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明天要遇见的人，有四分之三为了同情而饥渴。给他们同情，他们就喜欢你。
——卡耐基
有这样一个神奇的句子，它既可以阻止争执，消除人们相互之间的厌恶感，又可以带来和谐融洽，使对方注意倾听。这就是那个神奇的句子：“我一点都不奇怪你有这种感觉。如果我是你，也会和你的感觉一样。”
这样一句话，可以让最固执、最暴躁的人软化下来。而且你完全要发自内心，因为假如你是对方，你的感觉当然会同他完全一样。凡入主白宫的人，差不多每天都会遇到各种棘手问题。塔夫脱总统也不例外。他深刻地感到了同情对于中和厌恶感的极大价值。在他的《服务伦理》一书中，塔夫脱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详细说明他是如何让一位野心勃勃却又满心失望的母亲从愤怒变得缓和的：
华盛顿有一位妇人，她丈夫在政界颇有影响。她来找我，纠缠我6个多星期，要我给她儿子安排一个职位。她得到了多位众议员的支持，并请他们一起来见我，讲了他们对她的支持。然而，她所要求的这个位置需要技术能力，而且我已经根据该部部长的举荐，安排了另外一个人。
于是，我接到了这位母亲的信，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忘恩负义的人，她还进一步抱怨说，她与她的州代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我特别关注的一项行政议案赢得了所有的投票，而我却这样来报答她。
当你收到这样一封信时，你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必计较一个不讲礼甚至有些鲁莽的人，你可能会写一封回信。然后，如果你是个聪明人，就应该把信锁抽屉里，过两天之后再拿出来——当你经过这几天时间再取出信来时，就不会把它寄出去了。
我所采取的正是这种做法。于是，我给她回了一封措辞委婉的信，告诉她我很清楚一个做母亲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会很失望的。但这件事实在不能只凭我的个人好恶来决定，我必须选择一个有技术资格的人。我还向她表示，希望她的儿子能在他目前的职位上好好干，以满足她对他的期望。这封回信终于平息了她的愤怒。
但我所推荐的人选当时还没有确定下来。过了一段时间，我接到另一封信，据说是她丈夫写的，但笔迹却和她前两封信完全相同。信中告诉我说，因为她对这件事情过度失望，导致神经衰弱，卧床不起，并得了严重的胃癌。信中问我能不能撤掉第一个人的名字，换上她的儿子，以使她恢复健康。
我不得不再写一封信，这次是写给她丈夫的。我说，我希望这次诊断是误诊，想必他夫人的病情让他严重担心，我对此深表同情，但撤回已经送报的名字是不可能的。不久，我任命的人选终于通过了。在接到那封信的两天之后，我在白宫举行了一次音乐会。在音乐会上，最先向我夫人和我致意的，就是这对夫妇，虽然这位夫人不久前差点儿“重病而死”！
S·修罗克可以说是美国第一位音乐经纪人。他和世界上一些著名艺术家，如查利亚宾、邓肯和潘洛弗等人有过20多年的密切往来。修罗克先生告诉我，要和这些性情无常的艺术家打好交道，最重要的第一课就是必须同情——对他们那些荒谬可笑的古怪脾气必须表现出更多的同情。
查利亚宾是最伟大的男低音歌唱家之一，大都会歌剧院那些高贵的观众都被他迷倒过。但查利亚宾就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小孩子。用修罗克先生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各方面都令人头痛的家伙。”
例如，查利亚宾可能会在将要举行演唱的那天中午，给修罗克先生打电话说：“沙尔，我觉得很不舒服。我的喉咙撕裂了，今晚我不能演唱了。”
修罗克先生是否同他辩论呢？哦，没有。他知道自己作为艺术经纪人，不能那样处理。于是，他赶到查利亚宾住的宾馆，对他表示同情。
“多么不幸！”他会忧伤地说，“多么不幸！我可怜的朋友。当然，你不能唱了，我会立即取消这场演唱会，你不过损失两三千美元，但这和你的名誉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此时，查利亚宾会叹息地说：“也许你下午最好再来一趟。看看到5点时，我感觉如何。”
到了5点钟，修罗克先生就再次来到宾馆，对查利亚宾表示同情。他一再坚持取消演唱会，查利亚宾又会叹气地说：“好吧。你再晚点儿来看我！到那时我或许会感觉好一点呢。”
到了7点半，这位伟大的男低音歌唱家总算答应上台演唱了，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修罗克先生要登上大都会歌剧院戏台，向观众宣布查利亚宾患有重伤风，嗓子不太好。修罗克先生会谎称照他说的去办，因为他知道，那是唯一可以让这位男低音歌唱家上台的方法。
亚瑟·盖茨博士在他的名著《教育心理学》中说：“人类普遍渴求同情。例如，小孩为了展示他所受到的伤害，甚至会故意割伤或弄伤自己，以此来获得大量的同情。出于同样的原因，成年人也会向别人显示他们的伤害，叙述他们的意外、疼痛，特别是动手术开刀的详情。为真实的或想象中的不幸而‘自怜’，这实际上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
我更加觉得，明智的管理者会对员工或他人善用同情的威力，使自己成为优秀的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