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意志市最为反复无常的七月里，我的侦探社终于如期开张了。
在当晚举办的小型聚会上，汉迪克和奥鲁同时对我在侦探社选址问题上的非民主性表现出了极度的不满：
“可惜离局子远了点——如果你忙的话，我们见面的机会就会少了?”，举杯之际，汉迪克颇为委婉地指责了我。
“看来你并不很将我们这些老朋友当一回事儿?”，奥鲁则直接给出了最尖锐的批评。
但之前，奥鲁却在私底下跟我说过：
“既然那么近，我一定会时常去你那儿喝杯咖啡的?”
我当然再清楚不过——这只是奥鲁的拙劣借口而已，以“顺路拜访”侦探社的方式解决困扰他多年的周末伙食问题，才是他所真正关心的。
是的，我的侦探社开在豪泽区、小吉姆街十三号五楼，一个相当冷清、而且从数字上来看很不吉利的地方。
彼特菲尔德刚刚就问过我：
“文泽尔，你选择这条街开侦探社，是不是为了纪念老吉姆？”
我笑了笑，不置可否。
无论如何，虽然有如上所述的、这样那样的指责、批评和疑惑，我这些可爱的老同事们，却无一例外地给予了我新的职业生涯最多的祝福。
聚会一直开到凌晨三点半。大家陆陆续续地离去之后，我发现自己一点睡意也没有——于是，我燃起了一支Marlboro，开始为我从事侦探事业以来接受的第一笔委托写总结。
好了，经过两个多月的忙碌之后，我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将关于这个已然结束的案子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展示在我们面前了。
大概是在那次扫墓的偶遇之后，莱蒙德与一个名叫雷克拉姆（Reclam）的、早年搬去米莉豪森市的旧时朋友意外相逢，那人是当时那个化装舞会的组织者之一。
老友重逢，自然会谈及往事。回忆之中，雷克拉姆无意间提及，八年前的那个化装舞会竟然是别墅管家罗德一手出资筹办的。
莱蒙德当然会对此感到十分在意。追问之下，雷克拉姆表示，那个化装舞会的举办时间和地点都是由罗德先生提前确定，他和其他几个组织者只是负责寻找参加者——不过，罗德曾经特别提到过要邀请莱蒙德，并且让他一定要带上自己的女朋友。
雷克拉姆和其他几个组织者确实都邀请过莱蒙德，并且也都要求他带上自己的女朋友——这些莱蒙德都记得很清楚，只不过，他一直都不知道，这实际上是管家罗德的指示。
和雷克拉姆的会面之后，莱蒙德很自然地怀疑到——罗德和伊丽泽的案子之间还有某些尚不为人所知的内幕。他因此将娥蔻送到他姑姑家，开始暗中监视罗德的行踪。
吕根曼先生自杀之后，罗德便开始频繁地和几个专打财产纠纷和继承权官司的律师接触——这点莱蒙德说得并不详细，反正，在几次十分不容易的窃听行动之后，莱蒙德得知了一个让人感到十分意外的消息：
罗德·施密茨竟然是霍费尔家族的后裔！
结合已知的事实，莱蒙德作出了一个在动机上完全合理的假设：
为了夺取霍费尔财团的所有权，罗德在八年前雇人杀死了伊丽泽，最近又设法害死了吕根曼先生。
让我们想想看——罗德早已经知道莱蒙德和伊丽泽每次相约溜出别墅的地点，而这个地点恰好也被卡罗莉娜以及她的情夫们所利用：罗德利用了这个巧合。一方面，他建议吕根曼先生约卡罗莉娜在那里见面；另一方面，他筹划了一个伊丽泽必然会随莱蒙德一同参加的化装舞会。他预先算好了两人前往舞会现场所需的时间，并大概估算出了两人计划在“老地方”
碰面的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则正以他向吕根曼先生所建议的、“最不致引起人们怀疑的”
挥刀时间为依据。
然后，他再主动向吕根曼先生提议：由他负责牵制住可能在预定时间里对计划造成威胁的年轻花匠——吕根曼先生自然没有拒绝这个提议的理由。
于是，在我们精明管家妥善而周密的安排之下，伊丽泽“十分意外地”献身在了自己亲生父亲的刀下；吕根曼先生的弃刀行为，也“十分意外地”造就了一个引起了全市恐慌的连环杀手——而这点，当然是在罗德先生的计划之外了。
我们的花匠先生完全没有顾及到以上所提及到的这些细节——他留意到罗德反复向律师们出示一个黑檀木刀架，他当即意识到：这将会是一个重要的证物，也是罗德最终能否取得霍费尔家族财产继承权的决定性因素。
或许是被长期积累下来的压力以及突然之间爆发的怨恨冲晕了头脑，莱蒙德竟然闯入了刀室，将这个他认为“十分重要”的刀架给偷走了。他藏身在那个地下室里，并计划与罗德先生在交涉之中达成妥协。
莱蒙德开出的条件，是让罗德主动向警方自首——而这个条件恰恰是我们的管家先生最不能接受的（由此可见，我们的花匠确实是昏了头了）。他联想到很可能也知道整件事情真相的我，向我提出了这个委托，同时又雇佣了一名职业杀手，计划将我们俩一并除去：
“找到黑檀木刀架并将它和莱蒙德一起带回来。无论莱蒙德是否反抗，都用这柄麻醉枪将他弄晕——别问我理由，这是必须的。”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委托人、罗德·施密茨先生给我的委托：而这个委托的动机，以及其中所包含的诡计，我们现在当然已经十分清楚了。
实际上，黑檀木刀架在罗德·施密茨的继承权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被我们的年轻花匠无端夸大了——虽然我们自始至终也无法得知，那张藏在刀架夹层的羊皮纸信笺里，究竟写下了些什么内容。但是根据刀架上所刻的那几个名字，以及莱蒙德查阅霍费尔家族的传记所得，我们也能够作出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断来。
黑檀木刀架上的名字，按照我的记忆，似乎是按照以下的顺序：
佩尔玻娜、露歇儿、卡蕾拉、卡罗莉娜、吕根曼·霍费尔这些名字，除了最后两个是同出自吕根曼先生之手外，其余都是出自不同人之手——佩尔玻娜、露歇儿和卡蕾拉：这三个没有姓氏的名字，按照霍费尔家族历代的传记所记载的，都是“曾背叛过霍费尔家族的、不知羞耻的女人们”的名字。
她们因此“不配享有‘霍费尔’这个具有光荣骑士传统的伟大姓氏”。
吕根曼先生在划去自己名后姓氏的同时，无意中也给了我们与此相关的足够提示。
虽然家族传记中并没有详述，但从吕根曼先生刻下“卡罗莉娜”这一点来看，我们能够想象，这三个女人都是丧生在那把家族世传的“长船”之下，而行刑者则都是霍费尔家族当时的主人。
特别的，莱蒙德提到传记中所讲述的，那个叫做“卡蕾拉”的女人——那恰恰是在一百年前（这也正好和我之前所提出的，关于一八八四年的联想奇迹般地吻合），一八九二年霍费尔家族的主人，是显赫一方的麦尔登·霍费尔爵士。按照传记中所记载的，卡蕾拉有一个至死都不愿承认的私生子，并且人们最终也没能找到这个私生子的下落。
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假设，罗德的某个祖辈很可能就是霍费尔家族因一些尴尬的误会而抛弃的那个所谓“私生子”，那些误会在一八九二年当然是无法澄清的，但在一九九二年，人们通过新的血液鉴定方式以及新兴的DNA鉴定法，却可以很准确地判定，一个人是否和另一个人之间存在着某种血缘关系。
但是，我们应该清楚，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这种鉴定无疑会是复杂而曲折的——当今的DNA鉴定技术，在父辈和祖父辈之间的血缘确认上，已经可以达到很高的准确度；但相隔四代以上，比如直接通过血液DNA鉴定判断罗德和吕根曼先生之间是否有亲缘关系，却是完全不可取的。正确的鉴定方法，是通过遗骸的DNA鉴定，先确认罗德的祖先是否为麦尔登·霍费尔爵士所亲生，然后再逐代确定罗德是属于该族系的血缘继承者即可。
罗德大概在很久以前就已私下取得了以上所述的、关于和霍费尔家族之间血缘关系的医学证明——更准确些的时间，甚至可能会在八四年的那个案子之前（可惜，我却并不清楚当时DNA鉴定技术的应用水平，因此，这也只能算是一个未经考证的推断了）：我们精明的管家先生一定考虑了吕根曼先生当时即行动失败的后果——根据本州的相关法律，一个财团的所有人（按照法规中所说的，则应该被称为是“绝对多数股份的持有人”）首先不得是尚在服刑期内的刑事犯。这样看来，无论吕根曼先生是被当场击毙还是被逮捕入狱，罗德先生都可以更早些取得财团的继承权。
如果单纯出于这样的考虑，对罗德先生而言，吕根曼先生唯一的女儿也会是继承权争夺的有力对手——尤其是在吕根曼·霍费尔留有遗嘱的情况下，伊丽泽·霍费尔的存在对于罗德的这一支系而言，无疑是致命的。或许在罗德眼里，吕根曼先生迟早也会老死的——如果他没有任何子裔的话，罗德大概还会因为自己相较之下的年轻而选择静静等待；但他却无法在伊丽泽的面前也选择等待——他不想让这已然持续了上百年的等待再延续到特兰斯凯或者他的下一代去了：吕根曼续弦的浪荡对罗德而言，当然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杀死不忠的卡罗莉娜”只是一个幌子，而“借机杀死霍费尔财团的正统继承人”才是罗德参与谋划这个残酷计划的最终目的。
很可惜，这个计划最终还是成功了——特兰斯凯·施密茨在上月中旬成为了霍费尔财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裁。至此，这桩长达数百年的、与血统和继承纠缠不清的案子，终于以当年“私生子”系的全面胜出划上了句号。
根据十一分局法医弗里特（Flit）的验尸报告，证实花匠莱蒙德在死前曾经摄入过大量酒精，而别墅主人罗德·施密茨则是在麻醉和中毒的状态下被火活活烧死的。
我们一贯英明的伊塞尔副局长，根据法医报告得来的线索，作出了如下的论断：
花匠因为对薪资不满而借酒浇愁，别墅主人好心地前往花匠的住所劝解。由于意见不合，喝得酩酊大醉的花匠用自己栽培的、具有麻醉功能的有毒植物掷向了别墅主人。别墅主人倒下之后，花匠又喝了不少，无意间掀翻了房间里的落地灯，然后醉倒在地。落地灯的高温燃着了被褥——于是，木屋被烧成了灰烬，两人也十分冤枉地送掉了自己的性命。
“这完完全全是一个可悲的意外呢！”
伊塞尔副局长一定会在提及到本案的时候这样讲，同时做出一副悲伤的表情来尾声在侦探社开张将近三个月后，大概是我在《自由意志报》上购买的一小块广告位起了效果：案子渐渐多了起来——汉迪克和奥鲁他们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怀疑转变为逐渐认可。现在，奥鲁在我那里解决周末伙食问题的当儿里，也会称赞我说：
“嘿，文泽尔，你可终于找到了一个相当不错的谋生行当呢！”
虽然这许多案子中也不乏一些相当有趣的案子，但更多的却是诸如找寻失踪猫狗或者调查婚外情之类的无聊委托——我并不想推掉任何一个送上门来的委托，因此，我打算在近期内请一个助手。
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莫斯曼倒是表示，他十分希望能得到我手下的这个职位——我当然知道，他只不过是在电话中打趣而已：只要我是找他帮我弄一些和案件相关的信息，他就总是抱怨身边的土豆堆成了山——看来，侦探助手这个职位，并不适合他。
老吉姆委托我寄出的小说，最终也仅只在副刊上发表了一个节选——哪怕这样，很多不知情的侦探小说爱好者们也都致信大众侦探专栏编辑部，声明这个节选抄袭了现实中那个“影子杀手”案的创意，要求对作者提出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为此，《自由意志报》副刊甚至专门刊登了一个声明，表示此篇小说是匿名寄出的，作者并没有交代此篇参考了某个真实的案例云云。哈，只有我才知道——这篇小说确实就是货真价实的自传体。不知老吉姆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会作何感想为了尊重原作者的决定，我并没有向编辑部发出一份要求“寄回原稿”的信函——也因此，我看来是再没机会知道那篇小说的结局了：不过，说不定老吉姆设定的结局，偏巧和现实中的一样呢？天知道！
我没有再给莱奥诺蕾小姐去过电话，倒不是因为我对她究竟是不是吕根曼先生当时计划的同谋不感兴趣：我将她的电话号码给弄丢了——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顺带一提，关于我意外得到的这笔奖金，根据《自由意志报》前段时间里刊载的、关于本案周边事件的一个专题报道里所述，倒确实是吕根曼先生在1988年3月设下的（吕根曼先生当时曾在该报发表过相关的悬赏声明，只不过由于此案迟迟未被侦破，才一直很少
被媒体大众所提起），而不是罗德·施密茨为了收买我而作出的、大手笔的凭空捏造。
反正，如果没有这笔奖金，我现在大概已经从职业介绍所得到了一份和蒙歇利·佛罗伊若普先生类似的工作，此刻正为着某段漏水的水管而忙活呢！
好了，无论如何，一个案子改变了我的人生——可以这么说。
上周三邮局转寄过来一个包裹——里面是几本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一本《傲慢与偏见》
和一本简装版的《老人与海》。这个本来是寄到十一分局的包裹，署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女性名字：不过，看到那本《多瑙河领航员》，我就能猜到——寄件人正是坎普尔的继母。
这大概是为了报答那几个甜面包圈和苏打饼干，以及纠正我语言水平的“拙劣”罢——我这样想着，将那几本原属于坎普尔的书放在了我身后的书架上。
本周的每一天都异常繁忙（老实说，这种“繁忙”主要是一些琐碎案子造成的——有趣的案子永远都不会给人以“繁忙”的感觉），但这最后一个工作日却奇迹般地清闲了下来。
我因此有时间去看看我那一周都没有碰过的邮箱。
在丢掉一大摞的广告和帐单之后，我找到了两张比较有意思的卡片：
一张橘红色的卡片上画着一幅儿童画：画的右侧是两只兔子，左侧站着一个满脸笑容的小女孩，一个个子很高的男人牵着她的手——这个男人的另一只手里握着一只小铲子，图画的背景中画满了各式各样的花。
卡片的背面是小作者的签名：
娥蔻·法尔彤我笑了笑，接着看另一张卡片。
这张卡片就显得单调乏味得多了——也就是一张空白的、署名为汉斯·穆斯卡林（Muskarin）的粗糙名片纸，上面用潦草的花体字写着：
三个魔鬼本不该那样死去你看过我的标注，我的朋友我们会再见的（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