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亊了。
那是一九七五年的夏天。总的来看，那一年实在乏善可陈，好像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没发生。尼克松辞职是前一年的事，两党大会、奥林匹克运动会、美国建国两百年，又是下一年的事。
入主白宫的是福特。他当总统虽然有些人不服，却也太平无事。一个叫阿贝·比姆的人入主瑰西园纽约市市长官邸。我看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当上了纽约市市长，不过这有什么，格里·福特还不相信自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呢。
面对纽约市的财政危机，福特摆出一副撒手不管的态势。《新闻报》的标题是：“福特进城：死定了！”
我记得这标题，但我却忘记刊登的时间是在夏天之前、之中、还是之后。反正，我看过那个标题。我很少错过《新闻报》，每天清晨我晃晃悠悠回到旅馆时，或是在吃完早餐之后，都不会忘记买上一份。我也看《纽约时报》，如果有我想看的新闻，我还会多买一份《邮报》。我不太注意国际新闻或是政治这类的东西，只看体育或地方犯罪新闻，不过，我对这世上所发生的事情也略知一二。只是，非常好笑，这些世界大事跟过眼云烟差不了多少。
我还记得什么？嗯，就在莫里西兄弟被抢的三个月之后，辛辛那提红人队与波士顿红袜队之间进行了七战四胜的棒球大赛。我记得菲斯克在第六场比赛的全垒打，也记得皮特·罗斯奋战九局，好像人类的命运就寄托在他打的每一球上。纽约两支球队都没有打进季后赛，我知道的也就这些。我还记得到球场看过几场比赛。我带着儿子们去看棒球，有时也跟朋友一起去。我记得跟比利·基根去看扬基队和不知道哪一队比赛，谁知道有个白痴从看台上把垃圾扔到球场里，球赛因此被取消。
雷吉·杰克逊那年在扬基队吗？七三年的时候，我记得他是在奥克兰。那年的世界大赛，大都会队一败涂地。但他是什么时候被扬基队买去的？
还有什么？拳击？
阿里那年夏天打比赛吗？我看过阿里打过一场，也亲眼见到他下颌受伤，而且在胜负未决的时候离开，不过，那起码是一年以前的事情了，是不是？之后，我又在很近的地方见过阿里一次。厄尼·谢佛斯跟吉米·埃利斯也打过一场。结果谢佛斯在第一回合就把埃利斯撂倒了。直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记得埃利斯太太脸上的神情。她就坐我身后两排的地方，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反正我确定不是在一九七五年。那年夏天我一定看了非常多的拳击赛，多到连谁打谁都弄不清楚。
说这些细节跟故事有关吗？其实也不见得。如果真的有关，那我得上图书馆査査那一年的《时报索引》或是《世界年鉴》。幸好，我该记得的事，都没忘。
斯基普·德沃跟汤米·蒂勒里。一九七五年夏天，我似乎只记得这两张脸。和这两人，我厮混完那个漫长的季节。
他们是我的朋友吗？
也算是。不过，得加点解释。他们是酒吧朋友。除了在陌生人痛饮各种酒类的场合之外，我绝少见到他们——坦白说，那时我很少见到任何人。我当然还是每天都醉醺醺的，不过，那个时候，我达到了酒帮助我超过酒伤害我的绝高境界。
几年前，我的世界好像随着我的意志越缩越小，最后只剩下哥伦布圆环附近那几个街区。我终于挥别十几年的婚姻生活跟两个孩子，从长岛搬到位于第八、第九大道间西五十七街上的旅馆。差不多同时，我也离开了纽约市警察局。在局里的那几年，我力求表现。离职之后，我靠替人排纷解难混口饭吃，还有能力偶尔寄张支票到长岛。我不是私人侦探——私人侦探要申请执照，要填报告，还要缴税。我帮朋友的忙，他们给我钱作为回报。我赚的钱一直够我付房租，够我喝酒，也够我寄给安妮塔跟孩子们。
我说了，我的世界好像越缩越小，小到只限于我睡觉的房间跟我清醒时厮混的酒吧。我常到莫里西酒吧，但那也不是我唯一会去的地方。我通常会混到酒吧关门，直到半夜一两点才上床睡觉。我其实很少在非法超时营业的酒吧里喝到天亮。
我常去小猫小姐——斯基普·德沃开的酒吧。就在我旅馆那条街上，还有波莉酒吧，这家酒吧格调不高，贴着颜色俗丽不堪的壁纸，十点或十点半之后，酒客会逐渐散去。还有一家叫麦加文的。那是一家以土褐色为主色系的酒吧，天花板上是一个个连灯罩都没有的灯泡，店里的顾客个个沉默得出奇。有时，我早上心情不好，便会冲进去痛饮数杯。酒保倒酒的时候，手常微微颤抖。
这条街上还有两家紧挨着的法国餐厅。其中一家生意不大好，里面顶多坐四分之一的客人。我曾经带过几个女朋友到那里吃饭。有一次，我还独自上那儿去，在吧台前喝了两杯。隔壁的那家有点名气了，生意也比较好，不过，我偏偏不去。
第十大道上有个地方叫斯莱特餐厅。许多中城的警察喜欢那家店，如果我想跟闲杂人等混在一起，就会上那里去。店里的牛排做得不错，环境布置也还舒服。百老汇跟十六街之间，有一家马丁酒吧，专门供应廉价酒类，也有腌牛肉、烤火腿之类的东西可以果腹。吧台上放了一台大彩电，如果想看棒球，上那里倒不错。
林肯中心的对街，有家店叫欧尼尔巴龙——这个名字有点典故。这家店开得很早，当时，法律明文规定禁止酒吧取名叫沙龙，店主人不知如何是好，索性改动字头，还说见鬼去吧。我曾经在下午去过一次，但它到了晚上才够时髦、够热闹。在第九大道跟五十七街的交叉口，有一家叫安塔里斯与斯皮罗的希腊酒店。这家店并不怎么合我的口味，但我常见那些留着希腊大胡子的人，在里面喝一种加水的希腊酒。我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都会经过那里，有时也会进去喝两杯。
第八大道跟五十七街的交叉口，有一个二十四小时的报摊。如果我没见到那个拖着购物袋、在四零零熟食店前叫卖报纸的妇人的话，我通常在那里买报纸。那个妇人用两毛五的价钱从报摊批发报纸，不过，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只有《新闻报》是两毛一份，其他的报纸都要两毛五。她用相同的价钱卖报纸，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有时，我给她一块钱，叫她不用找了。直到好几年后，她在街头被人用利刃刺死，我才知道她叫玛丽·艾丽斯·雷德菲尔德。
有一家咖啡店叫火焰，还有一家店叫四零零熟食店。附近有几家还算可以的比萨摊子，还有几家卖奶酪牛排的餐厅，保证你绝不想再去第二次。
有一家意大利面店叫罗夫，还有几家中国餐厅。此外，还有一家斯基普·德沃疯狂喜爱的泰国餐厅。至于那家叫乔依·法雷尔的酒吧兼餐厅，位置在五十八街，不过，在去年冬天之后就不开了。还有一家在……他妈的，反正这附近有很多地方可以找得到酒。
我最常去的是阿姆斯特朗。
天哪，我就住在那里。我是有个房间可以睡觉，也有别的酒吧和地方可去，但是吉米·阿姆斯特朗的店对我来说，就跟家一样。和我有点交情的人都知道上那里去找我，有的时候，他们会先打电话到阿姆斯特朗，找不到我，才会再打到旅馆来。阿姆斯特朗酒吧在十一点左右开门，一个名叫丹尼斯的菲律宾小伙子值班。比利·基根在七点左右会来接手，然后再开到两点、三点或四点，这得看他心情如何以及客人的多寡。
女招待更是来来去去。她们也许找到了一个表演工作，也许是跟男朋友分手，也许是找到了新男朋友，也许是搬到洛杉矶去，也许回乡下去，也许跟多米尼加的厨子打了一架，也许偷了东西被辞退，也许因为怀孕。反正，最后她们都不做了。吉米那年夏天好像不常到店里去。我想他那时候是想在北卡罗来纳买块地。
阿姆斯特朗那个地方实在是不值得一提。你一进去就见到右边有个长条吧台，桌子散放在左边，上面铺着深蓝色的桌布。墙壁是深色木材，墙上挂着相片和从过期杂志上撕下来的广告，一个鹿头标本很不协调地挂在后墙上。我最喜欢坐在鹿头下面，因为只有坐在那里，我才瞧不见它。
到酒吧去的什么人都有。有街对面罗斯福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来自福德姆学院的教授跟学生，还有搞电视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在一条街外，美国广播公司也走不了几步路——外加住在这附近的和逛街逛累了进来歇歇脚的人。两个搞古典音乐的、一个作家跟一对开鞋店的黎巴嫩兄弟，也是这里的常客。
孩子们不常到阿姆斯特朗酒吧。我刚搬到这附近来的时候，阿姆斯特朗的店里还有一部点唱机，里面有很不错的爵士跟乡村蓝调，但是过没多久，阿姆斯特朗就把它换成一套音响，只放古典音乐。阿姆斯特朗这一招倒是博得女招待一致的好感，她们一向很讨厌年轻小伙子。他们只要一点点东西，一坐就老半天，而且小费给得很小气。阿姆斯特朗酒吧里的音乐声开得很小，坐在里面喝酒，消磨半天，是一种享受。
我到那里就是图个这种感觉。我只想喝酒喝得刚刚好，偶尔才想纵情一醉。我通常喝两杯波本，再加一点咖啡，直到长夜将尽，才会再喝两杯。我在那里可以看报纸，可以吃一个汉堡或是来份正餐，如果我不想讲话，在那里也可以静一会儿。我不是一天到晚都在那里，但是，我每天至少会到那里报到一次。有的时候丹尼斯一开门，我就进去，直到比利关门的时候，我才出来。每个人都要有个地方可待，对不对？
酒吧朋友。
我就是在阿姆斯特朗那里认识汤米·蒂勒里的。他当然也是常客，一个星期他有三四个晚上都会在那里。我不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这个人是什么时候，但只要跟他在一个房间里，你很难不注意到他。这家伙个头很高，声音也不是特别大，但只要几杯酒下肚，整个屋子里都听得到他的声音。
他可以吃得下很多牛排，喝不少芝华士威士忌，而他的能吃善喝，全都写在他的脸上。汤米·蒂勒里差不多四十五岁的样子，下颌很有力，脸上因为毛细血管处处破裂，看起来有点像窗帘布。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叫他硬汉汤米。也许斯基普说得没错，这个绰号可能纯属反讽。大家叫他电话汤米，则是因为他的职业。他用电话做推销工作，在华尔街附近的一家水桶店打电话拉人投资，我知道干这行的人跳槽跳得特别勤。想让陌生人从口袋里拿钱出来投资莫名其妙的事业，的确是要有点本事的。有这种本事的人，想当谁的伙计都行。
那年夏天，汤米在坦纳休公司兼差，推销房地产财团的部分股份。我猜想，做这种事可能可以节税而且可以累积一点资金。我之所以这样推断，是因为汤米从来不跟我或其他人谈这一类事情。只有一次，有个罗斯福医院的助产士跟他谈到这方面的事情，我在旁边，这才听出点端倪来。汤米用了一个玩笑打发过去。
“不，我是认真的。”那个助产士很认真地说，“我最近赚了一点钱，我真的该想想这方面的事情。”
汤米耸了耸肩，“你有名片吗？”那个助产士摇了摇头。“那你把你的电话留下来，我会找个适当的时间打给你。你想了解我们的状况的话，我会提供所有细节。但是我得警告你，只要我用电话推销，没有人挡得住我的魅力。”
过了几个星期之后，这两个人又碰面了。那个妇产科的人埋怨汤米没打电话给他。
“天哪，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汤米说，“让我先把这件事记下来再说。”
他是个还算过得去的朋友。他很会七转八弯地讲一些土笑话，只要我听得懂，就一定捧场。我觉得这些笑话里不无攻击的意味，但是，我知道他没有恶意。如果我想谈谈我在警察局里的往事，他也是挺好的听众；如果我的故事很好笑，他跟大家一样会声嘶力竭地大笑。
他也不是没缺点。他的嗓门好像大了点，好像也太开心了点。他的话太多，无时无刻不敲在你的神经上。我说过了吧，他不是每个星期都会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吗？每次那个来自加罗林群岛的卡罗琳·奇塔姆差不多都在他身边。卡罗琳讲一口软绵绵的英文，就像某种烹调用的药草，但是，加在酒里，可就后劲十足了。有时是汤米搂着她走进酒吧，有时是汤米先到，卡罗琳随后赶到。她就在附近，而且我猜想卡罗琳跟汤米在同一间办公室里上班。我也懒得推敲这种事，就算是汤米的办公室恋情害得他沉迷阿姆斯特朗酒吧好了。
他喜欢盯着运动节目看，因为他下注一通常是球赛，有时也赛马——他赢的时候，你很难不知道。他有一点客气，坦白说，有一点不分青红皂白的客气。不过，他的言词再和善，也难掩他眼中射出的两道寒光。他的谈吐暖烘烘的，眼光却冷森森的，这是他的弱点，不过，你闭上眼睛跟他说话，就没有差别了。
你现在知道他为什么能吃电话推销这碗饭了吧？
其实斯基普·德沃的真名叫阿瑟，但也只有博
比·鲁斯兰德一个人规规矩矩地这么叫他。博比当然不能跟我们一样随便。他们两人从四年级开始就是最好的朋友。两人老家都在杰克逊海茨。斯基普在接受洗礼的时候，被取了小阿瑟的教名，而他之所以被取了个外号，“是因为他一天到晚逃课。”博比说。但是斯基普另有解释。
“我这个外号是我在海军的舅舅取的，从此之后，我就没甩脱过。”他曾经跟我说过一次，“我妈妈的弟弟给我买了一套海军制服和玩具船，因为有了这组舰队，我便被舅舅叫做‘小船长’。过没多久大家都这么叫了。这个绰号还不坏，我们班上有一个人叫小虫。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还这样叫他，尤其是他太太跟他在床上的时候，‘哦，小虫，再钻深点。’”
他大概三十四五岁，跟我差不多高，瘦瘦壮壮。手臂跟手背上全是青筋。他脸上好像没有多余的肉，一层皮沿着骨头起伏，让他的脸庞显得很像雕刻品。他有一个鹰钩鼻，一对好像能看穿你的蓝眼睛，在强烈的灯光下还会隐隐发绿。这么特别的长相，外加他满不在乎的个性，充满自信的外表，对女性来说，的确是相当有吸引力。只要他有兴致，我从没见他空手而回过。但是他还是独居，也没打算跟哪个女的定下来，他比较喜欢跟男人混一起。几年前，他不是跟哪个女人同居过就是结过婚，不过，现在他不跟女人玩真的了。
汤米·蒂勒里有个外号叫硬汉汤米，说真的，有时你还真会被他的外表唬住。斯基普以前才真是硬汉，只是你必须要在他的外表下探索，否则，你是看不出来的。
他在军队服役过。不过不是他舅舅希望他当的海军，而是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蕾帽。他高中毕业之后就登记入伍，在肯尼迪的年代，曾被送到东南亚作战。退伍之后他跑去上大学，但是不久就被退学了，接着，他就在上东城开始了酒吧打零工的日子。几年之后，他跟约翰·卡萨宾用尽了他俩的储蓄，租下一家停业已久的五金店，彻头彻尾整修了一遍，开了他自己的酒吧——小猫小姐。
我偶尔会在他自己的店里见到他，但我们更常在阿姆斯特朗酒吧里碰头。他收工之后，也会到酒吧消磨时间。喝酒的时候，他倒是个好同伴。他很容易相处，而且绝不啰嗦。
我觉得他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不管是什么事情，他都能冷静应对。你可以感觉到他好像可以单独处理任何事情，而且不费半点功夫。他就是那种拿得起放得下，敢说敢做的男子汉。也许他在越南当过特种兵，所以养成这种特质，也许是因为我知道他在那里待过，所以怎么瞧他怎么顺眼。
我常在罪犯身上见到斯基普的那些特质。我抓过几个持械抢劫银行运钞车的歹徒，就是斯基普这副德性。还有一个长期在搬家公司开车的司机也是这个样子。有一次他跑了一趟长途之后，提前几天回家，却发现他妻子跟奸夫躺在床上，他一气之下，用双手活活把他们给掐死了——我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才认识那个司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