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落在人面峰背后的时候，魏天贵赶的驴车刚好走到公路侧坡上的那条岔路，借着一股冲力，哐嘡哐嘡地顺坡溜下了沿着河岸的古道。于是，柏油路上呜呜的汽车声渐渐远了；稀薄的暮色，从东边，从黄河的河滩那边倦倦地弥漫过来。这一片淡蓝色的暮霭，似乎滤去了所有的噪音。现在，只有“格——格”的蛙鸣，不时懒懒地从这里或那里响那么一两声了。
走到这里，才算走出了城市，踏上了农村的土地。
西边，越过柏油公路如长城一般的路基，可以看到绵延的群山的最高处，落日的余辉勾勒出了人面峰的轮廓。它名副其实，真像一张仰面朝天的人脸。山顶上的平台如同宽阔的前额，一块突出的巉岩和那下面陡峭的绝壁，构成了高耸的眉棱和深沉的眼睛。往下，一条倾斜的山梁和山梁尽头垂直而下的高崖，是略带傲气的鼻子。接着，一道线条明晰的锯齿形的山峰划出了两片紧闭着的清秀的嘴唇，最后，一座圆顶的高岩给整张脸安上了一个倔强的下巴，它在山脊上躺了不知几万、几十万年了。每年老历五六月间，太阳总从这张脸旁边落下去，使这张脸发出一种金色的灵光，而它永远一声不吭，就这么躺着、躺着，仿佛在思索什么深奥的问题，又好像什么也没有想。
过去，在魏天贵年轻的时候，庄子上的人都说人面峰活像他的侧影影子哩。
古道逐渐靠向河岸，离公路越来越远了。从黄河岸边到这条人踏车碾的土路，中间是一片平展展的草滩。滩上长满细密的“爬地虎”——一种顺着地面扯藤的芦苇。魏天贵避开马车、汽车、拖拉机的交错的车辙，把毛驴车赶到路旁的草滩上。车轮在柔软的、长得正盛的“爬地虎”上簌簌地滚过，辐条铮铮作响地击打着坚挺的芨芨草。毛驴迈着细碎的步子，不时摇摇头，叹息似地喷一两声响鼻。这时，听到了黄河水拍打着齿牙形的河岸，发出有节奏的啪啪声，间或，还有河岸崩塌的轰鸣，像隐隐约约的闷雷似的，掠过“爬地虎”的叶尖尖子，向田野和荒滩滚滚而来。
只有到了这里，魏天贵才能开动脑筋来思索。是的，脚踏着自己这么熟悉的、对自己这么亲切的土地，才能唤起那种农民的回忆和经验。魏天贵虽然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但仍和农民一样，他的思索是离不开经验的，而经验只能从回忆的深井中去提取。
这几年，每年夏初他都要打发他的二儿子给他的老朋友、老上级——地委副书记贺立德送些菜，夏初，正是城里人缺菜的时节。今年，为了打听外省先进队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他自己赶着毛驴车来了。
十五年前，他就由贺立德派来的人偷偷地领到这里来过。如今，房子已大大改观。三面红砖墙围起了一个单门独院。甬道两旁的土地虽然不多，但花草的品种不少，绿的、黄的、白的、紫的，株株都在争荣斗艳。两棵老葡萄的褐色藤条攀援着白木支架，绿阴遮住了半个院落。驴车当然是进不来的，只能拴在院门口的水泥电杆上。当他把那麻袋菜按他过去的“联络员”、现在贺立德续弦的夫人刘玉青的指点，提到贮藏室去的时候，一路曲里拐弯的，进了这屋穿那屋，更使他有一种隔世之感了。
今天，贺立德是怎么跟他说的呢？
“不要趁风扬场、下雨和泥。”贺立德告诫他，“现在说搞大包干，刷地都搞起了大包干，难道咱们搞了二十多年的集体化就白搞了么？老实说，对现在这些新道道，我总有些怀疑……”
“可附近那些社队搞了包干到户，都见了成效哩。咱们大队的人，也有了这个要求。”他说。
“他们是他们，你是你。你是咱们多年树起来的红旗。别看他们现在包干到户闹得欢，一旦上面要合，还得合起来。”贺立德有把握地咂咂嘴，又微微一笑，“群众要求的东西，不一定就是社会主义。当然啰，现在有人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话是不对的。可是，包干到户的性质还是值得怀疑的。老实说，说得好听点，它不还是解放初期的单干嘛。而从解放初期的单干，到后来的合作化、公社化，我们走过来的路容易吗？这你最清楚。你们队人人富裕，这不证明我们过去的办法还是正确的吗？老魏，现在咱们都老了，要稳重点了，别再跟着人瞎跑。这是我不把你当外人，这话，我当着众人是不说的……”
过去，贺立德总是用不容置辩的语气对他说话。现在，贺立德的语气虽然不是那么肯定了，但好像还有不容辩驳的道理，而这个道理就建立在他们大队的实际例子上。不错，因为我们中国之大、之复杂，你要论证任何论点都能信手拈来一个恰当的例子。然而，要用他魏天贵这个大队来证明贺立德所谓的“过去的办法正确”，他却有他自己的看法了。可是，他的这个看法又不能向贺立德说出来。这二十多年来他是怎样走过来的，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想到这点，他顿时失去了说话的兴致。这当儿，刘玉青正好笑吟吟地走进客厅来。
“瞧老魏给咱们送的那些菜，真新鲜！老贺，别看你是地委副书记，现在谁还念着你，不就是老魏嘛。老魏，别走了，就在这儿吃晚饭。”
他不怎么喜欢这个原先叫刘卫青，现在又改回叫刘玉青的女人。他觉得这妇道人家心里的道道儿太多了，他甚至怀疑她“别走了”这话里的意思是“快走吧，咱们要吃晚饭啦”！他告辞了。
“算啦，我还要去给我丫头买东西哩。”
最后，贺立德把她送到院门口，摇摇头，叹息了一声：
“唉！现在，咱们都在为儿女操心啰。”
天还没有黑下来，在古道上，还能看到如镜面一般的河湾上闪闪烁烁的微弱的亮光和岸上一丛丛骆驼刺的小白花。沙岸起伏不平，在闪烁的水光中呈现出一条模糊的曲线。而家燕还在河湾上翻飞，捕捉晚食——这会儿，正是蚊子猖獗的时候。一只绿头花翎的野鸭，像被枪子儿打中了一样，收起翅膀，扑地一下扎进茂密的苇丛里，再也没有声响。这一段河滩平坦，河面开阔，河水现在温静得仿佛也在耽于思索似的。
不过，贺立德说得也对：他们都老了！贺立德虽然穿着细毛料衣裳，趿拉着皮拖鞋——就这光能套个脚尖尖，没有后帮的鞋，怕也得四五块钱一双吧，可是肚子已经腆了出来，松弛的两腮耷拉到嘴角，甚至说话中间也嘟嘟地动弹，前十几年那样充沛的精力连一点影影子也没有了！
自己呢，难道就比老贺强么？手往脖子上一摸，松松垮垮的老皮底下就是几根筋，耳朵后面也陷下去了一个坑，胡子拉碴的，两面腮帮上都刻上了一道道弧形的皱纹；前几年还好，这两年背也有点佝偻了。要是把塑料布向马路边一铺，抖开麻袋把黄瓜西红柿朝上一倒，操起秤杆往旁边一站，和那帮自由市场上唯利是图的贩子又有什么两样？有谁能看出来他是上过报纸的人物、赫赫有名的英雄？有谁能看出来他曾是显赫一时的“头头”、掌过县革命政权大印的“司令”？有谁能看出来他十几年前的风姿？那时候，他高个子、宽身板、大脸膛、直鼻梁，一对蒙古型的细眼睛透着精明剽悍，不说别的，那两排坚实整齐的牙齿，就叫每天用白玉牙膏刷牙的学生娃娃叹为观止了……可是，现在，如果真跑到自由市场上去，人家看的准是他面前的麻袋：“喂，老乡，这黄瓜怎么卖？”
他不觉叹了口气。脑子里又不由得浮出尤小舟的影子来。
去年——一九八○年冬天，尤小舟又调到他们这个县上来了。新来乍到，也不顾县里复杂的情况，就在“三干会”上极力主张把田包下去。尤小舟也是他的老朋友，当时他还真替这位县委书记捏了把汗。
“别着急，慢慢来。”他劝道，“以前的经验你还不汲取么？”
“还不着急，怕什么？”尤小舟却沉着脸说，“只要农民吃上饱饭，我再去蹲监狱也没有关系。何况，现在还不会再把我送进去。”
尤小舟不像贺立德，这个人不轻易说笑，却让人感到亲切和真挚。他的目光虽然严厉而富于自信，但同时显露出正直和坦率。因为年轻的时候是近视眼，现在到了老光眼的年龄，倒可以摘掉眼镜了。
“包干到户，并不触动集体所有制，而是在集体所有制下改革分配形式和人与人的关系。”尤小舟向他解释道，“‘大锅饭’不能吃了，一些社队干部的瞎指挥、多吃多占、强迫命令，甚至压迫农民的情况也能杜绝了，这又有什么不好？当然，我也知道，过去，一阵风，一边倒，一刀切，一言堂，这四个‘一’害死了咱们！现在我不搞一刀切，各个大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具体形式。譬如你这个大队，晚点搞甚至不搞也可以。”
哼，大大小小的石头可不是那么容易搬掉的。半年下来，就河边这些穷队搞了包干到户，大部分社队干部都指着他魏家桥大队说：他魏天贵“半个鬼”为啥不搞？他不搞咱们也不搞，跟着“半个鬼”没错！依然故我，今年生产还是上不去，而这罪过却像是他魏天贵的。
前天，尤小舟在县城开完会，又骑着自行车来到他家。进了门，四处扫了一眼，随口问道：
“老魏，老伴儿没了几年啦？”
“四年。”
“少年夫妻老来伴，我看，你也该找个老伴儿啦。”说完，尤小舟难得地笑了笑。
他没有搭腔。你都觉得可笑，还叫我找老伴儿么？这个人，想跟人唠唠家常都唠不到点子上。有啥你就说吧，你又不是给我介绍对象来的。
果然，过了一会儿，尤小舟又沉下脸。
“现在，拿锹把子的都欢迎包干到户，而县上、乡下不拿锹把子的倒操起心来了，说它是个体经济。其实，劳动是分散来干，还是合起来干，这是劳动的一种技术要求，主要是生产力决定的。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就大部分来说，还是手工劳动。拿你这个有名的先进大队看，不也是手工具占绝大多数么？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宜于分散来干。就是将来现代化了，有许多劳动按技术要求也还要分散干，不但农业是这样，其它行业也有这样的。譬如汽车司机，他只能一个人开车，他开到共产主义，也只能一个人开呀。那你能够说司机的劳动就是单干，是个体经济？”
他弓着腰坐在炕上，听尤小舟侃侃而谈。心里却想：好，现在城里和乡下不拿锹把子的人一起来反对你，你知道困难了吧？你这明明是来动员我了。那你就下命令好了，何必费这些唾沫。你尤小舟哟，真是个尤小舟！
于是，他去找贺立德了，但贺立德的看法和尤小舟截然相反。
这需要他自己开动脑筋来思索了：他的一生，他当书记的二十多年……他只能自己来思索，不能告诉贺立德，也不能求助尤小舟。他属于个人的秘密太多了。
西方的余晖熄灭了，黛青色的人面峰在一片淡蓝色的、透明的光中默默无言地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