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起来，北宋的官办交子还不算纯粹的主权信用货币，因为官办交子能够随时兑换铁钱，可以说是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早期版，不过不是金本位，而是“铁本位”。
官办交子一出手就摆出了主权货币的王者之势，首先就是官府与四川人民约法五章：
1.官办交子的印钞母版必须严格管理，“益州交子务”负责印钞，益州观察使负责监督，相互制衡，确保公正、公平和公开；
2.交子发行必须严格记账，每一笔交子发行，从1贯到10贯，都要完整登记，监查官核对后封档备查；
3.交子持有人如需兑换现金，不论多少，见票即付铁钱，每贯收手续费30文。回收的交子在发行账本上购销清账，然后立即销毁；
4.交子发行必须有准备金，以备兑换；
5.每两年发行一届交子，以新换旧。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
官办交子正式启动
第一届官办交子于1023年11月隆重推出，共发行了1256340贯纸币［10］，准备金为铁钱36万贯，准备金率为28.7%。主要流通区域被限定在四川地区，其他全国各地，仍然主要以铜钱流通为主。
很明显，官办交子的管理水平和社会公信力都远超私人交子。官府为了进一步提高交子的方便性，于1069年将交子由5贯和10贯为主的币值，降低为500文和1贯的小面额钞票，比例分别为40%和60%，这对于市井百姓的日常交易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受到了老百姓的热忱欢迎。不仅如此，官府还允许百姓以交子来缴纳各种税负，如王安石变法期间的青苗钱、免役钱均可使用交子。同时，交子还可用来向官府支付盐茶酒的专营费用，商人们的出关费、过桥费、商业税等流通环节的税费，官府也都接受交子缴纳。结果，四川各阶层莫不乐用交子。
当然，交子广受欢迎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官府维持了充足的准备金。交子一旦下跌，官府就以铁钱回收；如果交子升值过高，官府立刻增发交子平抑价格。这与金本位时代英格兰银行通过黄金买卖控制英镑价值的原理完全一样。实际上，“益州交子务”相当于北宋铁钱流通区的中央银行。
从1023年到1077年的54年中，官办交子的价值都高度稳定，有时甚至会出现社会各界争相持有纸币而不愿携带铁钱的情况。为了拿到1贯纸币，成都人甚至愿出1贯零100个铁钱，纸币居然出现了溢价。大英帝国全盛时期的英镑与美利坚帝国二战后的美元，也曾出现英镑与美元纸币比黄金更抢手的现象。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而维持纸币的信心，关键在于纸币的发行人必须把信誉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可惜，私人做不到，官府同样做不到。
官办交子第一次悄悄地违约发生在1044年，紧接着在1047年和1051年再度违约，原因就是与西夏的战争。
1040—1042年，西夏皇帝元昊亲率大军对北宋连续发动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三大战役，共围歼宋军主力4万余人，朝野震惊，内外胆寒。为加强西北方面军的力量，北宋朝廷紧急进行军事动员，在西北战线上部署了20多万大军，大批军需补给源源不断地向西北汇集。
对西夏战争中的粮草征集和运输与对辽战争一样，都是外包给了商人们，商人们将粮草运到西北后，当地官府却一下子拿不出足够的现金或盐钞来支付，于是，朝廷让成都的“益州交子务”加印了60万贯纸币，紧急调运到陕西来支付给商人们。然而，这批交子在换届发行时并未被收回。
这是第一次交子的发行数量和流通范围都超过了法定界限！
从1023年到1044年，不过20多年的时间，官办交子和私人交子一样，都开始出现了悄悄的违约。不过，在违约初期，增发交子的规模不算明显，市场并没有察觉，所以物价也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违约一旦发生，发行者的道德底线就已经瓦解，剩下的只有与日俱增的贪婪欲·望。
1069年，王安石变法开始，为增加财政收入，在纸币制度上，采取了“两届并行”的办法，本该两年退出流通的交子和新增交子并行于市场，这相当于纸币流通量超发了1倍。
从1077年开始，交子出现了明显的贬值。1贯交子在市场上只能换到940文到960文铁钱，贬值幅度为4%～6%。虽然交子仅在四川流通，但交子的贬值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国普遍的货币贬值趋势。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国内矛盾日益尖锐。宋神宗错误地估计了本朝内外形势，举倾国之力，于1081—1082年对西夏发动了大规模的五路进攻，结果遭到了灵州、永乐两次空前惨败，人员折损高达60余万，军费耗损不计其数。宋神宗闻讯当朝痛哭失声，众臣“莫敢仰视”。三年后，心力交瘁的宋神宗撒手人寰。
战争失败，国力残破，财政维艰，经济凋敝，贫富悬殊。到1086年，交子贬值已超过10%。此时，官府对维持交子的币值稳定已经逐渐失去了信心，到处都缺钱，只有印钱来得最快。官府的贪婪已经跨越了临界点，交子开始进入货币贬值的快车道。
1100年宋徽宗即位后，蔡京掌权。骄奢淫逸的皇帝与奸邪贪婪的权臣，实现了“完美组合”。1105年，蔡京力主西北战争升级以彰显其政绩，此时北宋的财政已近崩溃。
战争扩大就需要巨额军费支出，蔡京势力集团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开始动超发纸币的脑筋。但因交子仅限于四川地区流通，这就极大地妨碍了敛财的效果。于是，蔡京集团力主将交子向全国推广，“令诸路更用钱引，准新样印刷”。此后，交子被改名为“钱引”，西北用兵的开销全靠印票子解决，纸币发行量开始直线上升。蔡京集团虽然用尽一切办法，“钱引”也只能在四川和西北地区流通，全国其他地区坚决拒绝。
1105年，钱引的发行量高达2656万贯，当年又追加了540万贯，到1107年，再度增加554万贯，并且“两届并行”一起流通，纸币的流通总量比1023年官办交子正式开始时高出了40倍！当钱引换届时，新钱引竟然以1：4收兑旧钱引，即一次性贬值75%！同时，官府还取消了纸币发行准备金。
民众对纸币的信心开始崩溃，随之烟消云散的还有官府的“主权信用”。
1110年以后，1贯纸币在成都人眼里连100个铁钱都不值，纸币制度已经濒于破产。
1127年，北宋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