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德伯·布莱钦的办公室虽然处于大卫巴格斯坦街的中心位置，却跟他的人一样邋遢。他没有秘书，也没有会客室，只有一个每扇窗户都脏乎乎的房间，外加一个偶尔煮煮咖啡的小厨房——如果还有咖啡，塑料杯也没有用完的话。
房间非常之小，里头养了两只猫和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那只鸟又老又脏，头顶也秃了。一张大桌占据了大半的房问，这张桌子不但旧得不得了而且面积大得惊人，神乎其技的搬家工人竟然能够将它推进门来，实在令人称奇。“压路机”
自己常说，那张桌子是七十年前大楼建造时，特别在房间里打造出来的。这当然是玩笑话。
瑞贝卡·林德的案子被分派到“压路机”手上，对她来说是幸运，至少到目前为止。
“噢，”他对她说，一面把那只猫从鼻头摸到尾巴。“那场官司我们打赢了。他们没有再上诉。这样最好。高等法院里有些白痴，老是拿他们自以为是的解释来阐释法律。要他们相信真相就有如天方便谭，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他们的字典里到底有没有真相这个词。”
他注意到，女孩儿面露哀伤。
“所以，罗贝卡——”
“瑞贝卡。”女孩说。
“对，没错，是瑞贝卡，”他说，“瑞贝卡，你有心事吗？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是的，而且你是唯一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雪茄烟熄了，“压路机”重新点燃它。他抱起另外一只猫放在膝头，搔它的耳后，痒得它咪呜直叫。
她把自己的处境说了，而他一句话也没说。
最后她无助地说：
“我该怎么办？”
“你可以去找社会福利机构或是儿童福利中心。既然你还没结婚，说不定有社工人员会处理你的案子。”
“不，”她断然拒绝道，“绝对、绝对不要。那些人老是追着我跑，就像我是动物一样。还有，我被关起来的时候他们把卡米拉带走，都没有把她照顾好。”
“没有吗？”
“没有，他们喂她吃的东西不对，我花了三个星期才让她的肠胃恢复正常。”接着她又问了一遍，“我该怎么办？”
布莱钦把膝头上的猫抱到一旁，那猫丑得出奇，斑驳的杂毛有黄有赭有黑有白。他说：
“我这长长的一生一直在对抗各种官僚体制，尤其是那些权势在握的机构。经验教会我一件事：你很难让别人专心听你说话，更难让他们相信你是对的。”
“这个糟糕的国家是谁在统治？”她问。
“正式的说法是国会，不过实际上是内阁和一些委员会、资本家，还有一堆要不有钱、要不能左右政治团体而被选出来的人，外加各种工会、商会的老板。我们就这样说吧，头号老大是——”
“国王？”
“不是，国王没有实权。我指的是政府的头头。”
“政府的头头？”
“你没听说过他吗？”
“没有。”
“政府的头头，或是首相、阁揆、国家的最高行政首长，随你怎么称呼都行。他就是我们国家政体的领袖。”
“压路机”在桌上摸索了半天。
“这里，”他说，“报上有他的照片。”
“真难看。那个头上戴牛仔帽的人是谁？”
“是美国的一个参议员，他不久就要来瑞典做正式访问。事实上，他就是你男朋友家乡旁卜州的州长。”
“我丈夫。”她说。
“呃，这年头谁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词好。”“压路机”说，顺便打了个饱嗝。
“我们可不可以去跟这个政府的头头说话？他会说瑞典话，对不对？”
“对，可是要见他还是不容易。他不是什么人都接见的，除非在选举之前。不过一般人可以拟一个诉状，意思就是，写封信给他。”
“这个我做不来。”她丧气地说。
“可是我做得来。”“压路机”说。
他从巨型书桌的中腹处打开一块封盖，里头是一台古老的打字机，他在两张打字纸当中夹入一张复写纸，再把纸张插入打字机，轻松自在地打起字来。
“这会不会很贵？”瑞贝卡不安地问。
“依我之见，事情是这样的，”“压路机”说，“如果真正犯了罪或是伤害了社会的人都可以接受免费的法律协助，那么完全无辜的人当然不必支付昂贵的律师费用。”
他浏览一遍后，把原稿拿给瑞贝卡，副本放进档案。
“现在我该怎么做？”她问。
“在信上签字，”布莱钦说，“我的地址就印在信头上。”
她用微微颤抖的手签了字，布莱钦替她写好信封上的地址。接着他把信封好，贴上印有该国那位无实权国王玉照的邮票，把信交给她。
“你出了大楼后右转再右转，会看到一个邮筒。”
“谢谢你。”她说。
“再见，罗——瑞贝卡。如果我要联络你，要到什么地方找你？”
“目前没有地方。”
“那你就来这儿。最快也要一个星期。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星期内收到回音。”
她走出房间带上房门，布莱钦把打字机的封盖盖好，又把那只杂色猫抱回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