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一位纽约警察局的巡警就带来一个身材矮小、气色健康、身着昂贵西装的商人。丹斯不知道警察是否真的逮捕过这个人，但是从他捂着手腕的样子来判断，他最近戴过手铐。
丹斯和目击者打了招呼，发现他既害怕又愤怒。她点头示意让他坐在椅子上。她坐在他对面——两人之间没有放任何东西——同时向前挪了一下自己的椅子，直到跟对方保持中立的空间距离，这是一个心理学术语，用来形容调查对象和提问者之间的空间距离。这个区域可以随时调整，以便增加或减少调查对象的舒适程度。现在，丹斯并没有坐得太近，以免产生咄咄逼人的效果，不过她也没有离得太远，不至于让对方产生安全感。(她在讲座中经常说：“要学会调整对方的紧张程度。”)
“科布先生，我叫凯瑟琳·丹斯。我是警察，想和你谈谈昨晚你看到的情况。”
“太滑稽了。我都告诉他们了——”他冲着莱姆点了一下头，接着说，“我看到的一切都说清楚了。”
“好吧，我才来，还没有听到你先前的回答。”
丹斯一边作问讯记录，一边问了一些简单的问题——对方的住址和工作地点、婚姻状况，等等——这些问题可以建立关于科布的基准压力反应。她仔细地听着他的答案。(“注视和倾听是访谈的两项最主要的内容。最后才需要交谈。”)
提问者首先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要确定调查对象的人格类型——内向还是外向。这些人格类型并非人们所认为的那么简单；它们不是用“暴躁”或“保守”就能形容的。人格的区别在于人们做出各种决定的方式。内向的人由直觉和情感来主宰，而非逻辑和理性；外向的人正好相反。归纳人格类型可以帮助提问者设计问题，以及在提问时采用合适的语气，摆出正确的态度。例如，如果采用粗暴而厉声的审问方式来对付内向者，这样会迫使对方像乌龟一样缩回自我保护的状态。
不过阿里·科布属于典型的外向型性格，而且很傲慢——不需要对他过分小心。这是凯瑟琳·丹斯最喜欢对付的对象。与这样的人进行访谈时，只需要不停地猛烈发问就可以了。
科布打断了一个问题，说：“你们把我关得太久了。我得去上班了。这不是我的错。”
丹斯微笑了一下。她的语气带有敬意，同时又很坚定：“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听着，阿里，我们谈谈昨晚的事情吧。”
“你们都不相信我。你们说我是骗子。案发时我并不在现场。”
“我并没有说你在撒谎。但是你很有可能看到了一些对我们有所帮助的东西。也许就是你认为不重要的东西。明白了吗，有时我的工作就是帮别人回忆过去。我会带你一起重温昨晚发生过的事情，也许你能想起什么。”
“嗯，我什么都没看见。我只是掉了一些钱在地上。仅此而已。我把这事儿给搞砸了。真是倒霉透顶。”
“我们一起回想一下昨天的情况。一步一步地来。首先，你在办公室上班。斯坦菲尔德兄弟投资公司。哈兹菲尔德大厦。”
“是的。”
“一整天都在工作吗？”
“没错。”
“你什么时候下班的？”
“七点半，也许还要早一些。”
“后来你干了什么？”
“我去汉诺威酒吧喝了几杯。”
“那是在沃尔特街。”她说。提问时，要让对方不停地猜测你究竟了解了什么情况。
“是的。昨晚的特色是马爹利加卡拉OK。他们称之为‘马乐利’之夜。意思是‘仙乐飘飘’。”
“这点子很精明。”
“我们一伙人在那聚会。我们是常客了。都是朋友。挺好的哥们儿。”
她注意到对方的身体语言表明他想添加一些信息——可能他希望丹斯问这些人的名字。如果调查对象过于热心地提供自己的不在场证明，那么这就说明其中可能有诈——调查对象往往认为提供此类信息能对自己有好处，而且警方也不会去核查，或者警方不够聪明，没能意识到，即使是晚上八点钟在酒吧喝酒，这仍然无法证明嫌疑犯没有在七点半实施抢劫犯罪。
“什么时候离开的？”
“九点左右。”
“接着就回家了吗？”
“是的。”
“是在上东区吗？”
对方点了一下头。
“你乘出租车还是豪华轿车？”
“豪华轿车，是啊，”他用讥讽的语气说，“当然不是，坐的地铁。”
“在哪一站上车？”
“华尔街站。”
“你怎么走过去的？”
“我走得很小心，”他咧嘴笑着说，“路面都结冰了。”
丹斯微笑着问：“什么路线？”
“我沿着华尔街走，然后从雪松街走到百老汇大街，接着向南走。”
“跟我讲讲雪松街的情况。”
“没什么好讲的。我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没有凶手，也没有老妖精。到了晚上，那里相当冷清。我当时很冷。我根本没在意周围的情况。”
“没有车辆经过吗？”
“几乎没有。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丹斯没有回答，只是说：“记忆真是件不好对付的事情……那么，你正沿着雪松街往前走，经过了那个巷口。你没有看见任何异常的情况吗？”
“没有，什么都没有。”他瞥了一眼丹斯的手，发现其中两根手指一共戴了三枚戒指，抬头还看到她戴着银色的海豚形耳环。
“你就是在那里丢掉了钞票夹。怎么掉的？”她的语气和问题本身都完全没有威胁的意味。对方现在感到很放松。他的态度也没刚才那么挑衅了。丹斯的微笑和低沉而沉稳的声音使他感到很自在。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在我掏地铁票的时候，钱掉了出来。”
“有多少钱来着？”
“三百多。”
“哎，可惜……”
“哎……”
“哎，是啊。”
她冲着放钱和钞票夹的塑料证物袋点了点头。“好像是刚从自动取款机里提出来的。丢的可真不是时候，是吗？刚提出来的钱。”
“是的。”他扮了个鬼脸，还笑了笑。
“你什么时候到地铁站的？”
“九点半。”
“不是更晚一点的时间吗，你确信吗？”
“我很确信。我在站台上看过手表。准确地说，应该是九点三十五分。”他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那是一块硕大的劳力士金表。丹斯觉得他之所以要低头看表，其目的在于表明，这么贵重的手表一定能给出准确的时间。
“然后呢？”
“我就回家了，在公寓楼附近的一家酒吧吃了晚饭。我妻子出差了。她是律师。处理公司融资方面的工作。她已经是公司合伙人了。”
“你什么时候到家的？”
“大约十一点。门卫已经向他们证实了。”他又向塞利托点了一下头，“但他们似乎还不相信。”
“我们再回想一下雪松街的情况。那里有灯光吗？有没有人住在那附近的公寓里？”
“没有，那里都是写字楼和商铺。没有住家。”
“也没有餐馆吗？”
“有一些，但只在午餐时间营业。”
“有没有建筑工地？”
“街南边有一座大楼在翻新。”
“人行道上有人吗？”
“没有。”
“有没有开得很慢的汽车，显得很可疑？”
“没有。”科布说。
丹斯隐约觉察到其他警官都在注视着她和科布。他们非常焦急，像大多数人那样急切地等待着坦白时刻早点到来。丹斯对此不予理会。除了她自己这个探员和调查对象之外，她心无旁骛。凯瑟琳·丹斯投入了她自己的世界——也就是她儿子韦斯常说的那种“特殊地带”。
她回顾了一下谈话记录。然后她合上笔记本，换了另一副眼镜，仿佛在离开阅读状态，而改用远视眼镜。其实两副眼镜的度数是一样的，只是前一副的圆镜片更大，镜架是彩色的，而后一副则是长方形的小镜片，配有黑色的金属镜架，使她看起来更有侵略性。她将这副眼镜称为“终结者眼镜”。丹斯往对方身边移进了一些。科布将腿交叉了起来。
丹斯用更为尖锐的声音问：“阿里，那些钱到底从哪儿来的？”
“什么——”
“那些钱？你不是从自动取款机里提出来的。”刚才，她发现阿里在解释钱的来历时表现出更高的压力水平——他的眼睛紧盯着丹斯的眼睛，但是眼皮却稍稍有些低垂，而且呼吸频率也改变了，这两点都严重偏离了他说实话时的基准反应。
“没错，我就是从取款机上提的。”他开始了反击。
“哪家银行？”
阿里停了片刻，然后说：“你不能逼我告诉你。”
“但是我们可以发传票检查你的银行记录。我们还会一直拘留你，直到我们拿到这份记录。这要等上一两天的时间。”
“我真的是用那该死的自动取款机提钱的。”
“那不是我所问的问题。我问的是，你票夹里的现金是从哪儿来的？”
他的目光垂了下去。
“你没对我们说实话，阿里。这意味着你惹上了大麻烦。好了，钱从哪儿来的？”
“我不知道。也许有些是我从公司的小额现金账户中取出来的。”
“你是昨天才取出的吗？”
“我想是的。”
“有多少钱？”
“我——”
“我们也将发传票检查你雇主的账本。”
他听了以后显得非常震惊。他立即说：“有一千美元。”
“其他钱在哪里？票夹里只剩三百四十美元。其余的呢？”
“我在汉诺威酒吧花掉了。这是公司的招待开销。属于合法消费。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我在问你其余的钱到哪儿去了？”
科布又停顿了一下。“我放了一些钱在家里。”
“家里？你妻子回来了吗？她能证明你的说法吗？”
“她还在出差。”
“那么我们就派一位警官去你家找这些钱。钱究竟在你家里什么地方？”
“我也不记得了。”
“五百美元？你怎么能忘记把五百美元放在什么地方了呢？”
“我不知道。你把我问糊涂了。”
“昨晚你在家附近的酒吧里吃了些什么？”
“我吃了个汉堡包。”
“配什么一起吃的？”
“嗯，薯条。”
“谁给你点餐的？”
“就是……就是那个酒吧招待。当时人很多，连个空座位都没有了。”
“那招待叫什么名字？”
“嗯，叫杰克。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如果你——”
“你怎么付账的？”
“现金。”
“吃了多少钱？”
“大约十美元。”
“你有没有喝饮料？”
“两杯啤酒。”
“吃了一份汉堡包，加上两杯啤酒，账单上却只有十美元。未免也太便宜了一点？”
“我是说光是汉堡包就值十美元。”
“但我刚才问的是你的全部账单，不是汉堡包。”
“我说的是汉堡包。”
在回答所有这些近似机关枪速射般迸发出的问题之前，科布都有极其短暂的迟疑，正是这些迟疑让丹斯清楚地意识到他昨晚根本没去过那家酒吧。她向前又靠近了一些，进入一种更具威胁性的交往空间。“你在雪松街上到底做了什么？”
“走到那该死的地铁站去。”
丹斯一把抓起曼哈顿地图。“汉诺威酒吧在这里。地铁站在这里。”每次她用手指敲击厚厚的地图时，都会发出很大的响声。“要从汉诺威酒吧出发前往华尔街地铁站，根本不需要经过雪松街。你为什么要这样走？”
“我想活动活动，把刚刚吞下肚的‘大都会’鸡尾酒和鸡翅热量运动掉。”
“人行道上结了冰，气温只有华氏十几度，这样的天气你还要运动吗？你经常这样走吗？”
“不。昨晚只是偶然想起这样做的。”
“如果你不是经常走这条路，那么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关于雪松街的情况？例如这里没有住家，餐馆打烊的时间，施工工地的位置？”
“我本来就知道。见鬼，这又有什么错呢？”他的前额渗出了汗珠。
“当你把钱弄丢的时候，你说过是因为伸手去口袋里拿地铁票，你当时有没有取下手套？”
“我不知道。”
“我想你取下了手套。戴着厚厚的保暖手套，你的手不可能伸进口袋里去。”
“好吧，”他立马回道，“你什么都知道，好吧，我的确取下了手套。”
“当时气温那么低，你为什么要在到达地铁站之前十分钟就拿出地铁票？”
“你不可以这样对我说话。”
丹斯用坚定而低沉的声音说：“而且你也没有在地铁站台上看时间，是不是？”
“不，我看了。当时是九点三十五分。”
“没有，你根本没看。你不会在夜间的地铁站台上炫耀自己价值五千美元的手表。”
“好吧，到此为止吧。我什么都不想说了。”
当审讯官与说谎的调查对象对峙时，这个对象就会感受到强烈的压力，而且会用各种方式来应对，以便逃避这种压力。最有破坏性、最难以对付的应对方式就是以愤怒，随后便是沮丧，接着是百般抵赖，直至最后与审讯官讨价还价。审讯官的作用在于判断嫌疑犯处于何种压力状态，并且要中和这种压力——以及后来出现的所有压力——直到最终迫使嫌疑犯进入认同状态，也就是坦白状态。
丹斯在心中揣摩了一下局面，发现尽管科布显得有些愤怒，但是他主要还处于抵赖的状态——这些调查对象很容易拿记忆力不好作为借口为自己开脱，同时责备审讯官对他们发生了误解。击溃这种抵赖的调查对象的最佳办法是采取丹斯刚刚使用的策略，那就是“针对事实，各个击破”。面对性格外向的对象，需要抓住他们的家庭生活问题穷追不舍，一个接一个地揭穿他们供述内容中的矛盾之处，直至他们的防御体系土崩瓦解。
“阿里，你七点半钟下了班，然后去汉诺威酒吧喝酒。我们清楚这一点。你在酒吧里停留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之后，你步行两个街区，绕道前往雪松街。你对雪松街非常了解，因为你经常去那里召妓。昨天晚上，九点到九点半之间，有个妓女将车停在那条巷子附近。你和她谈妥了价格，然后付了钱。你和她一起上了车。十点一刻左右你完事下了车。这时你的钱掉在了路缘边上，也许是因为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看看你妻子是否给你打过电话，或者是为了掏出一些零钱来付小费。就在这时，凶手开车进了巷子，你发觉了，而且看见了一些情况。什么情况？你都看到了什么？”
“没有……”
“你看到了。”丹斯平静地说。她盯着科布看，没有多说什么。
最后，科布的头低了下来，放下了原本交叉起来的腿。他的嘴唇在颤抖。他仍然没有招供，但是丹斯增加了他的压力反应状态强度——从抵赖状态上升到讨价还价状态。现在，丹斯必须改变策略。她既要表露出一定的同情心，也要给他一条补救的出路。在讨价还价阶段，如果不给他们留一些尊严，不给他们逃避最坏后果的出路，那么就算是最有合作态度的调查对象也会继续撒谎，阻碍调查。
她摘下了眼镜，向后靠在椅背上。“瞧，阿里，我们不想毁了你的生活。你被吓坏了。这可以理解。但这是个极其危险的罪犯，我们一定要抓住他。他已经杀了两个人，而且可能还会杀死更多的人。如果你能帮我们找到他，那么我们就不会公开今天在这里所掌握的关于你的情况。我们不会发调查传票，不会打电话给你妻子，也不会打电话给你老板。”
丹斯看了一眼贝克尔警探，因为他冒了一句：“千真万确。”
科布叹了一口气。他双眼盯着地板，喃喃地说：“操。就他妈的三百美元。我今天早上干吗要回去捡呢？”
凯瑟琳·丹斯心想，还不是因为你的贪心和愚蠢在作祟吗？不过，她还是安慰了对方：“我们都会犯错误。”
科布迟疑了一会。接着，他又叹了一口气。“呃，这真是件疯狂的事儿。也没什么重要的情况——我是说，我当时看到的情况。也许你们不会相信我。我真的没看到什么。我连个人影都没看见。”
“如果你说实话，我们会相信你的。继续说。”
“大约是十点半钟，也许还要晚一些。我从……从那女孩的车上下来后，我就往地铁站走去。你说的没错。我的确停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我开了机，查看短消息。我想，钱就是这时候掉的。就发生在巷子口。我往巷子里看了看，发现小巷深处有汽车的尾灯在亮。”
“什么样的车子？”萨克斯问。
“我没看见车子，只看到尾灯。我发誓。”
丹斯相信了他的话。她对萨克斯点了一下头。
“等一下，”莱姆突然说了一句，“你是说巷子深处吗？”
原来这个犯罪学家一直都在听她的审问。
“是的。在巷子的尽头。过了一会，倒车灯亮了，车子开始向我这里倒过来。司机开得很快，所以我只好继续向前走。然后我听到尖利的刹车声，车子停了下来，引擎也关闭了。那人还在巷子里。我继续赶我的路。我听到车门关上的声音，还有另一种声音。就像一大块铁家伙掉在地上的声音。就这些了。我什么人都没看见。那会儿我都已经过了那个巷口了。真的。”
莱姆扫了一眼丹斯，后者点了点头，表明科布说的是真话。
“描述一下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女孩，”丹尼斯·贝克尔说，“我还想跟她谈谈。”
科布立马答道：“三十多岁，黑人，短短的鬈发。我想，她开的是一辆本田车。我没看见车牌号。女孩挺漂亮的。”他加上最后这句话，为自己进行可怜兮兮的辩解。
“叫什么名字？”
科布叹了一口气。“蒂芬妮。名字当中有两个字母‘e’。末尾不是‘y’。”
莱姆轻声笑了起来。“给打击卖淫部门打电话，查一下经常在雪松街活动的妓女。”他吩咐库柏立即去查。
丹斯又提了一些问题，最后她点了点头，扫了一眼塞利托，说：“我想科布先生已经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了。”她看着这个商人，诚恳地说：“谢谢你的配合。”
科布眨了眨眼睛，不知道如何作答。不过凯瑟琳·丹斯并没有讽刺他。她从不会因为调查对象的话语或怒视(有时甚至是吐口水或扔东西的行为)而产生个人偏见。表意学审讯官必须记住的是，自己的敌人永远不是调查对象本人，而是这个人为掩盖真相而设置的障碍，有时甚至是无意中设置的。
塞利托、贝克尔和萨克斯讨论了一会，然后决定释放这个商人，不再指控他。这个惊慌失措的家伙离开了，临走时看了一眼丹斯，那种眼神是她非常熟悉的：几许敬畏、几许厌恶，还有几许彻骨的痛恨。
科布走后，莱姆一边看着白板上的巷口凶杀案现场统计图，一边说：“这很奇怪。出于某种原因，凶手决定不把受害人留在巷子的尽头，于是他倒车，选择距人行道十五英尺的地点……这是个有意思的现象。但是这对破案有帮助吗？”
萨克斯点了点头。“你知道的，可能有所帮助。巷子的尽头似乎没有积雪。可能没有在那里撒盐。我们可以在那里采集到脚印或轮胎印。”
莱姆打了一个电话——他使用的是一种非常先进的语音识别程序——派了一些警员返回现场去调查。很快，他们回电说在巷子尽头发现了一些新近留下的车胎印，还有一种棕色的纤维，似乎和受害人鞋子上和手表上的纤维是一致的。他们通过网络传过来一些纤维和轮胎印的数码照片，同时提供了汽车的轴距。
尽管丹斯对刑侦技术不感兴趣，但她还是觉得眼前的这种组合很有意思。莱姆和萨克斯组成了一个非常有洞察力的团队。令丹斯不禁感到钦佩的是，十分钟后，技术专家梅尔·库柏就从电脑显示器上抬起头来说：“根据轴距和这种特殊的棕色纤维来判断，这可能是一辆福特‘探路者’运动休闲车，车龄在两到三年之间。”
“很可能是三年。”莱姆说。
丹斯觉得纳闷。为什么他要说三年？
萨克斯发觉了丹斯皱眉头的样子，替她解开了谜团：“因为有人听到了尖利的刹车声。”
啊，原来如此。
塞利托转身对丹斯说：“凯瑟琳，你干得好！你让他招供了。”
萨克斯问：“你是怎么办到的？”
丹斯解释了她所采用的过程。“我用的是钓鱼法。我把他告诉我们的所有信息都回顾一遍——下班后去酒吧的活动、地铁站、现金、票夹、巷子，所有事件的时间表，以及所涉及的地理位置，然后我一一询问他。我发现了他对每一个问题所作出的身体反应。关于现金的问题令他的反应尤为激烈。他为什么要花这笔不该花的钱？像他这样一个性格外向、带有自恋倾向的商业人士，为何要这样做？我想这无非是用于毒品或性交易。但是华尔街经纪人决不会在街头买毒品；他一定有自己的渠道。那么只剩下召妓了。很简单。”
“这一招很灵光，是不是，林肯？”库柏问。
令丹斯感到惊讶的是，这个瘫痪的犯罪学家竟然能耸肩。接着，林肯不动声色地说：“干得不错。我们发现了一些证据，要不然我们得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到。”他的目光又转向了白板。
“林肯，你就服了吧。我们发现了凶杀者使用的车型。要不是丹斯帮我们，我们还找不到呢，”塞利托对着丹斯说：“别当真。他这人就是不相信目击者。”
莱姆对这位警探皱了一下眉头，说：“这不是在竞赛，隆恩。我们的目标是找到真相，而我的经验表明，目击者的可信度还是不如物证的可信度。没别的原因。这里不存在什么个人的偏好。”
丹斯点了点头。“你这样说挺有意思的；我在讲座中也常说同样的话：作为警察，我们的主要任务并不在于把那些不良分子关进监狱；我们的任务在于查出真相。”她耸了耸肩，“我们刚刚在加州查完一个案子——有个死刑犯，在预定的行刑日期前一天被证明无罪。我有个朋友是私家侦探，他花了三年的时间帮犯人的律师将案件查个水落石出。他无法接受简单的表面调查。犯人离死刑执行只有十三个小时，最后关头发现他是无罪的……如果这个私家侦探没有那么多年一直坚持寻找真相，犯人可能早已没命了。”
莱姆说：“我知道这个案子。被告之所以被定罪，是因为有个目击者做了伪证，最后还是DNA检验证明了他的清白，是不是？”
丹斯转身说：“不是的，实际上那起凶杀案并没有目击者。真正的凶手栽赃布置了虚假物证，从而陷害他。”
“原来如此，”塞利托说完还和艾米莉亚相互微笑了一下。莱姆冷冷地看了他俩一眼。“好吧，”他对丹斯说，“幸运的是，形势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了……现在我得继续工作了。”他又将目光投向了白板。
丹斯跟所有人道了别，然后穿上外套，隆恩·塞利托送她出门。到了外面的大街上，丹斯走到路缘边上，将iPod耳塞塞进耳朵，开启了播放器。这份特殊的播放列表包括民谣摇滚、爱尔兰音乐，还有一些粗犷有力的滚石乐队名曲(有一次丹斯去听音乐会，给滚石乐队成员米克·贾格尔和凯西·理查兹做过表意学分析，令她的丈夫和朋友们大长见识)。
她挥手拦了一辆出租车，这时她蓦地觉得心中一阵悸动。其实，她也是过了好一阵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她觉得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遗憾，因为她只是蜻蜓点水般地参与了钟表匠一案的调查，现在却已经退出了。
乔安妮·哈珀心情很好。
这个三十二岁的女人气色很好，正在离她位于SoHo区的零售花店几个街区远的花房里工作。她仿佛置身于许多朋友之间。
这些朋友其实就是她的花卉：玫瑰、兰花、天堂鸟、百合、海里康花卉组合、火鹤花、紫姜。
这里整个建筑曾是座仓库，而花房则占据了一楼的大部分面积。屋里有些透风，所以很阴冷，而且她对大部分房间进行了遮光处理，以便保护里面的花卉。不过，她仍然十分喜爱这个地方，喜爱这里的阴凉、暗淡的光线、丁香和肥料混合的气味。她身处曼哈顿中心，却感觉自己置身于一片宁静的森林。
这个健壮的女人在面前硕大的陶瓷花瓶里添了一些营养土。
感觉真好。
她的好心情是有原因的：首先因为她精心设计的生意很有赚头。
其次，还有她昨晚约会时的兴奋，到现在还令她心动不已。
她的男友叫凯文，他知道曼陀罗需要特别好的排水才能长势良好，蔓生的红景天能在整个9月都开出灿烂的红色花朵。他也知道多恩·克兰德农在1969年打出了三个本垒打，帮助纽约大都会队打败了巴尔的摩队。(乔安妮的父亲当时还用柯达相机拍下了其中的两个本垒打镜头。)
凯文是个可爱的男人，凯文一笑起来就有酒窝。关键是，他既无新欢，又无旧爱，是个钻石王老五。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令她开心的呢？
一个黑影在前窗一闪而过。乔安妮抬头看了一眼，但是什么都没看见。这里是斯普林东街上颇为萧瑟的一段路，行人稀少。她眯着眼睛看了看窗子。真应该早点让雷蒙来擦玻璃了。哎，只能等到天气暖和起来再说了。
她继续布置花瓶，重新想念凯文：他俩之间能有戏吗？
也许有。
也许没有。
这并不重要(好吧，这当然很重要，不过一个三十二岁的“单身都市女人”只能采取这种无所谓的态度)。然而，真正重要的事情在于，她和凯文在一起很开心。离婚以后，乔安妮已经在曼哈顿度过了好几年逢场作戏的约会生活了，所以她觉得自己有权和一个男人好好享受一下。
乔安妮·哈珀长得很像电视剧《欲望都市》片中的那个红发女人，她十年前来到纽约，成为了著名的画家，住在东村的临街工作室公寓里，通过翠贝卡画廊销售自己的画作。不过艺术界往往事与愿违。这个圈子过于残酷，过于褊狭，而且也十分缺乏艺术气质。充斥在这个行业里的，只有如何故弄玄虚，如何浑水摸鱼，如何诲淫诲盗，如何一夜暴富。于是乔安妮放弃了美术创作，干了一段时间的平面设计，不过最后也以失望而告终。她突发奇想，加入了翠贝卡旗下的一家室内花艺公司，并且爱上了这份工作。她下定了决心，认为既然做什么都要挨饿，那么至少也要在自己喜欢的工作中挨饿。
然而，命运似乎开了一个玩笑，乔安妮竟然成功了。几年前，她成功地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现在，这家公司既包括百老汇大街上的零售店，也包括这间位于斯普林大街的花房，后者用于为别的公司和机构提供服务，主要为写字楼供应鲜花，为会议、庆典和特殊活动布置花艺。
她继续往花瓶里添加营养土、绿肥、桉树油和大理石块——最后一刻才往里面放花。房间里冷飕飕的，乔安妮冻得有些发抖。光线很暗淡，但她还是看了一眼花房墙上的钟。她想了一下，知道自己不用等得太久。凯文今天要在城里送几趟货。他早晨打过电话，告诉她下午可以过来。他还说：“嗨，如果没有什么别的安排，我们去喝一杯卡布奇诺怎么样？”约会第二天紧接着就一起去喝咖啡？既然如此——
窗子上又出现了阴影。
她迅速抬起头。没有人。但她觉得有些不安。她的目光转向了她从不使用的前门。门前堆满了箱子。门上了锁……真的锁上了吗？
乔安妮眯缝着眼睛看，不过迎面正对着晃眼的阳光，所以她看不清。她绕过工作台，想看个究竟。
她试了试门锁的插销。很好，锁上了。她抬起头，舒了一口气。
离她只有几英尺的地方，就在外面的人行道上，有个人高马大的男人正在盯着她看。这个人又高又胖，向前探着身子，手搭凉棚，透过花房的窗子往里看。他戴着老式的飞行员墨镜，配有镜面玻璃，头戴棒球帽，身穿乳白色的派克大衣。因为阳光耀眼，同时也因为窗玻璃很脏，所以他没发现那女人就站在他面前。
乔安妮惊呆了。有时会有人往花房里窥视，对这个地方很好奇，但是这个人的样子太专注了，他的逡巡令乔安妮感到大吃一惊。前门没有安装特种玻璃；任何人拿着锤子或砖头都能闯进来。SoHo区的这个地段行人稀少，甚至连个人影都见不到，就算有人行凶，都不会被路人发现。
她向后退了几步。
也许那人的眼睛已经适应了光线，或者因为他找到了一块干净的玻璃，他终于看见了这个女人。他吃了一惊，往后闪了一下。他似乎在考虑着什么。然后他转身向后走去，一会儿就消失了。
乔安妮向前走了走，将脸贴在窗子上，但她看不见那人离开的方向。那个人令人觉得毛骨悚然——他鬼鬼祟祟地站在外面，弓腰向前，翘着头，双手插在口袋里，戴着墨镜看人。
乔安妮将花瓶转到一边，再次向外看。见不到那人的踪影。她想不如去零售店，核对一下上午的收据，边和店员们聊天，边等凯文的到来。
她穿上外套，犹豫了一下，最后决定从侧门出去。她到街上四下观察了一番，没见到刚才那人的身影。她开始往百老汇大街走去，方向朝西，正好是刚才那个大块头离开的方向。她走进了一大片灿烂的阳光中，这让她觉得都有些热了。强光晃着她的眼了，所以她眯缝着眼睛，人也警觉起来，唯恐看不清街上的情况。乔安妮停了一会，不想途经前面的巷口。那个人有没有拐进巷子？他会不会躲在那里等她？
她于是决定改走东边的路，与刚才正好相反，而且要从王子大街绕道前往百老汇。这条路人更少，但是至少不用经过巷口。她拉紧外套，加快了脚步，头低着只顾走路。很快，那个胖男人的阴影就从她脑海中消失了，她又想起了凯文。
丹尼斯·贝克尔去下城汇报案件的进展，调查组的其他人则继续处理证据。
传真机响了，莱姆急切地看着机器，希望收到有用的资料。但传真件是发给艾米莉亚·萨克斯的。萨克斯阅读文件时，莱姆密切注视着她脸上的表情。他知道这种神情。这就像追踪狐狸的猎犬。
“什么东西，萨克斯？”
她摇了摇头。“本·克里莱位于西切斯特的房子里找到的证据，他们进行了分析。全美自动指纹识别系统中没有查到匹配样本，但是在一些壁炉用具上和克里莱的办公桌上留有皮革痕迹。谁会戴着手套去开抽屉呢？”
当然，警方并没有设置手套痕迹数据库，但如果萨克斯能在嫌疑犯的个人物品中找到一副与现场痕迹匹配的手套，那么这也能成为有用的间接证据，说明此人曾在现场出现过。
她继续读着传真内容。“那么我在壁炉前找到的土壤呢？它和克里莱家院子里的土壤并不一致。里面有更多的酸性物质，污染物含量也更高。好像来自工业区。”萨克斯继续说，“壁炉里还有燃烧过的可卡因成分。”她看着莱姆，露出了自嘲的微笑，“如果我调查的第一个受害者本身也有劣迹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个瘾君子。”
莱姆耸了耸肩：“无论是修女还是毒品贩子，萨克斯，谋杀终究是谋杀。你还发现了什么？”
“我在壁炉里发现的灰烬——实验室无法进行完全的复原，不过他们还是找到了这些东西。”她举起一张照片，上面的内容似乎是财务报表，像是电子表单或分类账目之类的东西，其记载的数额总计好像能达到数百万美元。“他们在分类账目上发现了某个公司的标志或类似的符号。技术人员仍在进行检查。他们还将账目交给刑侦会计人员检查，看看能否找到有价值的信息。他们还找到了克里莱的日常安排。例如何时给自己的车子换机油，何时去理发，等等——顺便说一句，这根本不像一个即将自杀的人为生命最后一周所作的安排……在他死亡前一天，他还去了圣詹姆斯酒吧。”她在纸上敲了敲——就是那张从克里莱日程安排中复原出来的纸头。
南茜·辛普森发来一份资料，说明了那家酒吧的情况。萨克斯说：“酒吧位于第九大街东区。那是个很破败的地段。一个日进斗金的会计师怎么会去那种地方？真是荒唐。”
“不见得荒唐。”
萨克斯看了莱姆一眼，然后走向房间的角落。
莱姆心领神会，驱动着红色的风暴箭头牌轮椅跟了过去。
萨克斯蹲在莱姆身旁。莱姆觉得萨克斯正握着他的手(因为他右侧手指和手腕恢复了部分知觉，所以握手就成了他俩之间非常重要的交流方式)。不过，在他们的个人情感和职业生活之间仍有一条微妙的分界线，而萨克斯此刻仍保持着自己的矜持。
“莱姆。”她轻声说。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听我说完。”
莱姆咕哝了一声。
“我必须将这个案子查到底。”
“那也得注意轻重缓急。你的案子比钟表匠的案子轻多了，萨克斯。无论克里莱经历过什么，即使他的确是被人谋杀的，凶手可能也不会是连环杀手。而钟表匠却杀人不断。他才是我们的重点对象。关于克里莱的案子，无论你发现什么证据，都可以等抓住钟表匠以后再处理也不迟。”
萨克斯摇了摇头。“我不这么认为，莱姆。我已经开始了调查。我已经开始了问询。你知道这会产生什么后果。关于这个案子的消息已经流传开了。证据和嫌疑犯都有可能随时消失。”
“钟表匠现在也有可能已经盯上了新的罪案对象。甚至可能正在杀害某人……相信我吧，如果再发生一起谋杀，而且我们却把案子搞砸了，那么代价可就大了。贝克尔告诉过我，让我俩破案的命令直接来自警方的最高层领导。”
非干不可……
“我不会搞砸的。要是再有一个现场，我去勘查。如果波尔·霍曼要组织战术行动，我也会参加的。”
莱姆夸张地皱了一下眉头。“战术行动？你连刀还没磨快，就想先去砍柴吗？”
萨克斯大笑了一声，这次莱姆感到了她的手在用力。“得了吧，莱姆，你我都置身警界。没有人同时只查一个案子。重案组里许多办公桌上都堆着十几份档案。两件案子我还是能办好的。”
莱姆觉得有一种无法言表的不祥预感，他迟疑之后说：“希望如此吧，萨克斯。希望如此吧。”
难得莱姆能说出这么好听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