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其他所有感受，人类的正义感也是从远古进化而来的。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形成了人类的道德，很适合处理小型狩猎采集部落中的各种社交和伦理问题。如果我和你一起去打猎，我抓到一只鹿，而你空手而归，我该与你分享猎物吗？如果你去采蘑菇，满载而归，但只是因为我比你强壮，我就可以把所有蘑菇抢走吗？如果知道你打算暗杀我，我可以先发制人，在暗夜里一刀划过你的喉咙吗？
如果只看表面，人类虽然从非洲大草原走到了都市钢筋水泥的丛林，情况似乎并没什么改变。有人可能会认为，我们今天面临的叙利亚内战、全球不平等、全球变暖等问题，只是将过去问题的规模放大了而已。然而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规模本身就是个问题，而且从正义的观点（一如其他许多观点）来看，人类已经很难适应现在的这个世界。
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价值观。21世纪的公民无论有宗教信仰，还是相信世俗主义，都抱持着许多价值观，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在这个复杂的全球化世界里实现这些价值观。这是个数字问题。经过长久进化、由狩猎采集者建构的正义感，应付的是几十平方公里范围内几十个人的生活问题。如果要把这套正义感应用于各大洲数亿人之间的关系中，只会出现宕机停摆。
想要追求正义，除了要有一套抽象的价值观，还必须能够明确掌握因果关系。如果你用采来的蘑菇喂养小孩，我却用暴力把整篮蘑菇抢走，这意味着你的一切辛劳付诸东流，孩子必然饿着肚子入睡，而这当然是不公平的。这件事的因果关系很清楚，也很容易理解。但不幸的是，现代的全球化世界天生就有一个特点：因果关系高度分化且复杂。例如，我可能就是静静地待在家里，从来没伤害过任何人，但对左翼运动人士来说，我完全就是以色列军队和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定居者的同谋。在社会主义者眼里，我之所以过着舒适的生活，是因为脚踩第三世界血汗工厂里的童工。动物福利提倡者告诉我，我的生活交织着史上最丑恶的犯罪事件：野蛮且习以为常地剥削着数亿只家禽家畜。
这一切真的都该怪我吗？这实在很难说。我现在的生存，需要依赖复杂到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网络，而且全球因果关系盘根错节，就连最简单的问题也变得难以回答。例如，我的午餐来自哪里，是谁制作了我穿的鞋，或者退休基金正拿着我的钱在做什么投资。
如果是原始的狩猎采集者，会很清楚自己的午餐从哪儿来（自己采集的），他的鹿皮鞋是谁做的（那个人正睡在20米外），自己的退休基金又用在哪里（正在泥地里玩呢。那个时候，人类只有一种退休基金，叫作“孩子”）。比起那位狩猎采集者，我实在太无知了。我可能要经过多年的研究，才会发现自己投票支持的政府偷偷把武器卖给地球另一边某个躲在幕后的独裁者。在我投入时间查明这个事实的同时，可能会错过更重要的一些发现。例如，我晚餐吃了鸡蛋，但不知那些生蛋的鸡现在究竟怎么样了。
目前整个社会系统架构的方式，让那些不喜欢费力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得以维持幸福的无知状态，而想要努力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则需要历经诸多艰难。如果全球经济体系就是不断地以我的名义、在我不知情的状况下偷走我的钱，我该如何应对？不管你是要以结果来判断行为是否正义（偷窃是错误的，因为这会让受害者痛苦），还是觉得结果并不重要，该从绝对责任（categoricalduties）来判断（偷窃是错误的，因为上帝这样说），都不会让情况有所不同。这里的问题，在于情况已经变得过于复杂，我们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上帝在定出人“不可偷盗”这项诫命的时候，所谓的偷盗还是用你自己的手去拿走某个不属于你的东西。然而到了现在，如果要讨论盗窃，真正要谈的重要问题都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举例来说，假设我投资了一万美元购买某大型石化公司的股票，每年得到5%的投资收益。这家公司利润极高，但原因是规避了外部成本，直接把有毒废物排入附近的河流，完全不顾对当地供水、公共卫生或自然生态造成的严重破坏。该公司财大气粗地请了一大批律师，避免被告上法庭进行赔偿，甚至还聘请政治说客，阻碍制定加强环境保护的法规。
我们可以指控这家公司“偷了一条河”吗？我的角色又如何？我从没闯入任何人的家里，也从没从任何人的钱包里拿钱。我并不知道这家公司如何获利，甚至都快忘了自己的投资组合里有这家公司，那么，我也犯了偷窃罪吗？如果我们无法得知所有相关的事实，该怎样才能保证自己的行事都符合道德？
我们可以用“意图道德”（moralityofiions）的概念来回避这个问题：重要的是我的意图，而不是我的实际行动及其结果。但在这个一切都紧密联系的世界中，最重要的道德义务其实就是人必须要“知道”各种事。现代历史最严重的罪行，不仅源于仇恨和贪婪，还源于无知和冷漠。美丽迷人的英国淑女虽然从未去过非洲或加勒比海，但通过购买在伦敦证交所上市的股票和债券，就让大西洋的奴隶贸易获得了资金。接着，淑女在下午4点左右喝着下午茶，加入雪白的方糖让茶更为香甜，但这些方糖产自环境如地狱般的奴隶庄园，而她当然对此一无所知。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德国，地方邮局的经理可能是一位正人君子，不但很照顾员工的福利，而且如果有顾客的包裹遗失，他还会亲自帮忙寻找。他总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就算下暴雪，他也会确保邮包准时送达。但令人感慨的是，这样的效率和体贴正是纳粹德国神经系统的重要细胞。不论是种族歧视的政治宣传品、国防军的招募要求，抑或下达给地方盖世太保的残酷命令，都因此飞速传达。对于那些不真诚求知的人来说，他们的意图是有缺陷的。
然而，到什么地步才算得上是“真诚求知”？每个国家的邮政人员难道都该打开所送的邮包，如果发现里面是政府的政治宣传单，就该辞职或起身反抗？现在回头看20世纪30年代的纳粹德国，很容易就能对其中的道德下定论，但这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整个因果关系链是如何串起来的。要不是有这样的“后见之明”，就难有这样的道德定论。令人痛苦的事实是：对于仍停留在狩猎采集者时期的人脑来说，世界已经变得太复杂了。
当代世界大多数的不公正，并不是来自个人的偏见，而是来自大规模的结构性偏见，但我们这种狩猎采集者的大脑尚未进化出能够察觉结构性偏见的能力。每个人至少是某些结构性偏见的共犯，而我们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认清这些事实。为了写本书，我才有机会好好做做这项功课。当讨论全球性问题的时候，我经常犯的错就是只看到全球精英阶层的观点，而忽略了各种弱势群体的想法。全球精英掌控了话语权，因此我们不可能错过他们的观点。但相较之下，弱势群体通常会遭到禁声，我们也就很容易遗忘他们。并非我们真的有恶意，而只是由于纯粹的无知。
比如，塔斯马尼亚原住民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特有的观点，我实在一无所知。甚至就因为我所知实在太少，在过去的一本书里，我还曾经误以为塔斯马尼亚原住民已经被欧洲殖民者赶尽杀绝。但事实上，目前还有成千上万的塔斯马尼亚原住民，也面对着许多当地独有的问题。
即便你本人属于某个弱势群体，对该群体的观点有清晰的认知，也不代表你了解所有其他弱势群体的想法。所有群体或子群体，都会有些只有自身才会遇到的天花板、双重标准、隐晦的侮辱和体制上的歧视。如果是个30岁的非裔美籍男性，就有30年作为非裔美国男性的独到经验，但他仍然不会清楚做一个非裔美籍女性、在保加利亚的罗姆人（Roma，也被称为吉卜赛人）、眼盲的俄罗斯人或是在中国的女同性恋者会是什么滋味。
这个非裔美籍男性在成长过程中，总是一再被警察毫无理由地拦住检查，而中国的女同性恋者并不会碰上这种事。然而，出生在一个非裔美籍小区的非裔美籍家庭里，代表着他身边都是和他很相似的人，他们会教他该知道些什么，才能作为一个非裔美籍男性存活下去，进而事业有成。相较之下，中国的女同性恋者并不是出生在女同性恋小区的女同性恋家庭里，而且可能从来没人教过她这些重要教训。所以，就算是个在巴尔的摩长大的黑人，也不代表就能理解在杭州长大的女同性恋者会面临哪些困难。
过去，这个问题并不那么重要，因为无论地球另一边遇到什么困境，你大概都不用负什么责任。当你看到邻居发生不幸的时候还能有点儿同情心，通常也就够了。然而今天，因为像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之类的重大全球议题会影响所有人，不管你在塔斯马尼亚、杭州，还是在巴尔的摩，都无法幸免，所以我们也就该把所有人的观点纳入考量。但谁真能做到？哪有人能够搞清楚全球千千万万个群体到底组成了怎样的关系网络？
就算我们有这个打算，多半也已经再也搞不清楚世界上有哪些重大道德问题。如果讲的是两个采集者、20个采集者，抑或两个邻近部落间有何关系，大概我们还能够理解，但如果是几百万个叙利亚人之间、5亿欧盟居民之间，抑或整个地球上所有群体和子群体之间的关系，人类实在无法理解。
面对规模如此庞大的道德问题，人类为了理解和判断，有下列4种常用的方法。第一是缩小问题规模：把叙利亚内战想象成两个人在打架，一个是阿萨德政权，一个则是反抗分子，一个是好人，一个是坏人。这样一来，整个复杂的冲突历史就被缩小成一个简单明了的事件。
第二是把重点集中在某个感人的故事，用它来代表整个冲突事件。如果你搬出一套精确的统计数字，想要向大众解释事情有多复杂，大众只会失去兴趣，但如果搬出某个孩子的辛酸故事，不但能赚人热泪，叫人血脉偾张，还能让人误以为自己一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很多慈善机构长期以来对此再熟悉不过。例如，有一项实验，请民众捐款救助一名来自马里的7岁贫困小女孩，她的名字叫萝琪亚，许多人被她的故事打动，打开了心门，也打开了钱包。然而，如果研究人员除了告诉你萝琪亚的故事，还用统计资料指出非洲普遍的贫困问题，这时受访者突然就变得比较不愿意出手相助了。另一项研究，则是请人捐款给1位或8位病童。在只有一位病童的情境中，民众捐的钱更多。
要应对大规模道德问题，第三种方法是编出各种阴谋论。想知道全球经济究竟如何运作，并且是好还是坏吗？这太难了。不妨换个方式，想象有20位亿万富翁在背后操纵，控制了媒体，发动了战争，一切都是为了聚敛更多的财富。这几乎永远都是一套毫无根据的幻想。当代世界实在太复杂，不仅难以明辨正义公平，就连控制管理也是一大问题。不管是亿万富翁、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是共济会或锡安长老会，没人能真正搞清楚世界到底正在发生什么事。但也因为如此，没有人能够有效地操纵一切。
以上三种方法，都是拒绝面对世界究竟有多复杂。而第四种，也是最后一种方法，则是创造出一套教条，全然相信某种号称全知的理论、机构或领导，接着便无条件地跟随。宗教和意识形态教条之所以在这个科学时代仍然深具吸引力，正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避风港，让我们得以避免面对令人沮丧的复杂现实。前面也提过，即便相信世俗主义，也无法避开这种危险。即便你打定主意要抗拒所有宗教教条，一心追求科学真理，迟早还是会因为现实生活过于复杂而不胜其扰，于是决定提出某种教义，让人别再追问下去。这些教义确实能让人在智力上得到抚慰，在道德上感到安心，但这究竟算不算正义，仍旧无法确定。
我们该怎么做？是接受自由主义的教条，相信只要把权力交给所有个体选民或顾客，就能得到最好的结果，还是拒绝个人主义，沿着传统文化的方向，把权力交给某些群体，走一条集体共同判断的路？然而，这样的解决方案只是让我们从“个体无知”的刀山，掉进“群体偏见”的火海。在狩猎采集部落、乡间聚落，甚至城市小区，都还有可能共同思考大家面对的问题，但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全球性问题，而我们并没有一个全球性的社群。不论是脸谱网、民族主义或宗教，距离建立这样的社群还有遥远的距离。所有现存的人类群体，都还只是一心追求自己的利益，而非理解全球的真相和真理。不论是美国人、中国人还是伊斯兰教或印度教教徒，都无法建构“全球社群”，于是他们各自对现实的诠释也就难以令所有人信服。
我们该放弃吗？人类会不会就是无法理解真相、不可能追求正义公平？我们是否已经进入后真相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