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思考用的是故事，而不是事实、数据或方程式，而且故事越简单越好。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神话。但在20世纪，来自纽约、伦敦、柏林和莫斯科的全球精英讲述了三大故事，号称能够解释人类过去、预测全球未来。这三大故事是：法西斯主义故事、共产主义故事，以及自由主义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法西斯主义故事，于是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世界成为共产主义故事和自由主义故事的战场。等到共产主义受挫，自由主义故事就成为人类了解过去的主要指南、未来无法取代的使用手册——至少在全球某些精英的眼里是这样。
在自由主义的故事里，讴歌着自由的力量和价值，述说着人类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暴虐的政权之下，很少让人享有政治权利、经济机会或个人自由，更大大限制了个人、思想和商品的流动。但是人们为自由而战，一步一步让自由站稳了脚跟，民主政权取代了残酷的独裁统治，自由企业克服了经济上的限制，人们也学会了独立思考、听从自己的内心，而不是盲目服从偏执的祭司、僵化的传统。宽阔的道路、坚固的桥梁、熙攘的机场，取代了城墙、护城河和带刺的铁丝网。
自由主义故事也承认，世界上并非事事完美，仍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掌权者残暴无情，而且就算在最自由的国家，仍有许多公民忍受着压迫、暴力和贫困。但至少我们已经知道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法：让人民有更多的自由。我们必须保护人权，让每个人都有投票权，建立自由市场，并尽可能让个人、思想与商品在世界各地轻松流动。根据这服自由主义的灵丹妙药（小布什和奥巴马都接受了这服药，只是各自稍有调整），只要继续让政治和经济体系走向自由化、全球化，就能为所有人创造和平与繁荣。
国家只要加入这场势不可当的进程，就能更快得到和平与繁荣。至于想螳臂当车的国家，就得吞下苦果，直到它们终于迷途知返，打开边界，开放其社会、政治和市场。虽然这可能需要时间，但最后就算是朝鲜、伊拉克和萨尔瓦多，也能变得像丹麦或美国的艾奥瓦州一样美好。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自由主义故事成了全球朗朗上口的圣歌，从巴西到印度，许多政府都采用了自由主义这一套，希望能加入历史这波无法阻挡的进程。未能加入的政府，在当时看来就像是远古时代的化石一般。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甚至信心满满地指责中国“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但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人民对自由主义这套故事越来越感到理想幻灭。壁垒与防火墙再次大行其道，反移民、反贸易协议的力度也日益加大。表面上看来是民主体制的政府，却在暗中破坏司法体系独立、限制新闻自由，并把所有反对政府的举措视为叛国。各国的强人（例如在土耳其和俄罗斯）也尝试着各种新的政治形态，从非自由的民主体制到彻底的独裁政权，不一而足。今天，几乎没有人能够再次信心满满地宣称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2016年，国际社会发生的大事包括英国通过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标志着这波理想幻灭的浪潮已经到达西欧及北美的核心自由主义国家。仅仅几年前，欧美还试图解放战火中的伊拉克和利比亚，但现在如果问美国肯塔基州和英国约克郡的人，很多人会认为这种自由主义理想并不受欢迎或根本无法实现。有些人发现自己其实喜欢过去那种阶级制度的世界，就是不愿放弃自己在种族、民族或性别上享有的特权。还有些人认为（无论是对是错），自由化和全球化就是一个巨大的骗局，是以牺牲民众为代价让一小群精英获利。
1938年，人类有三种全球性的故事可以选择；1968年只剩下两个；1998年，似乎只有一个故事胜出；2018年，这个数字降到了0。这也就难怪那些在近几十年主宰大部分世界的自由主义精英现在陷入了震惊和迷惘。只有一个故事的时候，一切毫无疑义，可以说是最令人放心的情形；但突然连一个故事都没有了，就让人惊慌失措，一切事物都好像没有了意义。现在的自由主义者所面临的局面，有些类似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精英分子：既不知道历史为什么没走上他们认为注定的道路，手中也没有其他观点能够用来诠释现实。迷失方向，让他们觉得似乎末日将至，认为既然历史没有走上自己预想的美满结局，显然就是世界末日在步步逼近。大脑在无法查核现状的情况下，就会预想最糟糕的情形。这就像有人一头痛就觉得可能是脑瘤晚期一样，许多自由主义者担心，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可能代表着人类文明即将终结。
随着破坏性创新造成的科技颠覆步调加速，这种迷失方向、末日将至的感觉还会加剧。自由主义的政治体系建立于工业时代，管理着由蒸汽机、炼油厂和电视机所构成的世界。但面对现在的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革命，自由主义政治体系就显得无力招架。
不论是政治人物还是选民，光是要了解新技术就已经很勉强，更别谈要规范新技术的爆炸性潜力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可能是改变世界最大的一个因素，但领导互联网革命的主要是工程师，而不是什么政党。你也没投过什么关于互联网的票吧？民主体系到现在连敌人是谁都还摸不清楚，也很难说真有什么方法应对人工智能兴起或区块链革命之类的冲击。
今天，计算机运算已经让金融体系变得极为复杂，以至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而随着人工智能不断改进，金融可能很快就会成为没有任何人类能够理解的领域。这对政治运作会有怎样的影响？会不会有一天，政府得乖乖等着某个算法的决定，看看预算是否得到批准，税制改革又能否通过？与此同时，点对点的区块链网络和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可能会让货币体系彻底改变，激进的税制改革也就难以避免。举例来说，未来的交易可能多半无须再使用本国货币甚至任何货币，国家将不可能再针对货币所得来收税。因此，政府可能需要推出全新的收税方式，例如可能针对信息来收税（在未来，信息会成为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资产，也是在大量交易中唯一交付的东西）。在政治体系再也无钱可用之前，它来得及应对这个危机吗？
更重要的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双重革命不仅可能改变经济和社会，更可能改变人类的身体和思想。人类在过去已经学会如何控制外在世界，但对我们自己的内在世界多半无力掌控。我们知道怎样拦河筑坝，却不知道怎样阻止身体衰老；我们知道怎么设计灌溉系统，却不知道怎么设计大脑系统。如果有只蚊子在耳边嗡嗡扰人清梦，我们有办法杀死它；但如果有个想法回荡脑海令人难以成眠，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怎样才能“杀掉”这个想法。
通过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革命，我们将会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内在世界，也能设计和制造生命。我们将能学会如何设计大脑、延长生命，也能选择消灭哪些想法，但没有人知道后果会如何。人类发明工具的时候很聪明，但使用工具的时候就没那么聪明了。单纯兴建大坝拦截河流并不难，但是要预测这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实在不容易。同样，只是改变我们意念流动的方向，比预测这对个人心理或社会系统有何影响轻松得多。
在过去，人类得到了操控周围世界、重塑整个地球的力量，但由于人类并不了解全球生态的复杂性，过去做的种种改变已经在无意中干扰了整个生态系统，让现在的我们面临生态崩溃。在21世纪，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会让我们有能力操控人体内部的世界、重塑自我，但因为我们并不了解自己心智的复杂性，所做的改变也就可能大大扰乱心智系统，甚至造成崩溃。
目前领导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是工程师、企业家和科学家，但这些人很少体会到他们的各种决定会造成怎样的政治影响，也显然并不代表任何民意。要由国会和政党接手吗？目前看来并没有这个迹象。破坏性创新造成的科技颠覆根本算不上政治的主要议题。因此，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与科技颠覆相关的事件也只是希拉里的电子邮件丑闻；而且虽然各方大谈失业问题，却没有候选人讨论自动化可能造成的影响。特朗普警告美国选民，墨西哥人和中国人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应该在墨西哥边境筑起一道墙。但他从来没有警告过选民，算法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应该在硅谷所在的加州边界筑起防火墙。
可能正因为如此（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就连身处西方自由主义中心地带的选民，也对自由主义的这套故事和民主进程失去了信心。一般人可能不懂什么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却隐隐感觉到自己已经被未来抛弃。1938年，虽然苏联、德国或美国的普通百姓生活也很艰苦，但不断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所在（当然，前提是他们是“普通人”，而不是犹太人或非裔美国人）。宣传海报上经常把煤矿工人、钢铁工人和家庭主妇描绘成一副英雄形象，让人感觉“海报上画的是我！我是未来的英雄！”
到了2018年，一般人会觉得自己越来越无足轻重，如同草芥。TED演讲、政府智库或高科技研讨会上，总有许多神秘的词语被不断提及：全球化、区块链、基因工程、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但对一般人来说，这些好像和自己都没什么关系。自由主义的故事，是一套关于普通人的故事。如果未来成了生化人、网络算法的世界，自由主义的故事要怎样才能继续有意义地讲下去？
在20世纪，群众反抗剥削，把自己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转化成在政治上的权力。而如今，群众担心自己以后会变得无足轻重，于是急着发挥目前仍有的政治力量，以免为时太晚。因此，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可能就展现出与传统社会主义革命相反的轨迹。过去推动俄国、中国和古巴革命的，是一群对经济至关重要但缺乏政治权力的人；而2016年，支持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却是一群虽然还享有政治权力却担心失去经济价值的人。也许在21世纪，平民主义者（populist，或“民粹主义者”）反抗的将不再是经济精英剥削人民，而是经济精英不再需要人民。而且平民主义者很可能会败下阵来，因为反抗“无足轻重”比反抗“剥削”困难许多。
这不是自由主义故事第一次面临信心危机。自从这套故事在19世纪下半叶席卷全球之后，时不时就会碰上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血流成河，也终结了全球化和自由化的第一个时代，帝国主义强权政治阻挡了全球进步的步伐。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于萨拉热窝遇刺后，各个强权对帝国主义的信心远超自由主义，它们不再想用自由与和平的商业活动统一世界，而是要靠蛮力在世界抢下更大的地盘。然而，自由主义在斐迪南时期之后幸存下来，不仅浴火重生，而且变得更加强大，放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据称，经历过前所未有的屠杀之后，人类见识到了帝国主义的可怕代价，终于准备好在自由与和平的原则基础上，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接下来是希特勒时期。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法西斯主义的力量一度锐不可当。自由主义虽然胜出，但马上又面临下一个挑战。那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切·格瓦拉时期，看起来自由主义仅一息尚存，未来将是共产主义的时代。然而，最后共产主义受挫，证明超市的力量远大于斯大林时期的古拉格劳改营。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这套故事证明自己比其他任何对手都更加柔韧、更加灵活。自由主义分别学习了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某些最优秀的概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由主义学习了共产主义，于是扩大了同理的范围，开始在重视自由之外也同时重视平等。
一开始，自由主义这套故事主要只关注欧洲中产阶级男性的自由和特权，而对工人阶级、女性、少数民族和非西方人所面临的困境似乎视而不见。1918年，获胜的英法两国兴奋地高谈自由主义，但并未把英法帝国在全球各地的属民纳入考虑范围。举例来说，印度要求民族自决，换来的是英军在1919年的阿姆利则大屠杀，数百名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当场丧命。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自由主义者还是很少将他们所谓的共通价值应用到非西方人民的身上。所以，荷兰人在自己的国土被纳粹残酷占领5年，于1945年重新站起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军队横跨半个地球，希望重新占领前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尽管在1940年，荷兰人只战斗了4天就举手投降放弃独立地位，但为了压制印度尼西亚的独立，他们却鏖战了4年之久。这也就难怪全球许多民族解放运动所寄望的都是苏联和中国，而不是自诩为自由主义领导者的西方国家。
但渐渐地，自由主义这套故事向外扩张，至少开始在
理论上将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一视同仁。而随着自由主义辐射范围的扩大，自由主义也开始认识到共产主义式福利计划的重要性。自由主义同样需要有类似这样的社会安全网，否则必将难以为继。于是出现了社会民主福利国家，既有民主和人权，又结合了由国家出资的教育和医疗保健制度。而且就算是极端资本主义的美国，也意识到如果想保护自由，至少需要提供部分政府福利服务。如果孩子还饿着肚子，还奢谈什么自由？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思想家和政治家高谈“历史的终结”，信心满满地断言过去所有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都已获得解决，并认为自由主义经过翻新，成为包含民主、人权、自由市场和政府福利服务的组合，仍然是人民的唯一选择。看起来，这个组合似乎必将传遍全世界，克服一切障碍，打破一切国界，让人类变为单一、自由的全球社群。
然而，历史并未终结，而且经过斐迪南时期、希特勒时期和切·格瓦拉时期之后，我们发现自己来到了特朗普时期。但这一次，自由主义的对手并不像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一样有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特朗普时期所散发的是浓浓的虚无主义。
20世纪的各项主要运动都对全人类有着愿景，可能是统一世界、发动革命或者民族解放。但特朗普并未提供这样的愿景，恰恰相反的是，他告诉大家：美国并不负责制定和推动任何全球愿景。同样，英国倡导脱欧的人士对于这个不再联合的王国可以说根本没什么计划，欧洲和世界的未来远远不在他们的设想范围之内。大多数投票支持特朗普和英国脱欧的人，并不是完全反对整个自由主义组合，而只是对全球化失去了信心。他们仍然相信民主、自由市场、人权，以及社会责任，但认为这些好点子只要在国内流通就行了。事实上，他们相信为了维护约克郡或肯塔基州的自由和繁荣，最好在边界筑起一道墙，并对外国人采取非自由主义的政策。
至于正在崛起的中国，则呈现出几乎完全相反的景象，一方面保持国内的政治稳定，一方面对世界其他地区更为开放。事实上，如果要说自由贸易和国际合作，看上去中国更像是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
讲到对抗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复兴的俄罗斯认为自己远远更为够格。然而，虽然俄罗斯军事已经恢复实力，但意识形态却已然不够完整。普京无疑在俄罗斯与全球各个右翼运动中都是热门人物，但对于失业的西班牙人、不满的巴西人，或者满怀理想的剑桥大学生来说，他并没有什么能够吸引人的全球世界观。
俄罗斯确实提供了自由民主体制以外的另一种模式，但这种模式并不是一套完整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政治操作手法。民主的根基之一，在于亚伯拉罕·林肯提出的原则：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候欺骗某些人，但你无法在所有时候欺骗所有人。如果政府腐败，未能改善人民生活，最终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公民看清真相。然而，政府控制媒体之后，阻碍了公民看清真相，也就打破了林肯的逻辑。执政的寡头特权阶级一旦垄断媒体，便能不断将自身的失败归咎于他人，并将公民的注意力引导到外部的威胁——无论是真有其事或仅仅是空穴来风。
生活在这种寡头体制下，总会看到一些重大的危机，让人觉得医疗保健和污染相形之下只是无聊的小事。国家都面临外来入侵或恶意颠覆了，谁还有时间担心病人太多、河流遭到污染？只要制造出永无止境的危机，腐败的寡头政治就能享受永无止境的统治。
然而，虽然这种寡头模式在真实世界历久不衰，却完全无法打动人心。其他的意识形态都能高谈阔论自身愿景，但寡头政治虽然手握权力，却无法真正以己为荣，而是多半会用其他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包装。虽然法国和英国的右翼极端主义分子很可能有赖俄罗斯的协助，也对普京表示敬佩，但就算是右翼极端分子的选民，也不希望自己所生活的国家仿效俄罗斯模式。根据调查，俄罗斯87%的财富集中在最富有的10%的人手中。就算是法国极右派的民族阵线（FrontNational），又会有多少工人阶级的支持者会想在法国复制这种财富分配模式？
人民会用脚投票以增加政治自由。我在走访世界各地的途中，遇到过许多希望移民到美国、德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的人，也遇到过一些想要移民到中国或日本的人，但从来没遇到过想移民到俄罗斯的人。
至于“全球伊斯兰教”（globalIslam），主要也只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有吸引力。虽然它也会吸引某些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甚至还有某些在德国和英国信仰伊斯兰教的青年，但很难看到希腊或南非（加拿大或韩国就更别提了）认为加入伊斯兰世界会有助于解决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在这种时候，人民也会用脚投票。每有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青年从德国前往中东，接受伊斯兰教神权政治的生活，就可能有100个中东青年希望能走出中东，在自由主义的德国开始新生活。
这可能意味着，目前的信心危机并不及以往严重。自由主义者如果因为过去这几年的情势就感到绝望，那么可以回想一下1918年、1938年或1968年，当时的局势可比今日更为严峻。说到底，人类还是不愿轻易放弃自由主义这套故事，因为人类目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人类可能想好好敲打自由主义一番，但最后还是接纳自由主义。
又或者，人类也可能彻底放弃追求全球性的故事，转而向地方性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故事寻求庇护。在20世纪，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但这些运动除了能将全球划分为许多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之外，并没有对世界未来的一致愿景。因此，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反抗荷兰统治，越南民族主义者追求自由越南，但不论在印度尼西亚还是在越南，都没有关于全人类的故事和愿景。所以只要一讨论到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所有其他自由国家彼此有何关联，或者人类该怎样应对核战争威胁等全球性问题，民族主义者总是又诉诸自由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
然而，如果各种主义已不足信，人类是否应该放弃追求共同的全球性故事？毕竟，所有的全球性故事（甚至包括共产主义），不都是来自西方？马克思的故乡在德国特里尔（Trier），推动自由贸易的则是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实业家；如果你是个在越南的农村村民，为什么要相信这些人说的故事？或许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古老传统，走出一条不同的独特道路？抑或西方人也该休息一下，别再想着要主宰世界，而是先把自己的事管好？
自由主义幻灭后形成思想空缺，暂时由地方的怀旧幻想来填补，缅怀着往日的荣光——这可以说是正在全球发生的事。特朗普呼吁美国应该采取孤立主义，承诺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这听起来好像在说，20世纪80年代甚至50年代的美国社会真是完美，美国应该在21世纪重现这种社会。至于英国脱欧分子，则是梦想让英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强权，他们仿佛还活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也仿佛以为就算到了这个互联网和全球变暖的时代，“光荣孤立政策”还能继续实行。至于俄罗斯，普京的官方愿景可不是要建立腐败的寡头政治，而是要复兴沙皇时代的帝国。在十月革命（Bolshevikrevolution）一个世纪后，普京率领着俄罗斯民族和东正教信仰推动的政府，承诺要重返古代沙皇的荣耀，影响力从波罗的海一路延伸到高加索地区。
至于印度、波兰、土耳其和其他许多国家，同样也是靠着将民族主义与宗教传统结合起来的类似怀旧梦想，形成政权的基础。这些幻想最极端的例子出现在中东地区，伊斯兰主义者希望重现先知穆罕默德1400年前在麦地那的情景，而以色列的犹太教基本教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希望回溯到2500年前的《圣经》时代。以色列目前执政的联合政府成员，也公开表示希望让现代以色列的国土更为扩张，好更接近《圣经》中的以色列幅员，另外也希望恢复《圣经》中的法律，甚至要在耶路撒冷重建古老的耶和华殿，取代阿克萨清真寺。
自由主义精英对这些发展十分惊恐，希望人类能及时回到自由主义的道路上，以免灾难降临。2016年9月，奥巴马在其最后一次联合国演说中提醒听众，别让世界再次“依循着古老的民族、部落、种族和宗教界线，严重分裂，最终导致冲突”。他还认为，“开放市场、问责治理、民主、人权、国际法等原则仍然是这个世纪人类进步最坚实的基础”。奥巴马指出一个事实：虽然自由主义那一套存在诸多缺陷，但在历史上的表现还是远优于其他方案。在21世纪初自由主义秩序的庇护之下，多数人类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和平及繁荣。历史上第一次，多数人是无疾而终而非因病死亡，是肥胖致死而非饥荒致死，是意外身故而非暴力身亡。
然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生态崩溃和科技颠覆，而自由主义对此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传统上，自由主义需要搭配经济增长，才能神奇地平息棘手的社会和政治冲突。自由主义能够让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信徒与无神论者、原住民与移民、欧洲人与亚洲人之间都和睦相处，靠的就是保证每个人都能拿到更大的一块饼。只不过前提是饼必须不断变大。然而经济增长非但无法拯救全球生态系统，反而恰恰是生态危机的成因。经济增长也无法解决科技颠覆的问题，因为增长正是以越来越多的破坏性创新为基础的。
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都鼓励人民有高远的期许。20世纪后半叶，无论在休斯敦、上海、伊斯坦布尔还是圣保罗，每一代人都享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更优良的医疗保健、更高的收入。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由于科技颠覆，再加上生态崩溃，年青一代就算只是维持现状，都已经算是幸运。
因此，我们总是需要为世界创造出更新的故事。正如工业革命的动荡激发出20世纪的创新思想，接下来的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革命可能需要新的愿景。接下来几十年的特征可能就在于强烈的自我反省，以及建立新的社会和政治模式。自由主义能不能再次像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的危机之后那样重塑自己，变得比以往更加璀璨？传统的宗教和民族主义，又能否提供自由主义无法给出的答案，并且运用古老的智慧来塑造最新的世界观？或者到了我们和过去彻底分手、打造一套全新故事的时候，非但不再只谈旧神祇和旧民族，甚至还要超越平等和自由这类现代核心价值观？
目前，人类还远未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我们现在还处于一种幻灭和愤怒的虚无主义时期。人们已经对旧的故事失去信心，但也还没能接受什么新的故事。所以，接下来该做些什么？第一步是缓和对末日预言的反应，从恐慌转为困惑。恐慌其实是一种傲慢，是自以为完全知道世界正在走向毁灭；困惑则是比较谦逊的态度，也就能看得比较清楚。如果你现在觉得想跑到大街上大喊“世界末日来了！”那么你要告诉自己：“不，不是这样。我其实只是不知道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已。”
以下各章会试着澄清某些令人困惑的新的可能性，然后谈谈该怎么往下走。然而，在探索人类困境有无解决方案之前，需要先了解科技带来了什么挑战。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革命刚刚起步，它们究竟对目前的自由主义危机该负多少责任还有待商榷。对于人工智能本身以及它对生活可能造成的影响，伯明翰、伊斯坦布尔、圣彼得堡和孟买的大多数民众都只是隐隐有个感觉。但毫无疑问，科技革命的力度在未来几十年会持续增强，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艰难考验。任何故事如果想要得到人类的青睐，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在于能否应对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这样的双重革命。如果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伊斯兰教或者什么新的信仰希望自己能够塑造2050年的世界，除了要了解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和生物工程，还得把这一切融入一套全新而合理的叙事之中。
想了解科技挑战的本质，或许就业市场是个最好的起点。自2015年以来，我造访了世界很多地方，和政府官员、商人、社会活动家和学生谈到了人类的困境。每当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和生物工程这些话题让他们感到厌倦或不耐烦时，通常只要用一个神奇的词语就能让他们精神抖擞起来：工作。科技革命可能很快就会让数十亿人失业，并创造出一个人数众多的新无用阶级，带来现有意识形态无法应对的社会和政治动荡。讨论科技和意识形态，可能听起来十分抽象，与我们距离遥远，但说到大规模失业这种再真实不过的前景，人人都无法再冷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