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五号了——离天卫八的到来，还有整整两个礼拜的时间。
我的报告却还只写了个题目——《关于三月连续杀人案的重要报告》：这当然是个很蠢的题目。我甚至都不知道应该用怎样的一个名字来概括这个案子——“镰刀罗密欧案”显得有些太过通俗和不正式，“影子杀手案”则有些太笼统；我所临时决定下来的这个，似乎又有些过于模糊和没有力度?我想，最后我甚至会将它们统统划掉，只留下“重要”两个字——这就足够了。
昨天，我重新整理了一遍这个案子的卷宗，又从另一个已经封档的、名为《1987至伯恩哈迪/坎普尔模仿案（3）》的卷宗里找到了坎普尔·格兰小姐入狱前的住址。
按照卷宗中所记载的，坎普尔自1983年因与父母不和而从雪令区的家中搬出来后，就一直住在特奥多尔街19号208室、那间产权属于老多普勒（Doppler）·金格的公寓里了。
我本来打算今天再去一趟南门监狱的，但梅彭昨天在电话里不耐烦地告诉我，她的报告已经交了上去——为了保障其他囚犯的人身安全，61731号女囚已经被强制隔离了。
我当然知道，这种一厢情愿的“强制隔离”，在上面的回应还没下来之前，也只不过是狱警们私底下进行的一种惩戒手段而已——没有放风时间、没有探监许可?这些因为“强制隔离”而被剥夺的些许权利，坎普尔应该也不会太在意：哪怕是成天关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只要有几本比较耐看的小说在，她大概还是可以熬过去的。
我肯定会在我的报告中强调伯恩哈迪/坎普尔案对于侦破“镰刀罗密欧”案的重要参照性——这样一来，坎普尔甚至可能获得出来散散心的机会：这对缓解她的精神压力肯定有好处。这个案子结束之后，我还打算给《自由意志报》或者《自由先导报》寄上一份匿名的、标题或许是《铁窗下的罪恶》的新闻线索——这样，梅彭退休之后，坎普尔以及其他受到虐待的囚犯们的处境，应该会渐渐地好起来。
地铁经过了电视塔，三月的阳光从吕纳（Lyra）山的高处洒下来，显得格外明媚。我看了看表，现在刚刚好是局里签到的高峰时间（也即是八点十五分——准点和迟到的界线）——也不知彼特菲尔德是否记得在我的卡上签上名字：整个局子里，彼特菲尔德是最擅于模仿其他人签名的；同时，他的记性也是最不好的——他常常忘记自己的银行帐号：我们也因而常常担心，在填写转账单的时候，他会在恍惚之间将我们中某人的帐号和签名给写上，投到那个大大的转账箱中去。
这种违反日常警规的事情，和汉迪克或者奥鲁不同，我并不会时常拜托彼特菲尔德——特奥多尔街实在太远（虽然是在地铁线上，但却要转三趟车），加上我行将辞职，而且我也想尽快侦破这个案子?唉，算了，这些都是借口——反正，在这全市其他警官们签到的高峰时间里，我却坐在这辆驶往特奥多尔街的地铁上：这就是全部事实。
莫斯曼提供给我的线索，除去伊丽泽的案子，间接证实了我自偶然发现站名之间的联系之后、在这个连环案件上全无进展，一无所获——这样的说法或者有些过份，或许这本身就算是一个很重要的“进展”：至少是在逻辑上。是啊，逻辑上而言，“能排除某些可能性”即是进展；但实际上，那位持着武士刀的罗密欧，离我们还是一如既往之遥远。
鉴于以上令人感到沮丧的事实，我也只好再次回到这个“具有参照性”的案子上来找找线索了。
“哦，还是那个案子，知道了?”
蒙歇利·佛罗伊若普（Moncheri·Fleurop）、这位木衲的老房管在听过我简单的介绍之后，放下了手中的樱桃蛋糕，从墙上的钥匙板上取下了一串备用钥匙——串在粗糙钥匙环上的铝制铭牌上，模糊地刻着“19#208”。
“伊萨拉勒物业管着这条街上的十个门牌，我管着这十栋房子——七年前是两个人管的，托尼死了以后，他们就没另外找人了?”
蒙歇利先生正领着我从楼梯间上楼。
“电梯坏了将近两个月，交了报告上去，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修好。这栋楼没几户人住着，他们不抱怨，也没有谁急这件事情?”
我略略地应了两声，表示“我知道了”。蒙歇利先生似乎也看出我对他的话题并不怎么感兴趣，就不再说话了。
我们默默地走过201、202?封闭在狭小空间里的走廊静得恐怖，昏暗的日光灯代替了刚刚明媚的阳光。感觉上，似乎是整栋楼里就只有我和房管两个人一般——虽然楼道和走廊都很干净，但我却怎么也觉得我是走在一幢无人的老旧古宅里。
“住户为什么会这么少？”，在蒙歇利先生开208室的房门时，我问他。
“?我不清楚，噢，一些不好的传闻吧，和这间房有关的。”
“譬如说?”
“有些传言说，他们在这栋楼的某处藏着肢解过的尸体?对房地产商来说，是很不利的传言了。”
蒙歇利所说的“他们”，自然是指伯恩哈格和坎普尔。
“还有别的么？”
“还有?嗯，说那台‘剪草机’也可能常来这里——谁知道？梅萨拉一家五口、路歇斯夫妇俩?他们要是再搬走，这地方也可以统统拆掉，建成停车场了。”
房管推开了房门——里面是漆黑一片。他摸到了电灯开关，按了两三下，没有任何反应：
“这里几年没人来了，什么也坏得差不多了?”，他拿出了打火机，打出一缕微弱的火光，领着我进了客厅。
客厅里也没透进一丁点儿阳光——借着打火机的弱小光线，蒙歇利先生来到了窗边，猛一把拉开了厚重的落地窗帘。突然泻入的阳光晃得我们睁不开眼来，从刚才以来就四处弥漫着的阴冷气息一下子就被不可抗拒的力量一扫而空了。
一套摆放得不太整齐的灰仿天鹅绒沙发，一只空的矮电视柜，以及一把放在简易折椅上的断弦吉他——这就是客厅里的全部东西了。除此之外，几个角落地方杂乱地堆放着几只陈旧的纸箱，上面用废旧的报纸潦草地遮盖着；墙上还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唱片海报。
那些巨幅的唱片海报，可能是因为粘得不牢，边角的地方都有些许的脱落；有些甚至已经滑落到地上，只在墙壁上留下淡淡的一圈灰影以及固体胶的痕迹。
“喏，还不到三年，就变成这个样子。”，蒙歇利先生灭掉了打火机。
“八九年那案子之后?有人来整理过这里的东西么？”
“看样子是有的，警察当然来过?”，他看了我一眼，“业主或许也带走了一些东西，他们拿自己的钥匙进门，总不会额外通知我?”
“曾住这儿的人呢？你和他们熟么？”
“谈不上熟不熟?除了来修过一次水管，基本上没什么接触。”，他瞟了一眼墙上的挂钟——那挂钟停在四点二十的位置。
“关于这个案子，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值得提一提么？请你回忆看看。”
“大概没有?本来你可以问问207的卡贾克（Kajak），可惜他去年就搬走了。”
“你有他的号码么？”
“没有。不过，你们那里应该有的——我记得，你的同事?好像是叫汉斯的，曾经找他问过话。”
“哦?嗯，蒙歇利先生，我能单独检查一下这儿么？”
“行的。我把钥匙挂在门上了，你弄完了之后，反锁上再还我就行——如果我不在，就丢进我的邮箱里：17号的蒙歇利·佛罗伊若普，记住了。”
“好的，谢谢。”
房管离开了208室。
我先检查了角落里的那几只箱子：两只较大的箱子里面，放的全是各种各样的吉他乐谱；较小的箱子里，一只放的是一些页面发黄的旧书，另一只则放满了没用过的白色矮蜡烛。
我翻了翻那些书——博尼托（Bonito）的《心理与死亡》、尼森（Nissen）的《狭隘空间论》、豪森（Hausen）的《鱼眼白》??大概有十来本——其中有些我看过，基本上都是些比较冷的、带着死亡气息的书。
除了一本封面设计得相当滑稽的《世界主宰者》，在这堆似乎是从坟墓中挖出来的书中间，显得十分的突兀和不和谐——我猜，这本书应该是坎普尔的。
这书的最后几页脱落了——我将这几页从箱子里面择出来。当我将它们夹回原位的时候，竟意外地发现，最后一页的最后几段被用绿色的粗荧光笔醒目地标注了出来：
“我说过爱里巨峰是魔鬼窝么？”
“胡说，这个罗布尔不是魔鬼！”
“唔，你是说?”，老管家回答，“可这家伙真象魔鬼一样。”
超脱在因年代久远，已经略显褪去的绿色之外，三个“魔鬼”都被额外地用红笔打上了叉——这颜色是如此的鲜艳，在这泛黄的书页上，即便房间里洒满了阳光，也让人感到丝丝莫名的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