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体系只不过是“华尔街的分店”。［1］
——苏联代表，1947年联合国大会
1946年2月，莫斯科的天气寒冷而干燥，严重的流感四处蔓延。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也染上了风寒，高烧、牙痛、药物副作用，搞得凯南虚弱不堪。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不在，大使馆的大事小情都由凯南临时主持，他不得不强撑着病体，打理各种事务。其中，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处理来自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的往来电报。
2月22日，卧病在床的凯南让秘书将华盛顿的来电送到他的卧室，在翻看来电时，有一封由国务院转发财政部的电报引起了他的注意。财政部的官员对苏联迟迟不肯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章程条款似乎感觉越来越焦虑，希望美国大使馆能尽快搞清楚克林姆林宫的真实意图［2］。
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苏联人也派出了代表团，而且当时对新的世界货币体系表示出了很高的热情。在1944年8月的《布尔什维克》刊物上，苏联人认为：“苏联对这种战后合作感兴趣，这是因为这样的合作让美国得以推动并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进程，使我们能够沿着社会经济获得更大发展的道路上快步前行。与此同时，我们的盟国和中立国，也对发展与我国之间的贸易同样感兴趣，因为苏联能够从这些国家购买并消费大量的剩余制成品。苏联总是严格履行它的义务，这是人所共知的。”发表在1944年《计划经济》的一篇文章，同样说明了苏联的态度，“我们国家正从国外进口货物并出口我们的产品。战后，我们与外国的贸易量将大大增加。因此，苏联认同资本主义货币的稳定和其他国家经济生活的恢复。基金组织（IMF）的短期信贷，以及世界银行的长期信贷的推动作用，将有助于苏联和其他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发展。苏联与其他国家对此同样感兴趣” ［3］。
苏联人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初始的热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搞明白罗斯福的美元大战略的精神实质。
在罗斯福看来，布雷顿森林建立的其实是一个美元王朝，虽然仍保留黄金的名义地位，但美元将成为世界货币权力的实际主宰。世界各国未来将采用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储备，而将本国的货币发行建立在美元储备的基础之上。正如凯恩斯在20世纪20年代所看透的那样，这一制度从设计上必然导致各国经济发展的最终命运，将由华尔街来掌握。罗斯福认为，对这个王朝的主要潜在威胁，并不是来自战后经济破落的苏联，而是那个随时可能僵尸乍起的大英帝国。
自1933年上台以来，罗斯福任内的主要时间都在与经济危机进行殊死搏杀，他最有切肤之痛的感受，就是美国长达12年的经济大萧条和1000多万人的失业噩梦。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摧毁了欧洲经济的同时，美国经济飙升了90%，未来美国过剩的生产能力和庞大的就业人口的命运，将系于战后世界贸易的繁荣。为此，他决心打破世界上所有的贸易壁垒，彻底铲除各自割据的货币区域，解放英法控制下的殖民地原材料基地，贯通苏联和东欧地区的资源和劳动力供应，吸纳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进入世界市场，建立起一个以美国为政治权力的核心，以美元为货币金融的基础，以统一世界市场为目标的“美利坚治下的永久和平”。
罗斯福坚信，伺机卷土重来的英帝国是美国战略的主要障碍，而经济被战争几乎完全摧毁的苏联，完全不同于英国。苏联没有海外的殖民地体系，工业远不足以和美国竞争，农业更是美国农产品的巨大市场，在对外投资方面，苏联也不构成任何威胁。经过战争磨合，罗斯福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世界级领袖，并没有颠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即时冲动；相反，罗斯福对丘吉尔的狭窄气量和小动作频频的做法并不感冒。为此，美国对苏联进行必要的政治妥协和经济援助，将苏联纳入美国的世界体系，是符合美国终极战略目标的。
美国的银行家们认为，美苏在地球的两端分别占据了辽阔的大陆，在彼此并无竞争的地区控制着庞大的资源，这一现象必须被看做未来历史进程的主导性和支配性力量。苏联政府和美国金融家们都对维护有管理的金本位有着持久的兴趣，这是因为美国和苏联都拥有最多的黄金储备，而且又都是潜在的最大黄金生产国。尽管苏联的经济是受国家控制的，但它并不是一个扩张主义论者。与英国相比，苏联绝对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出口和国际投资计划。苏联的巨大内需将导致其资源主要用于满足国内需要，而不是用于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渗透［4］。
但凯南和美国的多数政治家远没有罗斯福的战略眼光和气魄。罗斯福在1945年4月战争胜利的前夕病逝，打断了美国既定的战略规划。一直生活在伟大总统阴影里的副总统杜鲁门，终于“被扶正”，他敏感而偏执，尤其忌讳别人将他的政策与罗斯福相比较，他异常强烈地想展示自己的果断与自信。杜鲁门不仅换掉了所有让他感到罗斯福存在的白宫内饰，而且连带着换掉了坚持罗斯福战略的官员。
凯南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欧洲的盟军最高决策圈里，美国人对英国人始终怀有深刻的防范，对苏联人反而更友好；为什么反对苏联的最激进的巴顿将军，会屡屡受到美国军方高层的排挤。
更让凯南愤愤不平的是，美国对于苏联的援助，远远好过对英国的。就在战争尚未结束的8月13日，美国军方没等总统下令，就停止了向英国运送军需品；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在没有事先征询英国的情况下，就单方面终止了《租借法案》对英国的援助，并开始进行清算，留在英国的物资折算为5。32亿美元的债务，仍在途中的物资又让英国人多欠了1。18亿，英国马上需要偿还的美国租借债务比英国的外汇储备还要多，逼得英国立刻陷入了严酷的经济困境。而美国对苏联则是非常宽容，一直到战争早已结束的10月底，美国仍向苏联提供了高达2。5亿美元的援助。
最让凯南看不惯的就是美国财政部的亲苏政策。1943年6月，美国财政部就向苏联提出，在未来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给予苏联7。63亿美元的份额，后来谈到了12亿美元。美国开始的份额是25亿，英国大约是一半，苏联和中国排第三和第四。财政部长摩根索向罗斯福提议，给苏联战后的援助贷款高达60亿美元，偿还期为30年，利息仅为2。5%，这比英国凯恩斯谈下来的丧权辱国的37。5亿美元援英贷款，好得实在是太多了。后来，摩根索的手下，布雷顿森林方案的美国主谈代表怀特，在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中建议，美国向苏联提供100亿美元的援助贷款，偿还期为35年，利息降到2%。
正因为想不通美国政府的亲苏倾向，凯南曾屡次三番上书，痛陈不能寄希望于苏联，断定苏联的本质必然是扩张性的。但是，在罗斯福当政的时期，凯南的意见就是短视和肤浅的代名词，当然不会受到重视。
不过，杜鲁门时代国际战略思想的转变，为凯南带来了发迹的历史性机遇。
在1945年2月，由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三巨头所确立的雅尔塔体系中，斯大林提出东欧地区应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而丘吉尔事前已跑到莫斯科与斯大林做了一笔交易，即英国承认苏联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势力范围，而苏联则认可英国在希腊的特权，因为地中海是英帝国的海上生命线，而东欧则是苏联的安全缓冲区。当罗斯福听到这一消息后，大吃一惊。英国这么干，显然是为了维持英帝国的庞大体系，而苏联将东欧置于保护之下，将会形成另外一股割据势力。如此一来，罗斯福摧毁货币割据，建立世界统一大市场的理想，岂不是要毁于一旦？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波兰的问题上，英美当然希望波兰由亲西方的政府当权，但苏联解放并占据着波兰，斯大林要求波兰政府必须听命于苏联。双方最后的妥协就是，斯大林承诺在波兰政府中，安插一些亲西方的官员，代表西方的声音。罗斯福虽然觉得不满意，但勉强可以接受，毕竟理想与现实还是有区别的。只要苏联进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就是最终的赢家，为此，作一些局部妥协还是有必要的。
麻烦在于罗斯福死后，杜鲁门想翻案。没了罗斯福的威望震慑，反对美国对苏联采取“绥靖政策”的声音开始出现，杜鲁门绝对不想变成第二个张伯伦，他决定必须要对苏联强硬。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开始放风，将对苏联的经济援助和波兰与东欧问题扯在了一起。斯大林开始警惕起来，这不是出尔反尔吗？难道罗斯福一死，美国的政策要变？斯大林拒绝了杜鲁门，并指出美国的要求与雅尔塔决议的精神相矛盾。当然，斯大林并不想把问题搞僵，最后建议将波兰亲西方的官员名额再增加了几个。杜鲁门不情愿地答应了。
但是，随后苏美在土耳其、伊朗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的争执，让斯大林对美国的最终意图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苏联原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诸多疑惑，现在重新开始发酵。“在对布雷顿森林协议的讨论中，苏联人表示出了对怀特计划的忧虑，这个计划据称提出了在近期废除对贸易、货币的所有限制。在他们看来非常明显的是，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战后，这样一条道路对很多国家来说都是不可能采用的。因为如果不采用国家调节措施的话，它们的经济独立就会遭受严重的威胁。”苏联代表明确表示：“他们之所以参加这场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战争，并不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对于美国和英国的出口更加安全。”斯大林终于看到，美国在为推行自由贸易而施加的压力，最终的目的就是把东欧甚至苏联的经济控制权抓在美国的手中。苏联并没有拒绝加入IMF，“只是想告诉美国官员，莫斯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协定的条款”。
苏联正在等待和观望美国的态度。
2月22日，美国财政部发给凯南的电报，正是希望了解苏联拖延加入IMF的真实动机［5］。而凯南则利用这个机会，奋笔疾书，洋洋洒洒写下长达8000字的电报，将他多年来对苏联的个人消极判断，升华到“汉贼不两立”的理论高度，为杜鲁门拒绝做“张伯伦第二”的急迫政治姿态提供了思想弹药，在华盛顿突变的政治气氛中赢得了一片叫好声。凯南也从此一炮走红，被后人称为“冷战鼻祖”。
苏联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非但没看到美国的援助贷款，却等来了丘吉尔的“铁幕演讲”。失望之余，苏联声明拒绝加入IMF和世界银行，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分道扬镳。
美国试图用货币和贸易的手段，将苏联纳入美元帝国的梦想终于破灭了。一场延绵40余年，耗资8万亿美元，数十万生命遭断送，数百万家庭被分裂的冷战，拉开了序幕。
从此，苏联选择了与美元王朝分庭抗礼，着手建立起了自己的卢布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