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上哪儿去啦，亨利？”我问。他通常都是第一个吃早餐的。有时我还没下楼他就已经离开了家，可是今早他一直没碰过餐盘。我听到前门轻轻地关上，随后他进来了。
“哦，沿路走了走，”他含糊其词地说。
“走了一晚上？”我问。
“那当然不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他对我说了实话，“克朗普顿神父今天给萨拉做了弥撒。”
“他还在做这事？”
“一个月一次。我觉得去看看比较礼貌。”
“我想他不会知道你在那儿。”
“仪式结束后，我去找了他，向他表示感谢。事实上，我还请了他过来吃饭。”
“那么我就出去。”
“我希望你别走，本德里克斯。毕竟，他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做过萨拉的朋友。”
“你该不会是也在变成信徒吧，亨利？”
“当然不是，不过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权利持有自己的看法。”
于是他便过来吃饭了。使萨拉同我分开的，就是这个丑陋、粗笨、长着一只托克马达式的难看鼻子的人。支持萨拉信守那则本来一周内就该忘掉的荒唐誓言的人就是他。萨拉走进去躲雨，结果得了“要命的重感冒”的那座教堂就是他的教堂。想到这些，我连保持最起码的礼貌都很难做到，招待客人的担子全都落到了亨利一个人身上。克朗普顿神父不习惯于在外面吃饭，他给我的印象是：外出吃饭是一项他觉得自己难以专心致志去履行的职责。他的寒暄话说得极少，他的应答就像大树倒在路上时发出的声音那样短促。
“我想你管的这片地方穷人不少吧？”亨利很受累地边吃奶酪边问道。他已经尝试过很多话题——书籍对人的影响、电影、法国之游、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等等。
“问题不是这个。”克朗普顿神父答道。
亨利卖力地使谈话进行下去。“那么是伤风败俗的事情？”他用我们说这个词时无法避免的那种略带虚伪的腔调问道。
“这从来都不是个问题。”克朗普顿神父答道。
“我想或许——公共草坪上——晚上会看到……”
“这样的事情任何一个空旷的地方都会发生，好歹现在是冬天。”此话题便就此打住了。
“再来点奶酪吧，神父？”
“不了，谢谢。”
“我想，在我们这样的地区，募捐的工作很费事吧？——我是指为慈善事业。”
“人们捐献他们能捐的东西。”
“给你的咖啡里加点白兰地？”
“不了，谢谢。”
“你不介意我们……”
“当然不。我喝了睡不着觉，不为别的原因。我早上六点钟就得起床。”
“那到底是为什么？”
“祷告，习惯了。”
亨利说：“我恐怕没能做过多少祷告，从小时候起就没有。我曾经为自己能进入校橄榄球队的第二预备队祷告过。”
“你进了吗？”
“我进了第三预备队。我那样的祷告恐怕不太顶事吧，神父？”
“无论怎样的祷告都比完全没有要好。不管怎么说，它是对天主权威的一种承认，我想它是一种崇拜。”从开始吃饭到现在，我还没听他讲过这么多话。
“我会觉得，”我说，“这更像是用手碰木头，或者走路时避免碰到人行道的边沿。不管怎么说，人在那个年龄是这样的。”
“哦，这个吗，”他说，“来点迷信我并不反对，它让人想到这个世界并不是一切。”他双眉紧蹙，目光顺着鼻梁向下盯着我说，“这可以是智慧的开始。”
“你的教会肯定是喜欢大搞迷信的——圣亚努阿里乌斯、流血的雕像、圣母幽灵等等。”
“我们努力整理这些东西。相信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不是更合情合理一点吗？比起……”
门铃响了起来。亨利说：“我让保姆睡觉去了。对不起，神父，失陪一下。”
“我去吧。”我说。能躲开神父在场造成的那种压抑气氛我感到很高兴。他早已把应对问题的答案背得滚瓜烂熟，不是专干他这行的人别指望能抓到他的把柄。他就像个变戏法的，因为技术过于纯熟，结果反而弄得大家觉得厌倦。我打开前门，看到门口站着一个肥胖的女人，她身穿黑色衣服，手里拿着一只包裹。刚开始我以为她是我们的清洁工，直到她问我“您是本德里克斯先生吗？”的时候，我才知道她不是。
“我是。”
“我得把这个交给您。”她边说边把包裹快速塞到我手里，就好像里面有什么爆炸物似的。
“是谁送的？”
“帕基斯先生。”我把包裹翻过来，困惑地打量着它。我甚至想到：帕基斯可能把某件证据材料忘在什么地方了，现在太晚了才把它交给我。我想忘掉帕基斯先生。
“您能给我打张收条吗，先生？他要我把包裹亲自送到您手上。”
“我没铅笔——也没纸。我不想费这个事。”
“帕基斯先生对于档案记录的态度您是知道的，先生。我包里有铅笔。”
我在一个旧信封的反面给她写了收条。她把收条仔细收好后，便急匆匆地向大门口走去，一副想尽快走得越远越好的样子。我站在门厅里，手里掂量着送来的那件东西。亨利从餐室里喊道：“什么事，本德里克斯？”
“帕基斯送来一包裹东西。”我的话听起来像是绕口令。
“我想他是还书来了。”
“这个时辰来还书？再说上面写的收件人是我。”
“嗯，那么是什么？”我不想打开包裹。亨利和我两人不是都正经历着一个痛苦的忘却过程吗？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为登门去找萨维奇先生的侦探事务所的事儿遭够了报应。我听到克朗普顿神父的声音说：“我该走了，迈尔斯先生。”
“时间还早。”
我想待在房间外面不进去，这样就可以让亨利一个人向神父表示礼貌，而不用再去加上我的那一份了，神父也就可以走得快一点。于是我便打开了包裹。
亨利说得不错。包里面是安德鲁·朗格写的一本童话，但是书页里夹着一张折叠起来的便条纸，上面是帕基斯的信。
“亲爱的本德里克斯先生。”我读道。因为以为这只是一封表示谢意的便笺，我便不耐烦地把目光移到了最后几句话上。“所以在此情况下，我宁愿不把该书存放于家中，敬希您能向迈尔斯先生作一解释，说明本人并无不知恩图报之意。阿尔弗雷德·帕基斯谨上。”
我在门厅里坐下，听到亨利在说：“不要认为我的思想很封闭，克朗普顿神父……”我开始从头读帕基斯的信：
“亲爱的本德里克斯先生，我写信给您，而不是迈尔斯先生，是由于我们之间有过的密切的、尽管是哀伤的交往，以及由于您是一个习惯于陌生事件的富有想象力的文学先生，我确信可以得到您的同情。您知道我的孩子近来肚子一直痛得厉害，因为不是冰激凌的缘故，我一直担心是阑尾炎。医生说动手术。动手术不会有何不好，可我非常害怕给孩子动刀，因为我确信，他母亲就是因为手术疏忽而死在刀下的，如果我又这样失去了这孩子那可如何是好？我会十分孤独的。原谅我说这些细节，本德里克斯先生。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我们所受到的训练就是把事情按先后顺序理好，先发生的事情先说，这样法官就不会抱怨我们没把事情讲清楚了。所以星期一的时候，我就对医生说：让我们等到病情十分肯定的时候再说吧。不过有时候我想：孩子肚子痛是因为他在迈尔斯太太家外面等我，替我盯梢时受寒引起的。如果我说她是一位心地非常善良的太太，不应该去打扰她的话，您该会原谅我的。干我这一行你没法挑挑拣拣。可是自从第一天在仕女巷里发生那件事情后，我就一直希望被自己盯梢的是别的随便哪位太太。不管怎么说，我孩子听到这位可怜的太太如何死去的消息后十分难过。她只对他说过一次话，但我觉得他不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竟然觉得他妈就是她这个样子的。虽说就她本人而言，她妈也算得上是个心地笃实的好女人，我每天都想念她，但她并不像这位太太。后来，他的体温升到了103度，这对于他这样一个孩子来说是够高的了。这时候，他就开始像先前在街上那样对迈尔斯太太说起话来了，就好像她在身边似的，不过即使是在这个年龄，他也有职业自豪感，所以告诉她说自己正在盯她的梢——这事他是不会做的。后来她要走了，他就开始哭起来。后来他就睡着了。可是醒过来的时候，他的体温还是102度。他跟人要梦里面她答应给他的礼物，这就是我打扰迈尔斯先生，骗他将此书给我的原因。为此我感到羞愧，因为这里没有工作上的理由，只是为了我那可怜的孩子。
“我把书弄来给孩子以后，他变得平静了一点。但我心里很担忧，因为医生说他不能再冒险了，星期三得让孩子去住院。所以您瞧，我因为自己那可怜的妻子、可怜的孩子，以及害怕动刀而担心得没法睡觉。不怕您见笑，本德里克斯先生，我使劲地祷告。我向天主祷告，然后又向我妻子祷告，请她做做她能做的事情，因为如果说现在有谁在天堂的话，那就是她了。我也请求迈尔斯太太，如果她人在天堂的话，也做做她能做的事情。既然一个成年人都会这样，本德里克斯先生，您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我那可怜的孩子会胡思乱想了。今天早上我醒来后，他的体温是99度，身上一点也不痛了。等到医生过来的时候，他已经一点不舒服也没有了。于是他说我们可以等一等，结果他一天都很好。只是他告诉医生说：是迈尔斯太太来把疼痛带走的，她摸了摸——如果您能原谅我的不雅的话——他右边的肚子，还在书里为他写了东西。可是医生说，他得绝对保持安静才行，而书会让他兴奋。在此情况下，我宁愿不把该书存放于家中……”
我把信掉过来，看到反面有一则附言：“书页上写了些东西，但是谁都能看出那是多年前迈尔斯太太还是个小女孩时留下的，只是我担心自己那可怜的孩子肚子再疼起来，所以不能解释给他听。阿·帕敬上。”我翻到书的扉页，上面是用笔迹难以擦掉的铅笔和尚未成形的字体乱涂乱画的东西，同我先前看到的那些上面有孩提时代的萨拉·伯特伦题词的书籍上的涂鸦没有什么两样：
我生病时妈妈送我这本朗格写的书。
若是没病的人偷了这本书，头上就会撞个大窟窿。
不过你要是生病躺在床上
你就可以把它拿去看。
我把书拿回了餐室。“是什么东西？”亨利问。
“是那本书，”我说，“你把它送给帕基斯前，看过萨拉在上面写的东西没有？”
“没有。怎么啦？”
“是个巧合，没什么。不过看来要想迷信的话，你不一定非要信克朗普顿神父的教不可。”我把信交给亨利，他看完后便把它递给了克朗普顿神父。
“我不喜欢这样，”亨利说，“萨拉已经死了。我讨厌看到人家对她议论来议论去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有同感。”
“这就像是听到她被那些素不相识的人谈论一样。”
“他们并没有说她哪里不好。”克朗普顿神父道。他放下信来说：“现在我得走了。”但人却没有动弹。他眼睛看着茶几上的信，问道：“她写在书上的东西呢？”
我把书从桌上推过去给他。“噢，这是好多年前写的了。她同所有孩子一样，在自己的很多书里都写下了类似的文字。”
“时间真是个怪东西。”克朗普顿神父说。
“那孩子当然不会明白书上的这些话都是过去写下来的。”
“圣奥古斯丁曾经问过时间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时间是从尚不存在的未来来到短暂的现在，然后再进入已经停止存在的过去的。在理解时间方面，我并不觉得我们有任何比儿童高明的地方。”
“我并不是说……”
“噢，好了，”神父说着站起身来，“你可不要介意这件事，迈尔斯先生。它只说明你太太是个多么好的女人。”
“说这个帮不了我多大忙，对吧？她现在是已经停止存在的过去的一部分了。”
“写这封信的人很有见识。向死者祷告和为他们祷告一样没有什么害处，”说完他又重复了一遍自己刚才说过的话，“她是个好女人。”
听到这里我突然发起火来。我相信自己之所以恼火，主要是因为他的自鸣得意。因为他那副从来不会被心智方面的事情难住的神气，以及他那种自以为十分了解一个我们已经认识多年，而他只是认识了几小时或者几天的人的自负。我说：“她根本不是这样的人。”
“本德里克斯。”亨利厉声喝道。
“她会给任何一个人戴上马眼罩，让他什么也看不见，”我说，“就连神父也不例外。她不过是把你给骗了，神父，就像她骗了她丈夫和我一样。她是个撒谎高手。”
“她从来也不会装腔作势。”
“她的情人并不止我一个——”
“住口，”亨利说，“你没权利……”
“别拦他，”克朗普顿神父说，“让这个可怜的人发泄吧。”
“别把你的职业怜悯用在我身上，神父，你还是留着它们给那些来找你忏悔的人用吧。”
“我该怜悯谁不能听你指挥，本德里克斯先生。”
“任何一个男人都可以占有她。”我很想相信自己说的话，因为那样一来，也就没有什么需要想念或者追悔的东西了，我就不会再被拴在她到过的任何地方，我就自由了。
“在忏悔之事上你也不能给我任何训诫，本德里克斯先生。我给人做告解已有二十五年了。我们能做的事情当中没有哪件是我们之前的某些圣徒所没有做过的。”
“除了平生不得志以外，我没有什么好忏悔的。神父，你还是回到你的人那儿去吧，去守着你那该死的小亭子和你的念珠吧。”
“你什么时候想找我，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我。”
“我想找你，神父？神父，我不想无礼，不过我可不是萨拉。不是萨拉。”
亨利尴尬地说：“我很抱歉，神父。”
“你不必抱歉。我知道人痛苦时是什么样子。”
我无法刺穿他那张自鸣得意的厚皮。我推开椅子，说：“你搞错了，神父。这不是什么像痛苦那样捉摸不定的东西。我不是痛苦，而是仇恨。我恨萨拉，因为她是个小娼妇；我恨亨利，因为萨拉死心塌地地跟着他；我恨你和你那臆想中的天主，因为你们从我们大家身边夺走了萨拉。”
“你是个很会恨的人。”克朗普顿神父说。
我两眼呛着泪水，因为我没有能力让他们两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难过。“你们这帮家伙都给我见鬼去吧。”我说。
我砰的一声带上身后的房门，把他们两人一起关在屋里。让他把他那套圣洁的智慧都倾倒给亨利吧，我想。我是孤身一人，我想孤身一人。如果我不能拥有你，我就永远孤身一人。哦，其实我像任何一个人一样有信的能力。我只要让自己心灵的眼睛闭上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就会相信你夜里到过帕基斯儿子的身边，用你的抚摸给他带来了安宁。上月在火葬场时，我请求你从我身边救下那个姑娘，你便把自己的母亲推到了我和那姑娘中间——或者人家会这么说吧。不过如果我开始相信这个的话，我就得相信你的天主了。我得爱你的天主才行。与其这样的话，我还不如去爱那些跟你睡过觉的男人呢。
上楼梯时我告诫自己说：得理智一点。萨拉现在已经去世很久了——对于死去的人，我们不会老是这样强烈地爱下去，唯有对活着的人我们才会如此，而她已经不再活着了，她也不可能再活了。我可不能相信她还活着。我躺到床上，闭上眼睛，试图理智一点。既然有时我这么恨她，那么我怎么还能爱她呢？是我们真的能既恨又爱呢，还是我真正恨的只是我自己？我恨自己那些用无关紧要的琐屑技巧写成的书籍；我恨自己身上那副匠人的头脑，它如此地贪求可供照葫芦画瓢的对象，以至于不惜让我为弄到写作素材而去引诱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我恨自己的身体，它消受了如许之多，却没有足够的本事来表达内心的感受；我恨自己多疑的脾性，它让帕基斯出发去盯梢，在门铃上抹粉，去字纸篓里东翻西找，偷窃你的秘密。
我从床头柜的抽屉里取出她的日记，随手将它打开。在去年一月份的一个日期下面我读到了这么一句：“天主啊，如果我真的能恨你的话，那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想：恨萨拉只不过是因为爱萨拉，恨自己只不过是因为爱自己。我不值得恨——莫里斯·本德里克斯，《野心勃勃的主人》《带花冠的偶像》《滨水墓地》等书的作者，蹩脚文人本德里克斯。如果你，也只有你存在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们去恨——就连萨拉也不值得。我想：有时候我恨莫里斯，可是如果我也不爱他的话，我还会恨他吗？天主啊，如果我真的能恨你的话……
我想起了往日萨拉曾怎样向她所不信的那个天主祷告，于是此刻我便对自己所不信的萨拉说起话来。我说：为了让我能够活过来，你曾把我们两人都供奉给了天主，可是这种没有你的生活算是什么生活呢？你爱天主当然没什么不好，你已经死了，你有天主在身边。而我还活着，活到要生病，健康到要腐烂。如果我要开始爱天主的话，可不能就这么死掉算数。我得为此做点什么才行。我得用手触摸你，我得用舌头品尝你：我们不可能有爱却什么也不做。你叫我不要担心（就像有一次你在我睡梦里所做的那样），那是没用的。我要是那样去爱的话，那一切就都完了。爱你的话，我会茶饭无心，对任何别的女人都提不起欲望。而爱他的话，只要他不在，我便会觉得做任何事情都没有乐趣。我甚至会弄丢自己的工作，我会不复为本德里克斯。萨拉，我很害怕。
那天夜里凌晨两点时分，我完全醒了。我走到食橱面前，找了点饼干和水。我为自己在亨利面前那样说萨拉感到后悔。神父说：我们能做的事情，没有哪桩不是某个圣徒曾经做过的。像凶杀和通奸这样轰动的罪孽可能确乎如此，可是圣徒是不是会犯嫉妒和小气的罪过呢？我的恨同我的爱一样卑鄙。我轻轻打开房门，看了看睡在里间的亨利。他用一只手臂挡住眼睛，开着灯在睡觉。因为看不见他的眼睛，他的整个身体显得无名无姓，没有什么个人的特征。他只不过是一个人——是我们众人当中的一个。他像是我们在战场上碰到的第一个敌军士兵；这个敌军士兵已经死去，与别的阵亡士兵无法区别；他既不是白军，也不是红军，而只是一个同我们自己一样的人。我在他床边放了两块饼干，以备万一他醒来关灯时饿了想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