吗？你可用钻子钻，用钢锯条锯，或者喷了氯利昂再用锤子砸，你认为哪个更方便？处理一个大锁或干掉两个大男人？”
他敲着名单，“听起来我们好像在这里浪费生命。”
“除非名单上有人不小心看到什么或听到什么。”
“可能性很小。”
“人生中发生的大部分事可能性都很小。”
他看看名单上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摇着头，“我大概还有电话得打。”
“我来打。”
“不，我打，这些家伙多半住新泽西，由你打，他们会收你电话费，我打，统统免费。”几年前，我曾经求助过两个还念高中的电脑骇客，为了感谢我的知遇，他们主动给了我一份礼物。在侵入电话公司迷宫般电脑系统为我查案同时，他们顺便动了点手脚，让我往后的长途电话完全免费。他们这个举手之劳，让我觉得自己侵害了电话公司利益，有相当的罪恶感，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感觉也就慢慢淡去，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某个长途电话到底付费了没有，而且老实说，我根本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调回来。
免费长途电话是这个旅馆房间的，因此TJ住进来便归他了。他接了另一条电话线给电脑，这样他便可以边敲键盘边打电话。
这是新时代的，我知道方便又有效。我是属于旧时代的，总是不情愿地安慰自己，我太老了，学不了新把戏了，我会的只是挨家挨户敲门，问一堆问题。
“用你那种布克兄弟的口音吧。”
“哦，真要这样吗，大哥？我还在想装个凶神恶煞的声音呢。”他眼珠一转，那种中上流社会的夸张做作的腔调和用语马上出现，“让我向您保证，先生，我绝不会掺杂任何一点非裔美国人的发音及用语。”
“你这样说话我很喜欢，”我告诉他，“好像看一只小狗在用两条后腿走路。”
“你这算恭维还是骂人？”
“也许两者都有，”我说，“还有，记得一件事，你说话的对象是新泽西人，你咬字太清晰，他们可能会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埃莱娜和我一起吃晚饭，然后去看了场电影。我跟她说了目前我正在进行的事。“我不认为TJ会找到什么，”我说，“昨晚这桩枪击事件发生时，似乎没有任何承租人在现场附近。就算有，如果他们看到或听到什么，那才真是怪事呢。”
“那你要怎么走下去？”
“我可能把钱退回给他，或应该说让他尽可能把钱拿回去。金钱的事小，我想他的问题是害怕。”
“米克会害怕？很难想象有什么东西会让他害怕。”
“绝大多数的硬汉都常有害怕的时候。”我说，“所以他们在处理麻烦时才需要如此心狠手辣。或者退一万步说，我想他很不安，这种不安也合理，有人毫无理由地下手杀了他的两个手下，开这几枪看起来根本没有必要。”
“那就是某种通告？”
“看来是这样。”
“但不是个明确的通告，如果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应的话，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不清楚，”我说，“他没跟我说太多，我也没问，也许他跟谁在哪件事上结了仇，也许目前这个只算是情势明朗之前的某种拉锯。”
“街头势力范围争夺战？诸如此类的事吗？”
“是的，诸如此类。”
“这就不是你的战场了。”
“是的，这不是。”
“你不会参与的，对吧？”
我摇摇头，“他是我的朋友，”我说，“你喜欢讲人的前世和佛家那些因果轮回之说，我不知道自己相信多少，但我也不排除是这样，米克和我有某种极深沉的牵连，这是很肯定的。”
“但你们活在不同世界。”
“完全不同，他是个职业性罪犯，我指的是他日常的所作所为，我呢，虽然说不
上死后会成为圣徒，但基本上，我们两人是分别站在法律相对立的两边。”我想过这些。“我这么说是假设法律只有泾渭分明的两边，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这样。上个月我帮雷·格鲁利奥办的案子，目的就是让他的当事人能无罪开释，然而我清清楚楚地知道，那个混蛋绝对是罪有应得。因此，在某些特殊的案子里，我的工作是看看正义有没有机会得到实践，我当警察时，我做伪证的次数多得自己都记不清了，我作证让其被定罪的人，有些的确是干了他们被控诉的事，也有些干的事，我们根本无法用法律来制裁他，我从未害过一个无辜的人或他妈的让一个不该蹲监狱的人被关，但我用谎话送他进去，这样我该算站法律的哪一边？”
“真是辩证深刻。”
“是啊，我是老苏格拉底。不，不会的，我不会介入米克的个人麻烦，他得自己去处理，我想他能处理得了，不管这是什么一种样的麻烦。”
“我希望这样，”她说，“但我还是很高兴你能置身于这件事之外。”
这是星期二的事。我们回到家时看到TJ留的口讯，但时间实在太晚，我只能等第二天早上才回电话。TJ在电话中告诉我，他和名单中每个人联络过，包括那两个没留电话的。
“电脑让你长了全世界最长的手臂，”他说，“你好像变成塑料人，你可以就坐在这里，把手伸到别人的口袋里，可如果口袋是空的那也是白搭。”
也就是说，他的查询结果是没有结果，名单中只有一个人在事发当天去了E—Z库房，她印象中没看到或者听到什么特别的，更不要说产生怀疑。若说那里真有人开了辆满满一卡车的酒，她没注意到；如果说那里响过枪声，或其他随便什么异常的声音，她也没听到。
我打电话到葛洛根给米克，留了口信要他回，又试了他另外几个电话，还是没人接。他在市里有好几处公寓，想睡觉或自己一人喝酒不愁没处去。我去过其中一处。那是内林附近一幢战后老建筑里的单室套公寓。里面的家具少得不能再少，只有一个柜子，里面放了两件换洗衣服；一台有兔耳式天线的小电视机，厨房架上有两瓶詹森牌威士忌，最重要的的，租约上写着别人的名字。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花工夫试打每个电话，最终放弃挂上电话时，我也不怎么在意没找到他。说真的，所有我得报告的就是没有报告，因此，半点都不急，我能等。
我戒了酒并开始出席匿名戒酒聚会，听很多人讲过很多他们如何保持清醒的方法。最终来说，我发现并无通则可循——某方面很像是生命本身——你要采用什么方式，完全看你自己。
一开始我远离酒吧，但和米克结识之后，我发现自己偶尔会在他店里和他坐上一整夜，喝可乐或咖啡，看着他一杯一杯灌他的十二年爱尔兰威士忌。这样的经历一般来说不值得肯定——我当然也不推荐别人采用——但到目前为止，我并不感觉有何危险，或哪里不恰当。
聚会里的智慧之言，某些我遵行不悖，某些我则没有当真。关于戒酒十二步骤，我曾花了相当的心思在上面，然而我不得承认，近些年来它们很少在我意识里占醒目的位置。与此同时，不管是祷告或是冥想都让自己感觉非常好。
但无论如何，有两件事我一直信守着。每一天，我都没再喝一杯酒；以及这么多年了，我仍持续参加聚会。
我不像以前去得那么频繁。一开始，我的确他妈的等于生活在聚会里。然后有一阵子，我开始想，我是否滥用了基本权力，去得太频繁了，从而占用了别人也需要的椅子。我问吉姆·费伯——这是在我请他担任我辅导员之前——他要我不必担忧。
那些日子里，我很少一整星期不参加一次以上的聚会，我估计正常情况下约两到三次，其中最常出席的是——除非我周末出城，要不然我几乎没误过——每个星期五我们这一组的聚会，地点是阿波斯托的圣保罗教堂，在第九大道和六十街交会口，离我住处三个街区。在过去喝酒的日子里，我到这间教堂点蜡烛，并寻求慰藉似地把钱默默塞入救济箱中。戒酒之后，我改坐地下室的折叠椅子上，饮用保丽龙杯里的神圣咖啡，然后扔一块钱到篮子里。
开始的那段日子，聚会里听到的种种我多半不信，虽说这些故事本身已经很不寻常了，但对我而言，更难以相信的在于，这些人每天晚上自愿上台发言，把自己最隐私的秘密讲给满屋子的陌生人听，然而，最不可置信的还在后头，几个月以后我发现我也一样开始表白，从此接受别人这些私密心事就非常自然了。于是我不再去细究这些故事的真假，只是单纯地被它们感动，我也一直乐于听到更多的故事。
聚会结束我和吉姆·费伯到火焰餐厅喝咖啡，这些年来他始终担任我的辅导员，我们也一直保持着每星期天一起吃晚餐的惯例。当然偶尔会因为他或我有事而不得不取消，不过总的来说我们见面的次数还是远远超过取消的，地点是附近一家中国餐馆。谈话便从酸辣汤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幸运饼干。最近几次我们讨论他的困扰比较多一些——他的婚姻生活一直起起伏伏，还有他的印刷生意几年前几乎倒闭。就算我们成功解决了彼此的难题，这个世界也总是有新的麻烦让我们讨论。
我们喝完咖啡，各自付了账。“走吧。”他说，“我陪你走回去。”
“我还不回家。”我说，“不过我去的地方也正好顺路，我得去报个信，你不会喜欢到那里去的。”
“是酒馆吧，我猜。”
“葛洛根。我替巴卢跑了一整天，现在得过去一趟，把我调查结果告诉他。”
“就是你稍早时候说的那件事？”
聚会中，偶尔我会有限度地谈到自己的困境，今晚我也提了一下手中这件案子带给我的困扰，只是所有细节部分完全隐去。
“在你还不知道事情究竟如何时，”我告诉吉姆，“实在很难作出正确的抉择。”
“这一点那些宗教狂热者就比我们厉害，”他说，“他们总是知道。”
“只能说不如他们了。”
“是啊，”他说，“而且差距似乎越来越大。每一年，我都会有几样弄不明白的事物，最后我做了个结论，人真正成熟的标示是，你不确定的事物越来越多。”
“如此说来我八成已经长成了，”我说，“时候也该到了。我们这星期日照常吗？”
他说照常。走到五十七街拐角处，我们握手互道晚安，他往右转，我过马路，一开始我无意识的自动朝凡登大厦入口走进去，猛然想起，才抽回脚步继续前行。我非常疲惫，其实大可打电话联络巴卢，把该告诉他的事用电话讲给他听。
然而我还是按原计划，绕过我住的大楼，径直往第九大道走。我又走了三个街区，经过埃莱娜的店，然后等绿灯过街到第九大道西侧，又走了一个街区，就在我一脚踩下五十三街人行道边时，一名矮而壮、满头黑发紧黏着脑袋的男子忽地窜到我面前来，拿着一把枪在我脸前舞挥着。
我的第一反应是生气。这家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怎么他接近我时我会一点知觉也没有？这些时候犯罪率是降低了些，街上也感觉安全不少，但你还是得保持警觉，我这辈子无时不保持警觉，这会儿是怎么了？
“斯卡德。”他开口。
我听他叫我名字，感觉好些。最起码我不是那种莫名其妙的倒霉鬼，因自己一时糊涂沦为抢匪的俎上肉。这是让人安心了一点，但改善不了眼前的局面。
“到这边来。”他说，用枪比了比方向。我们过了人行道，走到街边的阴影下。他站我面前，手枪片刻不离我脸部，此时第二个人出现在我背后，正背后，因为我看不到他，但我清楚感觉到他的存在，还闻到他混着啤酒和烟草的呼吸气味。
“你最好别再到新泽西那个库房里问东问西。”
“好的。”
“啊？”
“我说的是。你要我别插手此事，我也乐意退出，没问题。”
“你这是识时务？”
“我这是想活活好着，”我说，“而且省得我们两边头痛，尤其是我。我接了个工作，查不出个所以然来，现在我正要去告诉那个人，要他另请高明。我是个结了婚的人，不再年轻好胜了，一时意气不适合我。”
他鼻孔掀动着，眉毛挑高成弓形，“他们说你是个硬骨头。”
“几年前是。等你到我这把年纪，你看看到时候自己有多硬、有多难缠。”
“你真打算把这档子事全忘了吗？新泽西，一箱一箱的酒，那两名爱尔兰佬？”
“哪两名爱尔兰佬？”
他瞪着我。
我说，“你看，我这不全忘了吗。”
他死死地看了我一眼，我看得出他表情中的失望之色。“好吧，”他说，“看来说服你比原先想象的容易，但该做的还是得做，”我应该听得懂他的话，我背后那人架起我双臂并且紧紧夹住时，我更知道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我前面那家伙把枪插回皮带，右手紧握成拳。
“大可不必如此。”我告诉他。
“当保证金吧。”
他准确地击中我腹部腰带处，用了相当的力气。我有充分时间凝起腹肌，这帮我顶住一部分力量，但他这拳很漂亮，肩膀又跟着上来。
“抱歉了，”他说，“再打两下，嗯？”
去他的，我才不要再挨两下。我准备反击，把整个动作先在心里模拟一遍，趁他拳头往后拉的空当，我抬起一条腿，用尽全力往架着我的混蛋脚背猛踹下去，我感觉出骨头碎裂的咔嚓声，他惨叫一声，松了手，我立刻倾身向前，顺势一记快速右拳跟过去，这一拳擦中另外那个混蛋的脸颊。
我想，在对手有能力反击时，这家伙压根不想以拳技一较高低，他往后退，想抽出插在皮袋上的枪，我毫不放松地跟上前，先出一记右拳，然后瞄准他肋骨右下方，把全身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一记左钩拳挥出去。
我击中了我瞄准的地方，这一拳的效果也和我想象的一样。我看过太多拳手，只要肝脏处中一拳，人就整个不支地垮了不来。我的力道当然没职业拳手重，但我也没带拳套作缓冲。他像膝盖以下忽然被切断似的栽倒下来，在人行道上打滚，抱着自己身子呻吟着。
枪也掉落在人行道上，我抓起来，一转身，正好来得及对付另一个，也就是脚被我踹伤那个。这家伙拼命般地冲过来，一见我手上有枪，又停住了。
“动手啊，”我说，“来啊，动手啊，你他妈等什么！”
他的脸藏在阴影里，我看不出什么表情。他盯住我看，盘算着如何是好，我手指头紧扣住扳机，他大概注意到了，更可能这个发现帮他做了决定。他开始后退，退到阴影的更深处，然后不声不响绕过街角，跑了。按理说这家伙该有点行动不便，因为我伤他的脚伤得不轻，但他还是很迅速。这家伙穿着球鞋，我注意到了，我则穿着寻常的皮鞋，不大可能追得上，不过话说回来，要不是这样皮鞋对球鞋，我那一脚可能踹不开他的挟持。
这时另外一个家伙，就是头发像黏在头皮上那个，仍躺地上不住地呻吟，我用枪指着他，这把枪握在手上比它瞄住我脑袋时感觉小多了。我刚刚挨他那一拳时，恰巧一缩肚子柔软的部位，让我的皮带挡掉了一些力量，只是我腹部已不再结实了，明天早晨醒来一定比现在难受十倍。
他其实大可不必出手的，这个混蛋。
我怒火往上冒，俯身瞪着他，发现他也正看着我，我一抬脚就往他脑袋踢过去，踢他该死的脑袋，这混蛋。
但我克制住自己，放下脚来，我没踢下去。
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