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这两具尸体放到我们挖成的合葬坟坑中，在把他们弄进行李箱前，已经用两个黑色大塑料袋将他们分别装妥，这两个塑料袋便陪他们进入这安息之地。
“应该有人为他们念祷词，”米克站在坑边大大咧咧地说，“你们有谁会念什么祷词吗？”
我想不出什么合适的，只能保持沉默，安迪也是。米克开口了，“约翰·肯尼和巴里·麦卡特尼。哦，你们是好孩子，愿上帝赐以你们荣光，神所给予的，神可以拿走，奉圣父圣子圣灵之名，阿门。”他对着坟坑画了十字，垂下手来摇摇头，“你们想我操他娘的能想出什么鬼祷词来，他们应该有个神父才是，或至少也该有个正式的葬礼。哦，老天，他们应该再活上三十年。现在说他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都操他娘没用了，他们弄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大土坑，还有三个人对着他们摇头，可怜的小杂种，我们送人送到家，把他们埋了吧。”
填土比挖土花的时间少多了，但还是要一番工夫，我们只有一把铲子，同样得轮流上阵，就像刚才挖的时候一样。填妥之后有一小堆多出来的土，米克从工具房里弄出个独轮推车，把土铲上去，运到十五英里外的果园深处倒了。他推了空车回来，连同铲子一起收回工具房里，走回来又好好看了一眼坟墓。
他对安迪说，“在一英里外做个记号，可以吗？除了老奥加拉之外，谁也不会到这儿来，奥加拉也不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事，老奥加拉是个好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睁只眼闭只眼。”
农庄厨房的灯依然亮着，我把热水瓶冲干净，扣在厨台上，米克将没开的麦酒收回冰箱，再补满他小瓶的詹森牌威士忌，然后我们坐回凯迪拉克，踏上归途。
离开农庄时天仍然一片漆黑，路上车辆比来时更稀。虽然行李箱里不再有尸体让我们紧守时速限制，不过安迪还是保持不超速五英里以上。车行不多久，我合上眼，不是盹着了，只是在静静地想事情。再睁眼时我们已上了乔治·华盛顿桥，东边天际也现了曙光。
于是我有了个彻夜不眠的白夜，这是最近来第一次。以前米克和我会在葛洛根坐一整夜，大门锁上，灯关了，只留头顶一盏灯，说说往事或只静静坐到东方发白，往往我们就这样过完一整夜，等早上八点钟圣伯纳德教堂的弥撒，屠夫弥撒，在那儿有一大群穿着染着血渍的白围裙的人，米克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下了桥，开上西缘大道，米克开口了，“我们时间正好，你知道的，圣伯纳德的弥撒。”
“你说中我正在想的，”我说，“但我累了，我想今天算了。”
“我还不一样累，但今天早上我觉得必要，他们应该有位神父才对。”
“肯尼和麦卡特尼。”
“是的，麦卡特尼全家都还在贝尔法斯特，你只能告诉他们出了点麻烦，他死了，这可怜的小鬼。约翰·肯尼的老妈死了，但还有个姐姐在，是不是，安迪？”
“两个姐姐，”安迪说，“一个出嫁了，一个当修女。”
“嫁给我们的天主。”米克说。我总是分不清他什么时候是在严肃地说话，什么时候是在嘲讽，我估计他自己也未必知道。
安迪把我们载到葛洛根放下，米克要他把凯迪拉克开回车库。“去圣伯纳德我自己叫出租车。”他说，“也许就走过去，时间绰绰有余。”
伯克几小时前就关店打烊了，米克拉起铁卷门，又开了大门的锁。里面的灯全熄掉，椅子都倒置在桌上，这样拖地板时才不碍事。
我们直接进了他后头作为办公室的小房间，他打开那座巨型的老莫斯勒保险柜，抽出一沓现钞，“我要雇用你。”他说。
“你要雇用我？”
“雇你当侦探，这是你的职业不是吗？有人雇你，你就负责调查。”
“是没错。”我表示同意。
“我要知道是谁干的。”
我也想过这个，“这可能是即兴之作，”我说，“附近的某些人，不小心看到他们两个人敞着门在那里，那一堆酒又不拿白不拿，你说酒一共有多少？”
“五十到六十箱。”
“呃，值多少钱？一箱十二瓶，一瓶多少？就十美元吧？价钱是不是差不多这样？”
他眼中浮起笑意，“从你不喝酒那天开始，他们就把价格调高了。”
“我很惊讶他们生意还能维持得下去。”
“你不买了，他们的生意很难做，只好调价，你就当两百美元一箱好了。”
我心算出来，“一万美元，”我说，“取个整数，这样就值得一抢了。”
“足够了，你为什么没想过我们也是偷来的？尽管我们并不认为值得为它去杀人。”
“如果不是谁信手干的，”我说，“那么不是这些人跟踪了麦卡特尼和肯尼，就是他们本来就藏在那里，等有人来了好动手。会是哪一种呢？”
他桌上摆了瓶开了的威士忌，他拉开瓶塞，四下找酒杯，最后直接用瓶子灌了一小口。
“我得知道。”他说。
“你要我替你找出来。”
“是的，这是你的专长，我自己在这方面一点用也没有。”
“也就是说纯粹依靠我去找出事实真相，以及谁该为此事负责。”
“就是这样。”
“然后我再将信息转交给你。”
“兄弟，你这是怎么啦？”
“是啊，我将下达一份死亡判决书，对吗？”
“哦。”他应了声。
“除非你打算让警方接手这件事。”
“不，”他说，“不，我不会让警方来处理。”
“我想也是。”
他伸手抓住酒瓶，但停在那里。他说，“你看到他们怎么对付这两个孩子了，开枪不说，之前还揍了他们，要他们血债血还再符合公平正义不过了。”
“粗糙的公平正义，完全出自你自己一人。”
“绝大多数的公平正义不都这么粗糙吗？”
我想我很难不相信这话。我说：“我的问题不在于你会采取什么行动，而在于我该不该参与其中。”
“哦，”他说，“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你要怎么做完全在于你自己，”我说，“但我不可避免会陷入两难之中，你不可能找警察的，对你来说，人生走到这一步，不可能再回头了。”
“这也不合我的本性。”
“我了解人有时不会甘受屈辱，”我说，“或者拍拍屁股走开，把事情丢给警方料理。我自己也有过这情形。”
“我知道你有过。”
“我不敢确定我选择的路一定对，只是有时不这样似乎就走不下去，所以不能劝你千万别自己抓把枪解决问题；我不能，因为如果我站在你的立场，做法也可能跟你一模一样。但终究那是你的立场，不是我的，我只是不想成为必须为你举枪开火的人。”
他认真想了想，缓缓点了点头，“这么说我也懂。”他说。
“我们相识一场，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我说，“为这个我会违反我自己的信念，但我不认为今天这件事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他又伸手抓住酒瓶，这回他喝了。他说，“你刚刚好像这么说过，这也许是有人临时起意，这些人也在那里租了库房，发现有个顺手赚钱的好机会。”
“当然有这个可能。”
“就当你是朝着这个方向查案子，”他平静地说，“就当你只是寻常办案，问问题，记笔记，等进一步查清楚再判断这个可能性是否成立。”
“我没听懂。”
他走到墙边，倾身向前，眼睛盯着挂那里的一幅手绘钢版画。他有两组画，其中一组三幅绘的是爱尔兰梅约郡，那是他母亲出生之地，另一组三幅则是他父亲的故乡法国南部，我判断不出他现在看的是哪一边祖先的故乡，我甚至怀疑他是否真的在看画。
他背对着我说：“我相信我有个敌人。”
“敌人？”
“没错，但我不知道他是谁以及他想干什么。”
“但你认定是他搞的鬼。”
“是，我相信他跟踪两个男孩到库房，或先一步到那里，等他们去送死；我相信偷威士忌是件小事；我相信他处心积虑的是流血杀人而不是搬价值一万块的威士忌。”
“也有可能是其他意外使然。”
“是有可能，”他说，“除非只是我自己胡思乱想，也许是我成了个神经兮兮的老姑婆了，翻厨房柜子，查看床底下。也许真是这样，或者就是我有了敌人，和一个间谍。”
现在我有私家侦探执照了，由纽约州正式核发。我想起不久之前，一个委托我办案的律师跟我说，如果我有执照，那他就能交更多工作给我，这些话我也不是第一次听。也的确，自从执照下来之后，找上门来的律师真是源源不断。
但我并非一直领有执照，我工作的对象也不都是法律界人士，曾经有一名委托人还是皮条客，还有一回是毒枭。
如果我能为这样的人查案，那为什么不能替巴卢查？如果他能是我的朋友，如果他和我能面对面坐谈一个晚上，为什么他不能是我的客户？
我说：“你得告诉我怎么去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哪个地方？”
“E—Z库房。”
“我们不是刚刚去过？”
“从出了隧道后，我就没注意我们是怎么走的，我得知道怎么去，还有你最好给我一把钥匙开门。”
“你要什么时间过去？我让安迪开车载你。”
“我自己去，”我说，“你只要告诉我怎么去。”
我把他讲的记到笔记本里。他一定要我收那沓钞票，眉毛都挑起来了，我跟他说把钱拿开。
他说生意归生意，他和其他人一样是委托人，他应该付钱。我说我会先花个几小时四处问问，照目前的情况看还不会有什么像样的结果。然后，我会照我习惯的方式进行，接着我会跟他讲我的调查结果，以及他该付我多少钱。
“难道你的委托人都不预付你一笔钱吗？当然他们得付。这里是一千块，兄弟，看耶稣基督的面子上，拿了吧！这不会逼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事。”
我了解。比起朋友，钱怎么可能逼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我说，“你不必预付，我很可能整个也用不了这么多。”
“这不可能超过你应得的费用，我的律师帮我打个电话都要这么多。拿去吧，装在口袋里，真多出来的话，再退给我不就行了。”
我把钞票收口袋里，奇怪自己干吗费这么多口舌去拒绝。多年前，一位名叫文斯·马哈菲的老警察告诉过我，有人给我钱时我该怎么做。“拿着，”他说，“好好收起来，说声谢谢，如果你戴着帽子的话不妨加个举手礼。”
“谢谢。”
“是我该谢你才对。你真的不要人开车带你吗？”
“百分之百确定。”
“或者我借辆车给你，你自己开。”
“我自己知道怎么去。”
“好吧，既然委托你了，最好让你按自己方式来，嗯？需要什么随时跟我说。”
“会的。”
“或你查到了什么，或你觉得实在再没什么好查下去的话。”
“了解，”我说，“这不是一两天就有结果的。”
“不管多少天，我很高兴你肯收钱。”
“呃，这一点你好像不肯妥协。”
“哦，我们两个真是一对傻瓜，”他说，“你应该二话不说把钱收进口袋。我呢，我应该就让你拒收，但我怎么能这样？”他迎着我的目光，盯着我，“想想万一哪个小混蛋在你办完案之前把我宰了，那我怎么办？我讨厌欠你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