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土壤和由植物构成的大地的绿色斗篷组成了支持着地球上动物生存的世界；纵然现代人很少记起这个事实，即假若没有能够利用太阳能生产出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基本食物的植物的话，人类将无法生存。我们对待植物的态度是异常狭隘的。如果我们看到一种植物具有某种直接用途，我们就种植它。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我们认为一种植物的存在不合心意或者没有必要，我们就可以立刻判它死刑。除了各种对人及牲畜有毒的或排挤农作物的植物外，许多植物之所以注定要毁灭仅仅是由于我们狭隘地认为这些植物不过是偶然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长在一个错误的地方而已。还有许多植物正好与一些要除掉的植物生长在一起，因之也就随之而被毁掉了。
地植物是生命之网的一部分，在这个网中，植物和大地之间，一些植物与另一些植物之间，植物和动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重要的联系。有时，我们只有破坏这些关系而别无他法，但是我们应该谨慎一些，要充分了解我们的所作所为在时间和空间上产生的远期后果。但当前灭草剂销路兴隆，使用广泛，要求杀死植物的化学药物大量生产，灭草剂行业突然兴旺，它们当然是不会特有谨慎态度的。
我们未曾料到的、对风景破坏惨重的事件很多。这里仅举一例，那是发生在西部鼠尾草地带，在那儿正在进行着毁掉鼠尾草改为牧场的大型工程。如果从历史观点和风景意义来理解一个事业，也应当是这样。因为这儿的自然景色是许多创造了这一景色的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动人画面。它展现在我们面前就如同一本打开的书，我们可以从中读到为什么大地是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们应该保持它的完整性。然而现在，书本打开在那儿，却没有人去读。
几百万年以前，这片生长鼠尾草的土地是西部高原和高原上山脉的低坡地带，是一片由落矶山系巨大隆起所产生的土地。这是一个气候异常恶劣的地方：在漫长的冬天，当大风雪从山上扑来，平原上是深深的积雪；夏天的时候，由于缺少雨水，一片炎热，干旱在深深地威胁着土壤，干燥的风吹走了叶子和茎干中的水分。
作为一个正在演化的景观，在这一大风呼啸的高原上移殖植物是需要一长期试验与失败的过程。一种植物接着一种植物生长都失败了。最后，一类兼备了生存所需要的全部特性的植物发展起来了。鼠尾草，长得很矮，是一种灌木，能够在山坡和平原上生长，它能借助于灰色的小叶子保持住水分而抵住小偷一样的风。这不是偶然的，而是自然选择的长期结果，于是西部大平原变成了生长鼠尾草的土地。
动物生命和植物一道发展起来，同时与土地的迫切需要一致。恰好，在这时，有两种动物象鼠尾草那样非常圆满地被调整到它们的栖息地。一种是哺乳动物——敏捷优美的尖角羚羊；另一种是鸟——鼠尾草松鸡，这是路易士和克拉克地区的平原鸡。
鼠尾草和松鸡看来是相互依赖的。鸟类的自然生存期和鼠尾草的生长期是一致的；当鼠尾草地衰落下未时，松鸡的数目也相应地减少了。鼠尾草为平原上这些鸟的生存提供了一切。山脚下长得低矮的鼠尾草遮蔽着鸟巢及幼鸟，茂密的草丛是鸟儿游荡和停歇的地方，在任何时候，鼠尾草为松鸡提供了主要的食物。这还是一个有来有往的关系。这个明显的依存关系还表现在由于松鸡帮助松散了鼠尾草下边及周围的土壤，清除了在鼠尾草丛庇护下生长的其它杂草。
羚羊也使它们的生活适应于鼠尾草。它们是这个平原上最主要的动物，当冬天第一次大雪降临时，那些在山间渡夏的羚羊都向较低的地方转移。在那儿，鼠尾草为羚羊提供了食物以便它们渡过冬天。在那些所有其它植物部落下叶子的地方、只有鼠尾草保持常青；保持着它那缠绕在浓密的灌木茎梗上的灰绿色叶子，这些叶子是苦味的，散发着芬芳香气，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还有动物需要的无机物。虽然大雪堆积，但鼠尾草的顶端仍然露在外面，羚羊可以用它尖利、挠动的蹄子得到它。这时，靠鼠尾草为食的松鸡在光秃秃的、被风吹刮的突出地面上发现了这些草，也就跟随着羚羊到它们刮开积雪的地方来觅食。
其它的生命也在寻找鼠尾草。黑尾鹿经常靠它过活。鼠尾草可以说是那些冬季食草牲畜生存的保证。绵羊在许多冬季牧场上放牧，那里几乎只有高大的鼠尾草丛生长着。鼠尾草是一种比紫苜蓿含有更高能量价值的植物，在一年的一半时间内，它都是绵羊的主要饲料。
因此，严寒的高原，紫色的鼠尾草残体，粗野而迅捷的羚羊以及松鸡，这一切就是一个完美平衡的自然系统。真的是吗？恐怕在那些人们力图改变自然存在方式的地区，“是”应改为“不是”，而这样的地区现已很多，并且日益增多。在发展的名义下，土地管理局已着手去满足放牧者得到更多草地的贪婪要求。由此，他们策划着造成一种除掉鼠尾草的草地。于是，在一块自然条件舌合于在与鼠尾草混杂或在鼠尾草遮掩下长草的土地上，现在正计划除掉鼠尾草，以造成一种单纯的草地。看来很少有人去问，这片草地在这一区域是不是一个稳定的和人们期望的结局。当然，大自然自己的回答并非如此。在这一雨水稀少的地区，年降雨量不足以支持一个好的地皮草场；但它却对在鼠尾草掩护下多年生的羽茅属植物比较有利。
然而，根除鼠尾草的计划己经进行了多年了。一些政府机关对此活动很为积极；工业部门也满怀热情地增加和鼓励这一事业，因为这一事业不仅为草种，而且为大型整套的收割、耕作及播种机器创造了广阔的市场。最新增加的武器是化学喷撒药剂的应用。现在每年都对几百万英亩的鼠尾草土地喷撒药物。
后果是什么呢？排除鼠尾草和播种牧草的最终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靠推测。对于土地特性具有长期经验的人们说，牧草在鼠尾草之间以及在鼠尾草下面生长的情况可能比一旦失去保持水分的鼠尾草后单独存在时的情况要好一些。
这个计划只顾达到了其眼前的目的，但结果显然是整个紧密联系着的生命结构就被撕裂了。羚羊和松鸡将随同鼠尾草一起绝迹。鹿儿也将受到迫害；由于依赖土地的野生生物的毁灭，土地也将变得更加贫瘠。甚至于有意饲养的牲畜也将遭难；夏天的青草不够多，绵羊在缺少鼠尾草、耐寒灌木和其它野生植物的平原上，在冬季风雪中只好挨饿。
这些是首要的、明显的影响。第二步的影响则与对付自然界的那杆喷药枪有关：喷药也毁坏了目标之外的大量植物。司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在他最近的著作“我的旷野：东部的肯塔基”中叙述了在怀渥明州的布类吉国家森林中由美国森林服务公司所造成的一个生态破坏的惊人例子。屈从于想得到更多草地的牧人的压力，一万多亩鼠尾草土地被公司喷了药，鼠尾草按预想方案被杀死了。然而，对于那沿着弯弯曲曲的小河、穿过原野的垂柳树，它那绿色、充满活力的柳丝也遭到同样命运。麋一直生活在这些柳树丛中，柳树对于麋正如鼠尾草对于羚羊一样。海狸也一直生活在那儿，它们以柳树为食。它们伐倒柳树，造成一个跨过小河的牢固水堤。通过海狸的劳动，造成了一个小湖。山溪中的鳟鱼很少有比六英寸长的，然而在这样的湖里，它们长得肥大，许多已达到5磅重。水鸟也被吸引到湖区。仅仅由于柳树及依靠柳树为生的海狸的存在，这里已成为引人入胜的钓鱼和打猎的娱乐地区。
但是，由于森林公司所制定的“改良”措施，柳树也遭到鼠尾草的下场，被同样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喷药所杀死。当1959年道格拉斯访问了这个地区的时候，这一年正在喷药，他异常惊骇地看到枯萎垂死的柳树，“巨大的不可相信的创伤。”麋将会怎么样呢？海狸以及它所创造的小天地又怎样呢？一年以后他重新返回这里以了解风景毁坏的结果。麋和海狸都逃走了。那个重要的水闸也由于缺少精巧的建筑师的照料而无踪影了，湖水己经枯竭，没有一条大点儿的鳟鱼自下来，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生存在这个被遗弃的小河湾里，这个小河穿过光秃秃的、炎热的、没有留下树荫的土地。这个生命世界已被破坏。
除了四百多万英亩的牧场每年被喷药外，其它类型的大片地区为了控制野草，同样在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化学药物的处理。例如，一个比整个新英格兰还大的区域(五千万英亩)正置于公用事业公司经营之下，为了“控制灌木”大部分土地正在接受例行处理。在美国西南部估计有七千五百万英亩的豆科植物的土地需要用一些方法处理，化学喷药是最积极推行的办法。一个还不太清楚、但面积很大的生产木材的土地目前正在进行空中喷药，其目的是为从喷药的针叶树中“清除”杂木。在1949年以后的十年期间，用灭草剂对农业土地的处理翻了一番，1959年已达到五千三百万英亩。现在已被处理的私人草地、花园和高尔夫球场的总面积必将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
化学灭草剂是一种华丽的新型玩具。它们以一种惊人的方式在发挥效用；在那些使用者的面前，它们显示出征服自然的眼花燎乱的力量，但是其长远的、不大明显的效果就很容易被当作是一种悲观主义者的无根据想象而被漠视。“农业工程师”愉快地讲述着在将犁头改成喷雾器的世界中的“化学耕种”问题。成千个村镇的父老们乐于倾听那些化学药物推销商和热心承包商的话，他们将扫荡路过丛林以换取报酬，叫卖声比割草是便宜的。也许，它将以整齐的几排数字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中，然而真正付出的代价不能仅以美元计，而是要以我们不久将要考虑到的许多同样不可避免的损失来计算。以对风景及与风景有关的各种利益的无限损失来计算，如用美元来计算最后结果，化学药物的批发广告应当被看作是很昂贵的。
例如，被遍布大地的每一个商会所推崇的这一商品在假日游客心目中的信誉如何呢？由于一度美丽的路边原野被化学药物的喷撒而毁坏，抗议的呼声正在日益增长，这种喷药把由羊齿植物、野花点缀着花朵、浆果的天然灌木所构成的美丽景色变成了一种棕色、枯萎的旷野。一个新英格兰妇女生气地给报社投稿写道：“我们正在沿着我们的道路两旁制造一种肮脏的深褐色的气息奄奄的混乱。”“但这种状况不是游览者所期望的，我们为这儿的美丽景色作广告花了所有的钱。”
1960年夏天，从许多州来的保护主义者集中在平静的缅因岛来目睹由国家阿托邦(Audubon)协会的主持人M.T.滨哈姆给该协会的赠品。那天的讨论中心是保护自然景色以及
由从微生物到人类一系列联系所组成的错综复杂的生命之网。但是来访此岛屿的旅行者们背后谈论的都是对沿路的破坏表示极其气愤。
以前，沿着在四季长青的森林中穿过的道路走路始终是件愉快的事，道路两旁是杨梅、香甜的羊齿植物、赤杨和越橘。现在只有一片深褐色的荒芜景象。一个保护派成员写下了他在八月份游览缅因岛的情景：“我来到这里，为缅因原野的毁坏而生气。前几年这儿的公路邻接着野花和动人的灌木，而现在只有一英里又一英里的死去的植物的残痕……作为一个经济上的考虑，试问缅因州能够承受由于旅行者对这种景色丧失信誉而带来的损失吗？”
在全国范围内以治理路旁灌木丛为名正进行着一项无意识的破坏。缅因原野仅仅是一个例子，它所受破坏特别惨重，使我们中间那些深爱该地区美丽景色的人异常痛心。
康涅狄格果树园里的植物学家宣称对美丽的原生灌木及野花的破坏已达到了“路旁原野危机”的程度。杜鹃花、月桂树、紫越橘、越橘、荚蒾、山茱萸、杨梅、羊齿植物、低灌木、冬浆果、苦樱桃以及野李子在化学药药的火力网中正奄奄一息。曾给大地带来迷人魅力及美丽景色的雏菊、苏珊、安女王花带、秋麒麟草以及秋紫菀也枯萎了。
农药的喷撒不仅计划不周，而且如此滥用。在新英格兰南部的一个城镇里，一个承包商完成了他的工作后，在他的桶里还剩有一些化学药粉。他就沿着这片不曾允许喷药的路旁林地放出了化学药物。结果使这个乡镇失去了它秋天路旁美丽的天蓝色和金黄色，这儿的紫菀和秋麒麟草显示出的景色本来是很值得人们远游来此看一看。在另一个新英格兰的城镇，一个承包商由于缺乏对去路的知识而违反了对城镇喷药的州立规定，他对路边植物的喷药高度达到八英尺，从而超过了规定的四英尺最大限度，因此留下了一条宽阔的、被破坏的、深褐色的痕迹。在马萨诸塞州乡镇的官员们从一个热心的农药推销商手中购买了灭草剂，而不知道里面含有砷。喷药之后道路两旁所发生的结果之一是，砷中毒引起十二头母牛死亡。
1957年当涅特弗镇用化学灭草剂喷撒路过田野时，在康涅狄格林园自然保护区的树木受到了严重伤害，即使没有直接喷药的大树也受到了影响。虽然这正是春天生长的季节，橡树的叶子却开始卷曲并变为深褐色，然后新芽开始长出来，并且长得异常快，使树木显出悽惨的景色。两个季节以后，这些网上大一些的枝干都死了，其它的都没有了树叶，变了形，所有树令人伤心的样子还在保持着。我很清楚地知道在道路所及的地方，大自然用赤杨、荚蒾、羊齿植物和杜松装饰了道路两旁，随着季节的变化，这儿有时是鲜艳的花朵，有时是秋天里宝石串似的累累硕果。这条道路并没有繁忙的交通运输任务需要负担，那儿几乎没有灌木可能妨碍司机视线的突然转弯和交叉口。但是喷药人接管了这条路，使这条路变成了人们不愿留恋的地方，对于一个忧虑着贫瘠、可怕的世界的人的心灵来说，是一个需要忍耐的景象，而这一世界是我们让我们的技术造成的。但是各处的权威不知为什么缘故总迟疑不决。由于某种意外的疏忽，在严格安排的喷药地区中间留下了一些美丽的绿洲——正是这些绿洲使得道路被毁坏的绝大部分相比之下更难以令人容忍。在这些绿洲、在到处都是火焰般的百合花中，有着飘动的白色的三叶草和彩云般的紫野碗豆花，面对这些景色，我们精神为之振奋。
这样的植物只有在那些出售和使用化学药物的人眼里才是“野草”。在一个现已定期举行的控制野草会议的一期会讯中，我曾看到一篇关于灭草剂哲学的离奇议论。那个作者坚持认为杀死有益植物“就是因为它们和坏的植物长在一起”。那些抱怨路旁野花遭到伤害的人启发了这位作者，使他想起历史上的反对活体解剖论者，他说“对于这些反对活体解剖论者，如果根据他们的观点来进行判断，那么一只迷路的狗的生命将比孩子们的生存更为神圣不可侵犯。”
对于这篇高论的作者，我们中间许多人确实怀疑他犯了一些严重歪曲原意之罪，因为我们喜爱野碗豆、三叶草和百合花的精致、短暂的美丽，但这一景色现在已仿佛被大火烧焦，灌木已成了赤褐色，很容易折断，以前曾高高抬着它那骄傲的花絮的羊齿植物，现在已枯萎地搭拉下来。我们看来是虚弱得可悲，因为我们竟能容忍这样糟糕的景象，灭绝野草并不使我们高兴，我们对人类又一次这样地征服了这个混乱的自然界并不觉得欢欣鼓舞。
司法官道格拉斯谈到他参加了一个联邦农民的会议，与会者讨论了本章前面所说过的居民们对鼠尾草喷药计划的抗议。这些与会者认为一位老太太因为野花将被毁坏而反对这个计划是个很大的笑话。这位文雅、聪明的律师问道：“就如同牧人寻找一片草地，或者伐木者寻求一棵树木的权利不可剥夺一样，难道寻找一株萼草或卷丹就不是她的权利吗？”“我们继承的旷野的美学价值就如同我们继承我们山中的铜、金矿脉和我们山区森林一样多。”
当然，在保存我们的原野植物的希望中，还有更多的东西超过了美学方面的考虑。在大自然的组合中，天然植物有其重要作用。乡间沿路的树篱和块状的原野为鸟类提供了寻食、隐蔽和孵养的地方，为许多幼小动物提供了栖息地。单在东部的许多州里，有七十多种灌木和有蔓植物是典型的生长在路旁的植物种类，其中有65种是野生生物的重要食物。
这样的植物也是野蜂和其它授粉昆虫的栖息地。人们现在更感到需要这些天然授粉者。然而农夫本身很不认识这些野蜂的价值，并常常采取各种措施，这些措施使野蜂不能再为他服务。一些农作物和许多野生植物都是部分地或全部地依赖于天然授粉昆虫的帮助。几百种野蜂参与了农作物的授粉过程——仅光顾紫苜蓿花的蜂就有l00种。若没有自由的授粉作用，在未耕耘的土地上的绝大部分保持土壤和增肥土壤的植物必定要绝灭，从而给整个区域的生态带来深远的影响。森林和牧场中的许多野草、灌木和树木都依靠天然昆虫进行繁殖；假若没有这些植物。许多野生动物及牧场牲畜就没有多少东西可吃。现在，清洁的耕作方法和化学药物对树篱笆和野草的毁灭正在消灭这些授粉昆虫最后的避难所，并正在切断联结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线索。
这些昆虫，就我们所知，对我们的农业和田野是如此重要，它们理应从我们这儿得到一些较好的报偿，而不应对它们栖息地随意破坏。蜜蜂和野蜂主要依靠象秋麒麟草、芥菜和蒲公英这样一些“野草”提供的花粉来作为幼蜂的食料。在紫苜蓿开花之前，野碗豆为蜜蜂供给了基本的春天饲料，使其顺利渡过这个春荒季节，以便为紫苜蓿花授粉做好准备。秋天，它们依靠秋麒麟草贮备过冬，在这个季节里，再没有其它食物可得了。由于大自然本身所具有的精确而巧妙的定时能力，一种野蜂的出现正好发生在柳树开花的那一天。并不缺乏能够理解这些情况的人，但是这些人并不是那些用化学药水大规模地浸透了整个大地景观的人。
被想象为懂得固有栖息地对保护野生生物的价值的人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他们中间那么多的人都在把灭草剂说成是不会伤害野生生物的，认为杀草剂的毒性比杀虫剂要小一些！
这就是说，无害即可用。然而当灭草剂降落在森林和田野，降落在沼泽和牧场的时候，官们给野生生物栖息地带来了显著变化，甚至是永久性的毁灭。从长远来看，毁掉了野生生物的住地和食物——也许比直接杀死它们还更糟糕。这种全力以赴地对道路两旁及路标界区的化学袭击，其讽刺性是双重的。经验已清楚表明，企图实现的目标是不易达到的。漫用灭草剂并不能持久地控制路旁的从林，而且这种喷撒不得不年年重复进行。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坚持这样做，而全然不顾已有完全可靠的选择性喷药方法，此方法能够长期控制植物生长，而不必再在大多数植物中反复喷药。
控制沿着道路及路标界的丛林的目的，并不是要把地面上青草以外的所有东西都清除掉，说得更恰当一点，这是为了除去那些最后会长得很高的植物，以避免其阻挡驾驶员的视线或干扰路标区的线路。一般说来，这指的是乔木。大多数灌木部长得很矮而无危险性，当然，羊齿草与野花也是如此。
选择性喷药是弗兰克·爱哥尔博士发明的，当时他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任路标区控制丛林推荐委员会的指导者。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即大多数灌木区系能够坚决抵住乔木的侵入，选择性喷撒就可利用这一自然界固有的安定性。相比较而言，草原很容易被树苗所侵占。选择性喷撒的目的不是为在道路两旁和路标区生产青草，而是为了通过直接处理以清除那些高大乔木植物，而保留其它所有植物。对于那些抵抗性很强的植物，用一种可行的追补处理方法就足够了，此后灌木就保持这种控制效果，而树木不能复生。在控制植物方再最好、最廉价的方法不是化学药物，而是其它植物。
这个方法现已一直在美国东部的研究区中试验。结果表明，一旦经过适当处理后，一个区域就会变得稳定起来，至少20年不需要再喷撒药物。这种喷撒经常是由步行的人们背着喷雾器来完成的，而且对喷雾器严加控制。有时候压缩泵和喷药器械可以架在卡车的底盘上，但是从不进行地毯式的喷撤。仅仅是直接对树木进行处理，还对那些必须清除的特别高的灌木进行处理。这样，环境的完整性就被保存下来了。具有巨大价值的野生生物栖息地完整无损，并且灌木、羊齿植物和野花所显示出的美丽景色也未受损害。
到处都曾采用通过选择性喷药来安排植物的方法。大体来说，根深蒂固的习惯难以消除，而地毯式的喷撒又继续复活，它从纳税人那儿每年勒取沉重代价，并且使生命的生态之网蒙受损害。可以肯定的说，地毯式喷撒之所以复活仅仅是因为上述事实不为人知。只要当纳税人认识到对城镇道路喷药的账单应该是一代送来一次，而不是一年一次的时候，纳税人肯定会起来要求对方法进行改变。
选择性喷撒优越性有很多，其中有一点就是它渗透到土地中的化学药物总量减到最少。不再漫撒药物，而是集中使用到树木根部。这样，对野生生物的潜在危害就保持到最低程度。
最广泛使用的除草剂是2·4－D、2.4.5-T以及有关的化合物。这些灭草剂是否确实有毒，现在还正在争论之中。用2·4-D喷撒草坪，被药水把身上搞湿了的人，有时会患严重的神经炎，甚至瘫痪。虽然此类的事件并不经常发生，但是医药当局已对使用这些化合物发出警告。更隐蔽一些的其它危险，可能也潜藏于2·4－D的使用中。实验己经证明这些药物破坏细胞内呼吸的基本生理过程，并仿效X－射线能破坏染色体。最近的一些研究工作表明，比那些致死药物毒性水平低得多的一些灭草剂会对鸟类的繁殖产生不良的影响。
且不说任何直接的毒性影响，由于某些灭虫剂的使用而出现了一些奇怪的间接后果。已经发现一些动物，不论是野生食草动物还是家畜，有时很奇怪地被吸引到一种曾被喷撒过药物的植物上，即使这种植物并非它们的天然食料。假若一直使用一种象砷那样毒性很强的灭草剂，这种想要除去植物的强烈愿望必然会造成损失重大的后果。如果某些植物本身恰好有毒或者长有荆棘和芒刺，那么毒性较小的灭草剂也会引起致死的结果。例如：牧场上有毒的野草在喷药后突然变得对牲畜具有吸引力了，家畜就因满足这种不正常的食欲而死去。兽医药物文献中记满了这样的例子：猪吃了喷过药的瞿麦草，羊吃了喷过药的药草而引起严重疾病。开花时蜜蜂在喷过药的芥菜上采蜜就会中毒。野樱桃的叶子毒性很大，一旦它的叶簇被2·4－D喷撒后，野樱桃对牛就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很明显，喷药过后(或割下来后)的植物的凋谢使其具有吸引力。豕草提供了另一个例子，家畜一般不吃这种草，除非在缺少饲料的冬天和早春才被迫去吃它。然而，在这种草的叶丛被2·4－D喷撒后，动物就很愿意吃。
这种奇怪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化学药物给植物本身的新陈代谢带来了变化。糖的含量暂时有明显增加，这就使得植物对许多动物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2.4－D另外一个奇怪的效能对牲畜、野生生物，同样明显地对人都具有重大的反应。大约十年前做过的一些实验表明，谷类及甜菜用这种化学药物处理后，其硝酸盐含量即急骤增高。在高粱、向日葵、蜘蛛草，羊腿草、猪草以及伤心草里，可能有同样的效果。这里面的许多草，牛本来是不愿吃的，但当经过2.4－D处理后，牛吃起来却津津有味。根据一些农业专家的追查，一定数量的死牛与喷药的野草有关。危险全在于硝酸盐的增长上，这种增长由于反刍动物所特有的生理过程立刻会引起严重的问题。大多数这样的动物具有特别复杂的消化系统——其胃分为四个腔室。纤维素的消化是在微生物(瘤胃细菌)的作用下在一个胃室里完成。当动物吃了硝酸盐含量异常高的植物后，瘤胃中的微生物便对消酸盐作用，使其变成毒性很强的亚硝酸盐。于是引起一系列事件的致命环节发生了：亚硝酸盐作用于血色素，使其成为一种巧克力褐色的物质，氧在该物质中被禁锢起来，不能参与呼吸过程，因此，氧就不能由肺转入机体组织中。由于缺氧症，即氧气不足，死亡即在几小时内发生。对于放牧在用2·4－D处理过的某些草地上的家畜伤亡的各种各样的报告终于得到了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这一危险同样存在于属于反刍类的野生动物中，如：鹿、羚羊、绵羊和山羊。
虽然其它种种的因素(如：异常干燥的气候)能够引起硝酸盐含量的增加，但是对2·4─D滥卖与滥用的后果再也不能漠然不顾了。这种状况曾引起威斯康星州大学农业实验站的极大关注，证实了在1957年提出的警告：“被2·4－D杀死的植物中可能含有大量的硝酸盐。”如同危及动物一样，这一危险已延伸到人类，这一危险有助于解释最近连续不断发生的“粮库死亡”的奇怪现象。当含有大量硝酸盐的谷类、燕麦或高粱入库后，它们放出有毒的一氧化碳气体，这对于进入粮库的任何人都可产生致命的危险。只要吸几口这样的气体便可引起一种扩散性的化学肺炎。在由米里苏达州医学院所研究的一系列这样的病例中，除一人外，全部死亡。
“我们在自然界里散步，就仿佛大象在摆满磁器的小房子里散步一样。”所以清楚地了解这一切的一位荷兰科学家C·J·贝尔金这样总结了我们对灭草剂的使用。贝尔金博士说：“我的意见是误认为要除去的野草太多了，而我们并不知道长在庄稼中的那些草是全部都有害呢，还是有一部分是有益的。”
提出这一问题是很难得的：野草和土壤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呢？纵使从我们狭隘的切身利益观点来看，也许此关系是件有益的事。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土壤与在其中、其上生活的生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彼此依赖、互为补益的关系。大概，野草从土壤中获取一些东西，野草也可能给予土壤一些东西。
最近，荷兰一个城市的花园提供了一个实际的例子。玫瑰花生长得很不好。土壤样品显示出已被很小的线虫严章侵害。荷兰植物保护公司的科学家并没有推荐化学喷药或土壤处理；而是建议把金盏草种在玫瑰花中间。这种金盏草，讲究修辞的人无疑地认为它在任何玫瑰花坛中部是一种野草，但从它的根部可分泌出一种能杀死土壤中线虫的分泌物。这一建议被接受了；一些花坛上种植了金盏草；另外一些不种金盏草以作为对比。结果是很明显的。在金盏草的帮助下，玫瑰长得很繁茂，但在不种金盏草的花坛上，玫瑰却呈现病态而且枯萎了。现在许多地方都用金盏草来消灭线虫。
在这一点上，也许还有我们尚很不了解的其他一些植物正在起着对土壤有益的作用，可是我们过去残忍地将它们根除。现在通常被斥之为“野草”的自然植物群落的一种非常有用的作用是可以作为土壤状况的指示剂。当然，这种有用的作用在一直使用化学灭草剂的地方已丧失了。
那些在喷药问题上寻找答案的人们也在关注一件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事情——需要保留一些自然植物群落。我们需要这些植物群落作为一个标淮，与之对照就可以测量出由于我们自身活动所带来的变化。我们需要它们作为自然的栖息地，在这些栖息地中，昆虫的原始数量和其它生物可以被保留下来，这些情况将在第十六章中叙述到。对杀虫剂的抗药性的增长正在改变着昆虫，也许还有其他生物的遗传因素。一位科学家甚至已提出建议：在这些昆虫的遗传性质被进一步改变之前，应当修建一些特别种类的“动物园”，以保留昆虫、螨类及同类的生物。
有些专家曾提出警告说，由于灭草剂使用日益增加，在植物中引起了影响重大而难以捉摸的变化。用以清除阔叶植物的化学药物2·4－D使得草类在已平息了的竞争中又繁茂起来——现在这些草类中的一些草本身已变成了“杂草”。于是，在控制杂草上又出现了新问题，并又产生了一个向另外方向转化的循环。这种奇怪的情况在最近一期关于农作物问题的杂志上被供认：“由于广泛使用2·4－D去控制阔叶杂草，野草已增长为对谷类与大豆产量的一种威胁。”
豕草——枯草热病受害者的病原——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控制自然的努力有时候象澳洲土人的飞去来回一样，投出去后又飞还原地。为控制水草，沿道路两旁排出了几千加仑的化学药物。然而不幸的事实是，地毯式喷撒的结果使豕草更多了，一点也没有减少。豕草是一年生植物，它的种子生长每年需要一定的开阔土地。因此我们消除这种植物最好的办法是继续促使浓密的灌木、羊齿植物和其它多年生植物的生长。经常性的喷药消灭了这种保护性植物，并创造了开旷的、荒芜的区域——豕草迅速地长满了这个区域。此外，大气中药粉含量可能与路过的水草无关，而可能与城市地块上、以及休耕地上的豕草有关。
山查子草化学灭草剂的兴旺上市是不合理的方法却大受欢迎的一个例子。有一种比年年用化学药物除去山查子草的更廉价而效果更好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使它与另外一种牧草竞争，而这一竞争使山查子草无法残存。山查子草只能生长在一种不茂盛的草坪上，这是山查子草的特性，而不是由于本身的疾病。通过提供一块肥沃土壤并使其他的青草很好长起来，这会创造一个环境，在此环境中山查子草长不耙来，因为它每年的发芽都需要开阔的空间。
且不谈下达基本的状况，苗圃人员听了农药生产商的意见，而郊区居民又听了苗圃人员的意见，于是郊区居民每年都在把真正惊人数量的山查子灭草剂不断喷撒在草坪上。商标名字上看不出这些农药的特征，但在它们的配制中包括着象汞、砷和氯丹这样有毒物质。随着农药的出售和应用，在草坪上留下了极大量的这类化学药物。例如：一种药品的使用者按照指数，他将在一英亩地中使用60磅氯丹产品。如果他们使用另外一些可用的产品，那么他们就将在一英亩地中用175磅的砷。我们将在第八章看到，鸟类死亡的数量正在使人苦恼。这些草坪究竟对人类毒害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
一直对道旁和路标界植物进行选择性喷药试验的成功提供了一个希望，即用相当正确的生态方法可以实现对农场、森林和牧场的其它植物的控制规划；此种方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灭某个特别种类的植物，而是要把植物作为一个活的群落而加以管理。
其它一些稳固的成绩说明了什么是能够做得到的。在制止那些不需要的植物方面，生态控制方法取得了一些最惊人的成就。大自然本身已遇到了一些现在正使我们感到困扰的问题，但大自然通常是以它自己的办法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对于一个有足够的知识去观察自然和想征服自然的人来说，他也将会经常得到成功的酬谢。
在控制不理想的植物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对克拉玛斯草的控制。虽然克拉玛斯草，即山羊草是一种欧洲土产，它在那儿被叫做“圣约翰草”，它跟随着人向西方迁移，第一次在美国发现是1793年，在靠近宾夕法尼亚州兰喀斯忒的地方。到1900年，这种草扩展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克拉玛斯河附近，于是这种草就得到了一个地方的名字。1929年，它占领了几乎十万英亩的牧地，而到了1952年、它已侵犯了约二百五十万英亩。克拉玛斯草非常不同于象鼠尾草这样的当地植物，它在这个区域中没有自己的生态位置，也没有动物和其它植物需要它。相反，它在哪里出现，哪里的牲畜吃了这种有毒的草就会变成“满身疥癣，咀里生疮，不景气”的样子。土地的价值因此而衰落下去，因为克拉玛斯草被认为是折价的。
在欧洲，克拉玛斯草，即圣约翰草，从来不会造成什么问题，因为与这种植物一道，出现了多种昆虫，这些昆虫如此大量地吃这种草，以致于这种草的生长被严格地限制了。尤其是在法国南部的两种甲虫，长得象碗豆那么大，有着金属光泽，它们使自己全部的生存十分适应于这种草的存在，它们完全靠这种草作为食料，并得以繁殖。
1944年第一批装载这些甲虫的货物运到了美国，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这在北美是利用食草昆虫来控制植物的第一次尝试。到了1948年，这两种甲虫都很好地繁殖起来了，因而不需要进一步再进口了。传播它们的办法是，把甲虫从原来的繁殖地收集起来，然后再把它们以每年一百万的比例散布下去。先在很小的区域内完成了甲虫的散布的只要克拉玛斯草一枯萎，甲虫就马上继续前进，并且非常准确地自居新场地。于是，当甲虫削弱了克拉玛斯草后，那些一直被排挤的、人们所希望的牧场植物就得以复兴。
1959年完成的一个十年考察说明对克拉玛斯草的控制已使其减少到原量的百分之一，“取得了比热心者的希望还要更好的效果”。这一象征性的甲虫大量繁殖是无害的，实际上他需要维持甲虫的数量以对付将来克拉玛斯草的增长。
另外一个非常成功而且经济的控制野草的例子可能是在澳大利亚看到的。殖民者曾经有过一种将植物或动物带进一个新国家的风习。一个名叫阿休·菲利浦的船长在大约1787年将许多种类的仙人掌带进了澳大利亚，企图用它们培养可作染料的胭脂红虫。一些仙人掌从果园里面漏出来，直到1925年发现近20种仙人掌已变成野生的了。由于在这个区域里没有天然控制这些植物的因素，它们就广阔地蔓延开来，最后占了几乎六千万英亩的土地。至少这块土地的一半都非常浓密地被覆盖住了，变成无用的了。
1920年澳大利亚昆虫学家被派到北美和南美去研究这些仙人掌天然产地的昆虫天敌。经过对一些种类的昆虫进行试用后，一种阿根廷的蛾于1930年在澳大利亚产了30亿个卵。十年以后，最后一批长傅浓密的仙人掌也死掉了，原先不能居住的地区又重新可以居住和放牧了。整个过程花费的钱是每亩不到一个辨士。相对比，早年所用那些不能令人满意的化学控制办法却在每英亩地上的花费为10英磅。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密切研究吃植物的昆虫的作用，可以达到对许多不理想的植物的非常有效的控制。虽然这些昆虫可能对所有牧畜业者是易于选择的，并且它们高度专一的摄食习性能够很容易为人类产生利益；可是牧场管理科学却一直对此种可能性根本未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