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八分局位于第三大道跟第四大道间的六十五街上，大约在湾脊区跟日落公园之间。路的南边有新的公寓建筑工地，警察局就在对面。这幢建筑物有点像毕加索的立体派作品。建筑表面有一些凸出的方块和一块休闲用的空地。我记得东哈莱姆区也有一幢样子差不多的建筑，我后来才知道，这两幢建筑物是出自同一人手笔。
这幢建筑有六年历史了。入口处的纪念碑上说，建筑师、警察局长、市长跟其他几个值得提一笔的人物，都相互较劲，想为市民留下不朽的作品。我站在那里，从头到尾把碑文读了一遍，好像那是什么绝妙好词似的。然后我走到前台，问当班的警员可不可以见一下卡尔文·诺伊曼探长。警员打了个电话，用手一指，叫我到值班室找他。
建筑内部相当干净宽敞，而且灯光明亮。警察局已经好多年了，但依旧是当年那种簇新的感觉。
值班室里有一排灰色档案柜、一排放私人用品的储物柜，以及两排面对面的办公桌。角落里有台电视机，但没人看。那十几张桌子上一半有人。饮水机旁，一个穿衬衫的男子跟另一个穿西装的男子在谈话。拘留室里，一个神智不清的汉子不着调地唱着西班牙歌曲。
他在填表格。我就站在打字机旁等他。他瞧了我一眼，“斯卡德？”他指了指旁边的椅子，把脸转向我，并且朝我挥一挥手。
“你进这行的时候，他们没告诉你，”他说，“你一天到晚都得处理这些没一点用的东西？外面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我们这种工作好像是打字员。”
“想到这个，我对这份工作就一点留恋都没有了。”
“我想我也不会想念这种屁事。”他使尽全身的力量打了一个呵欠，“埃迪·凯勒对你评价很高。我听你的话，打了个电话给他。他说你不坏。”
“你认识埃迪？”
他摇了摇头。“但是我知道一个老警官的行事作风，”他说，“虽然我很想帮你忙，但是我没办法把所有的资料都交给你。坦白说，我恐怕没法在布鲁克林凶杀案上全力支持你。”
“为什么？”
“他们一开始就把案子接走了。他们报案直接报到一〇四那边去。这是不合乎程序的，这个案子应该是我们的，可是后来发生一大堆事情，这个案子就交给一〇四，而不是给我们管区。”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了解案情的？”
“我一个线民把他在第三大道酒吧里听到的话告诉我。很棒的一件貂皮大衣，价格非常合理。不过，这件事你得暂时保密，因为这事很棘手。反正六月大热天，在日落公园里卖貂皮大衣总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有个人买了那件大衣，因为他想让他老婆晚上穿出去风光一下。我的人就跑来告诉我说，他觉得米格利特·克鲁兹家里好像有很多东西要脱手，来路不明。单凭那件貂皮大衣跟其他他描述的东西，我就相信有足够的理由申请搜査令了。”
他用手理理头发。他的头发是褐色的，如果在阳光的照射下，他那蓬乱的头发会显得更浅些。那时的警察已经不把头发留长一点及蓄小胡子、鬓角当作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但诺伊曼依旧是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诺伊曼除了鼻子曾被打断，整容手术做得不太好，显得有点奇怪之外，基本上，他是个平常人。
“东西都在克鲁兹的家里，”他说，“他住五十一街附近，就在快速道路边。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把地址给你。不知道你是否清楚布什终点站大批发店在哪里？在批发店附近有个破破烂烂的社区，那里有很多空地和废弃的房间，有的人会破门而入在里面鬼混。不过如果你有机会到克鲁兹家去看看，或许不会觉得有那么差。”
“他一个人住吗？”
他摇摇头，“他跟他祖母一起住。那个老太太老得要命，又不会讲英文。她是从波多黎各来的，小时候是学过英文，但却有个德文名字。很纽约吧，是不是？”
“你在克鲁兹家找到了蒂勒里的东西吗？”
“对啊，没半点可疑之处。我是说连音响上的编号都没错，不过，他还是死不承认。你是说这有什么新鲜的，是吧？‘哦，这音响是我在酒吧里跟一个人买的，可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就跟他说，当然啦，米格利特，我们相信你的话，但是在你偷东西的地方，有一个女人被砍得惨不忍睹，你知道吗？那他只好承认东西是他偷的，但是，他说他在蒂勒里家里没见到那个死人。”
“那他知道有人被杀了吗？”
“当然，只是他不承认是他杀的。报纸上写了，是不是？他一会儿说他没看过这条新闻，一会儿说他不记得地址，你知道那些人的供词一天到晚变来变去。”
“你们什么时候发现赫雷拉也涉案的？”
“他们好像是表兄弟还是什么的。赫雷拉住第五、第六大道间的四十八街，也就是在公园附近。反正他住在附近一间有家具的公寓里。现在他们两个都在布鲁克林区的拘留所里，直到被移送为止。”
“他们两个都有悔改之意吧？”
“那当然，没有才奇怪。”他露齿微笑。“他们就是那种标准混混，一天到晚混帮派。一年半以前，他们两个都因为抢劫被起诉，但是法官因为罪证不足放掉他们。”他摇了摇头，“你就是得照他妈的狗屁规矩做事。不管了，反正他们逃过这一关了。第二次，他们又动手抢劫，律师跟法官商量了半天，叫他们承认非法闯入民宅，最后还判了个缓刑。第三次，罪名是一样的，但是，证据却莫名其妙不见了。”
“不见了？”
“我也不知道是不见了，还是放到别的档案里面去了。对这两个警局常客来说，真是难得一见的奇迹。你希望这两个家伙死在牢里吧？”
“这两个人还真干了不少抢劫案。”
“好像是这样。一天到晚为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案子在警察局进进出出：入室盗窃，摸走一部音响，然后上街兜售，换五块十块过日子。克鲁兹比赫雷拉更糟。赫雷拉有时还打打零工，去帮人运运杂物、送送午餐，赚几个小钱混日子。可是我记得克鲁兹始终是无业游民。”
“他们两个以前都没杀过人吧？”
“克鲁兹杀过。”
“哦？”
他点了点头，“为了个女人，他在酒吧跟另外一个人干了一架。”
“报纸上怎么没登这个消息？”
“这事没闹上法庭，罪名也没成立。有很多证人都说是死者先拿破酒瓶找克鲁兹的。”
“克鲁兹拿什么的器？”
“刀。克鲁兹说那把刀不是他的，也有人说是其他人把刀扔给他的。当然，没人知道是谁把刀扔给他。我们没办法用私藏凶器的罪名来起诉他，凶杀案也只好不了了之。”
“克鲁兹通常身上有凶器吗？”
“通常他上街的时候身上肯套件内衣就很不错了。”
那是我从德鲁·卡普兰那里拿到一千五百块后的第二天下午。那天上午，我换了一张汇票寄长岛赛奥斯特。同时，把八月份的房租、酒吧里的账单清掉。最后，我还搭BMT线到日落公园去遛了遛。
日落公园当然在布鲁克林里，位置大概是在区政府西边，湾脊区上方的绿木公墓的西南边。这些年来日落公园附近盖了不少高级住宅，许多年轻的白领为了躲避曼哈顿高昂的租金，翻修了附近的房子，使得这个区域一跃成为高级住宅区。不过在当时，那批新贵还没找到这个地方。当地居民大致以拉丁裔和斯堪的纳维亚裔为主。大概先搬来的是波多黎各人，稍后就是挪威人。不过，人口比例从欧陆慢慢移向岛国，肤色从浅到深的变化很明显。只是这个过程是在好多年里慢慢进行的，改变并非一夜之间。
到六十八街前，我还在第四大道上逛了逛。这里是布鲁克林的商业区，我还不时东张西望找教堂。这里的房子很少超过三层楼，不管我怎么走，圣迈克尔教堂那个高达两百英尺的圆顶好像都很遥远。
我一直向北，现在已经在第三大道上了。我走在右边的街道上，抬头就是高架快速道路。到克鲁兹家前，我在几家酒吧里混了一会儿，只是想使自己融入当地的气氛里，而不是想要问什么问题。我进去不是点波本，就是要杯啤酒，速战速决。
米格利特·克鲁兹跟他祖母住的地方，倒还跟诺伊曼描述的差不多。附近真有几块大型的空地，其中一个有围墙，其他的可以任人来去，地面上则散落了许多橡胶制品。有几个孩子在被火烧过的大众甲壳虫汽车里打闹。在第二、第三大道间，比较接近第二大道的地方，有四幢三层楼的楼房，拼成扇形，立在最北边。这排建筑物两边的房子都拆得差不多了，剩下几面朴素的砖墙，不过上面却点缀着涂鸦之作。
克鲁兹住的地方很接近第二大道，离河边也很近。入口处的磁砖跟油漆都已经剥落。墙边有六个信箱。信箱上的锁被敲开过，又被修好，痕迹还清清楚楚。门外没有电铃，大门上也没有锁。我打开门，往上爬了两层。楼梯间里有烧菜的味道，老鼠以及小便的臭味。其实所有的旧公寓里，都有这股说不出来的气息，死老鼠跟便溺的痕迹到处可见。知道这点之后，你会发现克鲁兹住的地方也不算太差。
克鲁兹祖母住在顶楼。地方倒是收拾得干干净净，里面有圣母的画像和一个点了蜡烛的祭坛。不过在我面前，这位老太太是绝口不说英文的。
我敲了敲别的房间，没人应门。
但我还是在这幢建筑物里到处看看。二楼，住克鲁兹正下方的，是一个瘦得要命的波多黎各女人，养了五个不到六岁的小孩。客厅的收音机跟电视机同时打开，厨房还有一台收音机在响。五个孩子没一个安静的，其中至少有两个在同时大哭大叫。那个女人倒相当合作，可是她不太懂英文，而且那种情况下，谁也没有办法专心听你说话。
另一边就没人应门了。但是我听到里面有电视机的声音，所以我死命地敲。门终于开了。一个胖得出奇、只穿了一件内衣的人给我开了门，他一声不吭往里面走去，好像知道我一定会跟上来似的。他带我穿过几个堆满旧报纸和空啤酒罐的房间，来到了前厅。他坐在摇椅上，继续看他的运动节目。他电视机的颜色已经不正常了，荧光屏上的记分表一会儿是红色，一会儿又是绿色。
他是白人，有一头长发，以前大概是金色的，现在已经变成了灰色。从他那硕大的身材来看，实在很难估计他的年龄，不过我想大概是在四十到六十之间。他有好几天没刮胡子了，内衣跟床单更是好几个月没换了。他很臭，他的公寓更臭，不过，我还是留在那里问了他几个问题。我刚进去的时候，见他身边半打装的啤酒盒里还有三瓶，但是没一会儿他就喝光了，接着，他光着脚又到冰箱里去拿了半打。
他说他姓伊林，保罗·伊林。他从电视上知道克鲁兹的事，觉得很难过，但并不意外。他告诉我，他一辈子都住在这里，以前还不错，住在这里的人很规矩，尊重自己也尊重邻居。但是现在坏分子搬进来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里跟动物园没两样，”他告诉我，“你不会相信的。”
安杰尔·赫雷拉租的房间在一幢四层楼的红砖楼房里，一楼有投币式洗衣机。两个快三十岁的年轻人在那里鬼混，从褐色袋子里拿出一罐罐啤酒往嘴里倒。我问了问赫雷拉住哪里。他们觉得我是警察，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不相信我，两人都耸耸肩，不过，其中一个人告诉我到四楼去找找看。
除了你可以想到的各种气味之外，空气中还有一股大麻的味道。一个黑黑瘦瘦但眼睛却极明亮的妇人站三楼入口处。她身上围了条围裙，手里拿了一大捆西班牙文报纸。我问她赫雷拉住在哪里。
“二十二号。”她指着楼上说。“可是他不在家。”她的眼睛紧盯着我，“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
“知道。”
“那你就该知道他不在这里，门也锁上了。”
“你有钥匙吗？”
“你是警察吗？”她的眼神突然变得很锐利。
“我以前是。”
她笑得很大声，倒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你怎么啦？被开除啦？因为所有的坏人都被关进牢里，所以你们就没事可做了，对不对？你想进赫雷拉的房间？来吧，我带你进去。”
看管二十二号房的是一把毫不起眼的廉价锁。她试了三次，才找到正确的钥匙。她打开房门，放我进去。天花板上装了一个电灯泡，用一根线充当开关，屋里有一组简简单单的床架。她走了进去，把窗帘拉开，让些许光线透进房间。
我从窗户望出去，又在房间里转了转，打开柜子，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柜子上有一幅镶了相框的照片，还有几张快照。照片里有两个不同的女人，几个孩子。有一张照片是一个男人穿着浴袍在海滩上晒太阳，背后
是起伏的波浪。我拿这张照片给那女人看，她告诉我说，那个男人就是赫雷拉。我在报上看过赫雷拉，可是他在这张快照里好像是另一个人。
她又告诉我那个女的是赫雷拉的女友，而另外一张则是赫雷拉在波多黎各的老婆和孩子。那个女人跟我保证，赫雷拉以前是个好孩子。他很有礼貌，房间也整理得很干净，他喝酒很节制，也不会在半夜把音响开得很大。赫雷拉非常喜欢他的孩子，从来不忘记寄钱回波多黎各。
第四大道上大概每隔一条街就会有一家教堂。我到的时候这几家教堂都没开门，就连我想去的圣迈克尔教堂也不例外。我是那种只要碰到教堂就要进去缴税的人，至于是什么教堂我倒不在乎。我最常捐钱给天主教堂，理由很简单，因为它们开门的时间最长。但是现在圣迈克尔教堂的大门紧锁，就跟那些清教徒一样难以亲近。
两条街外，在杂货店和健身房之间，有一座圆顶的小教堂。憔悴的耶稣悲伤地被钉在十字架上。圣坛前，有两排板凳，两个枯槁的黑人妇女缩在一起，不动，也不说话。
我溜到里面，在椅子上坐了好几分钟。我早就把我这笔收入的十分之一准备好了。我很乐意把这一百五十块捐给他们，我觉得这种感觉跟把钱投资到一家信誉卓著的公司一样。但是我实在想不出不起眼的方法来达成我的心愿。这里没有募捐箱，也没有一个明显的标记告诉我要把钱捐到哪里去。我不想大张旗鼓找来执事人员，当面把钱交给他，也不想把钱放在椅子上，免得被不相干的人捡走。
出来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比走进去的时候更穷。
那天下午我待在日落公园。
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工作，也不知道这么做对汤米·蒂勒里到底有什么好处。我在街上漫步，在酒吧里鬼混，我不刻意找什么人，也不想问什么问题。
在第四大道东边的六十街上，我发现一家黑幽幽的啤酒屋，名叫菲约德。墙上挂的都是船上的装饰，还有一面不大协调的明尼苏达维京人足球队的三角旗。不过看得出这地方的布置着实花费了一番工夫跟时间。在吧台的一端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声音开得非常小。许多老头就坐那里，默默地喝着苦啤酒，不大说话，静静等待时光流逝。
离开那里之后，我随手招了一辆脏乎乎的出租车，请他送我到湾脊区殖民路。我想看汤米·蒂勒里居住的以及他妻子死在那里的房子究竟是什么样子。可是我不记得确切地址，殖民路一路上都是砖造的公寓，但我记得汤米住的是独门独幢的洋房。公寓之间，的确见到几幢洋房，但我既不知道号码，也不知道它在街道的哪一边，我只好跟司机说，请他开到最近有人被刺死的那幢房子去，司机却不知道我在胡说些什么，更担心我会出其不意地伤害他。
我想我是有点醉了，不过，在返回曼哈顿的路上，我觉得好多了。那个司机其实并不想拉我，只是他开价十块钱，我一口答应，他也只好勉为其难。我往座位上一靠，一点劲都提不起来。他开上高速路，路上见到圣迈克尔教堂高耸的圆顶，我问他那座教堂是不是二十四小时开放，他没搭理我。我闭上了眼睛，等我睁开，车已经停在旅馆前面。
前台有我两通留言。汤米·蒂勒里打了两通电话找我，并且要我回话。斯基普·德沃也找了我一次。
现在打电话给汤米未免晚了点，甚至打给斯基普都有点晚。反正够晚了，就让这个晚上这么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