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代的政治家就是这样谨慎地划定国家在政治中的职能范围和国家神道在宗教中的职能范围的。至于其他领域，他们都交给人民，但对认为与国家直接有关的事，他们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创建陆海军时，他们也有类似的问题。像其他领域一样，他们在军队中也废除了旧式的等级制，而且比在老百姓中废除得更彻底。他们甚至在军队中废除了日本的敬语，虽然实际上保留了某些旧习。军队职阶的晋升不是看家庭出身，而是凭个人的能力。因此军人在日本人中声誉很高，赢得民众广泛的支持。加之，排、连单位大多由同一地区的乡
邻编成，和平时期服兵役者大都离家不远，这不仅意味着士兵与地方上保持联系，而且每个人在军队服役的两年期间，军官和士兵、老兵和新兵的关系，潜移默化地影响地方，代替了武士与农民、财主与穷人的关系。军队在许多方面起到促进民主的作用，几乎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在大多数其他国家中，军队都被作为赖以维持现状的巨大力量。日本则不一样，军队非常同情普通民众，以这种同情为基础，军队曾经一再地站到大金融家和寡头阶层的对立面。
建立了这样一支人民军队，不仅没有让日本政治家感到欣慰，反而造成某种忧虑。这支部队太过靠近下层，而根据经验，军队应该在等级制度中有更高的位置。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在最高层采取了措施。这些措施并没有写入宪法，却保留了军部首脑对政府保持独立性的惯例。比如，陆海军大臣与内政各省大臣不同，有权直接谒见天皇，并能通过天皇的授权而强制推行他们的措施，无须向内阁成员通报或协商。如果内阁反对他们，他们还可以阻止内阁的成立，只需拒绝委派陆海军将领入阁即可。没有这种高级现役军官担任陆海军大臣，任何内阁都无法组成，因为文官或退役军官是不能担任此职的。同样，对于内阁的任何行动，军部如果不满，只需召回他们的内阁中的代表就可以让它解体。在这个最高决策阶层，军部首脑绝不容许任何人干涉。
为进一步确保议会什么也干不了，宪法中还有一条规定：如果帝国议会否决政府所提的预算草案，政府将自动执行前一年度的预算。尽管外务省保证军队不会进入满洲，关东军还是采取了行动，这是说明军队独立性的一个典型例子。当时军部首脑看到内阁意见不一致，还没来得及作出对军队不利的决定，就趁机支持部队的指挥官发兵。对军部的贸然举动，日本当局倾向于接受一切后果，这并不说政府同意该项政策，而是他们觉得在特权问题上不该逾越界限。
发展产业，日本走的也是一条独特道路，没有借鉴任何西方国家的现成办法。这里也是由阁下们安排步骤和规则。他们制定计划，由政府创办企业，予以财政补助。这些企业都是他们认为日本现在需要的，其管理职责由政府派员担当。他们聘请了外国技术专家，或把自己人派出学习。当这些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到了他们认为的组织完备、业务发达的时候，政府就把它们卖给私人公司，其售价“低廉到荒谬的程度”，买主则是那些经过挑选的金融巨子，即以三井、三菱为中心的一些著名财阀。日本政治家认为，产业发展是关系日本民族存亡的大事业，不能相信供求原则或者什么自由企业。但这一政策与社会主义没什么关系，那些财团获得了厚利。事实上，日本以最小的失败和浪费建立了它最需要的企业。
眼看日本顺利走通了这条道路，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修改了“资本主义的出发点和正常顺序”。它不是从生活消费品和轻工业起步，而是一开始就兴办关键性的重工业。兵工厂、造船厂、炼钢厂、铁路建设等等都被赋予优先权，飞速发展到高水平的技术和效率。当然，这些企业并没有全部转让给民间财阀，庞大的军事企业仍然掌握在政府官僚手中，并接受政府的特别财政补助。
在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领域之内，没有小工商业者和非官僚经营者的“应有地位”。但产业也有自由地带，那就是用最少的资本和最廉价的劳动力来经营的各种“剩余的”轻工业。这些轻工业没有现代技术也能生存，现在仍然存在。美国习惯称呼这种产业叫“家庭血汗工厂”。一个小本制造商买进原料后，贷给一个家庭工厂或者只有四五个工人的小工厂加工，完成一道制造工序，然后回收产品再贷出，完成第二道工序。如此几经反复，最后把成品卖给一般商人或出口。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工业雇员中有53%是这种小工厂或家庭工厂雇佣的。这些职工并非全无保障，他们受到古老学徒制的家长式的庇护。另外在大城市的许多家庭中，还可以看到许多背着婴儿的母亲在干计件零活。
日本的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其工业也与政治紧密结合，这两个特性都有重大意义。当日本政治家决定需要有一个与其他领域中的等级制相匹敌的财界贵族制时，他就为他们创办一批战略性企业，挑选一批在政治上有特权的商人家族，使他们与其他等级建立联系，获得“适当地位”。在日本政治家们的计划中，从来没有想要削弱政府与这些财界寡头的联系，不仅给他们利润，而且给他们很好的地位。从日本人传统的对金钱及利润的态度来说，财界贵族难免不受民众的攻击，政府则尽量努力按照公认的等级制观念来扶植这些贵族。不过，这种努力并未完全成功，因为财阀仍不断受到所谓少壮派军官团体和农村方面的攻击。但是事实的真相仍然是，日本舆论攻击的矛头所向并不是财阀，而是“成金”大户。所谓“成金”，常被译作“暴发户”，但这个词并未能准确表达日本人的感情。在美国，暴发户之所以会遭人嘲笑，是因为他们不善交际，缺乏教养。然而，他们这种缺点却被感动人心的致富抵消了。他们从破木屋中起家，从骡前马后变成累资巨万的油田巨子。但在日本，“成金”一词来自棋盘，意思是一个步卒突然变成了女王。它像“名士”一样横冲直撞，神气十足，但在等级制上，它根本无此权力。人们都认为“成金”是靠诈骗、剥削致富的，对 “成金”者极尽指责，与美国人对白手起家者的态度差距之大，令人瞠目。日本在等级制中对巨富授予应有的地位，并与之建立联盟。但如果这种财富不是在这一领域中获得的话，日本的公共舆论就会毫不客气。
总之，日本人在构筑世界秩序时，最影响其思维的，就是传统的等级制。在家庭以及人际关系中，年龄、辈分、性别、阶级决定着适应的行为。在政治、宗教、军队、产业等各个领域中，都有十分周到的等级划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旦逾越其特权范围，必将受惩罚。只要“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得以维持，日本人就会毫无不满地生活下去。他们就感到安全。这是日本人人生观的特征，正如对平等与自由的信赖是美国人生活方式的特征一样。
但是，当日本人要把这种 “安全”的公式向外输出时，就遭到惩罚了。等级制与日本国内老百姓的思想很吻合，因为等级制培育了那种思想。在那个世界里，人们的野心只是等级制能够容忍的野心。但是，这个制度绝对不该输出。那些大言不惭的主张，在别的国家看来，实在是狂妄之极，甚至连狂妄这个词都难以表达其令人愤慨之处。而日军官兵到了各个占领国，看到当地居民们根本不欢迎他们时，一直十分吃惊。日本不是给了他们一个地位了吗？尽管很低，但毕竟是整个等级制中的一个地位；等级制，即使对低层的人来讲，不是也很理想吗？日本军部曾经拍过好几部描写中国人热爱日本的影片，其中痛苦绝望的中国姑娘，由于和日本士兵或工程师相爱而找到了幸福。用纳粹干脆利落的征服论比较一下，会发现日本人至少保留着“我是来帮助你”这种思想。但日本人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心甘情愿地满足于“各安其位”的日本道德观是不能指望别的国家接受的。其他国家并没有这种道德观。这是真正的日本产品。日本的作家们把这种伦理体系视为当然，因此也就不加论述。我们要了解日本人，就应该对这个体系追本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