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击事件发生后，整个事件就像是一个有三个表演区的马戏台。州长是一区，监狱是二区，可怜的丢了魂的珀西·韦特莫尔是三区。这三个区的表演指导是谁呢？唉，轮流担任这一职位的就是来自媒体的各位先生了。当时的媒体没有现在的那么糟糕，他们不允许自己糟到这种程度，不过，即使在当时，在杰拉尔多和迈克·华莱士之辈尚未出现之前，他们抓到点东西总能处理得相当不错。那一次就是如此，表演在继续，而且表演得不错。
但是，再生龙活虎的马戏团，再让人心悬喉咙的特技，再滑稽可笑的丑角，再不可思议的动物，到头来总得离开。而这一次，调查委员会一走，马戏团也随之离开。调查委员会的名称听起来不同寻常，不免让人胆战心惊，可事实上却草木不惊，草草了事。换了个场合，州长无疑会要了某人的脑袋，可这一次不同了。这侄子是他妻子的唯一血亲，但他脑子出了问题，杀了人。珀西杀了凶手，感谢上帝，还好是这样，但他杀的这个是躺在牢房里的家伙，这就不大好玩了。如果再加上这样的问题：即出事的小伙子像三月里发情的兔子那样疯了，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州长一心只盼着事情快点过去，越快越好。
我们坐着哈里·特韦立格的卡车去穆尔斯狱长家的事情从未被提起过。我们外出期间珀西被套上约束衣锁在禁闭室的事也未被提起。珀西开枪打死沃顿时后者是被下了药蒙翻在床上的事更未被提起。为什么要提这些呢？官方除了沃顿身上的六颗子弹，没有任何其他可怀疑的东西。
验尸官排除了其他原因，殡仪馆来的人把他装进松木棺材，这个左胳膊上留着野小子比利的刺青图案的家伙，就这样了结了。可以说，这恶人还算有个善终。
反正，此事闹腾了两星期左右。这期间，我话不敢说，屁不敢放，更别提找时间去调查一下事发后那个早晨在厨房餐桌上突然想起的念头了。
快到十一月中旬的一天，我想是十一月十二号吧，但不十分肯定，我上班时觉得，马戏团肯定走了。就在这天，我在办公桌中央发现了自己一直在担心的那份文件：约翰·柯菲的死刑执行令。签字的是柯蒂斯·安德森而不是哈尔·穆尔斯，不过这么做也完全合法，而且这文件必须经哈尔之手才能到我这里。我能想象哈尔坐在管理处的办公桌前，手里拿着这份文件，心里想着他妻子。在印迪亚诺拉总医院医生眼里，梅莉几乎是又一次“九日奇迹”。这些医生把她的死刑执行令递到她本人手里，但约翰·柯菲把执行令撕得粉碎。可现在，轮到约翰·柯菲上绿里了，我们有谁能阻止这件事？有谁能会去阻止这件事呢？
执行书上的日期是11月20日。拿到执行书三天后（我想是15日），我让詹妮丝替我打电话请病假。一杯咖啡之后，我开着那辆颠簸得厉害但其他方面依然可靠的旧福特车，朝北驶去。临走时詹妮丝和我吻别，祝我好运，我谢谢她，但一点也不知道到底会有什么好运，是找到一直在寻找的东西，还是根本找不到。我所能肯定的，就是开车时我一点没有哼歌曲的心情。那天根本没有这样的心情。
那天下午三点，我开车已经在山里走了很远。我赶在普东县法院关门之前到了那里，查看了一些记录，随后，县治安官来了，县里的职员告诉他有个陌生人在翻看本地档案。卡特利特治安官想搞清楚我是否明白自己在干什么。我告诉了他。卡特利特仔细想了想，然后告诉了我一些有意思的情况。他说，如果我把他的话传出去，他就会否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反正那些情况也不是结论性的，不过的确很有意思。回家路上我一直在想着他的话，那天夜里我睡在床上，辗转反侧，前思后想，没睡几个小时。
第二天我早早起床，开车向南往特拉平格县去时，东边天际还只微露着一抹太阳光。我绕过那脑满肠肥的霍默·克里布斯，径直去见了副治安官罗伯·麦吉。麦吉不愿听我说的情况，很不愿意听。有一会儿，我甚至觉得他肯定要一拳砸在我嘴上，以免再听我说话。不过他最后还是同意去找克劳斯·狄特里克问几个问题。我觉得，主要是他不希望我去问。
“他才39岁，可这些天来，他看上去就像个老头了，”麦吉说，“悲伤刚淡一点，他可不欢迎某个自以为是聪明侦探的监狱看守去搅乱他的心情。你给我呆在县里，不许你靠近狄特里克家的农庄，但等我和克劳斯谈完话后，我得找得到你。你要是觉得烦了，就到餐厅去吃块馅饼，把自己镇定一下。”结果我吃了两块，压得还真够沉的。
麦吉回来后，在我身边的桌台边坐下，我试图从他脸色上看出点名堂，可什么都看不出。“怎么样？”我问道。
“和我一起回家去，我们在那里谈，”他说，“我不喜欢这地方，人太杂。”
我们在罗伯·麦吉家的门廊上谈着。两人都裹着厚厚的衣服，但依然感到阵阵凉意。麦吉太太不允许家里有人抽烟，她可真是个走在时代前面的女人。麦吉谈了一会儿，看他说话时的神态，好像很不愿意听见从自己的嘴里讲出的话来似的。
“这什么都证明不了，你明白的，是吗？”他差不多说完时这么问道，语调中带着挑战的味道，边说边把家制的卷烟往我手里塞，推都推不掉，不过他脸色很难看。我俩都很清楚，他说的并不都是在法庭上听到的证词。
我觉得，这可能是副治安官麦吉一生中唯一一次，希望自己和上司一样做个乡下哑巴。
“我明白，”我说。
“如果你打算根据这一件事就给他来个重审，你最好先想清楚了，先生。约翰·柯菲是个黑种，在特拉平格县里，我们对重审黑人案子的事可特别着呢。”
“这我也知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一弹指，烟蒂飞过门廊栏杆，落在街上。然后我站起身。回家的路又长又冷，越快动身，行程结束越早。“麦吉长官，但愿我知道该怎么办，”
我说，“可是我不知道。今晚我能肯定的事实只有一个，我不该吃第二块馅饼。”
“听我说，聪明家伙，”他说话的语调还是充满挑衅味，“我觉得你一开始就不该打开那潘多拉魔盒。”
“打开它的不是我，”说完我开车回家了。
我很晚才到家，过午夜了，但妻子还没睡，在等我。我本来就猜测她会等我的，但看见她，任她伸出双臂把我拥在怀里，任她的身体结实而温柔地贴在我身上，我心里感觉好了许多。“嘿，稀客，”她说着摸了摸我的下面，“这家伙现在没问题了吧？他好像很健康了嘛。”
“没错，夫人，”我说着把她抱了起来，抱进卧室，尽情地做了一番爱。
到达高潮时，那喷涌而出和放任流淌的感觉妙不可言，这时，我想起了约翰·柯菲泪流不止的眼睛，想起了梅琳达·穆尔斯的那句话：我梦见你在黑暗中游荡，我也是。
我还在妻子身上，她的双臂依然抱着我的脖子，我们的腹部紧贴在一起，但我却突然痛哭起来。
“保罗！”她大吃一惊，吓坏了。我们结婚几十年来，她似乎没看到我哭过几次。在一般情况下，我不是个爱流泪的男人。“保罗，怎么啦？”
“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我泪流满面地说道，“如果你要我讲实话，那就是我他妈的知道得太多了。不到一星期，我就得把约翰·柯菲送上电椅，可杀害了狄特里克家两姑娘的是威廉·沃顿，是野小子比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