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阿纳多尔艰难地上着坡的时候我问道：
“哎，你们认出他了吗？”
“谁？”倪尔君问。
“在路边走着的穿着蓝衣服的那个人，他一下子就认出了我们。”
“高个子的那个么？”倪尔君问道。她转过身向后看去，但是我们已经离远了。“他是谁？”
“哈桑！”
“哈桑是谁？”倪尔君一脸无知地问道。
“雷吉普的侄子。”
“都长这么大了！”倪尔君很是吃惊，“我都认不出来了。”
“真丢人啊！”麦廷说道，“他是我们小时候的伙伴。”
“那你怎么也没认出他来？”倪尔君问他。
“我没有看到……但是法鲁克一说我就知道他是谁了。”
“太棒了，你！”倪尔君说道，“你太聪明了！”
“也就是说，你所说的今年我从头到脚都变样了就是这样子！”麦廷说道，“只是你忘记了过去。”
“胡说八道吧你。”
“你读的书让你忘了所有的事情！”麦廷说道。
“别自作聪明！”倪尔君说道。
他们沉默了，好一段时间都一言不发。我们爬上了那个坡，每年在坡的两边都会有新的、丑陋的混凝土建筑拔地而起。我们穿过了渐渐变得稀稀拉拉的葡萄园、樱桃园还有无花果树林。袖珍收音机里正播放着一首毫无特点的“西方轻音乐”。远远地一看到大海和天堂堡垒，我们大概就感受到了一种接近于小时候感受到过的那种激动，我从大家的沉默中明白了这一点，但是没有持续多久。我们一言不发地下了坡，穿过穿着短裤的、穿着泳衣的、皮肤黝黑的、吵闹的人群。就在麦廷打开花园门的时候，倪尔君喊道；
“哥，按喇叭。”
我把车开进了花园里，忧伤地看着房子。我每次来，这房子一次比一次更加破败，人也越来越少。木板上的漆早就脱落了，爬墙虎已经从侧墙爬到了前墙，无花果树的影子打在奶奶房间关着的百叶窗上，楼下窗户的铁框都已经生了锈。我心中充满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像是在这间屋子里曾经有一些可怕的东西，这些东西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而以前没能察觉到，而现在我正又惊又怕地感觉到了这些东西。巨大的前门就像是为我们而开似的，透过笨重的门扇，我看了看屋里奶奶和雷吉普潮湿而又昏暗的身影。
“快下车呀，哥哥，你坐在那儿干什么哪？”倪尔君说道。
她已经下了车，径直朝房子走去了。后来，她看到了从窄小的厨房门里慌忙走出来的雷吉普，他一路走来摇摇晃晃的，身材让人感到脸红。他们相互拥抱、贴脸。我关掉了没有人在听的收音机，下车来到了静寂的花园中。雷吉普还穿着那件他常穿的夹克，这件夹克能掩盖他的年龄，另外还有那条奇怪的细领带。我们相互拥抱、贴脸。
“我有点担心了，”雷吉普说道，“你们来晚了。”
“你好么？”
“哎，”他很害羞似的说道，“我很好。我给你们铺好了床铺，准备好了房间。老夫人正在等你们。您又胖了吗，法鲁克先生？”
“奶奶怎么样？”
“很好……就是总是抱怨……我来拿行李。”
“过会儿我们再来拿。”
雷吉普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上了楼梯。我想起了百叶窗缝中透着的满是灰尘的屋内光线，还有发霉的味道，不知怎的有点高兴。来到奶奶的门前，雷吉普突然站住了，吸了口气，之后眼睛放着光，狡猾地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叫了起来：
“他们来了老夫人，他们来了！”
“他们在哪里？”奶奶用她那年迈而又激动的声音问道，“你怎么不告诉我，他们在哪里？”
她裹着印花蓝被，后背靠在叠放着的三个枕头上，躺在那个我小的时候老是把铜把手弄得乱响的床上。我们一个一个地亲了她的手。她手上的皮肤细白，柔软而又满是皱纹，皮肤上有我们熟知的痣和斑点，看到这些痣和斑点，就像是碰到了久违的老朋友似的让人高兴。不管是房间，还是奶奶，还是她的手都散发着同样的味道。
“祝你长寿！”
“您怎么样，亲爱的奶奶？”
“不好。”奶奶说道。但是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奶奶动了动嘴唇，像一个小姑娘一样变得害羞了，或是表现得有点害羞似的。“现在你们快说说看。”之后她说道。
我们三兄妹互相看了看，陷入了好长一段沉默之中。我想到了屋子里发霉的味道，家具抛光剂的味道，旧肥皂，或是薄荷糖，还有点香水，花露水和尘土的味道。
“哎，你们没有要讲给我听的东西么？”
“我们开车来的，奶奶，”麦廷说道，“从伊斯坦布尔到这里刚好五十分钟。”
每次都这么说，每次奶奶固执的表情都会看上去像是得到了些许安慰似的，但又会很快地恢复常态。
“奶奶，您以前来要多长时间？”倪尔君像是不知道似的问道。
“我只走过一趟！”奶奶骄傲而又自豪地说，又吸了口气补充道，“再说，今天是我要问，而不是你们！”她好像因为习惯性地说了这么一句而有点高兴了，她想了一会要问什么问题，但是问的时候她明白了，她并没有提出她想要的那种聪明的问题。
“说说看，你们怎么样？”
“我们很好，奶奶！”
她就像是吃了败仗似的生气了，板起了脸，满脸的怒气。小时候我曾经对这样的表情感到非常害怕。
“雷吉普，给我身后再加枕头！”
“所有的枕头都在您身后了，老夫人。”
“要我再给您拿一个么，奶奶？”倪尔君问道。
“告诉我你在做什么？”
“亲爱的奶奶，倪尔君开始上大学了。”我说道。
“我自己也有嘴，哥哥，不用你操心。”倪尔君说道，“我正在读社会学，奶奶，今年刚读完一年级。”
“你在做什么？”
“我明年高中毕业。”麦廷说道。
“然后呢？”
“之后我要去美国。”麦廷说。
“那里有什么？”奶奶问道。
“那里有富人和有灵气的人！”倪尔君说道。
“有大学！”麦廷说。
“你们不要一起说！”奶奶说，“你在干什么？”
我没告诉她说我手拿着大大的包来来回回地去学校，没告诉她说我晚上呆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懒洋洋地坐着，没告诉她说我吃完饭坐在电视机前昏昏欲睡，也没告诉她说，昨天早上去学校的时候，我就等待着喝酒的时间，害怕失去我对那种叫做历史的东西的信念，还有我想念我的妻子。
“他已经是副教授了，奶奶。”倪尔君说道。
“奶奶，我们看您挺好的！”我失望地说道。
“你老婆在做什么？”奶奶问道。
“上次我们来的时候我不是说过了么，奶奶，”我说道，“我们离婚了。”
“我知道，我知道！”她说，“现在她在做什么？”
“又结婚了。”
“你已经把他们的房间准备好了，对么？”奶奶说道。
“准备好了。”雷吉普说道。
“你们就没有其他要讲的事情了么？”
“奶奶，伊斯坦布尔变得非常拥挤了。”倪尔君说道。
“这里也很拥挤。”雷吉普说道。
“你坐那儿吧，雷吉普。”我说。
“奶奶，这个房子已经变得很旧了。”麦廷说道。
“我也不好。”奶奶说。
“这里很破烂了，奶奶，我们让人来把它推倒，盖新楼房，您就可以住得舒舒服服了……”
“闭嘴！”倪尔君说，“她听不见。现在也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那要到什么时候？”
“永远也不会有。”
又没有人说话了。我好像听到家具在闷热的房间里膨胀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声音。窗户里投进了几缕死气沉沉、静止不动的光线。
“你不说点什么吗？”奶奶问道。
“奶奶，我们在路上看到哈桑了，”倪尔君说道，“他已经长大了，是个大男人了。”
奶奶又是很奇怪地动了动她的嘴唇。
“他们在做什么，雷吉普？”倪尔君问道。
“什么也没有！”雷吉普回答道，“他们住在山坡上。哈桑在读高中……”
“你在给他们说什么？”奶奶叫了起来，“你在说谁？”
“伊斯玛伊尔在做什么？”倪尔君问道。
“没做什么，”雷吉普说道，“他在卖彩票。”
“他在给你们说什么？”奶奶又喊了起来，“你们要和我聊，而不是和他!你快出去，雷吉普，下楼到厨房去！”
“没事的，奶奶，”倪尔君说，“让他呆在这儿。”
“他这么快就把你们哄住了，不是么？”奶奶说道，“你跟他们说什么了?这么快就让他们可怜你了吗？”
“我什么也没有说，老夫人。”雷吉普说道。
“但我刚才看到了，你和他们说了，讲了。”
雷吉普走出了房间。又是一片寂静。
“快点，倪尔君，你来说点什么。”我说道。
“我吗？”倪尔君说，“我说什么好呢？”她想了一会儿之后说道，“所有的东西都变得很贵，奶奶。”
“你就说你读书读得忘记了所有事情。”麦廷说道。
“可怜的聪明人！”倪尔君说道。
“你们在说什么？”奶奶问道。
又一次没有人说话了。
“好了，奶奶，”我说道，“我们走了，要去房间里安顿一下了。”
“你们才刚来，”奶奶问道，“你们要去哪里？”
“我们哪也不去！”我说，“我们还要在这里呆一个星期。”
“也就是说你们已经没有要说的好听的话了。”奶奶说。她笑了笑，或许有了一种获胜了的奇怪心情。
“明天我们要去墓地。”我想都没有想，脱口而出。
雷吉普在外面的门口等着。带着我们一个个进入各自的房间，打开了所有的百叶窗。他还是给我准备好了对着水井的房间。我记起了发霉、床单和童年的味道。
“麻烦你了，雷吉普，”我说道，“你把房间收拾得真漂亮！”
“我把您的毛巾挂在这里了。”他指着说道。
我点着了烟。我们一起透过打开的窗子向外看去。我问道：
“雷吉普，今年夏天天堂堡垒怎么样？”
“很差，”他说，“以前的味道都没有了。”
“怎么讲？”
“人们都变坏了，变得没有同情心了！”他说。
他转过身子盯着我，期待着我的理解。而后我们一起听着沙滩上的吵闹声，欣赏着远方树林的缝隙间可见到的街道和大海。麦廷走了过来。
“哥哥，你可以把车钥匙给我么？”
“你要走了么？”
“我把我的行李拿上去之后就走。”
“你要是把我们的行李也都搬到楼上，那我就会给你车钥匙，明天早上你再还给我，”我说。
“您别那个了，法鲁克先生，我会把行李拿上去的。”雷吉普说道。
“你现在不去档案馆找有关瘟疫的资料吗？”麦廷问道。
“您要找什么？”雷吉普问道。
“我明天再去找有关瘟疫的资料。”我说。
“你现在就要开始喝吗？”麦廷问道。
“我喝酒关你什么事！”我说，但没有生气。
“也是！”麦廷说，他拿了车钥匙，走了。
我也和雷吉普一起，什么也不想，跟在麦廷身后，下了楼梯。之后我想去厨房翻翻冰箱，但是下了窄小的楼梯之后，我就把要去厨房的念头抛到了一边，转向了另一个方向，走过雷吉普的房间后，来到了狭窄的过道的尽头。雷吉普就在我身后。
“洗衣房的钥匙还在这儿吗？”我问道。我伸手到门框上摸到了满是灰尘的钥匙。
“老夫人不知道，”雷吉普说，“别告诉她。”
旋转了钥匙之后，为了把门打开，我不得不使劲地推了一下。门后应该是有什么东西掉了，我一看，吓了一跳：满是灰尘的一个头颅卡在了门和箱子之间。我从地上拿起它，吹了吹灰尘，努力装出一副开心的样子拿给雷吉普看。
“你还记得这个吗？”
“什么？”
“你大概一直没来这儿。”
我把满是灰尘的头颅放在了一张三腿桌的边上，桌子上撒满了纸。我像孩子似的晃了晃拿在手中的玻璃管，而后放在一个生了锈的天平的托盘上。雷吉普站在门口一声不吭，他害怕地看着我所接触的东西：上百只小玻璃瓶，玻璃碎片，许多箱子，扔在盒子里的骨头，旧报纸，生锈的剪子，小镊子，有关解剖学和医学的法语书，整盒整盒的纸，贴在板上的鸟儿和飞机的图片，眼镜玻璃片，分成七种颜色的圆，链子，小时候踩在踏板上当开车玩的缝纫机，螺丝刀，钉在木板上的虫子和蜥蜴，还有上面写着“专卖局”字样的上百只空瓶子，装在药瓶里并且贴上了标签的各种各样的粉末，还有一个花盆中的蘑菇……
“那些是蘑菇吗，法鲁克先生？”雷吉普问道。
“是的，要是对你有用你就拿去吧。”
可能他太害怕而没有进屋，我走过去给了他。之后我找到了用老字母写的一块铜片，上面写着，塞拉哈亭医生每天上午接待二到六个病人，下午接待八到十二个病人。突然我想把铜片带回伊斯坦布尔，不是为了找乐子，而是为了回忆，但是我对历史、对过去有种厌恶和恐惧感，便把它扔进了满是灰尘的杂物之中。而后我锁上了门。和雷吉普一起去厨房的时候，我从楼梯的扶手之间看到了麦廷。他正自言自语着往楼上搬我们的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