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分子可以说是控制人心的大师。他们实际夺走的生命非常少，却让几十亿人深感惊恐，也让欧盟或美国的庞大政体为之震荡。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每年丧命于恐怖分子之手的平均人数，欧盟约为50人，美国约为10人，中国约为7人，而全球约为2.5万人（主要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叙利亚）。相较之下，每年丧命于车祸的平均人数，欧洲约为8万人，美国约为4万人，中国约为27万人，全球约为125万人。糖尿病和高血糖每年夺走约350万人的生命，空气污染则夺走约700万人的生命。为什么相较于血糖，我们更怕恐怖主义？为什么政府会因为零星的恐怖袭击就输掉选举，但长期的空气污染却没有这种效应？
正如“恐怖主义”一词的字面含义所示，这种军事策略意图通过传播恐惧改变政治局势，而不是为了带来实质伤害。会运用这种策略的，几乎都是力量弱小、无法对对手造成重大伤害的人。当然，所有军事行动都会传播恐惧，但在传统战争中，恐惧只是实质伤害的副产品，通常与造成伤害的力量成正比。而在恐怖主义中，恐惧就是主角，恐怖分子的真正实力与其所激发的实际恐惧完全不成比例。
想依靠暴力手段改变政治局势，并不容易。1916年7月1日，索姆河战役（BattleoftheSomme）开打才一天，已有1.9万名英国士兵战死，4万名英国士兵受伤。等到11月战役结束，双方伤亡人数超过百万，其中死亡达30万人。纵然尸横遍野，欧洲的政治权力平衡却几乎毫无改变，要等到再过两年，又是几百万人伤亡之后，一切才终于画上句号。
与索姆河战役相比，恐怖主义简直不足挂齿。2015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事件，造成130余人死亡；2016年3月，布鲁塞尔爆炸事件，造成35人死亡；2017年5月，曼彻斯特体育馆爆炸事件，造成22人死亡。2002年，巴勒斯坦针对以色列的恐怖活动达到高峰，公交车和餐厅几乎天天遭到炸弹袭击，当年造成451名以色列人死亡。但在同年，有542名以色列人死于车祸。只有少数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达上百人，例如，1988年泛美航空公司103航班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爆炸，造成数百人死亡。“9·11”恐怖袭击则创下新纪录，造成近3000人丧命。然而，这和传统战争相比，仍然是小巫见大巫。即便把1945年以后欧洲所有恐怖袭击事件造成的伤亡人数加总（包括所有民族主义者、宗教分子、左派和右派团体的受害者），这个数字也远远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任何一场不那么出名的战役中的伤亡人数，如第三次埃纳河战役（BattleoftheAisne，伤亡25万人）或第十次伊松佐河战役（BattleoftheIsonzo，伤亡22.5万人）。
那么，恐怖分子怎么指望自己有什么影响力呢？他们发动恐怖袭击之后，对手的士兵、坦克和舰船数量丝毫没有减少，通信网络、公路和铁路基本完好无损，工厂、港口和基地也不动如山。其实，恐怖分子所指望的，正在于，虽然几乎无法破坏对手的任何实质力量，但袭击造成的恐惧和混乱会让对手全力出击，过度反应。在恐怖分子的算计之中，激怒对手，让对手动用其强大的力量来反击，所造成的军事和政治风暴绝对会比恐怖分子自己所能造成的更大。当风暴形成之后，许多后果都是始料未及的。对手会犯下各种错误，实施各种暴行，于是舆论开始动摇，中立人士开始改变立场，权力平衡也开始偏移。
所以，恐怖分子其实就像一只苍蝇，想要摧毁一家瓷器店。苍蝇力气那么小，连一只茶杯都动不了，怎样才能如愿？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头公牛，飞进它的耳朵，开始嗡嗡作响，让这头公牛因恐惧和愤怒而发狂，在瓷器店里横冲直撞。这正是“9·11”事件后的情景，恐怖主义分子刺激了美国这头公牛在中东这家瓷器店横冲直撞。现在，恐怖分子在一片废墟之中怡然自得。其实，世界上像美国这样容易发怒的公牛实在不少。
恐怖主义是军事战略的下下策，因为这其实是把决定权交到对手手里。在恐怖袭击前后，对手能动用的力量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完全可以随意挑选。一般来说，军队在作战时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一旦发动攻击，就不仅要激怒敌人，让敌人反击，还要让敌人承受重大的实质伤害，并降低敌人反击的能力，特别是要摧毁那些最危险的武器和选择。
举例来说，日本在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这不是恐怖主义，而是战争。日本无法确定美国会如何报复，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美国在1942年绝对无法派出舰队前往中国香港或菲律宾地区。
只是挑衅对手，却不去摧毁对手的任何武器或选择，其实就是一种绝望的表现，可见已经实在没有别的选项。如果还有其他选项，能够给对手造成严重的实质损害，任何人都不会选择恐怖主义袭击。如果说1941年12月，日本只想挑衅美国一下，于是击沉美国的一艘邮轮，却让美国的大批舰队安安稳稳地待在珍珠港，哪有这种可能？
恐怖分子已经别无选择。他们的力量实在太小，不足以发动战争，于是只好演场戏，希望能够刺激对手，让对手过度反应。恐怖分子制造骇人的暴力场景，抓住我们的想象力，再用这份想象力来对付我们。只要杀害极少数人，恐怖分子就能让数百万人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为了消除这些恐惧，各国政府对这场恐怖大戏也只好安排一场华丽的国力展示来回应，例如，开始迫害某个族群或入侵其他国家。大多数时候，对恐怖主义过度反应所造成的危险，其实是比恐怖分子本身更大的威胁。
因此，恐怖分子的思考方式并不像军队里的将领，反而像戏剧节目制作人。“9·11”恐怖袭击的公共记忆就可以证明，每个人下意识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如果你问大家，“9·11”事件究竟发生了什么？很多人的答案会是基地组织撞毁了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座大厦）。然而，“9·11”事件攻击的目标除了世界贸易中心之外，还有另外两个目标，特别是成功袭击了美国国防部的五角大楼。为何没什么人记得这件事？
如果“9·11”事件属于传统军事行动，那么最受关注的应该是五角大楼袭击事件。基地组织不仅摧毁了敌军中央指挥部的一部分，也造成敌方高级指挥官和战略分析人员的伤亡。但为什么公共记忆印象更鲜明的是他们摧毁了两栋民用建筑，造成了股票经纪人、会计师和文员的伤亡？
原因就在于，五角大楼是一座相对低矮而不起眼的建筑，但世界贸易中心是纽约的两座高大的标志性建筑，它们倒塌下来会营造出逼人的视听效果，绝对让人永生难忘，挥之不去。由于我们下意识地知道恐怖主义袭击就是一场戏，因此重点不在于它如何影响社会实际，而是如何影响人的情绪。
正如前文提到的恐怖分子的角色扮演，如果想要打击恐怖主义，就该学学戏剧节目制作人，而非军队将领。最重要的是，想要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就必须先认清这样一个事实：恐怖分子所做的任何事都不可能打败我们，唯一可能打败我们的，就是我们因为恐怖主义的挑衅而过度反应。
恐怖分子其实是在执行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手上没有军队，却想用暴力来改变政治权力的平衡。为达到目的，恐怖分子就会向政府提出一个不可能的挑战：要政府证明自己可以随时随地保护所有公民免遭暴力侵害。恐怖分子希望在政府试着应对这项不可能的挑战时，让政治重新洗牌，并拿到一些预料之外的王牌。
事实上，各国面对这种挑战，常常能成功击败恐怖分子。例如，过去几十年来，各国歼灭的恐怖组织数以百计。以色列在2002—2004年证明，即便是最激进的恐怖行动，靠蛮力也能镇压下去。恐怖分子都很清楚，这样的对抗对自己根本不利。正因为他们力量式微，别无其他军事选项，所以早就没什么可失去的了，甚至可能获益很大。时不时地，反恐运动造成的政治风暴反而对恐怖分子有利，所以恐怖分子愿意赌一把：他们就像握有一手烂牌的赌徒，希望与对手重新洗牌。反正恐怖分子已经没什么好输的了，甚至还有可能大赢一场呢。
为什么政府会同意重新洗牌？既然恐怖主义袭击根本无法造成什么实质损害，理论上政府大可不予理会，或避开镜头与麦克风，秘密发动有力的反击。事实上，很多政府就是这么干的。但时不时面对一些攻击，政府就耐不住性子，反应的力度过猛，引发太多关注，这正中恐怖分子下怀。为什么政府会对恐怖主义的挑衅如此敏感？
政府之所以难以忍受这些挑衅，是因为现代政权的合法性正来自保证公共领域不受政治暴力的影响。只要某政权的合法性并非来自承诺阻止各种灾难，就算确实遇上可怕的灾难，政权也能够承受甚至完全无视。相对地，如果政权的合法性遭到破坏，就算只是一个小问题，也可能让政权彻底崩溃。14世纪，黑死病夺走了欧洲1/4~1/2人口的生命，但没有任何一位国王因此失去王位，也没有任何一位国王为了战胜这场瘟疫做过什么努力，原因就在于当时并没有人认为预防瘟疫是国王职责的一部分。但是，当时的统治者如果允许宗教异端在其领土传播，不仅可能丢了王冠，还可能掉了脑袋。
今天，政府处理家庭暴力和性侵害的力度之所以不及处理恐怖主义那般大，就是因为即使有“#MeToo”等运动，强暴案件也不会削弱政府的合法性。例如，在法国，每年通报在案的强暴案件超过一万起，未通报的案件数可能有数万起。然而就历史而言，国家并不是建立在消除性侵害的承诺上，因此对法国来说，强奸和家暴并不构成太大的威胁。恐怖主义袭击则与此相反，虽然它发生的频率低得多，但是会被视为对法国的致命威胁，原因就在于过去几个世纪，西方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都建立在明确保证境内不会容忍出现政治暴力的基础上。
回到中世纪，公共领域充满了政治暴力。事实上，想玩这场政治游戏，懂得使用暴力就像持有入场券，没有这种能力，就无法在政治领域发声。许多贵族、城镇、行会，甚至教堂和修道院，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如果前任修道院院长过世，出现继承争议，地方派系（包括修士、地方强人、相关邻居）就常常使用武力来解决问题。
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恐怖主义没有多大生存空间。任何人，只要力量不足以造成重大实质损害，就不会有人看得起你。如果放在1150年，几个伊斯兰教徒在耶路撒冷杀害了几个平民，要求基督教军队离开圣城，非但不会让人觉得恐怖，反而会招来耻笑。想让人把你当回事儿，你至少得先夺下一两座固若金汤的城堡吧？对我们中世纪的祖先来说，恐怖主义实在算不上什么，他们有太多更大的问题需要处理。
到了现代，中央集权的结果，国家使领土内的政治暴力日益减少，而在过去几十年，西方国家境内几乎已经完全看不到政治暴力。法国、英国或美国的公民无须拥有武力，也能争取城镇、企业、组织甚至政府本身的控制权。就连几万亿美元、几百万士兵和几千艘战舰、战机和核导弹的控制权，也能够在不打一发子弹的前提下，从一批政客手中转移到另一批政客手上。人类很快就习惯了这种情形，认为这就是自然的权利。这种时候，就算只是偶尔杀害几十人的零星政治暴力行为，似乎也成了对国家政权合法性甚至存在的致命威胁。这就像往大空瓶里丢一枚小硬币，会发出很大的噪声。
正因为如此，才让恐怖主义如此成功。国家体制创造了一个没有政治暴力的巨大空间，结果就像装了回音板，即便再小的政治暴力声音，也会被回音板放大。一个国家里的政治暴力越少，公众受到恐怖主义行为的冲击就越大。恐怖分子在比利时杀几个人得到的关注，会比在尼日利亚或伊拉克杀害几百人得到的关注多。这也就形成一种矛盾：正因为现代国家防止政治暴力事件过于成功，反而特别容易受到恐怖主义的影响。
政府总是强调，不会容忍境内发生政治暴力。至于公民，也早已习惯身边没有政治暴力。于是，一场恐怖大戏引发了公民内心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惧，仿佛社会秩序即将彻底瓦解。人类经过几个世纪的浴血奋战，才终于爬出暴力黑洞，但我们仍然感觉黑洞就在那里，仿佛随时会再次将我们吞噬。于是，看到发生几件骇人听闻的暴行，我们就想象自己再次落入深渊。
为了消除这些恐惧，政府只好上演一场安全大戏，与这场恐怖大戏打擂台。真正要对付恐怖主义，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有效的情报、隐秘的行动，打击恐怖主义背后的资金网络，但这种事情在电视上不够精彩。既然公众看到世界贸易中心轰然倒塌，俨然一幕恐怖场景，国家想打擂台
，场面就得至少一样壮观，最好有更大的火、更多的烟。因此，政府采取的不是安静、有效的行动，而是掀起一场猛烈的风暴，这常常正中恐怖分子下怀，这是他们最希望成真的美梦。
那么，政府到底应该如何应对恐怖主义？成功的反恐行动，应该三管齐下。第一，秘密打击恐怖组织网络。第二，媒体必须保持客观，避免歇斯底里。恐怖大戏如果无法得以宣传曝光，就不可能成功。不幸的是，媒体往往会免费提供这种宣传机会，着迷似的报道恐怖袭击事件，并且把危险过度夸大，因为比起报道糖尿病或空气污染，报道恐怖主义的报纸销量高出一大截。第三，则在于每个人的想象力。恐怖分子俘获了我们的想象力，用来对付我们。我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在脑中预演恐怖袭击，回放着“9·11”事件或最近的自杀式炸弹袭击。恐怖分子杀了100人，接着就让一亿人都以为每棵树后都躲着一个杀人犯。每个公民都该负起责任，从恐怖分子手中把自己的想象力解救出来，提醒自己恐怖威胁的真实程度。正是因为每个人的内心恐惧，才让媒体不断报道恐怖主义，让政府对恐怖主义反应过度。
恐怖主义能否得逞，就看我们怎么反应。如果我们允许自己的想象力落在恐怖分子掌握之中，并对自己的恐惧反应过度，恐怖主义就会得逞；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想象力从恐怖分子手中救出来，并以安定冷静的态度来面对恐惧，恐怖主义就会失败。
前述分析适用于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恐怖主义，也适用于今天纽约、伦敦、巴黎和特拉维夫街道上的恐怖主义。然而，如果恐怖分子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仅恐怖主义的本质，就连国家和全球政治的本质都将发生巨变。如果仅是由一小撮狂热分子构成的小规模组织，就能摧毁整座城市、屠杀数百万人口，全球就不会再有任何公共领域可以幸免于政治暴力。
因此，虽然现在的恐怖主义多半只是做戏，但未来的核恐怖主义、网络恐怖主义或生物恐怖主义威胁将更为严重，政府也必须做出更强烈的回应。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非常小心，辨别面对的究竟是这种假设的未来情景，还是目前为止所见的实际恐怖袭击。虽然我们也担心恐怖分子有朝一日可能拥有核武器，摧毁纽约或伦敦，但我们只凭这份担心，一看到某个恐怖分子用自动步枪或卡车杀死十几名路人，就变得歇斯底里、反应过度，实不应该。各国政府应该更加小心一点，不能一看到任何持不同政见的团体就加以迫害，一心认定这些团体有朝一日会试图拥有核武器，或者可能黑入自动驾驶汽车，把它们变成机器人杀手。
同样，虽然政府确实应该监督激进团体，设法阻止这些团体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政府在应对核恐怖主义与其他威胁的时候，力度应适当。过去20年间，美国在反恐战争上虚掷数万亿美元和大量的政治资本。小布什、布莱尔、奥巴马等人或许会认为，就是因为英美不断打击恐怖分子，才让恐怖分子只能想着如何活下去，无暇思考如何拥有核弹，所以，他们有可能已经让世界免遭某场“9·11”式的核浩劫。虽然确实有这种可能，但这种反事实的假设（“如果我们没有发动反恐战争，基地组织就已经取得核武器”）本来就难以判断其真实程度。
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在反恐战争中，美国及其盟友不仅对全球造成巨大破坏，也付出了很大的经济学家所称的“机会成本”。资金、时间和政治资本一旦投入打击恐怖主义，就不可能用来应对全球变暖、艾滋病或贫困问题，也不可能用来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带来和平与繁荣，也不可能用来与俄罗斯和中国建立良好关系。如果到了哪天，纽约或伦敦被大西洋上升的海平面淹没，或者与俄罗斯紧张的外交关系引发战争，人们就可能指责小布什、布莱尔和奥巴马把重点放错了地方。
关于每件事情的轻重缓急，总是当局者迷，后见之明就容易很多。我们总拿已经发生的灾难，责备领导人没能防患于未然，却不知道有多少灾难得以避免，实属万幸。于是，我们回顾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的执政，会怪罪他当时轻视了基地组织的威胁。但在90年代，却很少有人担心恐怖分子会劫持客机撞向纽约的摩天大楼，进而引发全球冲突。相反，许多人担心的是俄罗斯崩溃瓦解，广阔的领土无人管控，几千枚核弹和生化炸弹也陷入无主状态；或者担心当时南斯拉夫的血腥战争蔓延到东欧其他地区，引发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或波兰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
还有许多人，对德国统一感到更加不安。虽然纳粹垮台已过了45年，但很多人还是对德国感到恐惧，一旦摆脱苏联的钳制，德国会不会成为主宰欧洲的超级霸主？还有中国呢？在震惊于苏联集团崩溃的情况下，感到中国当时也可能放弃改革开放，回到过去的路线上。
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拿这些可怕的场景来说笑，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场景并未成真。俄罗斯局势稳定，东欧有大半国家已和平加入欧盟，统一的德国被誉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中国也成为全球经济的推进器。这一切之所以成真，至少有部分得益于美国和欧盟所实行的建设性政策。如果美国和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把战略重点放在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而不是前苏联集团身上，真的是一个更明智的选择吗？
我们就是无法为各种可能性做好准备。因此，虽然我们确实需要遏制核恐怖主义，但这不该是人类最重要的议题。此外，只是理论上可能出现核恐怖主义，并不足以成为我们对一般恐怖主义过度反应的理由。这些是不同的问题，应该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假设，尽管我们不断努力，但最后还是让恐怖组织得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虽然我们很难想象届时各方会有怎样的政治角力，但绝对会与21世纪初的恐怖活动和反恐活动大不相同。如果到了2050年，全球充满了核恐怖分子和生物恐怖分子，那些深受其害的人回顾2018年的世界，必定感到不可思议：这些人的生活如此安全，怎么还觉得自己大受威胁？
当然，人类目前面对的危险不仅来自恐怖主义，许多专家和一般大众都很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眉睫，简直就像看一部百年前上映的电影。2018年就像1914年，大国之间关系紧张，全球问题无比棘手，似乎都把我们推向全球战争的边缘。如果说我们对恐怖主义是恐惧过度，那么这种担心爆发战争的焦虑是否比较合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