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黄色的、象大肚舢板似的云片，在新切尔卡斯克上空静静地飘移。在淡黄云片上面的蓝色高空中，正对着闪闪发光的教堂圆顶，一动不动地高悬着一片灰色的、象乱蓬蓬的鬈毛羊皮似的乌云。这片乌云的长尾巴象起伏的波浪一样伸延下来，在克里维扬斯克镇上空泛着粉红色的霞光。
升起黯淡无光的太阳，照到将军府的窗户上，却闪出刺目的光芒。房舍倾斜的铁皮屋顶也在闪闪发光，一只手伸向北方，擎着西伯利亚王冠的叶尔马克的铜像上，还残留着昨天雨后的潮气。
一排徒步的哥萨克正沿着克列先斯基斜坡走上来。阳光在他们背着的步枪刺刀上闪耀。清晰的、但是刚能听到的哥萨克的脚步声并没有搅乱被稀疏行人的脚步声和马车的颠簸声划破的清晨透明的寂静。
这天早晨，伊利亚-本丘克搭乘从莫斯科开来的火车到了新切尔卡斯克。他最后一个从车上走下来。整理着身上旧夹大衣的衣襟，他觉得穿便衣很不舒服，很不习惯。
月台上有一名宪兵和两个不知道为什么发笑的年轻姑娘在来回踱步。本丘克腋下夹着一个廉价的、已经破得相当可观的手提箱，往城里走。一路上，直到城郊的街上，没有遇到一个人。过了半个钟头，本丘克斜穿过城市，在一所快倒塌的小房子旁边站住。这所久未修缮过的小房子，看来非常寒酸。屋顶在时间巨掌的重压下塌陷了，墙也歪斜了，百叶窗已经摇摇欲坠，窗户东倒西歪。本丘克推开板棚门，激动地打量了一眼房子和狭小的院子，急忙朝台阶走去。
狭小的过道，被一只装满了各种杂物的大箱子占去了一半。黑暗中，本丘克的膝盖撞到了箱子角上，——他也没感到疼，拉开了屋门。低矮的小堂屋里一个人也没有。他走进第二间屋子，那里也没看到一个人，就在门口站住了。一闻到这座房子特有的那种非常熟悉的气味，他的头有点晕。他一眼看到了所有的陈设：挂在内室正对门的角落里的沉重的圣像框子、床、桌，桌子上方墙上挂着斑斑点点的、有了年头的小镜子，几张相片，几把破旧的维也纳式椅子，缝纫机，卧榻上放着由于使用过久、变得黯淡无光的火壶。本丘克的心忽然猛烈地跳动起来，——简直要憋闷死了，他用嘴吸着气，转过身来，扔下手提箱，打量了一下厨房：用品红涂过的、前脸很宽的炉炕依然亲切地闪着暗光，一只老花猫正从浅蓝色的布帘后面向外窥规；它的眼睛里闪着懂事的、几乎象人一样的好奇神色，——显然，很少有客人来。桌子上乱放着些没有洗的杯盘，桌旁的凳子上扔着一团毛线，四根闪闪发光的织针成方形穿在一只还没有织完的袜筒上。
八年来，这里竟什么都没有改变。本丘克好象是昨天才离开这里似的。他又从屋子里跑到台阶上来。从院子尽头的小板棚的门里走出一位被艰难的生活压得弯腰驼背的老太太。“妈妈！……怎么会变成这样？……是她吗？……”本丘克嘴唇颤动着，朝她跑去。他从头上扯下帽子，攥在手里。
“你找谁？您我谁？”老太太把手遮在已经失去光泽的眉毛上，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惊愕地问道。
“妈妈！……”本丘克低声叫道。“你怎么啦，不认识我啦？……”
他跌跌撞撞地朝她走去，看见母亲被他的叫声吓得晃了一晃，仿佛被打了一下似的，显然，她是想跑，但是没有力气跑了，于是摇摇晃晃地走起来，就象是顶着大风走似的。本丘克急忙抱住就要倒下的母亲，吻着她那堆满皱纹的小脸和由于惊吓和狂喜而发暗的眼睛，他不知所措，不断地眨着眼睛。
“伊柳沙！……伊柳申卡！……亲爱的儿子！我真没有想到是你啊……主啊，你是从哪儿来的呀？……”老太太小声嘟哝着，想挺直身子，用两条衰弱的腿站稳。
他们走进屋。只是在从激动中平静下来以后，本丘克才重又感到身上那件别人的大衣使他那么不舒服，——它太瘦了，紧箍着胳肢窝，妨碍每一个动作。他如释重负脱去大衣，坐到桌边。
“没想到还能活着见到你！……多少年没有见到你啦。我亲爱的孩子！你长得这么高啦，而且都显老啦！我怎么能认出你呀！”
“好啦，你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妈妈？”本丘克含笑问道。
她一面颠三倒四地讲着，一面忙活着：收拾桌子，往火壶里添着炭，抹着脸上的眼泪和炭灰，不断地跑到儿子跟前，摸摸他的手，浑身哆嗦着，紧靠在他的肩膀上。她烧热了水，亲自给他洗了洗头，从箱子底的什么地方找出来一套旧得发黄的干净内衣给他换上，喂饱了亲爱的客人——一直坐到半夜，眼睛盯着儿子，问这问那，伤心地点着头。
本丘克躺下睡的时候，邻近的钟楼上已经敲了两点。他立刻就睡熟了，进入了梦乡，忘却了现实：他觉得自己是职业学校的淘气的学生，在外面野够了，就躺下酣睡起来，可是母亲却还推开厨房的门，从那里严厉地问道：“伊柳沙，明天的功课都准备好了吗？”——就这样，他脸上浮着紧张愉快的笑容睡熟了。
到天亮，母亲已经来看过他好几次，给他整整被子和枕头，亲亲他那斜垂着一绺亚麻色头发的宽大的前额，又悄悄地走开。
过了一天，本丘克又走了。这天早晨，一位穿着军大衣、戴着保护色制帽的同志到他这里来了，低声对他说了些什么，本丘克立即就忙活起来，急忙收拾好手提箱，把母亲给他洗好的一套内衣放在上面，——不舒服地皱着眉头，穿上那件大衣。他匆匆地和母亲道别，答应她过一个月再来。
“你又上哪儿去呀，伊柳沙？”
“去罗斯托夫，妈妈，去罗斯托夫。很快就会回来……你……你，妈妈，别难过！”他安慰老太太说。
她急忙把自己贴身戴的一个小十字架摘下来，——一面亲着儿子，给他画着十字，一面把十字架挂在他脖子上。整理着领子里的十字架带子，手指直哆嗦，冰凉冰凉的。
“戴着它，伊柳沙。这是——圣尼古拉-米尔利基斯基十字架。大慈大悲的圣徒，他会保护你和拯救你，慈悲的圣徒啊，保护他免灾去难吧……我只有这么一个亲人……”她把火热的眼睛紧贴在十字架上，嘟哝说。
她拚命拥抱儿子，嘴唇抑制不住地颤抖，痛苦地向下咧着。一滴一滴的热泪，象春雨一样，洒在本丘克的毛烘烘的手上。本丘克把母亲的手从自己的脖子上拿开，皱着眉头，跑到台阶上。
罗斯托夫车站拥挤不堪。地上尽是烟卷头和葵花子皮，简直可以没到脚踝。卫戍部队的士兵在车站广场上兜售公家发的军装、烟草和偷来的东西。在大多数南方沿海城市常见的、由不同种族汇成的人群在缓缓地移动着，喧闹着。
“阿斯莫洛夫香烟，阿斯莫洛夫香烟，零卖！”卖香烟的孩子在大声叫喊。
“贱卖，市民先生……”一个可疑的东方人，鬼鬼祟祟地在本丘克的耳边低声说，并且朝自己鼓胀起来的大衣襟挤了挤眼。“干炒葵花子儿！卖葵花子儿！”挤在车站进口处做生意的大姑娘、小媳妇儿们南腔北调地叫卖着。
六七个黑海舰队的水兵哈哈大笑着，高声谈论着，穿过人群。他们身着节日的礼服，帽带随风飘荡，钮扣闪着金光，肥大的裤脚上沾满了灰尘。人群恭敬地给他们让路。
本丘克走着，慢慢地在人群里挤撞。
“金的？！滚你妈的蛋吧！你的金子是火壶上的金子……你以为我不认识怎么的？”一个火花队的瘦弱士兵嘲笑说。那个卖东西的人摇晃着一条重得可疑的金链子，不服气地对他大声嚷道：
“你懂什么呀？……这是金的！……赤金的，告诉你吧，这是从一个审判员手里弄来的……哼，滚你妈的吧，废物一个！给你看看成色戳子……愿不愿意？”
“船队不起航啦……你还在那里胡说什么呀！”旁边有人说。“为什么不起航啦？”
“报上说的……”
“喂，大耗子，拿到这儿来！”“我们投票拥护‘第五号’。非这样做不可，否则对我们不利……”
“玉米面粥！好吃的玉米面粥！吃吧！”
“兵车司令保证说：明天我们就动身。”
本丘克找到党委会所在的楼房，顺着楼梯走上二楼。一个肩上扛着上了刺刀的日本造步枪的工人赤卫队队员拦住了他。“您找谁，同志？”
“我找阿布拉姆松同志。他在这儿吗？”
“往左，第三个房间。”
一个鼻子很大、头发象甲虫一样黑、身材矮小的人左手的手指头放在西服上衣的衣襟里，右手很有规律地摇晃着，正对一个上了点年纪的铁路工人大发雷霆。
“这样可不行！这根本不是组织！用这样的方法去进行宣传鼓动您会得到相反的效果！”
从那个铁路工人脸上窘急、遗憾的神情可以看出，他是想说什么，进行辩解，但是那个黑头发的人没有容他开口；这个人看来非常激动，不想听对方的话，避开对方的视线，喊叫道：“请您立刻就撤销米特琴科的职务！对您那里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不闻不问。韦尔霍茨基要受革命法庭审判！把他逮捕了吗？是吗？……我将坚决主张，把他枪毙！”他严峻地结束了谈话，把激动的脸转向本丘克；火气还没有完全平息下来，所以厉声问道：“您有什么事？”
“您是阿布拉姆松吗？”
“是。”本丘克把证明文件和彼得格勒一位负责同志写的介绍信交给他，在旁边的窗户台上坐下。
阿布拉姆松仔细地看完了信，忧郁地笑了笑（对自己的大声叫嚷感到难为情），请求说：
“请您稍等一会儿，咱们立刻就谈。”
他让那个满脸流汗的铁路工人走了以后，自己也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领来一个魁梧的、脸刮得光光的军人，下颚上有一道浅蓝色的刀砍的伤疤，颇有基干军官的风度。
“这是我们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来，认识认识吧。同志，您……请原谅，我忘记您贵姓啦。”
“我姓本丘克。”
“……本丘克同志……您的专长好象是机枪手吧？”“是的。”
“这正是我们最需要的！”那个军人笑着说。
他脸上那道伤疤，从耳朵边直到下巴颏，由于这一笑全都变成了粉红色。
“您能否在尽可能短的期间内，为我们的工人赤卫军组织一个机枪队吗？”阿布拉姆松问道。
“我尽力去做。这是需要些时间的。”
“好，那么您需要多少时间呢？要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还是三个星期？”那个军人把身子倾向本丘克，天真地、期待地笑着问道。
“几天就行。”
“这太好啦。”
阿布拉姆松擦了擦额角，生气地说：
“这儿的卫戍部队的士气非常低落，他们已经不顶用了。本丘克同志，我们这儿也和其他各地一样，把希望全都寄托在工人身上啦。水兵还好，至于步兵……所以，您明白吗，我们想要有一批自己的机枪手。”他捋了捋那一圈发青的大胡子，关心地问：“您需要些什么物质保证？好，我们会办好的。您今天吃过饭了吗？噢，当然是没有啦！”
“老兄，你一定挨过不少饿吧？你一眼就能辨出饿肚子的人和吃饱饭的人。这样早你就有了一绺白头发，你一定是受过很多苦或者惊吓吧？”本丘克怀着感动的亲切心情，望着阿布拉姆松那满头黑发中右边露出一绺刺眼白头发的脑袋，心里想道。跟着送他的人去阿布拉姆松住处的时候，心里一直在想着他：“真是个好小伙子，象个布尔什维克！他的性格有倔强、固执的一面，但又保持着善良的人性。他毫不犹豫地要给一个怠工的，叫什么韦尔霍茨基的家伙判死刑，而对另一个同志却又非常爱护和关心。”
他心头充满了跟阿布拉姆松会见的亲切印象，走到阿布拉姆松在塔甘罗格区边缘上的住所；他在一间堆满书籍的小屋子里休息了一会儿，吃过饭，又把阿布拉姆松写的一张便条交给房子的女主人，然后躺到床上，不记得怎么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