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以前，当益民医院的主楼刚刚竣工的时候，生活在附近的人们禁不住产生了这样的疑惑：怎么这楼刚盖好，看上去就半新不旧的。没有人告诉他们，高高的尖顶、晦暗的外表、以及色彩缤纷的玻璃窗正是来自西方的哥特式建筑的特点。除此之外，建筑内部九曲回折的走廊，莫名其妙的过道和楼梯也很好地营造出宗教的神秘主义气氛。
益民医院的前身是一座教会医院。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被一位华人富商买下，成了一家私立医院。秦铮记得这家医院的生意一直不太好。虽说上海早已跻身远东的都市之首，但大部分中国人还是觉得中医中药可靠。而且这里医术平平可诊费却一点也不平平。所以用“门庭冷落”这个词形容这里的生意就毫不为过。
那天和黄玉明，余悦石分手之后。秦铮回到诊所立刻召集了他小组里仅有的三个成员，布置了任务。下午，他独自一人来到了这家医院。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眼下，这里竟然住满了人。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是日本伤兵。其实他早该想到，连年的战事，导致大量无家可归的难民涌入上海。瘟疫，疾病肆虐横生。当下的上海又有哪一家医院不是人满为患。此外，日军在武汉会战和华南的几场战役中虽说占了些地盘可也损失惨重。各地的陆军医院已经无法承受越来越多的伤兵。因此许多医院的中国患者经常被这些侵略者粗暴地赶走。日本伤兵欺负中国患者，调戏护士的一幕又一幕在很多医院里都在上演着。
在卫生间里，秦铮换上了白大褂，戴上了一副口罩。所以当他在各层楼道中穿行的时候没有受到那些拄着拐杖、包着头脸的日本兵的纠缠。秦铮忽然发现，住在这里的伤兵几乎全是士兵。他甚至连一名士官都没有发现。他立即反应过来，由于日军内部等级森严。士官以上的军人可能都被陆军医院收治。显然，日本人是信不过中国医生的。也就在这时，行动计划的雏形已经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了。
他接着向楼上走去。到达三层之后，他看到四层的楼梯口站着一个背着驳壳枪的特务。他明白，老赵就在上面。他没有往上走，开始在三层转悠。一路上他又看到两个背着驳壳枪的特务从厕所出来。他用眼角扫了一下他们的武器。可以肯定，特务们使用的全是可以连发的快慢机。
“行动小组是不是可以省去携带枪支的过程？当然，子弹还是要多准备一些。”他暗暗思忖着。“不，为了保证行动顺利，必须还要准备一支火力强大的武器。余悦石说过，他能搞到一只汤姆逊冲锋枪。住在下面的伤兵虽然没有武器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他边走边琢磨，不知不觉来到三层的尽头。秦铮发现，这楼道真是曲折，他已经拐了三次弯。这时他已经站在通往二层和通向四层的平台上。
看看左右没人，秦铮悄悄地摸上四层。墙壁在这里有了一个弧度。秦铮计算着脚下的台阶数目。他觉得差不多了，就停住脚步。他把身体贴在墙上，慢慢探出头去。他看到了那道铁栅栏门。也看到缠在门上的铁链。的确，正如余悦石所说，铁链并不粗，一把大剪是可以解决的。
关键的问题在何四海这里。
当天晚上，秦铮和余悦石碰了个头。秦铮把他的计划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两个人又一起把每一个步骤推敲了一遍。最后，余悦石说我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方案了。
“但是，你必须保证‘士官’不能出现任何纰漏，否则这个计划就毫无价值。”
秦铮沉默了。他知道这是计划中唯一薄弱的环节。无论经验还是应变能力，何四海都无法和廖言和路家兴相比。但是，直觉告诉他参加行动的五个人之中却只有何四海能够胜任这个角色。他的彪悍，他的霸气才是最主要的。
“任何计划都不是完美的。况且留给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就这么定了吧。”
看到秦铮下了最后的决心，余悦石也没有再说什么。
“那么语言这一关，你们怎么过？”过了一会余悦石问道。
“出于斗争需要，我自己也学了一些简单的日语。但是我知道，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两天，我会带着‘士官’多去一些日本军人经常活动的地方。我们会仔细地观察这些人的气质，习惯的、说话的口气。另外，我之所以把他的身份确定为士官，就是因为住在益民医院里的鬼子全部是士兵。在日军内部，士兵见到士官只有敬礼的资格。”
“是啊，这样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余悦石赞同地说道。“让我们再想想，还有没有疏漏的地方。”
“就是时间太紧了，万一这两天敌人把老赵转移，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应该说，短时间内，敌人还不会这么做。一旦有变化，我的那个内线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我的。”
正如余悦石所分析的那样，寺尾谦一的目光这两天暂时地离开了躺在益民医院里的赵丰年。这不仅仅是因为赵丰年的身体太过虚弱，根本无法审讯。更重要的是，追踪“白发老者”的一队人马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正如他判断的那样，“白发老者”的去向不是向南，而是向北。
仅仅过了一天，就有一个黄包车夫认出了这位乘客。顺着这条线索，特务们一路查下去，结果却发现绕了一个大圈。“白发老者”下车的地点其实离“Y”字路口并不远。那是一片临近黄浦江畔的居民区，街道曲折复杂。居民大多数是世代生活于此的本埠人。黄包车夫坚定地指认了其中的一条弄堂。“白发老者”下车后，步行进入了其中。
还是那一套：一位上了年纪的亲戚，第一次来到上海，迷了路……
连这样的细节都是寺尾亲自制定的。首先，调查者的真实身份是绝对不能暴露的。寺尾明白，在这片土地上，绝大多数人深深地仇恨着他们。一旦得知真相，恐怕很难会有什么线索。第二，他发现中国人的心都很软。一个令人同情的理由往往会比丰厚的赏金更有效。果然，没费多少劲，他们竟然从几个妇女的口中找到了“白发老者”的落脚点——一座带阁楼的，独门独院的宅子。然而，小院的大门却被一把大锁牢牢地锁着。
一方面，他增派人手将那里控制起来。另一方面他命令立刻调查那房子的来龙去脉。很快就有了结果：房子的主人是当地一个很吃得开的混混。那家伙颇有几套房产，全是放高利贷弄到手的。当天夜里，他就被秘密“请”到了情报处的审讯室。一个混混哪里见过如此场面，当时就尿了裤子。可谓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事情很简单，刺杀案发生的前两天，“白发老者”租下这所房子。租期一个月，租金当场交清。
寺尾端详着地图。很显然，刺杀组本来的居住地离这里比较远。选择这样的临时落脚点可以事先分批将武器藏到此处。刺杀完成之后，又可以把武器临时贮藏于此，待风声过后，再悄悄取走。两个黄包车夫都曾说过“白发老者”随身携带着一个不大的皮箱。看来，很有可能，就在“白发老者”换车的某个地点，刺杀组碰了一次头。皮箱虽然不大，但装几只驳壳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寺尾相信，皮箱和里面的枪支一定还在那房子里，而且他还相信，那些人一定还会回来取枪的。
还有一个细节，引起了寺尾的兴趣。第二个黄包车夫说，“白发老者”在付车钱的时候，几乎掏遍了全身却还是差了车夫几个铜板。接着他联想起第一个车夫说过，为了催促车夫快些，“白发老者”许诺多付车费，而后来却出尔反尔，一个铜板也没有多付。
经费，他们的经费紧张之极。
转眼间，三天的时间过去了。房子门上的大锁仍然没有被人打开。一切都是那么的风平浪静。寺尾不急，他有的是耐心。
这时他办公桌上的几部电话的其中之一叮铃铃地响了起来。那是一部通往益民医院的专线电话。驻守在那里的一个特务小队就是由他直接控制的。
“什么？有人闹事。你们难道都是木偶吗？！……一个士官……岂有此理！拦住他，佐藤队长很快就会过去。”
他放下电话，摁下桌上的一个按钮。佐藤推门而入。
“有一个士官在益民医院里惹事，要求住四层的病房。你去一趟，看看是哪个部队的。”
一个小时之后，佐藤回来了。他报告说当他赶到时，那个士官已经走了。
寺尾听了也就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包括守在益民医院四层的特务们也把发生在下午的“士官闹事”当成了一场虚惊。
下午四点钟左右，医院里出现了一个沉默的士官。这是一个日军中少见的大个子，身穿着一套肮脏的军服。一条绷带斜斜地缠过他的脑袋，把他的一只眼睛，一只耳朵包括大半个脸包了个严严实实。从绷带的灰蒙蒙颜色以及上面已经变成褐色的斑斑血迹上可以看出，他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换过药了。尽管如此，可是他的着装却非常整齐。衣领扣得死死的，腰带扎得紧紧的；连绑腿都打得一丝不苟。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浓重的硝烟的味道。当他默不作声地巡视着每一间病房的时候。所有的日本兵都把他看成了一位刚刚从前线撤下来的老兵。只要能站起来的，都纷纷向他敬礼。可这位士官，既不还礼也不说话，只是看看就快步走向下一间病房。
最后，他找到了值班医生，用生硬的中国话要求得到一间单人病房。值班医生说第一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单人病房，第二，日军士兵住院必须由该部队的医务官出面……
士官没有听完他对手续的解释就一把抓住他拖出了办公室。医生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就被他拖上三层。士官指了指站在四层的特务，愤怒地瞪着医生。医生说这一层是你们军方征用的，跟医院没有关系的呀……士官毫不理会，拖着医生上了楼。两个特务犹豫了一下还是挡住了他们。
“八嘎！”士官被激怒了。他放开医生，当胸一拳将一个特务打了一个趔趄。
大部分人都被惊动了，不大的楼梯口挤满了日本伤兵。这时从三层紧邻楼梯的房间里出来了几个特务。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家伙快步跨上四层对着士官用日语说：“请原谅，的确是军方征用了四层。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日本军人也不能上去。这是上峰的命令。”
说着他把盖着章，写满日文的手令双手递给了士官。士官看了看扔还给他。却转头用日语对着下面的伤兵喊道：“上面的房间空着，可下面却挤得要死。这是为什么？军人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
他的话，点燃了聚集在普通士兵胸中的愤懑。他们大声叫骂着，有的还举起拐杖表示着对士官的支持。
眼镜对另一个特务使了一个眼色。看到那个特务领会了他的意思，溜回房间。他才又陪上笑脸，低声下气地恳求士官谅解。
“八嘎！”过了有十分钟士官对着眼镜狠狠地骂了一句，才转身离开了。
秦铮躲在人群的后面静静地观察着这一切。正如他所预料，面对这样一个日本士官。特务们是非常顾忌的。
即使士官离开，伤兵们也没有罢休的意思。越来越多的人聚在楼梯口。叫骂声也逐渐统一成整齐的声浪，直到那个叫佐藤的军官出现，众人才在他的训斥下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