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人会说，世俗主义就是否认宗教，所以定义世俗主义的时候，就是看这些人不相信什么、不去做什么。这样说来，所谓世俗主义就是不信神也不信天使，不去教堂也不进神庙，不行仪礼也不做仪式。若是如此，世俗主义的世界似乎就是一片空洞、虚无，与道德无关，像一个空箱子，等着装些什么进去。
然而，很少有人会像这样从负面来定义自己的身份。自称世俗主义者的人，对世俗主义有一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对他们来说，世俗主义是非常正面积极的世界观，它有一套连贯一致的价值准则，而不只是在反对这个或那个宗教。事实上，许多世俗主义的价值观在各个宗教传统里也同样适用。有些宗教教派坚称他们拥有所有的智慧与善良，但世俗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就在于没有这种想垄断一切的念头。世俗主义并不认为道德和智慧是在某个时间和某个地点从天而降的，而认为它们是由所有人类自然传承而成。这样一来，当然也就至少有某些价值观是共通的，并同时存在于世界各地的人类社会，不管是穆斯林、基督徒、印度教徒还是无神论者，都会共同信奉这些价值观。
宗教领袖常常向信众提出非黑即白的选择题：你要么是教徒，要么不是。而如果你是教徒，就必须对其他宗教教条坚决说“不”。相反，世俗主义者一点儿也不介意同时兼有多种身份。对世俗主义者来说，就算你说自己是教徒，每天祈祷、吃斋、朝圣，只要你愿意遵守世俗的道德准则，当然也可以成为世俗社会的一员。而世俗的道德准则（事实上，有数百万穆斯林、基督徒、印度教徒、无神论者也接受了这样的准则），其实就是真相、同情、平等、自由、勇气和责任，这些也是现代科学和民主制度的基础。
一如所有的道德准则，世俗主义的准则也是一种理想，而非社会现实。就像基督教的社会和机构常常偏离基督教的理想，世俗主义的社会和机构也常常与世俗主义的理想相去甚远。中世纪的法国虽然自称是个基督教的国度，却充斥着各种不那么基督教的行为（问问那个时候受压迫的农民就知道了）。至于现代的法国，虽然自称是个世俗的国家，但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主张男性普选权）开始，对于自由就已经定义得非常自由了（问问女性就知道了）。这并不代表世俗主义者（不论在法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就没有道德方向，缺乏道德承诺，它只是让我们知道，实现理想并不容易。
那么，世俗主义的理想究竟是什么？世俗主义最重视的就是“真相”（truth）。这里的真相必须基于观察和证据，而非只单纯依靠信仰。世俗主义努力不把真相与相信混为一谈。如果你非常相信某个故事，或许能反映出许多关于你的心理、你的童年或是你的大脑结构等有趣的事，但这一切仍然无法证明这个故事是真的。（通常，正是因为故事本身并不真实，才更需要有强烈的信仰。）
此外，世俗主义不特别神化某个团体、某个人或某本书籍，不会认为只有它能够判断真相。相反，不管真相以何种方式展现出来（远古的骨骼化石、遥远的星系图像、各种统计数据表格，或各种人类传统的文本），世俗主义都愿意尊崇。正是这种对真相的承诺，成为现代科学的基础，让人类能够破解原子、破译基因组、追溯生命的演化过程，以及理解人类本身的历史。
世俗主义重视的另一项则是“同情”（passion）。世俗主义的伦理并不在于听从这个神或那个神的教诲，而在于深刻理解各种痛苦。例如，世俗主义之所以禁止杀人，并不是因为什么古代典籍记载不该杀人，而是因为杀戮行为会给民众造成巨大痛苦。有些人之所以不杀人，只是因为“神这么说”，但这种理由其实令人相当不安，也颇为危险。这些人不杀人的理由只是因为“听话”，而不是出于自身的同情与怜悯，那么如果他们相信自己的神命令他们去杀死异教徒、女巫、通奸者或外国人，他们会怎么做？
当然，世俗主义的各种伦理准则既然没有某些绝对必须遵守的神旨诫命，实行上也就常常面临各种困境。如果某个行为会伤害某个人，但对另一个人有利，该怎么办？对富人多征税来帮助穷人，是否合乎道德？我们能不能发动一场血腥的战争，以消灭某个残暴的独裁者？我们是否该不限人数，让所有难民都进入我们的国家？世俗主义碰上的这些问题，并不会问“神的指示是什么”，而是仔细权衡其中各方的感受，检查各种观察结果和可能性，找出造成伤害最少的中间路线。
让我们以对性的态度为例。世俗主义如何决定是支持还是反对强奸、同性恋、人兽性交和乱伦？方法就是检视其中各方的感受。强奸显然不合道德，不是因为它违反了什么神圣的诫命，而是它伤害到了别人；相较之下，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情关系不会伤害其他人，所以并无理由禁止。
那么，对人兽性交的态度呢？我曾经参与过许多公开或私人关于同性恋婚姻的辩论，总会有些自作聪明的人问：“如果两个男人都能结婚，那么为什么不让一个男人和一头山羊结婚？”从世俗主义来看，答案实在再明显不过。健康的关系需要情感、理智甚至精神上的深度。缺乏这种深度，婚姻只会让人觉得沮丧、孤单，在心理上也会发育不良。两个男人当然可能满足彼此的情感、理智及精神上的需求，但和一头山羊的关系却无法达到这种效果。因此，如果你认为婚姻制度的目的是促进人类福祉（世俗主义正是这么认为），那么根本不可能问出这种荒谬的问题。这种荒谬的问题，只有把婚姻视为某种神奇仪式的人才想得出来。
那么，父女恋又怎么说呢？既然双方都是人，还有什么理由反对呢？然而诸多心理学研究指出，这种关系会对孩子造成巨大且无法挽回的伤害，并且会反映及加剧父亲的破坏性倾向。进化结果显示，智人的心智很难让浪漫关系与亲子关系携手共存。所以，我们也不用等上帝或《圣经》告诉我们不该乱伦，读读相关的心理学研究就知道了。
世俗主义之所以看重科学真相，深层原因正在于此。其重点不在于满足好奇心，而是要了解怎样最大程度减少世界的痛苦。如果少了科学研究照亮路途，我们的同情通常也是盲目的。
重视真相、重视同情，带出了世俗主义所看重的第三点：平等（equality）。虽然说对在政治和经济上该不该人人平等还有不同意见，但世俗主义基本上都会质疑所有预设的阶级制度。不论受苦的人身份为何，痛苦就是痛苦；不论发现知识的人身份为何，知识就是知识。硬要说某个国家、阶级、性别的经历或发现就是高人一等，很有可能会让人变得既冷酷又无知。世俗主义者当然也会为自身民族、国家和文化的独特而感到自豪，但他们知道，“独特”并不等于“优越”，所以除了觉得该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尽一份特殊义务，也会认为自己该对全人类负起一些责任。
如果没有思考、调查及实验的自由（freedom），我们就不可能寻求真相，走出痛苦。因此，世俗主义珍惜自由，不会把至高的权威加诸任何特定的文本、机构或领导者，让他们判断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正确。人类应该永远能够自由地提出质疑、再次检查、听取不同意见，并尝试不同的道路。世俗主义推崇伽利略，因为他敢于质疑地球是否真的一动不动地居于宇宙的中心；世俗主义推崇在1789年冲进巴士底狱的平民大众，因为他们击倒了路易十六的专制政权；世俗主义推崇罗莎·帕克斯（RosaParks），因为她有勇气坐在公交车的白人保留席上。
对抗偏见及压迫的政权，需要很大的勇气（ce），但要承认自己的无知，并走进未知的领域，则需要更大的勇气。世俗主义的教育告诉我们，如果自己不知道某件事，就应该勇敢承认自己的无知，并积极寻找新证据。就算我们觉得自己已经略知一二，也不该害怕质疑自己的想法，并对自己再次检查。很多人害怕未知，希望每个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比起暴君，或许对未知的恐惧更容易让我们吓得四肢发软。在历史上，一直有人担心，除非我们完全相信某些说一不二的答案，否则人类社会就会崩溃。但事实上，现代历史已经证明，比起要求所有人无条件接受某些答案的社会，如果某个社会有勇气承认自己的无知，提出困难的问题并试图回答，这个社会不但会更为繁荣，也会更为和平。那些担心自己失去真相的人，往往比习惯从多个不同角度看待世界的人更为暴力。而且，“无法回答的问题”通常也比“不容置疑的答案”对人更有益。
最后一点，世俗主义重视责任（responsibility）。世俗主义不相信有什么更高的权力会负责照顾世界、惩罚邪恶、奖励公正，并保护我们免遭饥荒、瘟疫与战争。因此，不管人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得由我们这些血肉之躯自己负起责任。如果世界充满苦难，找出解决方法就是我们的责任。现代社会的种种巨大成就，就很令世俗主义者自豪，例如可医治的流行病、免受饥荒之苦、世界大部分地区一片和平。这些成就并不需要归功于什么神的庇佑，而是出自人类培养了自己的知识和同情心。但正因为如此，对于现代社会种种的犯罪和失败（从种族灭绝到生态退化），人类也同样责无旁贷。我们不该祈求奇迹，而该问问自己能做些什么。
以上这些是世俗主义的主要价值观。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些价值观并非世俗主义所独有。犹太人也重视真相，基督徒也重视同情，穆斯林也重视平等，印度教徒也同样重视责任，诸如此类。对于世俗主义的社会和制度来说，他们会十分乐意承认这些连接，也愿意拥抱虔诚的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但有一个前提条件：若世俗主义的规则与宗教教义发生冲突，宗教教义必须让步。例如，宗教如果想得到世俗主义社会的接纳，正统派犹太教就必须平等对待非犹太人；基督徒不能把认定为异端的人绑上柱子焚烧；穆斯林必须尊重言论自由；而印度教徒也必须放弃基于种姓的歧视。
同样，世俗主义也不会要求宗教信仰者否认他们的神，或是放弃他们的传统宗教仪式。世俗主义判断一个人，看的是他的实际行为，而不是他爱穿什么衣服、爱行什么仪式。就算某个人穿着某种最诡异的宗教服饰、行的是某种最特异的宗教仪式，但他的实际行为仍然可能是出于对核心世俗主义价值的坚定承诺。比如，还是有许多犹太教科学家、基督教环保主义者、伊斯兰女权主义者，以及印度教人权运动者。只要他们忠于科学真理，追求同情心、平等和自由，就是这个世俗主义世界的正式成员，也绝对没有理由要求他们摘下小圆帽、十字架、头巾或者抹去额上的红点（tilaka）。
出于类似的原因，世俗主义的教育并不代表要进行反面灌输，教导孩子不要相信神，不要参加任何宗教仪式，而是要教导孩子区分真相与信仰，培养他们对所有受苦生灵的同情，欣赏全球所有居民的智慧和经验，自由地思考而不惧怕未知，以及为自己的行为和整个世界负起责任。
因此，要批评世俗主义缺乏伦理道德或社会责任，也是完全说不通的。事实上恰恰相反，世俗主义的主要问题是把伦理标准设得太高。多数人都难以遵守如此严格的标准，而大型社会的运行也不可能追求无穷无尽的真相和同情。特别是面临战争或经济危机等紧急状况，即使无法得知真相是什么、怎样做才能最富同情心，社会也必须迅速有力地做出回应。这时需要的是明确的指导方针、朗朗上口的宣传口号和鼓舞人心的战斗呐喊。光靠无法肯定的质疑，实在难以让士兵投入战斗，也无法推动彻底的经济改革，这就让世俗主义的运动一再转变为武断的教条。
马克思一开始只是认为所有宗教都是压迫性的欺诈，并鼓励追随者自己去调查了解全球秩序的本质。但等到斯大林的时候，苏联共产党的官方说法已经是全球秩序对一般人而言实在太复杂，所以最好永远相信组织的智慧，叫你做什么就去做，就算有牺牲也在所不惜。这听起来可能很残酷，但理论家从来就是不厌其烦地解释着，革命不是野餐，而且如果想吃煎蛋卷，就得打破几个鸡蛋。
因此，到底是否该把斯大林看成一个遵守世俗主义的领导者，重点在于我们究竟如何界定世俗主义。如果用极简的负面定义，即“世俗主义不信神”，那么斯大林绝对是世俗主义者。但如果用正面定义，也就是“世俗主义拒绝所有不科学的教条，致力于追求真相、同情和自由”，那么斯大林显然不是。斯大林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没有神却极端教条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宗教，而他就是该教的先知。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边，资本主义也同样以一种开放的科学理论开始，但逐渐变成一种教条。许多资本主义者不断重复呼喊着自由市场和经济成长的口号，却无视现实的改变。不论现代化、工业化
或私有化有时会造成怎样的可怕后果，资本主义的虔诚信徒都会将之视为“成长的烦恼”，保证只要再成长一点，一切就会变好。
一般来说，中间路线的自由派民主主义者更忠于世俗主义对真相和同情的追求，但就连他们，有时也会先放下这些追求，去拥抱能够提供安慰的教条。因此，一旦面对残酷独裁统治的混乱，甚至许多国家面临失败，自由主义者常常就会展现出绝对的信仰，相信“普选”这个神奇的仪式能扭转乾坤。他们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刚果等地参加战斗，投入数十亿美元，坚信只要能够举行普选，就能让这些地方如同丹麦一样拥有更灿烂的阳光。尽管这种做法一再失败，在早有普选传统的地方也偶尔会选出专制平民主义者，但最后的结果与多数的独裁统治相差无几。如果你想质疑普选究竟能否达到所声称的效果，虽然不会被送到劳改营，但各种教条上的霸凌很可能会像一桶冰水浇到你的头上。
当然，各种教条造成的伤害大小不一。就像某些宗教信仰能让人受益，世俗主义也有某些教条能带来好处，特别是与人权相关的理论。“人权”，其实只存在于人类编造出来再告诉彼此的故事之中。在对抗宗教偏执和专制政府时，这些故事也被推上神坛，成了不证自明的教条。虽然人类并非真的天生就有生命权或自由权，但正是出于对这个故事的信念，让我们得以约束专制政权的力量，保护少数族裔少受伤害，也让数十亿人免于遭受因贫穷和暴力所造成的最严重影响。因此，这个故事对人类的幸福和福利的贡献，可能比史上任何其他教条都多。
然而它仍然是一个教条。所以，联合国《人权宣言》第19条讲道：“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如果我们把它看成一项政治主张（“人人都应该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这绝对合理。但如果我们因此相信每一位智人天生就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因此任何的审查制度都违反了自然法则，那么我们就失去了有关人类的真相。只要你定义自己是个“拥有不可剥夺之自然权利的个体”，就无法真正认识自己，也无法理解是哪些历史力量塑造了你所在的社会和你的心灵（其中就包括你对“自然权利”的信念）。
在20世纪，人们都忙着对抗希特勒，这种无知可能还没什么关系。但到了21世纪，由于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正试图改变人类的定义，这种无知产生的后果就可能变得很严重。如果我们坚信人类有生命权，是否就代表我们该运用生物科技来攻克死亡？如果我们坚信人类有自由权，是否就该发展算法，用来解开并实现我们所有隐藏的愿望？如果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人权，超人类是否就该享有超级人权？就算自认相信世俗主义，只要对于“人权”有这种教条式的信念，就会发现很难对这些问题有更深入的讨论。
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人权”这一教条被塑造成一种武器，用来对抗宗教裁判所、法国的旧制度（anrégime）、纳粹和3K党。但面对超人类、生化人和超高智能计算机等议题，它却显得措手不及。曾经，种种人权运动对抗着宗教偏见和人类暴君，精彩的论点攻守有据；现在，它要对抗的是过度的消费主义和科技乌托邦，就显得无力招架。
世俗主义并不是斯大林主义者那样的教条主义，也不是西方帝国主义所造成的苦果或者工业化的失控。然而，世俗主义确实仍须负起部分责任。各种世俗主义的运动和科学机构提出的承诺让几十亿人为之着迷，以为这些能让人类更完美，并利用地球慷慨的恩惠为人类这个物种带来利益。然而，这些承诺虽然克服了瘟疫和饥荒，但也带来了劳改营，造成了冰盖融化。或许有人会说，这都是因为人们误解并扭曲了世俗主义的核心理想，玩弄了科学的真正事实。说的绝对没错，然而所有能够发挥影响的运动都有这种问题。
基督教曾犯下许多罪行，如宗教裁判所、十字军东征、对世界各地本土文化的压迫，以及对女性权利的剥夺。对于这种说法，基督徒可能深感冒犯，认为之所以有这些罪行，都是对基督教的彻底误解所致。耶稣讲的只有爱，而宗教裁判所是对他种种教导的可怕扭曲。对于这种说法，我们虽然抱以同情，但不能真让基督教如此轻松就脱了干系。基督徒面对宗教裁判所和十字军东征等事件，不能只说大感震惊就一口撇清，而需要问问自己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他们这个“充满爱的宗教”究竟是怎样让自己以这种方式被扭曲，并且不止一次，而是前科累累？某些新教徒声称这一切要怪天主教的狂热分子，但建议这些人可以去找本书看看新教殖民者在爱尔兰和北美洲做了什么。同样，马克思主义者也该问问自己，马克思的思想怎样异化出了斯大林的劳改营；科学家该想想科学研究计划为何如此轻易就让自己破坏了全球生态系统的稳定；遗传学家更该特别注意，思考一下纳粹如何劫持了达尔文进化论。
每一种宗教、意识形态和信条都会有自己的阴影，而无论你遵守的是哪一种信条，都该看到自己的阴影，避免自己天真地相信“我们不会这样”。与大多数传统宗教相比，世俗主义的科学至少还有一大优势：不害怕自己的阴影，原则上也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盲点。如果你相信有某种超越一切的力量会揭示绝对的真理，就无法允许自己承认任何错误，因为这会让你所相信的整套故事轰然坍塌。然而，如果你相信一切就是充满缺点的人类试着要追寻真相，就能够坦然承认这一过程中会犯的错误。
正因为如此，非教条式的世俗主义知道自己并不完美，因此各种承诺就显得温和而保守，希望达到的目标可能只是让情况稍有好转，让最低工资小幅提升几美元，或将儿童死亡率略降几个百分点。至于其他教条式的意识形态，其特征就在于过度自信，以至于总是对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发誓。这些领导人对于“永恒”“纯粹”“救赎”总是夸夸其谈，似乎只要制定某项法律、建起某座庙宇、征服某片土地，就能大手一挥拯救全世界。
如果真要做出某些人生最重要的决定，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愿意相信那些承认自己无知的人，而不是那些声称自己全知全能的人。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宗教、意识形态或世界观能够领导世界，那么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宗教、意识形态或世界观，过去犯过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当时它做错了什么事？”如果你无法找到一个认真的答案，至少我不会相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