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电话铃吵醒，勉强坐了起来，眼睛一时睁不开。电话铃还在响。
我拿起话筒。汤米·蒂勒里说：“马修，警察来了，他居然到这里来了，你相信吗？”
“在哪里？”
“办公室。在我办公室里。你应该认识他，他说他认识你。他是一个很难缠的侦探。”
“你到底在说谁啊，汤米？”
“我忘了他名字了，他说——”
“他说什么？”
“他说你们两个曾经在我家待过。”
“杰克·迪博尔德。”
“对了。他做人还好吧？你们在我家干什么？”
我揉了揉我的太阳穴，翻过手腕，看看手表。十点多。我绞尽脑汁想知道我到底是几点钟睡的。
“我们不是一起过去的，”我说，“我先到那里，四处看看，然后他才出现。我跟他是好多年的老朋友。”
没有用，我想了老半天也想不起来，在跟斯基普说我一定会抓到那对江洋大盗之后，我又做了些什么。也许我马上就回家了，也许我跟他喝酒一直喝到天亮。不知道，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
“马修，他曾经骚扰过卡罗琳。”
“骚扰她？”
我的门锁上了。这是个好征兆。如果我还记得锁门的话，就表示我的情况还不算太坏。不过，我的裤子却是胡乱往椅子上一甩。如果裤子是挂在衣橱里，而不是皱成一堆的话，那情况就更好一点。我顿时成为一个大侦探，搜索线索，拼凑图像，想知道昨天晚上到底做了什么。
“他骚扰她。他打过几次电话给她，还到过她家一次。你知道吗？他好像怀疑卡罗琳在帮我遮掩。马修，他做这种事不但让卡罗琳很为难，也让我在办公室很难做人。”
“我明白你的处境。”
“马修，我知道你跟他是老朋友，你可不可以叫他别来烦我？”
“天哪，汤米，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要他觉得他在办案，就不会买老朋友的账。”
“哦，我也不会要求得很过分，马修，不要弄错我的意思。调査杀人案件是一回事，骚扰又是另外一回事，你说对不对？”他根本不给我机会回答，“现在的问题是他瞧我不顺眼，这是他根深蒂固的想法，如果你能跟他打个招呼，说我不是坏人，情况或许可以改观。”
我拼命在回想我到底跟杰克说了什么，可就是想不起来，不过，我相信我没跟他提到什么有关汤米的坏话。
“还有，你打个电话给德鲁，就算帮我个忙好不好？他昨天还问我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新发现。我知道你很努力地在帮我查案，马修，只是我们也该把进展告诉他一声，好让他心里有个底，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汤米。”
他挂电话之后，我倒了一杯水，灌下两片阿斯匹林。接着我洗了个澡，开始刮胡子，刮到一半，才发现我已经答应汤米去找杰克·迪博尔德谈一谈。这时我才明白汤米在推销房地产或其他东西的时候手段是如何厉害。大家的话一点也没错，他在电话里的口才实在是一流的。
天气很晴朗，太阳亮得有点过分。我在麦加文酒吧停了一下，喝了一小杯，提提神。向街角的妇人买了一份报纸，丢给她一块钱，那妇人千恩万谢，还一直祝福我。很好，我需要祝福，谁帮助我我都感激。
我在火焰一边喝咖啡、吃英式烤松饼，一边看报纸。我实在很在意为什么我完全不记得是怎么离开斯基普那里，回到家的。我安慰自己说，我的头不痛，情况应该坏不到哪里去。但我知道这两件事根本没有关联。有时候我痛饮到深夜，烂醉如泥，第二天起来还是精神奕奕，神清气爽。有时候前一晚我根本没有醉意，而且事无巨细记得一清二楚，但第二天起来却头痛欲裂。
没关系，算了吧。
我又叫了一杯咖啡，想把代号为“弗兰克和杰西”的犯案手法理出个头绪来。我还记得当时自己充满自信的样子，但现在我却不知道如何善后。也许我那时有很好的计划，也许我那时自以为识破其中的关键，可以轻松把他们绳之以法。我翻开笔记本，希望曾记下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得的重要线索。可是运气没那么好，在离开日落公园那家酒吧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记任何东西。
不过，在那之前我倒是记了点东西。我记下了米老鼠的相关资料：他青少年时好勇斗狠的经过和他那段拉皮条的丑事。其实这很普通，许多人都历经过这种岁月：他们真的是怒不可遏，很想在成长过程中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但是，他们却不明白，他们人生中某些可贵的素质，在他们还没搞清楚前，就被他们的莽撞给毁掉了。有时候他们为了表现自己，表现得过了头，甚至会杀人。我自己就处理过几宗这样的案子，事到关头，孩子们才了解他们真的惹麻烦了。警察可不像他们的父母那样站在他们那边，他们得面对毫不留情的惩罚。
我又开始翻笔记本。我塞了个硬币到电话投币口里，还查了德鲁·卡普兰的电话号码。我想起那个告诉我米老鼠故事的女人，庆幸没在这样的太阳底下见到她。
“我是斯卡德。”我说。秘书把我的电话转给卡普兰，“我不知道这有没有用，但是我找到更多证据，可以证明我们的对手不是什么善类。”
打完电话，我散了一个长长的步，一直走到第九大道。在小猫小姐那里停了一下，跟约翰·卡萨宾打了个招呼，不过没待多久，我就走了。走到四十二街，我进了一家教堂，沉思了会儿，随后走到市中心，从后门进了汽车总站，通过地狱厨房和切尔西区直至格林尼治村。路上，我经过肉类处理区，还在华盛顿街跟十三街交叉口的肉摊上看了一阵子，跟那些围着血淋淋围裙的屠夫聊了两句，喝了几杯啤酒。接着，我走到外面去看那些挂在钩子上、体温犹存的牛羊尸体。骄阳底下，苍蝇嗡嗡作响。
接着我往前走，头顶着大太阳，火辣辣的难受，于是，我又在另外两个酒吧喝了点凉的。没走多久，我在白马酒吧坐了下来，吃了个汉堡，喝了杯啤酒。
这段时间里，我的脑筋一直在转。
我对天发誓，到目前为止，包括我在内，没有人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好像在看一部逐步推进的电影，线索一点一滴显现出来，我就一片一片地拼起来，现在的问题是我要按照脉络把它们串在一起。
其实这跟我以前的工作习惯不大相符。我以前当警察时，案子通常是用两种办法侦破的——如果可以侦破的话。第一种是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直到有一个关键的证据出现，案情便急转直下，顺利侦破；第二种是我从头到尾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做的工作便是搜集足够的证据，好把嫌疑犯绳之以法。只有很少的几件案子是我莫名其妙就侦破了，原因当时我不明白，现在我还是不明白。我浏览我搜集到的资料，一看再看，一看再看，突然之间，我的眼前光明乍现，答案似乎就在手上。
你有没有玩过拼图？你有没有那种经验？你花了好长时间，一片一片地拼，突然之间，你发现捻在手指间千百遍、你不知道该放在这里还是放在那里的那一片，竟然就是关键的一片。一旦找到适合的位置，局面就豁然开朗，接着一片一片拼下去，很快就拼完了。现在这一片就安安稳稳地放在它该在的位置上，关键至极：谜团迎刃而解。
在我前面的桌子上有人刻下名字的字首，也有一点一点的油漆。我刚吃完汉堡，喝完啤酒，现在正准备喝的咖啡里面有几滴我很小心滴进去的波本。破碎的信息和影像一段一段在我眼前流过。纳尔逊·富尔曼告诉我说，有很多人有钥匙可以进地下室。我想起比利·基根从唱片架上拿下一张唱片，放在唱机上。我看见博比·鲁斯兰德把哨子放在他的双唇之间。我见到那个戴浅色假发的罪人，不太情愿地搬家具。我还想到那出莫名其妙的戏，是我跟弗兰一起看的，看完之后，我还跟弗兰到酒吧喝了几杯。
有的时候，我找得到答案，有的时候，我茫然不知所措。
我不敢说我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问题也不是由我解决的。我只是一片片地拼拼图，费尽千辛万苦，一片片，拼错了再拼，突然之间，我赫然发现图拼完了，全景就在眼前。
在此之前，在我午夜梦回之际，难道我不曾隐隐约约想到答案吗？虽然这种感觉我始终不曾分辨清楚，但是，我相信我以前没有想到过。这其实是一种感觉。等答案出来的时候，你才知道，前因后果原来就是这么明白——在此之前，你之所以弄不清楚，是你不相信那片拼图应该放在那里。坦白说，答案明显得让我以为我早就知道了。
我打了个电话给纳尔逊·富尔曼。他没有我要的答案，不过，他的秘书给了我一个电话。我找到了一个女人，消除了我部分的疑惑。
我又打了个电话给艾迪·凯勒，这才发现我距离第六分局不过几条街而已。我走过去，在他办公室里找到他，问他有没有兴趣弄点钱，好买顶帽子在太阳底下戴。他坐回座位上打了几个电话，我在笔记本上又多记了几行字。
我在街角的电话亭打了个电话，然后找了辆出租车到上城去。我在十一大道跟五十一街转角处下了车，走到河边。我在莫里西酒吧前停了下来，不过我没敲门，也没有按门铃。我全神贯注地看一张海报。海报是地下室那家剧团贴的。他们刚刚结束短暂的演出。明天晚上，他们预定要演出约翰·基恩的舞台剧《来自克莱尔的人》，海报上还有一张男主角的剧照。男主角有一头红发，表情若有所思，难掩眉宇间的忧郁。
我推了推剧团的门，锁上了。我敲了敲门，没有反应。我又死命敲了一阵子，门终于开了。
一个二十几岁的矮个子少女瞪着我。“对不起，”她说，“我们要从明天下午之后才会开始卖票，现在因为人手短缺，而且排演也到最后关头，所以——”
我告诉她，我不是来买票的，“我只想耽搁你几分钟时间而已。”我说。
“每个人都耽搁我几分钟，那我就一分钟都没有了。”她这句话说得轻松自在，好像是剧本上的台词一样。“对不起，”她的语气一转，“下次再聊吧。”
“不行，非现在不可。”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你不会是警察吧？是不是我们忘了付什么保护费？”
“我是楼上那几个兄弟找来的。”我说，还指了指楼上，“他们希望你能跟我合作。”
“莫里西先生？”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尽管打电话问蒂姆·帕特。我叫斯卡德。”
在戏院的后方，有一个穿了一双爱尔兰皮鞋——看起来很贵的样子——的家伙大叫：“玛丽·琼，你他妈的到底在外面干什么？”
她转了转眼睛，叹了口气，让了一条路给我进去。
我离开那家爱尔兰剧场之后，打了个电话到斯基普家，然后到酒吧找他，都没找到，卡萨宾叫我到健身房去碰碰运气。
我却先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去找，他不在那里，不过丹尼斯说有别人找我。
“有个家伙找你。”他告诉我。
“谁？”
“他没说他是谁。”
“那他长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让他想了一会儿，“如果你跟他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的话，凭他那长相，”他又想了一会儿，“你绝对不会找他当小偷。”
“他留话了吗？”
“没有留话，也没有留小费。”
我跑到斯基普常去的那家健身房，在百老汇某处的二楼，楼下是一家卖熟食的店。健身房很宽敞，是一个保龄球场改装成的，看气氛，不像是说倒闭就倒闭的那种。有一两个人在练举重，还有一个人吃力地操作着健身器。
斯基普正在做柔软运动。他穿了一条灰色运动裤，没穿上衣，满身大汗。他背部跟肩膀的肌肉紧绷，看起来挺结实的。我站在几码之外，见他做完最后一回合，就叫了他的名字，他转过身来，看到我，笑了笑，笑容中带点意外。他又做了会儿运动，才站起来，过来握住我的手。
他说：“怎么啦？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你合伙人说你在这里。”
“你来得正是时候，我正想休息会儿。我先去拿烟。”健身房有一个地方是给人吸烟的，在冰箱周围还散放了几把椅子。他点了根烟说：“运动有益身心，我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头大如斗。我们昨天晚上喝得可痛快了，是不是？你平安到家了吧？”
“问这个干嘛？我昨天的样子很难看是吗？”
“没我那么惨。你说你的感觉还不坏。你叫那对江洋大盗什么？弗兰克跟杰西是吧？你说你有把握抓到那两个人，狠狠修理他们一顿。”
“你觉得我太乐观了是不是？”
“嘿，无妨无妨。”他猛吸了一口烟，“我，现
在又觉得像个人了，血液流动，毒素跟汗水一道流出，让我焕然一新。你有没有减过肥，马修？”
“这些年没有。”
“那你以前有喽？”
“几百年以前，我有点想当拳手。”
“你说真的？你以前真试过？”
“高中的时候。我先在健身房里练，舒活舒活筋骨，然后我到外面的拳场打过几场。到那时，我才知道我很讨厌别人打我的脸。而且我在边线处很笨拙，至少我这样觉的，我讨厌这种感觉。”
“所以你就去找了个工作，让你可以带枪上街？”
“别忘了还有警徽和警棍。”
他笑了。“巡警，拳手。”他说，“不堪回首吧。你到底来这里干吗？”
“有事。”
“说啊。”
“我知道他们是谁。”
“你说那对江洋大盗啊？你开玩笑吧？”
“不是。”
“他们是谁？你是怎么査出来的？而且——”
“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兄弟集合在一起？在酒吧关门之后？”
“兄弟？你指谁？”
“前两天跟我们在布鲁克林一起追凶的那几个啊。我们需要帮手，但不用找别人。”
“帮手？我们要干什么？”
“今天晚上什么都不做。我想开个小会，你觉得可以吗？”
他把烟屁股扔进烟灰缸里，“叫我做什么都可以。你是想搞个‘豪勇七蛟龙’是吧？不对，我们只有五个人，那是‘豪勇七减二蛟龙’——你、我、卡萨宾、基根、鲁斯兰德。今天星期几？星期三？比利大概会在一点半的时候关门，所以没问题。卡萨宾跟博比也由我来通知。你真的知道他们是谁吗？”
“我真的知道。”
“我是说你只知道某一个细节，还是——”
“全盘在我掌握之中，”我说，“姓名、住址、在哪里工作。”
“全盘都在掌握之中，那他们到底是谁？”
“我两点左右到你办公室。”
“去你妈的，如果你在那之前被汽车撞死了怎么办？”
“那这个秘密我只好带进棺材里了。”
“你这混蛋。我要再去做点运动，要不要一起来？”
“不用。”我说，“我要去喝一杯。”
我没去喝酒。我找到一家酒吧，可里面满满的人，所以我就直接回旅馆，见到杰克·迪博尔德坐在大厅的椅子上等我。
我说：“我就知道是你。”
“什么，那个中国酒保跟你提起我了吗？”
“他是菲律宾人。他说有个胖子没给他小费。”
“谁会在酒吧给小费？”
“你没开玩笑吧？我在桌上留小费，我站在吧台喝酒，喝完也给小费，我从来不知道有人不给小费。”
他瞧了我一眼。“你这个人真好玩。”他说，“浑身是劲。”
“哦，那是因为有件事我正着手进行。”
“哦？”
“你知道线索各归其位，案情真相大白的那种感觉吧？我刚历经了一个下午的苦思。”
“我们不是在谈相同的案子吧？”
我疑惑地瞧了他一眼。“你好像什么也没告诉我吧？”我说，“你在办哪件案子？哦，对了，汤米的案子，天哪，不是，我不是在说那个，那事没半点进展。”
“我知道。”
我终于想起我早上是怎么醒的了。“他今天早上打了个电话给我，”我说，“埋怨了你几句。”
“真的吗？”
“他说你骚扰他。”
“得了，他也把我整得够惨了。”
“我想说句实话供你参考，他真的不是坏人。”
“真的吗？他真的是好人吗？”
“不是，他是个混蛋，不过，这可能是我的偏见。”
“那当然，毕竟他是你的客人。”
“对。”我站了起来，我们两个人走到旅馆外面的街道边。有个出租车司机跟花店的送货员在吵架。
我说：“杰克，你今天找我干嘛？”
“我恰巧在附近，所以过来看看。”
“哦。”
“他妈的。”他说，“我想知道你到底查到了什么。”
“你说蒂勒里那个案子？我想我是查不出什么来了，就算查出来的话，他是我的顾客，我也不会说什么。”
“我是说那两个西班牙小孩的事。”他叹了一口气，“我开始担心这个案子在法庭上赢不了。”
“你是说真的吗？他们不是已经承认犯了抢劫案？”
“是啊，只要他们承认犯了抢劫案，这案子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地方检察官还想办他们杀人。如果现在就开庭，我就彻底完了。”
“你手上有赃物，连货物编号都完全没错，你有指纹，你有——”
“放屁。”他说，“你知道在法庭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突然之间，因为搜证过程有瑕疵，证物会变得连屁都不值。有一次，我们只被授权找一台收银机，结果我们找到一台被偷的打字机，也只能当没看见。至于指纹呢，你别忘了他们在几个月前曾经帮蒂勒里家倒过垃圾，这可以解释他们的指纹为什么留在那里了，对吧，有点脑子的律师不愁在这个案子里找不到漏洞。所以我才在想，如果你有什么好东西的话，请跟我说一声。制服克鲁兹跟赫雷拉，不也就等于在帮你的顾客吗？”
“话是不错，可惜我什么也没査到。”
“一点也没有？”
“目前一点也没有。”
我把他带到阿姆斯特朗酒吧，点几杯酒。我还给丹尼斯好多小费，谢谢他把消息告诉我。然后我回旅馆，请前台明早叫醒我，免得我睡过了头，保险起见，我还调好闹钟。
我冲了个澡，坐在床边，看着这座城市。天空转为深蓝，没一会儿，黑沉了下来。
躺在床上，我舒展四肢，但却不怎么想睡。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是电话铃响了，我连接都懒得接，就把它挂掉。接着我的闹钟响了。我穿好衣服，在脸上酒点冷水，出门，准备赚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