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说您认识峰胁先生？”
刚一坐下来，据井便开口说道。看来他这人是个实干主义者，似乎正是为了提出这个问题，他才愿意与吉敷这个属于检察方的危险人物交谈的。
“他是我的上司。”吉敷答道。
不可思议的是，吉敷感到光是这样说心里就有些不大痛快。或许是这种说法让他有种恶棍小弟的感觉，实在无法接受。
“您刚才说，之前您已经和恩田夫妇谈过了？”
吉敷点了点头。
“那么您应该很清楚，我们目前正处在苦战之中，必须拿出一件无以撼动的新证据来。但实际上，这样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不过对方手里也没有新证据，情况和我们完全相同。他们只有恩田先生的自供书。如果从一审时就据理力争的话，这件案子是否成立都未可知。”
据井的话听起来有些缺乏条理。他的眼睛并没有看着吉敷，而是一直盯着吉敷身后的墙壁，说话时还在不停地撩起额前的头发。然而他的态度却给人一种锲而不合的感觉，像个执著的热血律师，从而渐渐赢得了吉敷的好感。
“所以呢，哪怕只是很小的证物，只要有，我就能设法让这案子通过申请，开庭重审。因为对方手里什么都没有，说起来，对方实际上就是法院的面子罢了。”说完，他第一次看了一眼吉敷的脸，“这件冤案其实就是那位峰胁先生一手造成的，这一点我想您应该很清楚。”
据井的目光打探着吉敷内心的想法。
只听吉敷说道：“虽然在我的立场上不应该这样说，但事实的确如此。”
恩田应该更加努力抗争的，据井也是，想要解救恩田，应该更早些——至少从控诉审时开始——插手案件，或者彻底推翻目击者的证词。支撑恩田有罪的证据，主要是当事人的自我供述，以及检察官提出的所谓目击者证词。现在才来搜集反击的素材，实在是太迟了。如果打从一开始就更认真地参与诉讼的话，如今自己也不必插手了。
虽然峰胁的确是个人渣，但要把所有的责任都往他头上推也有些太残酷了。也正是因为他是那样一个人，才能在搜查一课干出些成绩。要是缺少了他那种连自己脑袋在哪儿都会忘记的猛劲儿，刑警也难发挥其职权了。尽管心里堆积着小山一般的话想讲，吉敷却还是沉默不语。
“如果能让峰胁先生在法庭上作证，讲述一下昭和三十三年，在姬安署里取得恩田先生自供时的情况的话，我们就能获胜了。”
据井一脸认真地说着，可话才听到一半，吉敷便在心里笑了起来。这可真是典型的对案件搜查一无所知的精英人物的想法。刑警可不是一份学学法律，只要通过了考试就能胜任的简单脑力工作。那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垃圾工作。肮脏、猥亵，同时还伴有危险。那种危险并不是指会失去生命，如果只是会被人一枪打死的危险的话，一课里估计没有哪个人会害怕。曾经有刑警被人用刀子刺进眼睛、刺穿脑袋，痛苦挣扎了一个月之后才死。也有半边肺部被彻底压碎，至今依旧痛苦活着的人；有这辈子注定要在轮椅上度过的人，也有因全身烧伤，为后遗症所困扰的人。这就是犯罪搜查官，做这行的人怕的是不死，而是不光自己躺在病床上遭受折磨，还给身边的人带来极大的麻烦。
这种危险里不光有金钱的诱惑、受伤的风险，同时还有女人的诱惑。有时刑警们会觉得这个世界已肮脏到不能再肮脏的地步。什么正义感，全他妈的见鬼去吧。只要在这一行里吃上三年饭就会明白，那些天真的玩意儿通通不管用。峰胁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走过了他人生三分之二的。想让他出庭作证，无异于拿着百货公司的购物券，去向上野动物园里的大猩猩推销东西。完全是鸡同鸭讲，弄错了对象。
“要让峰胁出面，那是不可能的。”吉敷说道。
他回想起主任在咖啡馆里与恩田繁子发生冲突的场面。如今他已弄清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估计当初让繁子去找峰胁交涉的人就是这位据井律师。凡事商量着办嘛……会说出这种话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刑警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恩田也一样。而对手是一个在这种世界里生活的人，这边就应当更加耐心地去战斗，不能轻易认输。
“不可能吗？”据井确认道。
“除非把他弄疯，情况或许会不同。与此相较，还不如去找伊达屋的老板，他的目击证词如何？他一会儿说曾在现场附近看到过恩田，一会儿又说没看到，证词颠来倒去，前后矛盾。现在他说看到还是没看到？”
“伊达屋那条线不行。他上周去世了。”
“去世了？”吉敷失声叫道。
“是的，去世了。”
“那么，他最后的证词……不对，应该是调查报告，是怎么写的？究竟看到过还是没看到？”
“说是看到过，不过估计法院也不会采信他的证词。正如你所说，颠来倒去，前后矛盾，完全没有半点可信度。我们也曾恳求过他，如果他还活着应该会同意。但反过来说，这算是我们所能尽的最大努力了——让法庭不要采信伊达屋的证词。”
“已经是你们所能尽的最大努力了吗？”
“是的。”
怎么会这样？吉敷心想。沾血外套不行，现场的沾血指纹也不行，而曾经说案发当日在现场附近看到过恩田幸吉的目击证人，也在留下“看到过”的证词后身亡。除此之外，被告还留有一份自供。一审二审时都伏法认罪，未就事实部分展开过争辩，却在终审时翻供。审请会被驳回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这样，怎么可能通过重审申请审查？
“你们打算怎么打这场官司？”吉敷问道，内心一阵焦躁。他们的想法真是天真，恩田这边的阵营里，每一个人的想法都太天真。像玩家家酒一样去打官司，怎么可能有半点胜算？
“我说过的，我们准备找峰胁先生……”
“峰胁那边想都别想！”吉敷不由得拔高了嗓门，“别看那家伙如今已经是个老头儿了，却强硬得像石头。除非你们打算把他的一条胳臂拧下来，否则想都别想，而就算你们真的把他的一条胳臂拧下来了，他也未必会说实话。”
据井默然不语。
“他还曾因抓获恩田受过表彰。这样一来，他就更不可能说出当时的实情了。再说，这种事关系到警方的整体威信，警局也会设法阻止他作证的。威胁他一个人都是白费心机，警察可比法院更要面子。”
据井点头。
“一审和二审时，没有围绕犯罪事实展开过任何争辩吗？”
“没有。”
“不是有证人作证说案发当日，曾看到恩田在北上川边杀鸡吗？”
“是的。”
“有没有找到能够证明这一证词的目击者？”
“没找到。报告上也没提到过。”
“你们有没有调查过？”
“恩田先生说当时有两个小孩曾经看到过那一幕。”
“这我知道。我问的是你们有没有去调查过那两个孩子？”
“没有。毕竟那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话是这么说，但吉敷身为刑警，总觉得这种事至少该稍微打听一下。只要前进，就一定会有所斩获。如果从一开始就撒手放弃，肯定会一无所获。吉敷不想埋怨律师，他知道律师的工作很忙。而且律师的费用都是一次性收取的，实际的工作量由各人自行裁量。也就是说，工作越热心积极，平均下来每小时获得的酬金反而越少。如果不必四处奔走，只用看看资料，在法庭上辩论一番就能搞定的话，他们就能同时处理多起案子。从结果上来说，收入就会大大提升。他们也要养活妻儿老小，支付事务所的房租，吉敷知道这很不容易。可如果换作他们来当刑警，估计绝大多数案件都会无疾而终。
“没有任何人能证明当时恩田在北上川边杀鸡吗？”
“没有。”
“就只有他太太吗？”
“他太太虽然这么说过，但不管是一审还是控诉审，她都没在法庭上作过证。”
这么说倒也没错，当时的辩论焦点是精神鉴定，作为妻子是不可能说出那种话来的。如此看来，查阅公审报告果然是毫无意义的举动，上边没有半点量刑材料。
“前方的路可真说不上光明啊。”吉敷直言不讳。
“恩田幸吉明明是清白的，却没有任何可以证明的证据。”
“话虽如此，对方的情况也一样。”
不，情况完全不同。对方手里有恩田的口供，这边也得拿出能与此抗衡的东西来才行。正因如此，虽然明知困难，律师却依旧想去恳求峰胁，这样的想法不难理解，但吉敷还是觉得应该另做打算。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对方的处境与我们并不相同，敌人已领先我们半步。如此下去，我方是毫无半点胜算的。我记得还有另外一通目击证词，说曾在现场附近看到过恩田幸吉。”
“啊，那是小孩说的，没什么可信度。”
“但后来不是作为证据采信了吗？”
“话是如此，可那是两个孩子说的。而且一审出庭时没有说，控诉审时才第一次说曾经看到过。是检察官提出的证人。”
“那一审为什么要传唤他们出庭呢？”
“因为他们是河合民夫及其女儿弘子尸体的第一发现者。”
“哦，是这样啊。”
“是的，法庭原本是把他们作为案件第一发现者传唤的。案发当日，兄弟俩正巧在姬安山里玩耍，偶然发现了河合民夫与弘子父女的尸体，便徒步下山报了警。一审出庭的时候，他们只说了发现尸体的情况，除此之外没多说什么。可到了控诉审的时候，他们突然又说曾经看到过凶手恩田的身影。”
“原来如此，是补充说明啊。”
这是常有的事。一旦遇到证据不足的情况，检察方会这样进行补充。
“当时那两个孩子几岁？”
“我记得一个十岁，一个七岁。请稍等片刻。”
据井站起身来，走到屏风后面的房间——那应该是他的个人办公室。
没过多久，据井拿着一本有黑色硬皮封面、看起来像账本似的资料夹走了回来。
“哥哥生于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年），弟弟生于昭和二十六年（一九五一年），由此推算，案发时两人确实分别是十一岁和七岁。哥哥的名字叫藤仓一郎，弟弟叫次郎。”
“什么？”吉敷不由得失声叫了出来，向前探出身去，“是藤仓一郎和次郎兄弟俩？这是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