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墨的微微矫情是竭力想纠正人们对她们这类女人的印象，竭力想和红菱之类形成天壤的区别。她在认出书娟后更加娴雅端庄，几乎就是淑女了。她要把背影也树立得矫好无比：一头长波浪，一身素花棉布旗袍，一双黑皮鞋。她扯着红菱进了黑黝黝的仓库，在扑面而来的霉尘中眯起眼，顺手从腋下抽出手帕，掩在鼻子上。她找回娼妓领袖的面目，对正在捡数细软、打盹、踱步取暖、抠鼻子挖耳朵、争嘴拌舌的女子们说：“哎哎，刚才听见了吧？有错没错，都是你们的错，你们是在人家矮檐下躲难，缩头做人吧。”阿顾已经跟她们介绍过，这间仓库原先是神学院的阅览室，多年前军阀打仗，神学院跑了半年兵反，之后就停休学了，直到现在也没再开学。女孩们现在暂住的楼房就是当年神学院学生的宿舍。
“闷死了！”一个叫喃呢的姑娘说，一面点上从另一个姑娘那儿分来的半枝烟卷。
“就是啊，”红菱接茬子说：“这院子象一口大棺材，没盖盖子就是了。”
“闷死了？”玉墨冷笑一下：“这么多经书呢！”她手一划拉，指着一捆捆皮面和布面的书。大家把房间得能暂时落足了，一些破旧沙发和椅子被搬到房子中央，上面搭着五颜六色的包袱布，墙上的画给摘下来，挂上了她们大大小小的镜子。
“把这么多经书读下来，我们姐妹就进修道院屈吧。”一个叫玉笙的女子说。她正对着光在拔眉毛。
“去修道院不错呀，管饭。”红菱说。
“你那大肚汉，去做姑子吃舍饭划得来。”
“做姑子要有讲扬州话的洋和尚陪，才美呢。”红菱笑嘻嘻的反嘴。
“修道院里不叫姑子吧，玉墨？”
“叫什么都一样，都是吃素饭、睡素觉。”
“吃素饭也罢了，素觉难睡哟！红菱……”
说着大家哄起一声大笑，红菱抓起一本书朝那个姑娘身上砍过去。书受了潮，在空中书脊和书页分离了，菲薄的纸页飞得象一屋子白蝙蝠。红菱生性爱闹，追着那个姑娘，一嘴丑话，笑得直揉肉滚滚的肚皮。追着打着，暖和了，也不闷了，一个琵琶从圣经摞起的架子上跌下来，跌断了两根弦。法比·阿多那多朝这里走来。
“够了。”玉墨说。
谁也没够，所以谁也不理她。玉墨看一眼阴沉沉地站在门口的阿多那多，皱眉一笑。窑姐们逐个注意到了阿多那多，一一静下来，有的双手去拢头发，嘴里叼着发卡，有的跳着一只脚，四下找鞋。
“我是最后一次警告你们，再不检点，你们就不再受欢迎。”
他努力想把扬州话说成京文，惹坏了几个爱笑的姑娘。
“从现在开始，你们不准大声喧哗，不准在外面随便走动，不准和女学生们接触……”
“那上厕所怎么办？”
“就一个女厕所，在她们楼上。”
阿多那多一想：这个至关重要的大事竟给疏忽了。他说：“我已经叫阿顾帮你们解决这个麻烦了。好在都是暂时的，最多两天，我们就会把你们送到安全区去。”他脑子里却在讨论，是让她们用铅桶，还是让她们用木桶，那么用什么做盖子？“所以我代表英格曼神父，请求你们在这两天里不要放肆，亵渎神灵。”
“真要入修道院了。”红菱说。
“闭上嘴听，我没说完！”阿多那多又忘了仪态，粗声大气吼叫道。
“一天开几餐呐？”豆蔻问道。她正在对小粉盒上的镜子挤鼻子上一粒粉刺。
“你想一天吃几餐呐？小姐？”阿多那多忍住鄙夷和恼怒问道。
“我们一般都习惯吃四餐，夜里加一餐。”豆蔻一本正经的回答。
“你来这里走亲戚呐？豆蔻？”玉笙说，飞一眼给阿那多那。
红菱说：“夜餐简单一点，几种点心，一个汤就行了。”她明白阿那多那要给她们气死了，但她觉得气气他很好玩。她的经验里，男人女人一打一斗，就起了性子了。
喃呢问道：“能参加做礼拜吗？”
红菱拍手乐道：“这有一位要洗心革面的！神父，其实她是打听，做礼拜一人能喝多少红酒。她能把你们的酒坛底子喝通！”
“去你妈的！”喃呢顶她。
阿多那多刚要吼，谁的脚踢了一下地上的琵琶，断在空中的两根弦嗡嘤一声。玉墨无地自容，她对阿多那多做了个不与同伴为伍的姿态，说：“能够收容我们姐妹，已经让我们感激不尽。战乱时期，南京粮价一涨再涨，姐妹们在此能有口薄粥吃，就很知足了。”
阿多那多说：“谢谢体谅。”他眼睛向她一瞥，也没多少好气。薄粥稠粥，就象她们还有什么选择似的。他对门外说：“阿顾啊，面包拿进来吧。”
阿顾一直等在门外，此刻听到招呼，拎一只布口袋跨进门来。
“也没存多少粮，只能靠学生们牙缝里省一点下来给大家。”阿顾说着，解开布口袋。
一声五雷轰顶般的巨响，女人们全蹲下来，窗子玻璃咯吱吱直颤，一泼泼灰尘从摞起的圣经上倾落。又接连来了几记轰响，阿多那多自己也趴了下来。接下来的几分钟，所有人都在连续的炮声中畏缩着，满脸的空白。
阿多那多想，难道美国和日本宣战了？难道挂了美国国旗反而成了炮轰目标？又过几分钟，他判断出来，炮弹并不是朝教堂而来，只不过炮阵离得很近罢了。
炮轰一直持续到中午。
女学生们下午被英格曼神父召集到教堂坐待弥撒大厅。她们见六十岁的神父呆呆地站在圣母圣婴像下面，平静而缺乏活力。她们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祈祷是为了她们的国家祈祷，神父说到“你们从此进入更深灾难的父老兄弟、母亲和姐妹”时，听上去像致丧。只有我姨妈书娟没有辩出神父的祷辞和昨天不同。书娟心不在焉，在想她的父母此刻在干什么？那一上午的炮轰，她的父母在美国也许还象平时一样睡得深沉。我姨妈书娟后来知道炮轰时她父母一直守在无线电旁边，半天不换一个姿势，听着那个美国男广播员不关他痛痒地报告着日军的每一步得逞。他们一夜没睡，接下来的一天也不会睡，因为消息越来越坏：大批中国战俘和百姓被进了南京城的日本兵屠杀了。他们抱头痛哭，就象此刻书娟和所有女孩们抱头痛哭一样。
神父在半分钟前告诉她们：日本军队占领了她们的总统府。神父说：“孩子们，这一天是公元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是你们民族最不幸的一天。”
她们哭了一阵，突然听见响动，转脸看去，十几个窑姐站在后面，很想打听出了什么事，却又不敢打听。
那天的晚餐只有一个素菜汤，里面连做做点缀的碎红肠也没有。意思女孩们都明白，因为吃得格外肃穆。她们不知道自己避在安全区的父母是否安全，更为逃到乡间的家人忐忑。当时父母们把她们留下，一是图美国和宗教对她们的双重保护，再则，也希望她们的学业不至停顿。
这时豆蔻走进餐厅，自己也知道有些不识相，绣花鞋底蹭着老旧的木版地面，讪讪地笑道：“有米饭吗？”
女孩们看着她。
“你们天天都吃面包啊？好干啊.”还是每一个人理她。
豆蔻只好自己和自己说下去：“不行，土包子一个，吃不来洋面包。”她走到桌前，看看那只汤桶，里面还有一节节断了的通心粉和煮黄的白菜，她厚厚脸皮又是一笑，拿起长柄铜勺。那勺子和勺柄的角度是九十度，盛汤必须得法，如同打井水，直上直下。象豆蔻这样不知要领，汤三番五次倒回桶里。女孩们就象没她这个人，只管吃她们的。
“哪个帮帮忙？”她厚颜地挤出深深的酒窝。
一个女孩说：“谁去叫法比·阿多那多神父来。”
“已经去叫了。”另一个女孩说。
豆蔻自找台阶下，噘着嘴说：“不帮就不帮。”她颤颤地掂着脚尖，把勺柄直直向桶的上方提，但她胳膊长度有限，举到头顶了，勺子还在桶沿下。她又自我解围说：“桌子太高了。”
“自己是个冬瓜，还嫌桌子高。”不知谁插嘴说。
“你才是冬瓜。”豆蔻可是忍够了，手一松，铜勺跌回桶里。
“烂冬瓜。”另一个女孩说。
豆蔻两只细眼立刻鼓起来：“有种站出来骂！”
女孩们才不想“有种”，理会她这样的贱坯子已经够抬举她了。因此她们又闷声肃穆地进行晚餐。豆蔻刚刚往门口走，又一个女孩说：“六月的烂冬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