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9年，在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下，王安石开始了著名的变法运动。
王安石（1021—1086年）与宋神宗
（1067—1085年在位）
王安石对经济弊端的根源洞若观火，他的思路也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用为急。”财政枯竭是变法的当务之急，而解决之道就是开源节流。
开源即王安石所说的“理财”，其根本在于发展生产，创造财富。王安石曾在向宋仁宗的建言书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故臣以为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王安石对国家病情的把脉相当准，北宋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不振则百业萧条。而如何刺激农业生产呢？王安石更是一语中的：“农以去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
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中“抑兼并”是其最为闪光之处，农户的疾苦、劳动热情的低落、生产条件的不便，其根源正是土地兼并！更为合理的顺序应该是，“抑兼并”在先，而后才能实现“去疾苦”和“便趋农”。
从变法的关键措施看，王安石是以“去疾苦”为突破口，间接解决“抑兼并”的烫手山芋。如“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当年借款随春秋两税归还，借款利息为20%～30%。在青黄不接之时，以官府的农业信贷来缓解农户的疾苦，如果没有官府的“低息”贷款，农户就不得不向金融大佬们借高利贷，官府30%的利息听起来很高，但金融大佬们的高利贷却达到了100%～300%。借高利贷就得抵押农户的土地，一旦还不上钱，土地就被大佬们顺手兼并。“青苗法”的目的在于以官府贷款对抗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户在“凶年”能够“常保其田土，不为大姓兼并”。
免役法根据各家财富等级、田亩数量、丁壮多少来确定应出劳役的货币价值，富者多摊，穷人少摊，民众可以选择支付“免役钱”来代替服徭役。自古以来，徭役就是农户的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戍边、修宫殿、建皇陵、挖水渠、为官府当差，一去就是一个月以上，不仅耽误家庭的农业生产，而且也削弱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劳动力供应，更不公平的是官绅豪强不纳粮、不当差是约定俗成的惯例，国家徭役方面的负担就全部落在了普通农户身上。
免役法打破了这种不合理的劳役分配机制，豪强大户们必须承担劳役的主要经济负担，农户们的“疾苦”则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更重要的是，“免役钱”与田亩数量挂钩，田亩越多，“免役钱”越重，这就如同现代的房产税对“房姐”“房叔”将产生巨大的抑制作用一样。所以，免役法在直接减轻普通农户的“疾苦”的同时，又间接抑制了土地兼并。当浙江一家豪强大户被迫拿出600贯“免役钱”的消息传到京城时，朝廷愕然。王安石告诉宋神宗：“出六百贯或非情愿，然所以摧兼并，当如此！”
方田均税法更是抑制土地兼并的利器，“方田”就是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均税”则在“方田”的测量基础上，按照田亩的大小贫肥进行田赋的重新分级估算。方田均税在全国受到豪强大户和地方官府的坚决抵制，最后仅在北方部分地区推行。北方5省仅占全国总面积的20%，而清查出的田亩竟然占到全国税田的54%，可见豪强大户隐田漏税的情况是何等严重。如果方田均税的政策得以在全国推广，势必对土地兼并的狂热势头给予致命的一击。
均输法、市易法的实施，重点在于抑制商业流通中的“兼并”，打破金融大佬和豪商巨贾形成的价格垄断，为小商贩的自由竞争留下了一片生存空间，同时增加国库的收入，减轻民众负担。
除了开源，新法同时强调节流。王安石大刀阔斧在全国进行大规模裁军，将厢禁军总数裁减了45万之多，常备军规模缩减至79万，军费开支至少降低了1/3。针对“冗员”，变法派对全国州县进行了合并和裁减，共裁州、军、监机构38处，撤县127个。王安石变法的5年间，北宋财政出现了极大的盈余，土地兼并之风受到沉重打击，普通农户的税赋压力得以缓解。
虽然王安石变法并没有直接出台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这也许是他的政治韬略，唯恐树敌面过宽，引发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弹，导致变法难以实施。但他的各项措施招招击中土地兼并的要害，富人集团看在眼中，恨在心里，痛在身上。
北宋朝廷里的大多数官员都是“为穷人说话，替富人办事”。王安石如此动真格地“既为穷人说话，又替穷人办事”，不仅坏了官场的规矩，更直接触动了官僚士绅和豪强大户们的切身利益，他们早已结成了坚不可摧的利益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变法势必激起制度性贪婪的疯狂反扑。
而王安石唯一的靠山就是那个志大才疏、意志不坚的宋神宗。从五路攻夏遭到惨败一事就能看出皇帝的才具平庸，徒有励精图治的雄心，缺乏杀伐决断的手段。面对以司马光为首的文人铺天盖地的声讨，以及朝野官僚豪强集团的明抗暗争，甚至包括太皇太后、太后等皇亲国戚的巨大压力，开始担心皇位稳固的宋神宗终于打了退堂鼓。
变法不到5年，王安石就黯然下台。虽然宋神宗维持了变法的条文，但失去了大批变法大臣的严厉督促，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眼看变法派的失势，哪里还有心思去认真落实变法的细节。王安石下台后，变法已经名存实亡。
北宋最后一次制衡豪强大户的改革终于失败。1085年司马光上台后，尽废新法，北宋开始酝酿一场更大规模的贪婪扩张。
在中国历史上，改革最终能够成功的案例之所以寥若晨星，就是因为改革的力量不足以击破已经固化的制度性贪婪。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源在于，他要挑战的不仅仅是进行土地兼并的少数豪强大户，而是朝野内外各种利益集团纠结在一起的贪婪欲·望。如果没有秦孝公那样的钢铁意志，则变法难竟全功。
改革与变法，实际上是进行第二次革命，而且是在自己身上动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