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日期我已经毫无记忆了。我想，我可以让外孙女达妮埃尔从旧报纸的卷宗里寻找那些日期，但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段岁月中最重要的日子，例如我们走去德拉克罗瓦牢房，发现老鼠坐在他肩膀上的那天，或是威廉·沃顿到区里来，狄恩·斯坦顿差点被杀死的那天，不管怎么说，这些都不会出现在报纸里。也许我还是顺其自然的好；我觉得，到头来，那些日期并不重要，只要能按正确的次序记住自己亲历过的事情就行了。
我知道这些事情在记忆中塞得有点挤。当德拉克罗瓦的DOE文件最终从柯蒂斯·安德森的办公室到我手里后，我很惊讶地得知，我们的法国裔伙伴与电伙计的约会日比我们预计的提早了些。这样的事，即使在那段日子里，在那段无需劳师动众地处决犯人的日子里，都几乎是闻所未闻的。我想，就是那两天，10月25日到27日。别指望我能说出精确的日期，前后就这几天。我记得自己还想过，嘟嘟能比预期的早一点拿回他那个王冠雪茄盒了。
同时，沃顿来得也比我们预期的要晚。首先，他的审判比安德森根据通常都十分可靠的资料所推算的要长一些。后来我们很快发现，凡是涉及到野小子比利的事，就没有任何可靠的依据，连我们那套历时长久简单易行的监狱管理办法都无计可施。于是，当他被认定有罪之后（至少，这些大多是根据记录文件得知的），就被带去了印迪亚诺拉的总医院做检查。在审判过程中，他发了几次病，有两次发作十分厉害，他跌倒在地板上，躺在那里两腿直哆嗦，直扑腾，打鼓似地在木板上拍打着。沃顿的法庭指派律师就宣称，说他患有“间歇性癫痫”，认为他是在非正常精神状态下犯罪的，而控方律师则认为这种发作是虚假的表演，是懦弱者在绝望时自救的办法。陪审团在亲眼目睹了所谓的“间歇性癫痫”之后，认定这些发作是表演。法官表示赞同，不过还是裁定，在陪审团的决定下来后，要进行一系列的判刑前体检。上帝知道原委；也许他仅仅是出于好奇吧。
沃顿没从医院逃走，这可真是天大的奇迹。有意思的是，监狱长穆尔斯的妻子梅琳达这时也住在同一家医院。沃顿没逃。我想，他是被看守们围着，也许他依然希望能因为癫痫被判为无行为能力者，如果还真有这样判法的话。
他不是无行为能力。医生发现他的大脑一切正常，至少从生理学角度看是这样。于是野小子比利·沃顿最后就来到了冷山。这大概是在16号或是18号；我记得沃顿比约翰·柯菲晚来大约两周。一周或是十天后，德拉克罗瓦就上了绿里。
对我来说，多了这个新来的精神病人可是件重要的大事。那天早晨，我四点就醒了，腹股沟处一阵阵的疼，阴茎火辣辣的，又胀又肿。还没等把腿挪下床，我就明白，自己的尿路感染并未如所愿发生任何好转。有那么一阵子缓解过，但仅此而已，到此为止了。
我走到室外无人处去解手（至少三年后我们才安装了第一个抽水马桶），还没走到屋外角落的木料堆，就觉得忍不住了。我拽下睡裤，立刻就撒起尿来，伴随尿液而来的是有生以来最折磨我的疼痛。1956年，我发过一次胆结石，我知道，人们都说那是最痛的一种病，但是和这次疼痛相比，胆结石不过是一阵难受的消化不良。
我的膝盖都撑不住了，于是我重重跪倒在地。当我伸开腿以防失去平衡的时候，睡裤的裤裆都被撕破了，我嘴啃泥似地一头栽倒在自己的尿水里。要不是我用左手抓住了木料堆里的一根原木，我还会继续栽下去的。不过，这一切也许会在澳大利亚发生，甚至也会在其他星球上发生。
唯一让我觉得难受的是那股让我如坐针毡的疼痛；下腹部火烧火燎的，我的阴茎，这个器官除了能让我体会男人特有的最最强烈的生理快感之外，大多数时间是被我忘却的，可此时却让我觉得它仿佛在熔化。我想，要是低下头，准能看见鲜血从龟头处涌出来。但是，好像涌出来的只是最普通不过的尿液。
我一只手靠在木料堆上，另一只手捂住嘴巴，竭力让嘴巴闭着。我不想让自己的尖叫声把妻子吓醒了。似乎尿得没完没了，好在最后它终于停止了。这时，那股疼痛渗透进了我的胃里和睾丸里，像粗钝的牙齿在噬咬着我。有好长一会儿，大概有一分钟吧，我根本没有力气站起身。最终，疼痛缓和下来，我挣扎着站了起来。我看看自己的尿液，它们早已渗进了地面，所以我思忖着，难道有哪位明智的上帝会创造出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为了一丁点的潮湿，都要付出如此令人战栗的疼痛。
我想去打电话请病假，我毕竟还得去见塞德勒医生。我不想用塞德勒医生那又臭又恶心的磺胺类药片，可是如果跪在木料堆旁边，觉得明明就是煤焦油浇在阴茎上，那东西仿佛燃烧起来，自己却还要竭力不叫出声来，这种感觉可比什么都糟糕。
正当我在厨房里吞着阿司匹林，一边听着詹恩在另一间屋子里轻轻打鼾的时候，我想起来，今天按计划是威廉·沃顿来区里的日子，而布鲁托尔又不在那里。根据值勤表，他是在监狱的另一头轮班，协助把图书室里剩下的书以及医务室的剩余器材搬到新大楼去。虽然我身患病痛，可有件事我觉得不妥当，即不该把沃顿交给狄恩和哈里负责。他们确实不错，但是柯蒂斯·安德森的报告曾提到，威廉·沃顿是个极其难搞的家伙。这个男人什么都不在乎的，他是这么写的，还在下面加了横线强调。
这时，疼痛轻缓了些，我也能思考了。在我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早点到监狱去。我可以在六点时到那里，这是监狱长穆尔斯平常到达的时间。他可以把布鲁特斯·豪厄尔重新分配到E区，时间足以办完沃顿的入区程序，这样我就可以去看医生了，已经拖得太久了。冷山确实妨害了我的健康。
在驱车前往监狱的二十英里路上，我有两次突然感到想撒尿，每次我都是把车开到路边，不至于太尴尬地解决了难题，因为这个时候的乡村公路上差不多没什么车子。这两次放空都不像前次我跑去室外解手时那么痛，不过这两次我都不得不抓住我那辆小福特车乘客座一边的门把手，支撑着身体，而且，我能感觉汗珠子从滚烫的脸上滑下来。我病了，确实，真真切切地病了。
不过，我还是到达了监狱，从南门开车进去的，停在老地方，径直走去见监狱长。这时已快到六点了。汉娜小姐的办公室空无一人，她要到七点正常的上班时间才来，但穆尔斯办公室的灯亮着，灯光从毛玻璃处透出来。我照例敲敲门，然后把门推开。穆尔斯抬头一看，很惊讶有人能在这个时间出现。见他那个样子，我也觉得很是尴尬，恨不能回避这样的状况。他的脸上没有任何修饰，毫无顾忌的样子，平常梳得服服帖帖的白发此时蓬松凌乱地竖着。我走进去的时候，他的双手正插在头发里，又拉又扯的。他的眼睛毫无神气，眼皮膨胀松弛。这是我见过他最憔悴的样子，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刚刚在寒风凛冽的夜里长途跋涉过的人。
“哈尔，对不起，我等会再来——”我开口说道。
“不，”他答着，“请进，保罗，进来，把门关了，进来吧。我现在正需要人，我这辈子还没这样子需要过。把门关上，进来。”
我照他的话做了。从早上醒来后，这还是我第一次忘掉了自己的疼痛。
“是脑瘤，”穆尔斯说，“他们拍了X光片，他们真的对片子很满意。其中有一个人说，这些片子是所有拍过的片子中最清楚的，至少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他们还说要把片子在新英格兰的某家自视很高的医学杂志登出来。他们说那个瘤有柠檬那么大，已经长得很深，没法动手术了。他们说她活不过圣诞节。我还没告诉她。我现在没法思考，我没法想象我的生活会怎样。”
接着，他哭了起来，哭声很大，大口大口地抽泣着，让我充满了怜悯和某种恐惧，像哈尔·穆尔斯这样有着强烈自控能力的男人都会这样崩溃，这情形太吓人了。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过去，用手搂住他的肩膀。他双手摸索地伸向我，仿佛溺水的人一般，接着就头顶着我的胃部开始抽泣，把压抑的情绪都倒了出来。恢复自控后，他向我道歉。说话的时候他没怎么与我对视，像是很尴尬，有些无地自容的样子。任何恨他的男人见了他这个样子，都会放弃仇恨的。我觉得监狱长穆尔斯会更坚强些，不过我完全打消了到这里来的初衷。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我走向了E区，而不是回自己的车。阿司匹林这会儿起效了，我上腹部的疼痛也缓解成为轻微的阵痛。我想，无论如何我得把这一天应付过去，把沃顿安顿好，下午再和哈尔·穆尔斯一起落实一下，明天再请病假。我以为最糟糕的状况已经过去，却丝毫没料到，这天最麻烦棘手的事根本还没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