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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正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上。但是这两条道路完全不一样，更与人们所熟悉的罗伯特·福罗斯特的诗歌中的道路迥然不同。我们长期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我们能在上面高速前进。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在等待着。这条路的另一个叉路——一条“很少有人走边的”叉路——为我们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机会让我们保住我们的地球。
归根结底，要靠我们自己做出选择。如果在经历了长期忍受之后我们终于已坚信我们有“知道的权利”，如果我们由于认识提高而已断定我们正被要求去从事一个愚蠢而又吓人的冒险，那么有人叫我们用有毒的化学物质填满我们的世界，我们应该永远不再听取这些人的劝告；我们应当环顾四周，并且发现还有什么道路可使我们通行。
确实，需要有十分多种多样的变通办法来代替化学物质对昆虫的控制。在这些办法中，一些已经付诸应用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另外一些正处于实验室试验的阶段，此外还有一些只不过作为一个设想存在于富于想象力的科学家的头脑之中，在等待时机投入试验。所有这些办法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都是生物学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对昆虫进行控制是基于对话的有机体及其所依赖的整个生命世界结构的理解。在生物学广袤的领域中各种有代表性的专家——昆虫学家、病理学家、遗传学家、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生态学家——都正在将他们的知识和他们创造性灵感贡献给一个新兴科学——生物控制。
生物学家约翰.霍普金斯说：“任何一门科学都好象是一条河流。它有着朦胧的、默默无闻的开端；有时在平静地流淌，有时湍流急奔；它既有涸竭的时候，也有涨水的时候。借助于许多研究者的辛勤劳动，或是当其他思想的溪流给它带来补给时，它就获得了前进的势头，它被逐渐发展起来的概念和归纳不断加深和加宽”。
从生物控制科学的现代情况来看，它的发展正与约翰·霍普金斯的说法相符合。在美国，生物控制学于一个世纪之前就在朦胧中开始了，那时是为了首次尝试去控制已判明成为农民烦恼的天然有害昆虫，这种努力过去有时进展缓慢，或者完全停顿下来；但它不时地在突出成就的推动之下得到加速和前进的势头。当从事应用昆虫学工作的人们被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新式杀虫剂的洋洋大观搞得眼花缭乱时，他们就丢弃了一切生物学方法，并把自己的双脚放在了“化学控制的踏车”上；这时候，生物控制科学的河流就处于干涸的时期，于是，为争取使世界免受昆虫之害的目标就渐渐远去了。现在，当由于不经心和随心所欲地使用化学药物已给我们自己造成了比对昆虫更大的威胁时，生物控制科学的河流由于得到新思想源泉的接济才又重新流淌起来。
一些最使人着迷的新方法是这样一些方法，它们力求将一种昆虫的力量转用来与昆虫自己作对，——利用昆虫生命力的趋向去消灭它自己。这些成就中最令人赞叹的是那种“雄性绝育”技术，这种技术是由美国农业部昆虫研究所的负责人爱德华·克尼普林博士及其合作者们发展出来的。
约在二十五年以前，克尼普林博士由于提出了一种控制昆虫的独特方法而使他的同事们大吃一惊。他提出一个理论：如果有可能使很大数量的昆虫不育，并把它们释放出去，使这些不育的雄性昆虫在特定情况下去与正常的野生雄性昆虫竞争取胜，那么，通过反复地释放不育雄虫，就可能产生无法孵出的卵，于是这个种群就绝灭了。
对这个建议，官僚主义无动于衷，科学家们怀疑，但克尼普林博士坚持着这一想法。在将此想法付诸试验之前，有待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需要发现一种使昆虫不育的实际可行的办法。从理论上讲，昆虫由于X射线照射而可能不育的事实从1916年就已为人知了，当时一位名叫G·A、兰厄的昆虫学家曾报道了有关烟草甲虫的这种不育现象。二十年代末，荷曼·穆勒在X射线引起昆虫突变方面的开创性工作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想境界；到了本世纪中叶，许多研究人员都报道了至少有十几种昆虫在X射线或伽玛射线作用下出现不育现象。
不过，这些都是室内实验，离实际应用还距离遥远。约在1950年，克尼普林博士开始作出极大努力将昆虫的不育性变成一种武器来消灭美国南部家畜的主要害虫——螺丝蝇。这种蝇是将卵产在所有流血受伤动物的外露伤口上的。孵出的幼虫是一种寄生虫，靠宿主的肉体为食。一头成熟的小公牛可以因严重感染，10天内死去，在美国因此而损失的牲畜估计每年达4000万美元。估计野生动物的损失是困难的，不过它肯定也是极大的。得克萨斯州某些区域鹿的稀少就是归因于这种螺丝蝇。这是一种热带或亚热带昆虫，栖息于南美、中美和墨西哥，在美国它们通常局限在西南部。然而，约在1933年，它们意外地进入了佛罗里达州，那儿的气候允许它们活过冬天和建立种群。它们甚而推进到阿拉巴马州南部和佐治亚州，于是东南部各州的家畜业很快就受到每年高达2000万美元的损失。
有关螺丝蝇的生物学的大量情报资料已在那几年中被得克萨斯州农业部的科学家们收集起来了。1954年，在佛罗里达岛上进行了一些预备性现场实验之后，克尼普林博士准备去进行更大范围的试验以验证他的理论。为此，与荷兰政府达成协议，克尼普林到了加勒比海中的一个与大陆至少相隔50海里之遥的库拉索岛上。
1954年8月开始实验，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农业部实验室中进行培养和经过不育处理的螺丝蝇被空运到席拉索岛，并在那儿以每星期400平方英里的速度由飞机撒放出去。产在实验公羊身上的卵群数量几乎是马上就开始减少了，就象它们增多时一样快。仅仅在这种撒虫行动开始之后的七个星期内，所有产下的卵都变成不育性的了。很快就再也找不到不管是不育的或正常的卵群了。螺丝蝇确实已从库拉索岛上被根除了。
这个库拉索岛美名远扬的成功试验激发了佛罗里达州牲畜养育者们的愿望，他们也想利用这种技术来使他们免受螺丝蝇的灾害。虽然在佛罗里达州困难相对比较大——其面积为小小的库拉索岛的300倍；1957年，美国农业部和佛罗里达州联合为扑灭螺丝蝇的行动提供了基金。这个计划包括着在一个专门建造的“苍蝇工厂”中每周生产大约5000万个螺丝蝇，包括着利用二十架轻型飞机按预定的航线飞行，每天飞五到六个小时，每架飞机带1000个纸盒，每个纸盒里盛放200到400个用X光照射过的螺丝蝇。
1957－1958年间的冬天很冷，严寒笼罩着佛罗里达州北部，这对开始此项计划是个意想不到的良机，因为此时螺丝蝇的种群减少了，并且局限在一个小区域中。当时曾考虑需用17个月时间来完成此项计划，要用人工养育35亿只螺丝蝇，将不能生育的飞蝇要撒遍佛罗里达州及佐治亚和阿拉巴马地区。由螺丝蝇引起的动物伤口传染最后一次可能是发生在1959年1月。在这以后的几个星期中，螺丝蝇中了圈套。其后，再没有发现螺丝蝇的踪迹。消灭螺丝蝇的任务已在美国东南部完成了——这是科学创造力价值的光辉明证，另外还靠着严密的基础研究、毅力和决心。
现在，在密西西比设立的一个隔离屏障正在努力阻止螺丝蝇从西南部卷上重来；在西南部，螺丝蝇已被牢固地圈禁起来了。在那儿，扑灭螺丝蝇的计划将会是十分艰难的，因为那儿面积辽阔，并且又有从墨西哥重新侵入的可能性。虽然情况如此，但事关重大，并且看来农业部的想法是为了至少将螺丝蝇的数量保持在一个足够低的水乎上，打算很快在得克萨斯州和西南部螺丝蝇猖獗的其他地区试行某些计划。
征讨螺丝蝇的辉煌胜利激发起将这种方法应用于其他昆虫的巨大兴趣。当然，并非所有昆虫都是这种技术的合适对象，这种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昆虫生活史的详情细节、种群密度和对放射性的反应。
英国人已进行了试验，希望这种方法能用于消灭罗得西亚的萃萃蝇。这种昆虫蔓延了非洲三分之一的土地，给人类健康带来威胁，并妨碍了在450万平方英里树木茂密的草地上牲畜的饲养。萃萃蝇的习性很不同于那些螺丝蝇，虽然萃萃蝇能在放射性作用下变得不能生育、但要应用这种方法还要首先解决一些技术性困难。
英国人已就大量的各种昆虫对放射性的感受性进行了试验。美国科学家已在夏威夷的室内试验并在遥远的罗塔岛野外试验中对西瓜蝇和东方及地中海果蝇作出了一些令人欢欣鼓舞的初步成果。对谷物穿孔虫和甘蔗穿孔虫也都进行了试验。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即具有医学重要性的昆虫也可能通过不育作用而得到控制。一位智利科学家己经指出，传播疟疾的蚊子逃过了杀虫剂的处理仍在他的国家存在着，这时只有撒放不育的雄蚁才能提供消灭这种蚊子的毁灭性打击。
用放射性实现不育的明显困难已迫使人们去研究一种能达到同样结果的其他较容易的方法，现在已出现了一个对化学不育剂感兴趣的高潮。
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德的农业部实验室里工作的科学家现在正采用将化学药物混入食物的方法，在实验室和一些野外实验中使家蝇不育。1961年在佛罗里达的吉斯岛的试验中，家蝇的群体仅仅只用了五周时间就被消灭了。虽然从邻近岛屿飞来的家蝇后来又在本地再次繁殖起来，但作为一个先导性的试验，这个试验还是成功的。农业部对这种方法的前景的激动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第一个地方，家蝇现在实际上已变得不受杀虫剂控制了。毫无疑问需要一种控制昆虫的全新方法。用放射性来制造不育昆虫的问题之一是，这不仅需要人工培养昆虫，而且必须要撒放比野外昆虫数量更多的不育雄虫才行。这一点对螺丝蝇可以做到，因为它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数量很庞大的昆虫。然而，对象蝇来说，放出比原有家蝇数量的两倍还要多的蝇子可能会遭到激烈反对，虽然这一家蝇数量的增多仅仅是暂时性的。与之相反，一种化学不育剂可以与昆虫饵料混合在一起，再被引进到家蝇的自然环境中去；吃了这种药的昆虫就会变得不能生育，最后、这种不育的家蝇战了优势，这种昆虫将通过产卵而不再存在。
做化学物质不育效果的实验要比做化学毒性的实验困难得多。要评价一种化学物质得用30天——虽然可以同时进行许多实验。在1958年4月和1961年12月之间，在奥兰德实验室对几百种化学物质的可能的不育效果进行了筛选。看来农业部很高兴地在这中间已发现了少量有苗头的化学物质。
现在，农业部的其他实验室也正在继续研究这一问题，进行化学物质消灭马房苍蝇、蚊子、棉子象鼻虫和各种果蝇的试验。所有这些目前都还处于实验阶段，不过在自从开始研究化学不育剂以来的短短几年中，这一工作已取得了很大进展。在理论上，它具有许多吸引人的特性。克尼普林博士指出，有效的化学昆虫不育剂“可能会很轻易地凌驾于最好的现有杀虫剂之上”。请想象这一情况，一个有一百万只昆虫的群体每过一代就增加五倍。如果一种杀虫剂可以杀死每一代昆虫的90%，那么第三代以后还留有125，000个昆虫。与之相比，一种引起90多昆虫不育的化学物质在第三代只可能留下125个昆虫。
这个方法也有一个不利的方面，化学不育剂中也包括了一些极为烈性的化学物质。但幸好，至少在这些早期阶段中，大部分研究化学不育剂的人看来都很留心于去发现安全的药物和安全的使用方法。虽然如此，但是到处都听到有人要求从空中喷撒这些导致不育的化学药物，——例如，要求给被吉卜赛蛾幼虫嚼咬的叶子去喷上一层这样的药。在没有对这种做法的危险后果预先进行透彻研究就试图去干这样的事那是极不负责任的。如果在我们的头脑中不时时记着化学不育剂的潜在危害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与烦恼要比现在杀虫剂所造成的更大更多。
目前正进行试验的不育剂一般可分为两类；这两类在其作用方式方面都是极为有趣的。第一类密切与细胞的生活过程或新陈代谢有关，即它们的性质与细胞或组织所需要的物质是极其相似的，以致有机体“错认”它们为真的代谢物，并在自己的正常生长过程中努力去结合它们。不过，这种相似性在一些细节上就不对头了，于是使细胞过程就停顿了。这种化学物质被称为抗代谢物。
第二类包括那些作用于染色体的化学物质，它们可能对基因化学物质起作用并引起染色体的分裂。这一类化学不育剂是烃化剂，它是极为厉害的化学物质，能够导致细胞强烈破坏，危害染色体，并造成突变。伦敦的彻斯特·彼蒂研究所的皮特·亚历山大博士的观点是，“任何对昆虫不育产生效力的烃化剂也会是一种致变物或致癌物。”亚历山大博士感到象这样的化学物质在昆虫控制方面的任何应用都将是“极可非议”的。于是，人们希望现在的这些实验将不是为了直接将这些特殊的化学药物付诸实用，而是由此引导出其他一些发现，这些发现将是安全的，同时在它作用的昆虫靶子上具有高度的专一性。
在当前研究中还有一些很有意义的路子，即利用昆虫本身的生活特征来创造消灭昆虫的武器。昆虫自己能产生各种各样的毒液、引诱剂和驱斥剂。这些分泌物的化学本质是什么呢？我们能否将它们作为有选择性的杀虫剂来使用呢？考涅尔大学和其他地方的科学家们正在试图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正在研究许多昆虫保护自己免遭捕食动物袭击所凭借的防护机制，并正在努力解决昆虫分泌物的化学结构。另有一些科学家正在从事被称为“青春激素”的研究，这是一种很有效力的物质，它能阻止昆虫幼虫在生长到一定阶段之前发生突变。
也许，在开拓昆虫分泌物领域中最立即有用的结果是发明了引诱剂，或叫吸引剂。在这儿，大自然又一次指出了前进的道路。吉卜赛蛾是一个特别引人入胜的例子。这类雌娥由于身体太重而飞不起来，她生活在地面上或近地面的地方，她只能在低矮的植物之间扑动翅膀或者爬上树干。相反，雄蛾则很善于飞翔，它可以在由雌蛾体内一种特殊腺体释放出的气味吸引之下从很远的距离之外飞来。昆虫学家们利用这一现象已很多年了，他们辛辛苦苦地从雌蛾体内提取了这种性引诱剂。当时它被用于在沿着昆虫分布地区边沿地带进行昆虫数量的调查时诱捕雄蛾。不过，这是一种花费极大的办法。且不管在东北各州大量公布的虫害蔓延情况如何，实际上，并没有足够多的吉卜赛蛾来供人们制取这种物质，于是还不得不从欧洲进口手工来来的雌蛹，有时每只蛹高达半美元的价钱。然而，在努力多年之后，农业部的化学家们最近成功地分离出了这种性引诱剂，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随着这一发现而来的是成功地从海狐油组分中制备出了一种十分相似的合成物质，这种物质不仅骗过了雄蛾，而且它和天然的性引诱剂具有差不多同样的引诱能力。在捕虫器中放置一毫克(1/1000克)这么一点点此种物质就足以成为一个有效的诱饵。
这一切远远超出了科学研究的意义，因为这种新的、经济的“吉卜赛蛾诱饵”不仅可能会应用在昆虫调查工作中，而且又可应用于昆虫控制工作。一些可能具有更强引诱能力的物质现在正在试验之中。在这种可能被叫做心理战实验的工作中，这种引诱剂是被做成微粒状物质，并用飞机散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迷惑雄蛾，从而改变它的正常行为，在这种具有引诱力的气味纷扰之下，雄蛾就本法找到能导向雌蛾的真正气味的踪迹。对昆虫这种袭击正在开展进一步的实验，其目的是欺骗雄蛾，让它去努力与一个假的雌蛾结成配偶。在实验室中，雄性吉卜赛蛾已经企图与木片的、虫形物的和其他小的、无生命的物体交配，只要这些物体适合于灌入吉卜赛蛾引诱剂就行。利用昆虫的求偶本能使其不能繁殖的办法实际上可用来减少被试验的种群的残留？谆是一个很有趣的可能性。
吉卜赛蛾饵药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昆虫性引诱剂，不过可能很快会有其他的出现。现在正在对一定数量的农业昆虫受人工仿制的引诱剂的影响情况进行研究。在海森蝇和烟草鹿角虫的研究中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
现在人们正在试着用引诱剂和毒物的混合物去治理一些种类的昆虫。政府科学家曾经发明了一种被称为甲基丁子香酚的引诱剂，并发现它对东方果蝇和西瓜蝇是所向无敌的。在日本南部450英里的波宁岛上的试验中，这种引诱剂被与一种毒物结合起来。将许多小片纤维板浸透这两种化学物质，然后由空中散布到整个岛群上去引诱和杀死那些雄性的飞蝇。这一“扑灭雄性”计划开始于1960年；一年之后，农业部估算有99%以上的飞蝇被消灭了。象在这儿应用的这一方法看来已压倒了杀虫剂的老调宣传而显示出了自己的优越性。在这种方法中所用的有机磷毒物只局限存在于纤维板块上，这种纤维板块是不可能被其它野生物吃进去的；况且它的残留物会很快消逝，因而不会对土壤和水造成潜在的污染。
不过，并不是昆虫世界中的全部通讯联系都是借助于产生吸引或排斥效果的气味来实现的。声音也可以成为报警或吸引的手段。由飞行中的蝙蝠所发出的连续不断的超声波(就象一个雷达系统一样地引导它穿过黑暗）可被某些蛾听到，从而使它们能够免于被捕捉。寄生蝇飞临的振翅声对锯齿蝇的幼虫是一个警告，使它们聚集起来进行自卫。另一方面，在树木上生长的昆虫所发出的声音能使它们的寄生生物发现它们；同样，对于雄蚊子来说，雌蚊子的振翅声就象海妖的歌声一样动听。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是什么东西使得昆虫具有这种对声音分辨和作出反应的能力？这一研究虽然还处于实验阶段，但已是很有趣的了，通过播放雌蚊飞行声音的录音而在引诱雄蚁方面得到了初步成功，雄蚊被引诱到了一个充电的电网上被杀死。在加拿大进行试验用突然爆发的超声波的驱赶效果来对付谷物穿孔虫和夜盗蛾。研究动物声音的两个权威，夏威夷大学的修伯特·弗令斯和马波尔·弗令斯教授相信，只要能发现一把适当的钥匙来打开现有的关于昆虫声音的产生与接收的大量知识宝库，就可以建立起用声音来影响昆虫行为的野外方法。他们两人因他们的发现而闻名于世，他们发现燕八哥在听到它们的一个同类的惊叫声的录音时，便惊慌地飞散了；也许在这一事实中存在一些可能应用于昆虫的重要道理。这种可能性对于熟悉工业的老手来说看来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为至少有一家主要的电子公司正准备为进行昆虫实验提供一个实验室。
声音也被作为一个直接有毁灭力的因素在进行试验。在一个实验池塘中，超声波将会杀死所有蚊子的幼虫；然而它也同样杀死了其他水生有机体。在另一个实验中，绿头大苍蝇、麦蠕虫和黄热病蚊子在几秒钟内可以被由空气产生的超声波杀死。所有这些实验都只是向着一个控制昆虫的全新概念迈进的第一步，电子学的奇迹有一天会使这些方法变成现实。
对付昆虫的新的生物控制方法并不只是与电子学、伽玛射线和其他人类发明智慧的产物有关的事情。这样的方法中有一些已是源远流长，这些方法的根据是认为昆虫象人一样是要害病的。象古时候的鼠疫对人一样，细菌的传染也能毁灭昆虫的种群；在病毒发作的时候，昆虫的群落就患病和死亡。在亚里斯多德时代以前，人们就知道在昆虫中也有疾病发生；蚕病曾出现在中世纪的诗文中；并且通过对蚕的这种昆虫疾病的研究使巴斯德第一次发现了传染性疾病原理。
昆虫不仅受到病毒和细菌的侵扰，而且也受到真菌、原生动物、极微的蠕虫和其他肉眼不可见的微小生命世界中的小生物的侵害，这些微小生命全面地援助着人类，因为这些微生物不仅包括着致病的有机体，页且也包括有那些能使垃圾消除、使土壤肥沃、并参与象发酵和消化这样的无数生物学过程的有机体。为什么它们不能在控制昆虫方面助我们一臂之力呢？
第一个设想这样利用微生物的人是十九世纪的一个动物学家伊里.梅契尼柯夫。在十九世纪的后几十年和二十世纪前年期的整个期间内，关于微生物控制的想法在慢慢地形成。向一种昆虫的环境中引入一种疾病而使这种昆虫可以得到控制的第一个证据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当时在日本甲虫中发现并利用了牛奶病，牛奶病是一种属于杆菌类的孢子所引起的。正如我在第七章中已指出过的，在美国东部已在长期利用这一细菌控制的经典例子。
现在，人们把很大希望寄托在另一种细菌——萨林吉亚杆菌的试验上，这种细菌最初在1911年被发现于德国萨林吉亚省，在那儿人们发现它引起了粉娥幼虫的致命败血症。这种细菌的强烈杀伤作用是借助于中毒，而不是发病。在这种细菌的生长旺盛的枝芽中，随同孢子一同形成了一种对某些昆虫，特别对象娥一样的蝶类的幼虫具有很强毒性的蛋白质的特别晶体。幼虫吃了带有这种毒物和草叶之后，不久就发生麻痹，停止吃食，并很快死亡。从实用的目的来看，立即制止吃食当然是有利的，因为只要将病菌体施用在地里，庄稼的受害马上就停止了。含有萨林吉亚杆菌孢子的混合物现在正由英国一些公司使用各种商标名称被生产出来。在一些国家正在进行野外试验：在德国和法国用于对付白菜蝴蝶幼虫，在南斯拉夫对付秋天的织品蠕虫，在苏联对付帐篷毛虫。在巴拿马，试验开始于1961年，这种细菌杀虫剂可能会解决香蕉种植者所面临的一些严重问题。在那儿，根穿孔虫是香蕉树的一大害虫，因为它破坏了香蕉树的根部，使香蕉树很容易被风吹倒。狄氏剂一直是有效地对付穿孔虫的唯一化学药物，不过现在它已引起了灾难的链锁反应。穿孔虫现在正在复兴。狄氏剂也消灭了一些重要的捕食性昆虫，并且因此引起了卷叶蛾的增多，这是一种很小的、身体坚硬的蛾，它的幼虫把香蕉表面嗑坏。人们有理由希望这种新的细菌杀虫剂将同时会把卷叶蛾和穿孔虫都消灭掉，而又不扰乱自然控制作用。
在加拿大和美国东部森林中，细菌杀虫剂可能是对诸如蓓蕾蠕虫和吉卜赛蛾等这类森林昆虫问题的一个重要解决办法。1960年，这两个国家都开始用商品化了的萨林吉亚杆菌制品进行野外试验。一些初步结果使人受到了鼓舞。例如，在渥蒙特，细菌控制的最终结果与用DDT所取得的结果是一样的好。现在，主要的技术问题是发明一种溶液，它能将细菌的孢子粘到常绿树的针叶上。对农作物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即使是药粉也可使用；尤其在加利福尼亚，细菌杀虫剂已经被尝试着应用于各种各样的蔬菜上。
同时，另外一个也许不那么引人注意的工作是围绕病毒开展的一些研究。在加利福尼亚的长着幼小紫花苜蓿的原野上，漫山遍野都正在喷撒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在消灭紫花苜蓿毛虫方面与任何杀虫剂一样地具有致死能力，这种物质是一种取自毛虫体内的病毒溶液，这些毛虫是曾经由于感染这种极毒的疾病而死亡的。只要有5只患病的毛虫就能为处理一英亩的紫花苜蓿提供足够用的病毒。在加拿大有些森林中，一种对松树锯齿蝇有效的病毒在昆虫控制方面已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现已用来代替杀虫剂。
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学家们正在试验用原生动物来对付织品蠕虫和其他虫灾；在美国，一种寄生性的原生动物已被发现用来降低谷物穿孔虫的产卵能力。
有一些说法认为微生物杀虫剂可能会给其他形式生命带来危险的细菌战争。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与化学药物相比，昆虫病菌除了对其要作用的对象外，对其他所有生物都是无害的。爱德华.斯登豪斯博士是一位杰出的昆虫病理学权威，他强调指出：“无论是在实验室中，还是在目然界中，从来没有得到过经过证实的能真正引起脊椎动物传染病的昆虫病菌方面的记录。”昆虫病菌具有如此的专一性，以致于它们只对一小部分昆虫，有时只对一种昆虫才有传染能力。正如斯登豪斯博士指出的，昆虫疾病在自然界的爆发，始终是被局限在昆虫之中，它既不影响宿主植物，也不影响吃了昆虫的动物。
昆虫有许多天敌——不仅有许多种类的微生物，而且还有其他昆虫。第一个控制昆虫的生物学办法，即一种昆虫可以借助于刺激其敌人的发展而得到控制，总的来说应归功于1800年的艾拉斯姆斯·达尔文。可能因为用一种昆虫治另一种昆虫，一般说来这是生物控制法的第一个经过实际用过的办法，所以人们可能广泛而又错误地认为它就是替代化学药物的唯一措施。
在美国，将生物控制作为常规方法开始于1888年，当时阿伯特·柯耶贝尔(他是现在正日益增多的昆虫学家开拓者队伍中的第一个成员)去澳大利亚寻找绒毛状叶枕介壳虫的天敌，这种介壳虫使加利福尼亚的柑橘业面临着毁灭的威胁。如我们在第十五章中已看到的，这项任务已获得壮丽的成功，在20世纪中，全世界在搜寻天敌以用于控制那些自己闯到我国海岸边的昆虫。总计约有100种重要的捕食性和寄生性昆虫被确定下来了。除了由柯耶贝尔带进的维多利亚甲虫外，其他的昆虫进口也都很成功。一种由日本进口的黄蜂已完全有把握地控制住了一种侵害东部苹果园的昆虫。带斑点的紫花苜蓿蚜虫的一些天敌是由中东意外进口的，加利福尼亚紫花苜蓿业得以拯救应归功于它们。就如同细腰黑蜂对日本甲虫的控制一样，吉卜赛蛾的捕食者和寄生者们也起到了很好的控制作用。对介壳虫和水蜡虫的生物学控制预计将为加利福尼亚州每年挽回几百万美元——确实，该州昆虫学家的领导人之一波尔·迪伯奇博士做了估计，加利福尼亚州在生物学控制工作中投资400万美元，而已得到了10，000万美元的回报。
通过引进昆虫的天敌而成功地实现了对严重虫灾的生物学控制的例子已在遍布全世界大约40个国家中出现。这种控制方法比化学方法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它比较便宜，是永久性的，并且不会留下残毒。但生物学控制还一直缺乏支持。在建立正规的生物学控制计划方面，加利福尼亚在各州中间实际上是孤立无伴的，许多州甚至还没有一位昆虫学家致力于生物控制研究。也许，对于取得支持来说，用昆虫敌人来实行生物控制的工作始终还缺乏一种科学上的严密性——几乎还没有在生物控制中对被捕食的昆虫种类受影响情况进行严格研究，并且一直没有精确地进行散布天敌的工作，而这种精确性可能决定着成败。
捕食性昆虫和被捕食昆虫都不会单独存在，它们只能作为巨大生命之网的一部分而存在，对这一切都需要进行考虑。也许在森林中有最多的使用既成的生物控制方法的机会。现代农业的农田都高度人工化了，与想象中的自然状态大不相同。不过，森林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它更接近于自然环境。在那儿，人类的介入最少，干扰最小，大自然可以按本来的面目发展，建立起美妙而又错综复杂的抑制和平衡系统，这种系统保护森林免遭昆虫过分危害。
在美国，我们的森林种植人看来已在考虑主要通过引进捕食性昆虫和寄生性昆虫来进行生物控制。加拿大人已有一个比较开阔的眼光，而一些欧洲人却走得更远，他们发展“森林卫生学”已达到了令人惊异的程度。鸟、蚂蚁、森林蜘蛛和土壤细菌都同树木一样是森林的一部分，欧洲育林人在这种观点下，他们栽种新森林时，务必也引人这些保护性的因素。第一步是先把鸟招来。在加强森林管理的现时代中，老的空心树不存在了，啄木鸟和其他在树上营巢的鸟从而失去了它们的住处。这一缺陷将用巢箱来弥补，它吸引鸟儿们返回森林。其他还有专门为猫头鹰、蝙蝠设计的巢箱，这些巢箱使鸟儿得以度过黑夜，而在白昼这些小鸟儿们就能进行捕虫的工作。
不过，这仅仅只是开始。在欧洲森林中最吸引人的一些控制工作是利用一种森林红蚁作为一个进攻性的捕食昆虫，——这个种类很可惜没有在北美出现。约在二十五年以前，乌兹柏格大学的卡尔·高兹华特教授发展了一种培养这种红蚁的方法，并建立了红蚁群体。在他的指导下，一万多个红蚁群体已被放置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九十个试验地区中。高兹华特教授的方法已被意大利和其他国家所采用，他们建立了蚂蚁农场，以供给林区散布蚁群用。例如，在阿平宁山区已建起几面个鸟窝来保护再生林区。德国穆林的林业官汉斯.鲁波绍芬博士说：“在你的森林中，你可以看到在有鸟类保护、蚂蚁保护、还有一些蝙蝠和猫头鹰共同体的那些地方，生物学的平衡已被显著地改善了。”他相信，单一地引进一种捕食昆虫或寄生昆虫其作用效果要小于引入树林的一整套“天然伙伴”。
穆林的森林中新的蚁群被用铁丝网保护起来以免受啄木鸟的打劫。用这种办法，啄木鸟（它在试验地区10年中已增加了400%)就不再能大量危害那些蚁群，啄木鸟只好通过从树木上啄食有害的毛虫而偿还它们曾造成的损失。照料这些蚁群(同样还有鸟巢箱)的大量工作是由当地学校的10一14岁孩子组成的少年组织来承担的。花费是极低廉的；而好处则是永久性地保护了这些森林。
在鲁波绍芬博士工作中另一个极为有趣的方面是他对蜘蛛的利用，在这一方面他是一个开路先锋。虽然现在已有大量的关于蜘蛛分类学和自然史方面的文献，但它们都是片断的、支离破碎的，并且完全不涉及它们作为生物学控制因素所具有的价值。在已知的22，000种蜘蛛中，760种是在德国土生土长的(约2000种在美国土生土长)。有二十九族蜘蛛居住在德国森林中。
对育林人来说，关于蜘蛛的最重要的事实是它们织造的网的种类，造车轮状网的蜘蛛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中间一些所织的网有着如此细密的网孔，以致能捕捉任何飞虫。一个十字蛛的大网(直径达16英寸)在其网丝上约有120，000个粘性网结。一个蜘蛛在它生存的18个月中可平均消灭2000个昆虫。一个在生物学上健全的森林每平方米土地上应有50到150个蜘蛛。在那些蜘蛛数量较少的地方，可以通过收集和散布装有蜘蛛卵的袋状子囊来弥补。鲁波绍芬博士说：“三个蜂蛛(美国也有这种蜘蛛)子囊可产生出一千个蜘蛛，它们共能捕捉200，000个飞虫。”他说，在春天出现的小巧、纤细的幼轮网蛛特别重要，“当它们同时吐丝时，这些丝就在树木的枝头上形成了一个网盖，这个网盖保护枝头的嫩芽不受飞虫危害。”当这些蜘蛛蜕皮和长大时，这个网也变大了。
加拿大生物学家们也曾采取了十分相似的研究路线，虽然两地实际情况有些差异，如北美的森林不是人工种植的，而在更大程度上是自然状态的；另外，在对森林保护方面能起作用的昆虫种类土也多少有些不同。在加拿大，人们比较重视小型哺乳动物，它们在控制某些昆虫方面具有惊人的能力，尤其对那些生活在森林底部松软土壤中的昆虫。在这些昆虫中有一种叫做锯齿蝇，人们这样称呼它，是由于这种雌蝇长着一个锯齿状的产卵器，它用这个产卵器剖开常绿树的针叶，并把它的卵产下去。幼虫孵出后就落到地面上，并在落叶松沼泽的泥炭层中或在针枞树、松树下面的枯枝败叶中成茧。在森林地面以下的土地中充满了由小型哺乳动物开掘的隧道和通路，形成了一个蜂巢状的世界，这些小动物中有白脚鼠、鼷鼠和各种地鼠。在这些小小的打洞者中，贪吃的地鼠能发现和吃掉大量的锯齿蝇蛹。它们吃蛹时，把一只前脚放在茧上，先咬破一个头，它们显示出一种能识别茧是空的还是实的的特别本领。这些地鼠的贪婪胃口是惊人的。一个鼷鼠一天只能吃掉200个蛹，而一个只靠吃这种蛹为生的地鼠则每天能吃掉800个以上。从室内实验结果看，这样能够消灭75一98%的锯齿蝇蛹。
下述情况是不足为怪的：纽芬兰岛当地没有地鼠，所以遭受到锯齿蝇的危害；他们热切盼望能得到一些这样能起作用的小型哺乳动物，于是在1958年他们引进了一种假面地鼠(这是一种最有效的锯齿蝇捕食者)进行试验。加拿大官方于1962年宣布说这一试验已经成功。这种地鼠正在当地繁殖起来，并已遍及该岛；在离释放点l0英里之远的地方都已发现了一些带有标记的地鼠。
育林人想力求永久保存并加强森林中的天然关系，现在已有一整套装备可供他使用。在森林中，用化学药物来控制害虫的方法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权宜之计，它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它们甚至会杀死森林小溪中的鱼，给昆虫带来灾难，破坏天然控制作用，并且把我们费九牛二虎之力引进的那些自然控制因素毁灭掉。鲁波绍芬博士说：由于使用了这种粗暴手段，“森林中生命的协同互济关系就变得完全失调了，而且寄生虫灾害反复出现的间隔时间也愈来愈短……因而，我们不得不结束这些违背自然规律的粗暴作法，这种粗暴作法现已被强加到留给我们的、至关重要的、几乎是最后的自然生存空间之中”。
我们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明了许多新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方法；随着这一形势的发展，一个要反复提及的话题是：我们是在与生命——活的群体、它们经受的所有压力和反压力、它们的兴盛与衰败——打交道。只有认真地对待生命的这种力量，并小心翼翼地设法将这种力量引导到对人类有益的轨道上来，我们才能希望在昆虫群落和我们本身之间形成一种合理的协调。
当前使用毒剂这一流行作法的失败使人们考虑到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就象远古穴居人所使用的棍棒一样，化学药物的烟幕弹作为一种低级的武器已被掷出来杀害生命组织了——这种生命组织一方面看来是纤弱和易毁坏的，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惊人的坚韧性和恢复能力，另外它还具有一种以预料不到的方式进行反抗的秉性。生命的这些异常能力一直被使用化学药物的人们所轻视，他们面对着被他们瞎胡摆弄的这种巨大生命力量，却不曾把那种“高度理智的方针”和人道精神纳入到他们的任务中一去。
“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中的“控制自然”就是要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应用昆虫学上的这些概念和作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科学上的蒙昧。这样一门如此原始的科学却己经被用最现代化、最可怕的化学武器武装起来了；这些武器在被用来对付昆虫之余，已转过来威胁着我们整个的大地了，这真是我们的巨大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