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告诉我说你是在开玩笑。”
特工杰夫·贝德福德和我正坐在一个标准大小的餐车饭店里，就是那种外面是铝皮，里面有当地著名主持人的签名照片的餐馆。贝德福德修饰整齐，留着八字胡，顶端还抹了蜡。我肯定以前在生活中见到过这样的人，但想不起是在哪里。我一直在想，很快就会有其他三个人来找他一起唱段男声四雷唱。
“我没有。”我说。
服务小姐走过来。她没叫我们“亲爱的”。我不喜欢。贝德福德一直在看点餐单，但却只点了咖啡。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也只点了咖啡。我们把点餐单递给吔。贝德福德等到她走了才接着说。
“是斯托本干的，毫无疑问。那些人都是他杀的。我们过去从未怀疑过，现在也一样。而且，我说的不仅仅是合理怀疑，而是根本没有任何怀疑。”
“我说的最早那起谋杀案。树林中那四个。”
“他们怎么啦？”
“没有证据把他和那些人的死联系起来。”我说。
“对，是没有物证。”
“四个被害者，”我说，“包括两个女孩子，玛戈·格林和我妹妹。”
“对。”
“但斯托本杀的其他人都是男性。”
“正确。”
“都是十六到十八岁的男孩子。你不觉得这有些怪吗？”
他看着我，好像我突然长高了一头似的：“嗯，科普兰先生，我之所以同意见你，有两个原因：其一，你是郡公诉检察官；其二，你的妹妹死在这个恶人手上。但你这个问题……”
“我刚刚去看过韦恩·斯托本。”我说。
“我知道。告诉你吧，他是个好得要命的精神病患者和病态的骗子。”我想起露西也说过同样的话。我还想起韦恩说，我到营地之前，他和露西曾好过一段时间。
“我知道。”我说。
“我可不敢肯定你是否真的知道。我还是向你解释一下吧。大约二十年来，韦恩·斯托本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想想这点吧。我知道他是个多么会骗人的骗子。”
我这下不知道该采取什么策略为好了，因此只好试探性地说：“有新证据出现了。”
贝德福德皱皱眉头。八字胡随着嘴唇向下撇：“你在说什么啊？”
“你知道吉尔·佩雷斯是谁吗？”
“当然知道。我了解与这个案子有关的每件事和每个人。”
“你一直没找到他的尸体。”
“对。我们也没找到你妹妹的尸体。”
“你对此有何解释？”
“你去过那个营地，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状况。”
“对。”
“你知道那块林地有多少平方公里吗？”
“知道。”
他抬起右手，看着它。“哈啰，针先生？”然后，他又抬起左手，看着它，“来见见我的朋友大海先生。”“韦恩·斯托本的个子相对来说更小。”
“那又怎样？”
“道格身高超过一米八，吉尔身强力壮。你认为韦恩能让他们四人惊慌失措，或者制伏他们吗？”
“他有刀。这就是原因。玛戈·格林已经被绑起来了。他只需把她的喉咙割破。我们不知道其他人被害的顺序。他们可能也被绑起来了，绑在树林里不同的地方。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在哪里。他抓到了道格·比林厄姆。比林厄姆的尸体在一个很浅的坟坑中，离玛戈的尸体只有八百米远。他身上有几处刺伤，手上也有自卫留下的伤口。我们找到了你妹妹和吉尔·佩雷斯的血衣。这些你都知道。”
“我知道。”
贝德福德将椅子向后翘起，脚跟随之踮起：“科普兰先生，那你告诉我。这个突然出现的新证据是什么？”
“吉尔·佩雷斯。”
“他怎么啦？”
“他那天晚上没死，这个星期才死。”
椅子猛地向前落下：“请再说一遍？”
我向他讲了马诺洛·圣地亚哥就是吉尔·佩雷斯的事。我也许应该说，他看上去好像不相信。但这话听上去好像比现实对我更有利。现实是，贝德福德特工盯着我，仿佛我在试图让他相信复活节兔子是真的一样。
我说完之后，他说：“我还是直说吧。”女服务员端着我们的咖啡回来了。贝德福德没接着说。他小心地把杯子端到嘴边，设法不让杯沿碰到他的胡子：“佩雷斯的父母否认那是他。曼哈顿警方不相信那是他。而你却说——”
“是他。”
贝德福德哧咏笑起来：“我想，你已经占用了我足够多的时间，科普兰先生。”
他放下咖啡，准备起身向火车座外面走。
“我知道是他。我迟早会证明这点的。”
贝德福德不动了。“告诉你吧，”他说，“我们就来玩你的游戏。就算那的确是吉尔·佩雷斯，就算他那天晚上没死。”
“好。”
“这也不能减轻韦恩·斯托本的罪行。根本不可能。有许多人”——他死死盯着我——“都相信斯托本第一次作案时有帮凶。你自己也问过他为什么能制伏那么多人。嗯，如果他们是两个人，只有三个被害者，那就容易多了。你不这样认为吗？”
“那你现在认为佩雷斯可能是帮凶？”
“不。天哪，我甚至不相信他那天晚上没死。我只是在假设。假设曼哈顿停尸房里那具尸体的确是吉尔·佩雷斯的。”
我往自己咖啡中加了一包蔗糖素和一些牛奶。“你熟悉亚瑟·柯南·道尔爵士吗？”我问。
“写福尔摩斯侦探案的人？”
“正是。夏洛克的格言之一好像是这样说的：‘得出数据之前便进行推论是一个大错误，因为你会歪曲事实，以便让它们适应推论，而不是让推论去适应事实。’”
“科普兰先生，你开始磨炼我的耐心了。”
“我已经给你一个新事实。你没有认真去回想发生过的事，而是立即找到了一个歪曲事实，并使之去适应你的推论的方法。”
他只是盯着我。我不怪他。我的确有些过分，但我需要这样。
“你知道任何与韦恩·斯托本的过去有关的事吗？”他问。
“知道一些。”
“他与这类人的形象剖析完全吻合。”
“形象剖析不是证据。”我说。
“但有帮助。比如，你知道斯托本十几岁的时候他邻居家的动物失踪的事吗？”
“真的？嗯，这些都是我需要的证据。”
“需要我给你举个例子吗？”
“请。”
“我们有个这方面的证人。一个叫查理·卡迪森的男孩。他那时什么也不敢说，因为他被吓坏了。韦恩·斯托本十六岁时，活埋了一条白狗。什么品种呢？好像是法国……”
“卷毛比雄犬。”
“对。他把那条狗一直埋到脖子处，只有脑袋留在外面。可怜的小东西一动也不能动。”
“太恶心了。”
“还有更恶心的呢。”
他又非常讲究地喝了一小口咖啡。我等着。他把咖啡放下，用餐巾纸轻轻擦擦嘴。
“你这个营地老伙计把狗狗的尸体埋了之后，还跑到这个叫卡迪森的小孩子家去，小孩家有那种坐在上面操作的割草机。他要求借割草机……”
他不说了，看着我，点了点头。
“呃。”我说。
“我还能举出其他的类似例子。也许有十几个。”
“但韦恩·斯托本终究还是在那个营地找到了一份工作——”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的意思是说，那个艾拉·西尔弗斯坦好像是个顽固的家伙，总是不对雇用的人进行背景调査。”
“那些谋杀案刚发生时，没有任何人怀疑过韦恩？”
“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些事。首先，到热爱和平夏令营现场去的是地方警察，不是我们。那时，这还不是联邦调査局负责的案子。至少开始时不是。最重要的是，斯托本成长期间，周围的人都被吓坏了，不敢出来指控他。就像查理·卡迪森一样。你一定还记得，斯托本是富家子弟。他很小时，父亲就去世了。但她母亲庇护他，不管他做出什么事，他母亲都会用钱去解决，对孩子过于溺爱。顺便说一下，她也非常保守，非常严厉。”
“你的系列杀手形象剖析中的另一个钩号？”
“科普兰先生，这不仅仅是形象剖析的问题。你知道那些事实。他住在纽约，却想方设法到了三个案发所在地一弗吉尼亚、印第安那、宾夕法尼亚。这难道不奇怪？当然，还有这个重要转折点：我们拿到捜査令后，在他家找到了一些物品一典型的战利品。那些东西恰恰是各位被害者生前的私人物品。”
“不是全部被害者，”我说。
“已经足够多了。”
“但没有第一起谋杀案那四个被害者的物品。”
“没有。”
“为什么没有？”
“要我猜吗？斯托本可能太匆忙。他还要处理那些尸体。时间不够。”
“不过，”我说，“这听上去也有点像扭曲事实。”
他仰起头，仔细打量着我：“那你的推论是什么，科普兰先生？我很想听听。”
我没说话。
他张开双臂：“在印第安那和弗吉尼亚州割破营员喉咙的系列杀手碰巧是一个夏令营的辅导员？而且至少还有另两个被害者的喉咙在那个夏令营被割破？”
他说得有些道理。我从头开始就在想这个问题，但还没想明白。
“你知道那些事实，不管扭曲与否。你是检察官。告诉我，你认为那些树林中发生过什么事。”
我想了想。他等着。我又多想了一会儿。
“我暂时还不知道，”我说，“也许现在推论还太早。也许我们需要了解更多的事实。”
“你们了解事实的时候，”他说，“韦恩·斯托本那样的人会杀掉更多的营员。”
他这话也有些道理。我想到了对麁雷特和马兰兹不利的强奸证据。如果客观地去看，对韦恩·斯托本不利的证据同样多，也许还更多。
或者，至少有那么多。
“他没杀吉尔·佩雷斯。”我说。
“我听到你说过了。因此，为了我们便于讨论，把这个因素排除在外吧。还是这样说吧，假设他没杀吉尔·佩雷斯。”他张开手掌，伸向天花板，“那会让你怎样做？”
我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我想，那可能会让我感到纳闷：我妹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