嫉妒只和欲望并存（或者说我一向认为嫉妒与欲望并存）。《旧约全书》的作者们喜用“嫉妒的神”之类的字眼，或许这是他们用以表达自己对天主爱人这一点信念的一种拐弯抹角、不甚确切的方式。不过我猜想，人的欲望各种各样。我现在的欲望近于恨甚乎近于爱。根据萨拉一度对我说过的话，我有理由相信：亨利早就不再对她有身体上的欲望了。但是我想在那段日子里，他也同我一样地心怀妒意。他的欲望只不过是要有人陪伴，但那时候他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已被排除在萨拉信赖的对象之外。他忧心忡忡、沮丧失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他生活在一种可怕的不安全感之中。在这一点上，他的处境比我要糟。我有那种因为一无所有所以才拥有的安全感。我能够拥有的并不比我已经失去的更多，而他依然还拥有她在餐桌上的存在、她的脚上下楼梯的声音、她的开门和关门，还有她在他脸颊上的亲吻——除了这些以外，我不相信他还拥有多少别的东西。然而，对于一个饥饿的人来说，这些东西就已经多得让人消受不了了。使事情显得更为糟糕的或许是：他曾经享有我本人从未有过的那种安全感。帕基斯先生穿过公共草坪回去的时候，甚至连萨拉同我一度是情人这点都不知道。在写下“情人”这个字眼时，我的思绪不由自主、抑制不住地又回到了痛苦开始的那一刻。
在仕女巷那次笨手笨脚的接吻之后，过了整整一周我才再给萨拉打电话。那回吃饭时，她提到亨利不喜欢看电影，所以她也很少去。华纳影院这会儿正上演一部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所以部分是为了“炫耀”，部分是因为感到为礼貌起见，那次接吻总该有某种下文，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对一个公务员的婚姻生活仍然抱有兴趣，我请萨拉一块儿去看那部电影。“我想用不着问亨利去不去了吧？”
“根本不用。”她说。
“过后他可以同我们一块吃饭？”
“他带回家来一大堆工作。自由党的一个可怜虫下星期要在议会里提出一个有关失去丈夫的妇女们的问题。”所以那天晚上，可以说是那个自由党人——我相信他是个威尔士人，名叫刘易斯——为我们两人铺了床。
电影拍得不好，看到那些对我来说是如此真实的场面被歪七扭八地演绎成银幕上的那些陈腐老套，我心里时时感到不是滋味，真恨不得去同萨拉看的是些别的东西。开始时我对她说“你知道，这段不是我写的”，但我不能老这么说。她用手碰碰我表示谅解。从那会儿起，我们就一直像孩子和情人们那样两手无邪地交织在一起坐着。只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里，影片突然出人预料地有了活气。我忘记了银幕上讲的是我的故事，影片中的对话曾经是我说过的话，而且真的被出现在某家廉价餐馆里的一个小小场景打动了。在那场戏里，情人点了牛排和洋葱，他的女友吃洋葱时犹豫了一下，因为她丈夫不喜欢洋葱的味道。情人感到伤心和气恼，因为他意识到了女友犹豫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想到了女友回到自己家中后那不可避免的拥抱。这场戏很成功：我想不借助于任何表面的言辞或行动，而只通过一个平凡而简单的细节来传递热恋的感受，这个细节很奏效。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里，我感到很高兴——这才叫写作呢，世上任何其他的东西我都不感兴趣。我想回家去把这幕场景再读一遍；我想写点新东西，我希望，我是多么希望刚才没请萨拉·迈尔斯出来吃饭啊。
后来我们重新回到鲁尔斯餐馆。人家给我们端来了牛排。她说：“电影里确实有一个你写到过的场景。”
“关于洋葱那一幕吗？”
“对。”
不迟也不早，就在此刻，一盘洋葱端到了我们桌上。我问她（那天晚上我连想都没想过要她）：“亨利忌讳洋葱吗？”
“是的，他受不了。你喜欢洋葱吗？”
“喜欢。”
她帮我舀了点洋葱，然后又给自己舀了一点。
因为一盘洋葱而爱上一个人，这可能吗？似乎不太可能，然而我可以发誓，我就是在那一刻坠入情网的。当然，那并不简单地是因为洋葱——而是因为突然产生的那种感觉：觉得她是一个作为个体而存在的女人，觉得她很坦率，这种坦率后来曾如此频繁地让我感到快乐和难过。我把手伸到台布下边，放在她膝盖上。她也把手伸下来按住我的手。我说：“牛排不错。”随后便像听一首诗似的听到了她的应答：“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牛排。”
没有追求，也没有引诱。我们把一半上好的牛排剩在了盘子里，一瓶波尔图干红葡萄酒也只喝了三分之二，便心里怀着同样的愿望，离开了餐馆，走到仕女巷里。就在上次分手的地方，在那个前面有阴沟盖的门道上，我们接了吻。我说：“我坠入情网了。”
“我也是。”
“我们不能回家。”
“不能。”
我们在查令十字车站旁拦住一辆出租车，我吩咐司机带我们去阿巴克尔林荫道——那是出租车司机们自己给东河街起的名字，那条街上靠帕丁顿车站的一侧一溜儿全是些起着时髦店名的旅馆，像“里茨”“卡尔顿”什么的。这些旅馆的门总是开着，一天当中无论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在那里租到一间房间，在里面待上一两个小时。一周前，我重新去那条街上看过。街的一半已经没有了——旅馆所在的那一侧已被炸成了碎片。那晚我们做爱的地方只剩下了一片空气，但它曾经是“布里斯托尔”旅馆。大厅里养着一盆蕨类植物，一个蓄着青灰色头发的女主管把我们带进旅馆里最好的房间：那是一间地道的爱德华国王时代风格的屋子，里面有宽大的镀金双人床、红色天鹅绒窗帘和大穿衣镜（上阿巴克尔林荫道来的人从不需要两张单人床）。我对当时的一些琐事记得很清楚：女主管问我们要不要在那里过夜；短时逗留的房费是15先令；电表只接受整先令的硬币，而我俩谁也没有整先令的硬币。不过，除此以外的事情我就记不真切了——比如萨拉第一次看上去时的样子，或者我们都做了些什么，这些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两人都很紧张，做爱做得很糟糕。但那没有关系，我们已经开始了——这点才是重要的。那时候，在我们的前面有整整一个人生可以期盼。噢，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始终记得，那就是在我们的房间（半小时后它成了“我们的房间”）的门口，当我再次吻她，并说自己很不乐意想到她要回到亨利身边去的时候，她说：“别担心，他在忙着那些失去丈夫的妇女们的事儿呢。”
“我甚至讨厌想到他会吻你。”我说。
“他不会的，没有什么东西比洋葱更让他不喜欢的了。”
我送她回公共草坪那一头的家。亨利书房的门下面露着灯光，我俩上了楼。在起居室里，我们难舍难分地相拥着。“他会上楼来的，”我说，“随时都会。”
“我们能听到他的动静，”她说，同时又用让人惊骇的冷静态度补充了一句，“有节楼梯总会吱吱嘎嘎作响。”
我的外套还没来得及脱掉。我们相互亲吻着，而与此同时，楼梯上传来了吱吱嘎嘎的响声。我悲哀地注视着萨拉镇定的面孔，这时候亨利进来了。她说：“我们正指望你上楼来给我们送点喝的呢。”
亨利说：“当然可以，你喝点什么，本德里克斯？”我说：“不喝了，我有活儿要干。”
“我记得你说过夜里从来不干活的。”
“噢，这事不算，是篇书评。”
“书有趣吗？”
“不太有趣。”
“我要是有你这种凡事拿得起、放得下的本事就好了。”
萨拉送我到门口，我们再次接了吻。那会儿我不喜欢的是亨利，而不是萨拉。当时的感觉仿佛是：所有过去的男人和所有未来的男人都把他们的影子投到了现在。“怎么啦？”她问我。她总是能够很快读出一个吻后面的含义以及你脑袋里的窃窃私语。
“没什么，”我说，“早上我给你打电话。”
“我给你打好些。”她对我说。谨慎，我心想，真是谨慎。她对如何处理这样的关系是多么在行啊，我又想起了总会吱吱嘎嘎作响的楼梯——她用的字眼是“总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