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站是汉普斯特德。”西尔维娅说。
“你要下车去看你妈妈了？”
“我可以坐到戈尔德斯绿地站下，给你指指路。我一般今天不去看她。”
“这可算是做好事了。”我说。
“我想如果你要准时赶到的话，得打辆车才行。”
“我看错过葬礼的开场白不会有多大关系。”
她把我送到车站广场上，然后便打算回去。她这么不怕麻烦，让我觉得很奇怪。以往我从未发现自己身上有什么讨女人喜欢的品性，现在就更不用提了。悲痛和沮丧同愤恨一样：它们使男人因为自哀自怜和心怀怒气而显得丑陋不堪，而且它们还使我们变得何等的自私自利。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西尔维娅——我绝不会成为她诸多老师当中的一个。然而，由于害怕即将到来的半个小时，害怕那些会窥视我的孤独的人的面孔（这些人会试图从我的一举一动中窥测我同萨拉的关系——是谁先离开谁的之类的事情），我需要她的美来支持自己。
“不过我穿着这套衣服不行。”我请她陪我去时，她表示异议道。我看得出来，她对于我要她同我待在一块儿这点有多高兴。我知道，此时此地，我就可以把她从沃特伯里身边夺过来。沃特伯里拥有的时间已经不多。如果我愿意的话，他今晚就只能一个人听巴托克了。
“我们站在后面，”我说，“你可以只当一个在周围闲逛的陌生人。”
“至少这个是黑颜色的。”她指的是自己的裤子。
在出租汽车里，我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腿上。这样做仿佛是一个承诺，但其实我并不打算信守自己的承诺。火葬场焚化炉的烟囱正在冒烟，石子路上的一个个水洼半结着冰。许多不认识的人打我们身边走过——我想他们是来参加上一场葬礼的：他们就像那些离开了一场乏味的聚会，现在又可以“继续往前走”的人们一样，身上透着活泼愉快的神气。
“从这边走。”西尔维娅说。
“你很熟悉这个地方。”
“我爸爸两年前就是在这里火化的。”
我们走到小礼拜堂门前时，人人都在往外走。沃特伯里关于意识流的问题耽搁我太长的时间。我感到一阵习惯性的悲痛，因为毕竟我没赶上见萨拉最后一面。我没精打采地想：这么说来，刚才在那些市郊花园上空飘荡着的就是她的烟。亨利一个人神情恍惚地从小礼拜堂里走出来——他在哭泣，没有看见我。来宾中除了威廉·马洛克爵士外，我一个也不认识。马洛克爵士头戴大礼帽，以非难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便匆匆忙忙地走了过去。参加葬礼的人中有六个看上去像是公务员的人。邓斯坦在不在他们当中？这一点并不重要。有些人的太太也陪着来了，至少她们对葬礼是满意的——你几乎能从她们头戴的帽子上看出这一点。萨拉的消亡使得每一位太太都变得安全了一点。
“对不起。”西尔维娅说。
“这不怪你。”
我想，如果我们能对萨拉进行防腐处理的话，她们就不会再觉得安全了，因为就连她的遗体也会为评判她们提供某种标准的。
斯迈思从里面走了出来，他快速走着，溅起地上的积水，在一个个水洼之间走远了，没同任何人说话。我听见一个女人说：“十日是周末，卡特一家请我们去。”
“你想要我离开吗？”西尔维娅问道。
“不，不，”我说，“我想要有你在身边。”
我走到小礼拜堂门口，向里面望去。通往焚化炉的滑道这会儿是空的，但是用过的花圈正在被人抬出去，而新花圈正在往里搬。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还跪在里面祈祷。这幕场景颇为不谐和，有点像是另外一场戏里的某个演员因为戏幕意外升起而突然被观众看见了一样。这时我身后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先生，在过去的事物总会过去的地方见到您，真是让人又高兴，又伤心。”
“你也来了，帕基斯。”我惊呼道。
“我看到了《泰晤士报》上登的启事，先生，所以就向萨维奇先生请了半天假。”
“你跟踪你的目标总会跟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吗？”
“她是一位非常好的夫人，先生。”他语带责备意味地说，“有一回，她在街上向我问过路，当然啦，她并不知道我在附近的原因。后来在鸡尾酒会上，她还给我端了杯雪利酒。”
“是南非雪利酒吗？”我心里酸溜溜地问道。
“我说不清，先生，不过她这种做事的作风——哦，不是很多人都像她的。我儿子也……老是提起她。”
“你儿子好吗，帕基斯？”
“不好，先生，一点也不好。他肚子痛得很厉害。”
“你找过医生吗？”
“还没有，先生。我相信听天由命，在某种程度上。”
我环顾四周那一群群陌生的人，他们全都认识萨拉。我说：“这些人都是谁，帕基斯？”
“那位年轻的女士我不认识，先生。”
“她同我一起来的。”
“对不起。那个走到了地平线上的人是威廉·马洛克爵士，先生。”
“他我认识。”
“那个刚刚绕过一个水洼的人，先生，是迈尔斯先生部里的头头。”
“邓斯坦吗？”
“是叫这个名字，先生。”
“你知道的可真多，帕基斯。”我原以为自己心里的妒意已经死去：我以为只要她能够再活着，自己会心甘情愿地同许许多多男人一起拥有她。可是看到邓斯坦以后，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我心里的旧恨重又死灰复燃起来。“西尔维娅，”我喊道，就仿佛萨拉能听到我的话一样，“你今晚要上哪儿吃饭吗？”
“我答应了彼得……”
“彼得？”
“就是沃特伯里。”
“忘了他吧。”
你在那儿吗？我对萨拉说。你在看着我吗？瞧吧，没有你我怎么也能过得下去。这并不太难，我对她说。我的恨令我相信她还活着：只有我的爱知道她已经不在了，就像一只死去的鸟儿已经不再存在一样。
参加下一场葬礼的人们正在聚集。那个跪在围栏边上的女人看到不认识的人陆陆续续走进来，慌忙站起了身。她差点要被卷到另外一场葬礼里去了。
“我想我可以给他打个电话。”
恨像无聊一样压在即将到来的夜晚头上。我已经做出了表示：既然没有爱，我就只能走爱的形式了。我正在犯把天真无邪的人拖进我所设下的迷魂阵的罪恶，而在犯下这一罪恶之前，我便已经感到了罪过。性行为也许什么也算不上，但是你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会知道，任何时候事实都可能证明：它就是一切。我自己是安全的，但是谁知道我会利用这个孩子心里对什么东西抱有的恐惧感呢？夜里，我会笨手笨脚地做爱。我的笨拙，甚至我的不能人道（如果事实证明我的确不能人道的话），都可以帮助我达到目的。再不然的话，我以熟练老到的方式做爱也行，我的经验或许也会撩起她的热情。我乞求萨拉：为了她，而非为了我，让我从中摆脱吧，让我从中摆脱吧。
西尔维娅说：“我可以说我妈妈病了。”她已经准备撒谎了：沃特伯里的末日到了。可怜的沃特伯里。此谎一撒下，我们就成了同谋。她穿着那条黑裤子，站在结冰的水洼中间。我想：此处就是一整个长远的未来可以开始的地方。我乞求萨拉：让我从中摆脱吧。我不想一切从头再来一遍，把她给害了。我已经没有爱的能力了，除了对你，除了对你。这时候，那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脚下踩着噼啪作响的薄冰，掉转方向朝我走了过来。“你是本德里克斯先生吗？”她问道。
“是的。”
“萨拉告诉过我。”她开始说起话来。在她迟疑的间隙，我脑子里闪过一个荒诞的希望：她有讯息要带给我，死者是能够说话的。
“你是她最好的朋友——她经常这样告诉我。”
“我是她最好的朋友之一。”
“我是她母亲。”我都记不得她母亲还活着了——那些年里，我俩之间总有那么多的话要说，以至于两人的生活都像一张早年的地图一样，上面有着整块整块的空白区域，要待日后才能补上。
她说：“你不认识我，对吗？”
“实际上……”
“亨利不喜欢我，弄得很尴尬，所以我就躲开了。”她心平气和、通情达理地说。但说话时，她的泪水似乎在不由自主地往外流。参加萨拉葬礼的男人和他们的妻子已经都走了。不认识的人们正小心翼翼地从我们三人之间穿过，往小礼拜堂里走。流连未走的只有帕基斯一个人。我想他是觉得自己可能还会对我有用，可以给我提供进一步的情况。不过他就像他会说的那样，知道自己的身份，所以同我保持着一段距离。
“我得请你帮个大忙。”萨拉的母亲说。我试图回忆她的名字——卡梅伦，还是钱德勒？起头的一个字母是C。“今天我从大米森登赶来，一路上太匆忙了……”她一边说，一边就像是用洗脸毛巾擦脸一样无动于衷地擦去眼里流出的泪水。伯特伦，我想起来了，她是叫这个名字，伯特伦。
“你说吧，伯特伦太太。”我答道。
“我忘了把钱换装到我的黑提包里了。”
“只要是能做到的，我都愿意效劳。”
“要是你能借我一镑钱的话，本德里克斯先生。你瞧，我回去前得在城里吃点饭，大米森登那边店铺关门都早。”她边说边又擦了一下眼泪。她身上有点什么东西让我想起萨拉，那就是她悲痛之中透着的一份淡然，或者兴许是一种暧昧。不知道她是不是向亨利多“借”了几回。我说：“同我一块儿赶早吃顿晚饭吧。”
“可不敢麻烦你。”
“我爱萨拉。”我说。
“我也是。”
我走回西尔维娅身边，向她解释道：“那是她母亲，我得请她吃晚饭。很抱歉，我可以打电话同你另约一个时间吗？”
“当然可以。”
“电话号码簿里能查到你的号码吗？”
“沃特伯里的电话能查到。”她口气沮丧地说。
“下周吧。”
“很乐意，”她伸出手来说，“再见。”我敢说，她知道是事情没赶上趟。感谢天主，这没什么关系——她在赶到地铁站前会稍稍有点懊悔，会就巴托克的曲子同沃特伯里吵上几句。我回到伯特伦太太身边，发现自己又在对萨拉说话了：你瞧，我爱你。只是爱不像恨那样敢肯定自己会被对方听到。
走到火葬场大门口时，我注意到帕基斯已经悄悄离开了。我没看到他走。他一定意识到我现在已经不再需要他了。
伯特伦太太和我在“伊索拉·贝拉”餐馆吃了晚饭。我不想去自己同萨拉一块儿去过的任何地方。自然，我马上就开始拿这家餐馆和我们一起去过的所有餐馆作起了比较。我们喝着意大利基安蒂红葡萄酒，喝它的行为本身就让我想起萨拉和我自己是从不喝这种酒的。我还不如喝我俩最爱喝的波尔多干红葡萄酒呢。不过即便是喝那种酒，我也不会就因此想她想得更多一些，因为现在就连空无一物的所在也仿佛充满了她的身影。
“我不喜欢这个葬礼。”伯特伦太太说。
“我很抱歉。”
“它太不近人情，活像一条传送带。”
“似乎还算合适，毕竟还有祷告。”
“那个牧师——他是牧师吧？”
“我没看见。”
“他说到什么大宇宙。我好一会儿都听不明白，还以为他在说大海雀呢。”说话间她嘴里的汤又开始往她的汤碗里滴了。她说：“我差不多要笑出声音来了，亨利看到了我。我看得出，为这事他又给我记了一笔日后要算的账。”
“你们两人合不来？”
“他是个非常小气的男人。”她边说边用餐巾拭了拭眼睛，接着又哗啦哗啦地用汤匙使劲搅汤，把里面的面条全给搅了起来。“我有一次不得不向他借十镑钱，因为我到伦敦来小住，但忘了带提包。这事谁都会碰到的。”
“那是当然。”
“我始终为自己感到自豪的一点就是：天底下谁的债我都不欠。”
她的话就像地铁系统一样，一圈又一圈、一环又一环地来回转。从喝咖啡时起，我就开始注意一路上循环出现的车站：亨利的小气、她自己在金钱问题上的清白、她对萨拉的爱、她对葬礼的不满意、大宇宙——说到此之后，某些地铁列车就又开到亨利那里去了。
“这很滑稽，”她说，“我并不想笑。没人比我更爱萨拉了。”我们大家都是如此爱作这样的声明，以至于听到别人的舌头上也挂着同样的话时，便不免感到恼火。“不过亨利不会理解这一点的，他是个冷漠的人。”
我竭力想转换话题。“我想象不出我们还能举行什么别的类型的葬礼。”
“萨拉是个天主教徒。”她一边说，一边端起自己那杯红葡萄酒，一口气灌下去半杯。
“无稽之谈。”我说。
“哦，”伯特伦太太说，“这个她自己并不知道。”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间感到害怕起来，感觉就像一个用几近天衣无缝的方式作了案的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骗人的墙上出现了第一条意外的裂缝一样。裂缝会有多深？能够及时补上吗？
“你说的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萨拉从没告诉过你我是天主教徒吗？”
“没有。”
“我这个天主教徒不怎么地道。你瞧，我丈夫痛恨那整个一套把戏。我是他的第三任太太。婚后第一年和他闹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俩没照规矩完婚。他是个小气的男人。”她不假思索地添补了一句。
“你是天主教徒并不等于萨拉也就成了天主教徒。”
她又呷了一口红葡萄酒，说：“我从没告诉过别人。我想我有点醉了。你觉得我醉了吗，本德里克斯先生？”
“当然没有。再来一杯红葡萄酒。”
在等服务员端酒来的当儿，她试图转移话题，但我毫不留情地把她又拖了回来。“你说什么——萨拉是天主教徒？”
“答应我你不会告诉亨利。”
“我答应。”
“有一次我们出国到诺曼底去，当时萨拉只有两岁多。那段时间里我丈夫老是去多维尔。他说是去多维尔，不过我知道他是去见他的第一任太太。我气坏了。萨拉和我沿着沙滩散步。萨拉老想坐下来，但我会让她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再往前走一段。我说：‘告诉你一个只有我们两人知道的秘密，萨拉。’就是那个时候，她也很会保守秘密——如果她想保守的话。这件事我竟然会告诉你，想想真害怕，不过这是个很好的报复，对吧？”
“报复？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伯特伦太太。”
“当然是报复我丈夫。这倒并不是为了他第一任太太的事儿。我告诉过你吧？他不让我当天主教徒。我要是想去做弥撒的话，嗬！那可就要闹翻天了。所以我想，萨拉要成为天主教徒，但不能让他知道。除非我真的火了，不然我不会把这事告诉他。”
“你没告诉他吗？”
“一年以后他就走了，离开了我。”
“这样一来，你又可以重新当天主教徒了？”
“噢，这个，你瞧，我信的东西不太多。后来我嫁给了一个犹太人，他也不怎么省事。人家告诉你说：犹太人大方得不得了。别信这个，噢，他是个小气鬼。”
“不过在海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然啦，事情并不是在海滩上发生的。我的意思只是说我们在海滩上往前走。我把萨拉留在门口，自己进去找神父。为了解释情况，我不得不对他撒了几句谎——当然只是些小谎。当然了，我可以把事情都怪到丈夫头上。我说结婚前他答应过，可后来又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我不太会说法语，这倒帮了大忙。你要是不知道确切的词儿该怎么说，别人听你的话便会觉得你老实得不得了。不管怎么说吧，他当场就给萨拉做了，然后我们就赶公共汽车回去吃饭。”
“做什么了？”
“做洗礼，让她成了天主教徒。”
“事情前前后后就是这样吗？”我心里松了一口气，问道。
“唔，这是件圣事——或者说他们是这么叫的吧。”
“开始我还以为你在说萨拉真的是个天主教徒呢。”
“这个吗，你瞧，她是的，只是她自己不知道而已。要是亨利按规矩给她土葬就好了。”伯特伦太太一边说，一边又开始古怪地滴眼泪了。
“如果就连萨拉本人都不知道此事的话，你是不能够怪他的。”
“我老是希望这事会‘发出来’，就像种牛痘一样。”
“在你自己身上它好像并没怎么太‘发出来’。”我忍不住地说道，不过她听后并没生气。“噢，”她说，“我的生活里有过许多诱惑，我指望事情最后会变好。萨拉对我很耐心，她是个好姑娘。没人会有我那么喜欢她。”她又喝了点红葡萄酒，“你要是能好好了解她就好了。不是吗？要是她能正常地被抚养长大，要是我没嫁给这些小气的男人，她会成为一个天使的，这个我深信不疑。”
“可这事就是没能发出来。”我恶狠狠地说了一句，便叫服务员来结账。我依稀觉得一队灰雁正从我们来日墓冢的上空飞过，灰雁扇起的寒风顺着我的脊梁骨往下灌；要不然的话，就是刚才我站在结冰的地面上时着了寒气。要是这股寒气同让萨拉送命的那股寒气一样就好了。
这事没发出来。送伯特伦太太在马里尔博恩站下车后自己乘地铁回家的一路上，我一直在对自己重复着这句话。我又借了三镑钱给伯特伦太太，因为她说：“明天是星期三，我得待在屋里。”可怜的萨拉，真正“发出来”的是那一长串的丈夫和继父。她的母亲成功地教会了她：一辈子只有一个男人是不够的。不过她自己早已看透了母亲婚姻的虚伪。正如我绝望地获知的那样，她嫁给亨利是要嫁给他一辈子的。
但是这份明见同海滩附近那个诡谲的仪式毫无关系。“发出来”的并不是你，我告诉自己不相信的那个天主，那个萨拉认为救了我的命（出于何种可信的目的呢？）的想象中的天主，他自己子虚乌有，却有本领毁掉了我所有过的唯一的深深的幸福：噢，不，发出来的并不是你，因为要是那样的话这些就是魔法了，而比起不相信你来，我更不相信魔法：你的十字架、你的肉体的复活、你那神圣的天主教会、你的圣徒相通——这些都是魔法。
我躺在那儿，看着公共草坪上的树影在屋子的天花板上晃动。我想：那只是一个巧合，一个差点把她最后带到你身边的可怕巧合。你不可能有本事用一点水和一声祷告就给一个两岁的孩子打上终身的烙印。我要是信了这个，也就会信圣餐仪式上的面包是基督肉身、葡萄酒是基督鲜血之类的东西了。那些年里，你可并没有拥有她，拥有她的是我。最后是你赢了，这点用不着你来提醒我。但她背下垫着这个枕头，和我一块儿躺在这张床上的时候，可并没有用你来欺骗我。她睡觉的时候，是我同她待在一起，而不是你。进入她身体的是我，不是你。
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床铺上方一片黑暗。我梦见自己人在市场上，手里拿着一支枪。我在向一些似乎是玻璃做的瓶子射击，可是子弹老是从瓶子上弹回来，就好像瓶子外面套着钢套似的。我打了一枪又一枪，却一个瓶子也打不破。凌晨五点时分，我醒了过来，脑子里想的仍旧是完全一样的东西：那些年里，你是我的，不是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