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菲特，我们来了！现在，我们该收债了。
—— 法国20世纪20年代流行的卡通画
1777年，法国青年贵族拉菲特受到美国《独立宣言》的强烈感染，年仅20岁就来到新大陆，投身于美国独立战争，与美国国父华盛顿结下终生友谊。他屡次参加战斗，功勋卓著，被美国授予少将军衔。在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拉菲特名扬欧洲，两次被美国授予“美利坚合众国荣誉公民”的称号。拉菲特的无私奉献和英勇精神，已成为美法友谊的象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美国将军帕欣率领盟军进入巴黎时，曾来到拉菲特墓地致敬，他的“拉菲特，我们来了！”这句名言传遍美国和欧洲，在美国和法国人心中激荡出久远的历史回音。
1926年7月11日，法国2多名伤残的老兵坐着轮椅，或被护士搀扶着涌向巴黎的美国大使馆门前，在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雕像脚下，放满了老兵们带来的花圈。他们并不是来向美国致意的，他们这是在抗议！美国在战争债务方面的毫不通融，使得法国人耿耿于怀。美国总统柯立基的一句“我们出钱，他们打仗，难道有错吗？”，更是对法国等欧洲盟国数百万死伤士兵表现出了令人寒心的冷漠。更令法国人气愤的是，由于法郎的剧烈贬值，使得美国人蜂拥而至，廉价抢购法国城堡、油画、贵重首饰等传承百年的珍贵财富。当时的巴黎，居然有高达4。5万美国人生活在那里，100美元就可以在法国享尽奢华。他们旁若无人，高谈阔论，挥金如土，尽显暴发户的丑态。7月，一辆满载美国游客的公共汽车在巴黎遭到暴徒袭击，美国游客常常在闹市区被数百人嘲笑和挑衅。法国媒体将美国人比作“有害的蝗虫”。美法之间的民众情绪对立，已足以引发外交危机了。
法国政府对英美的感觉比民间好不到哪去，虽然法国终于敲定了与美国的战争债务偿还协议，但对于年初的法郎危机中，英美见死不救仍感愤愤不平。
1926年，法国的经济基本面强于英国，财政重归平衡，似乎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但法郎却像断了线的风筝，在外汇投机市场中被冲得东倒西歪。由于法郎是西方主要国家中唯一尚未回归金本位的货币，因此它成了国际投机资本集中围猎的对象。法郎在1924年道威斯计划谈判时，曾被货币投机势力打到了1美元：25法郎，最后法国政府被迫接受道威斯计划，汇率回到了1：18。1926年夏天，法郎再度跌到1：30。法国政府的频繁更替，超过价值100亿美元的法国短期债务，更加重了法郎的压力。
法郎的剧烈贬值，使法国富裕的中产阶级惊恐万状，三年前德国超级通货膨胀爆发的导火索正是马克汇率自由落体般的下跌，马克价值化成了水，德国人的财富也随之而去了，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法国人酷爱存钱，而且这些储蓄大部分投资了法国国债，法郎暴跌意味着相对于美元和黄金而言，国债投资的财富正在剧烈缩水。法国储蓄者们开始被投机势力所裹挟，疯狂抛售法郎。
本国货币相对于黄金和外汇的恶性贬值，直接引爆了通货膨胀的炸弹。物价开始以每月2%的速度飙升，1923年德国超级通胀的噩梦就在眼前！
临危受命的法兰西银行行长莫罗，正绞尽脑汁思索破解法郎危机的办法。他认为，法郎不同于1923年的德国马克，德国作为战败国，赔款问题使财政赤字恶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鲁尔区被法国占领，货币供应疯狂膨胀，经济极度萧条。而法郎的问题主要是信心的问题，法国已分别与美国和英国重新谈定了偿还战争债务的协议，美国人最终接受了法国的提议，40亿的美元债务被削减了60%，英国同意将30亿的债务减少到12亿。法国财政已经消除了多年来顽固的赤字问题，阿尔萨斯和洛林回归的投资，法国北部受战争摧毁地区工业的恢复，这一耗资40亿美元的巨大工程已经完成，政府开支剧减，而未来收益应大幅增加。法兰西银行已确立了410亿法郎的流通货币法定上限，确保了法郎币值的稳定。真正的问题在于法国国债的期限较短，不断出现的政治丑闻和政府更迭使得短期国债滚动面临频繁的信心危机。
要解决信心问题，莫罗首先想到了自己刚刚接手的法兰西银行，法国高达1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就在这里，这可是仅次于美联储的世界第二大的黄金储备啊，一旦动用，信心危机不难扛过去。可是，之前法国政府已经求过法兰西银行了，得到的答复是——没戏！
成立于1800年的法兰西银行，不同于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是一个真正的贵族圣殿。200个法国声名显赫的家族是它的主要股东，这些人中44个所谓的“高特银行”家族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的权力直接源于家族继承。从他们当中再选出12名董事，执掌法兰西银行的实权。其中，马利特、米腊博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位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坚如磐石。在这120年中，法国爆发了3次革命，政体改变过5回，国家元首出了1个皇帝，3个国王，12个总统，还有1个从总统变成了皇帝，但所有的帝王、总统、议员和革命者在法兰西银行的大门口都戛然止步了，这确实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历史谜团。
法郎危机已经火烧眉毛了，法国政府央求法兰西银行用黄金储备赎回国债，遏制货币危机蔓延，法兰西银行却轻蔑地拒绝了。被自己的央行挡在了门外，法国政府只有去求美国和英国提供贷款挽救法郎，斯特朗和诺曼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绝望的法国人不得不一家家去找摩根等国际大投行苦求贷款，银行家们打着哈哈推来推去，就是不肯松口。
莫罗总觉得事情透着蹊跷，他单独面见纽约美联储银行行长斯特朗，终于套出了答案。斯特朗开出的条件有两个：一是法国政府要明确尊重法兰西银行的独立性，二是法国议会要尽快批准新的战争债务偿还协议。莫罗又找到英格兰银行的行长诺曼，答案是一致的。莫罗终于明白了，尽管法国经济好于英国，但在金融江湖上，法国仍是二等公民。对于英美而言，金融援助是一种“商品”，在危机时刻其价格将会飙升。到了1926年7月，法郎对美元已经贬值到1：50。法郎危在旦夕！
7月21日，雷蒙。庞加莱在法国工业巨头们的支持下上台组阁，并同时兼任财政部长。这位庞加莱可绝非等闲之辈，从政40余年，法国政治家中资格属他最老。他在一战中当了7年战时总统，三次组阁出任政府总理。他执政强悍，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在一战中成为法国最坚定的主战派，1923年法军占领德国鲁尔工业区的军事行动，就是在他的任内干的。庞加莱在法国民众心目中拥有巨大的感召力，堪称法国的俾斯麦。
庞加莱第三度出任政府总理的消息，极大地刺激了外汇市场上法郎的士气，法国中产阶级相信他，甚至崇拜他。结果，法郎在几天之内对美元的汇率由1：50强劲反弹到1：35，升值高达40%！所有看空法郎的外国投机者都惊呆了！
紧接着，庞加莱宣布了一系列减税方案，稳住了法国有产阶级的恐慌情绪。他公布刺激工业发展的方案，减少政府开支，取悦了大资本家的利益。在过去的两年中出逃的法国资本，开始大规模回流法国，法国人不再需要外国资本的援助，赢得了金融独立自主的主动权。局面稳定后，庞加莱才开始逐步增加税收，改善法国财政的积贫积弱。
面对突如其来的法郎升值趋势，莫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长久以来，备受英美嘲笑的疲软的法郎，居然呈现出远强于英镑的气势，这不仅让英美吃惊，也让法国人自己很难适应。为了应付法郎升值的新问题，莫罗请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和他的学生奎斯内出山，帮助法兰西银行制定法郎稳定对策。
到1926年底，法郎对美元已升破1：25大关，仅半年时间，法郎竟升值1倍！6个月的冰火两重天，让法国经济无从适应。法郎贬值，法国工业品竞争力增强，带动经济复苏和就业增长，但贬值过快，则动摇法郎信心，刺激资本出逃，诱发恶性通胀。法郎升值过快，则影响法国出口，削弱法国经济。什么样的汇率才是最佳的稳定状态，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可稳定货币信心？李斯特和奎斯内正是法兰西银行的智慧发动机。法国当年的困境也正是中国当今的难题。
如果1：25的汇率被升破，法兰西银行就必须进行干预！李斯特和奎斯内开始打破常规思维方式，强烈要求法兰西银行对法郎升值设置上限。由于他们的想法太过匪夷所思，各国央行从来没有这样干预外汇市场的先例，莫罗不愿吃这个螃蟹。此时，涌进法国的外汇已经不是涓涓细流，而成了滚滚江河，法郎被迫节节攀升，眼看法国经济就要重蹈英国高估英镑所带来的经济萧条和通货紧缩的覆辙，李斯特和奎斯内不惜以辞职为要挟，力促莫罗采取断然行动。
还是旁观者凯恩斯看破了问题的本质，“法郎的（汇率）水平，并非由投机者或贸易平衡，甚至不是鲁尔区的冒险行为所决定，而是法国的纳税人愿意拿出多少自己的收入，去支付给法国的食利者们（债券持有人）”。
其实，如果把财富定义为人类通过劳动将自然资源转化为最终的产品和服务，那么社会必然形成两种人：劳动者和食利者。劳动者通过劳动创造财富，而食利者通过出租土地、生产资源、垄断性资产、公共设施和资本，来分享劳动者的财富。
汇率的本质并非外部问题，而是内部利益分配的制度安排所呈现出的外部特性。这里存在着两种极端：一种极端是利益分配严重倾向劳动者，而不利于资产拥有者，那么资产拥有者就会倾向于将资产向国外转移，国际资本则更不愿意进入，从而形成外汇市场中的资本流出大于资本进入，结果就是本币的贬值；另一种极端是，如果利益分配严重倾向于资产者，则国内资本不愿流出，而国际资本又会踊跃进入以分享这一有利的利益分配，此时，就会出现国际资本的进入多于国内资本的流出，最终体现为本币升值。而国内与国际生产效率的差别，仅仅反映了可分享财富蛋糕的大小，而不是比例，最终体现出的乃是资本进出的规模，而非趋势。
两种极端都会挫伤经济发展，前者导致资本外流，削弱经济发展的根基，后者挫伤劳动积极性，降低社会消费能力，增长将无以为继。无论哪种极端，都会导致经济萧条，本币价值瓦解。
最佳汇率就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稳定的平衡点。在这一水平上，劳动者与食利者的利益分配大致平衡，劳动者充满创造财富的热情，而食利者积极投入更多的资金，国际资本纷纷涌入来扩大资源投放的规模，从而分享相应的利益。同时，国内资产者在积累丰厚的资本后，踊跃向国外寻求新的食利机会，形成流入与流出资本的大体平衡，最终实现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稳定均衡。
简单地说，在资本自由流动和没有干预的状态下，本币升值，反映了食利者在财富分配中占了上风，而本币贬值，意味着利益分配偏向了劳动者。
战后英国与德国走向了两个极端，前者用高估的英镑保护了债权人，却扼杀了经济；后者用恶性贬值的马克血洗了国内有产者，同样摧毁了经济。而法国，则在两个极端中找到了一种平衡。
1926年12月21日，法兰西银行开始用本币大规模购买外汇，遏制法郎升值的趋势。李斯特的抑制法郎过度升值的努力，遭到了罗斯柴尔德和其他法兰西银行董事的激烈反对。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曾流传着这样的传闻，“任何党派组阁都得事先征求罗斯柴尔德的意见” ［15］。但庞加莱并不吃这一套，他作为莫罗的总后台，大力支持莫罗和李斯特的外汇干预政策。莫罗顶着巨大的压力，在1927年和1928年这两年中，继续买入外汇，将法郎对美元的汇率死死钉在1：25的水平上。法国财政部向法兰西银行承诺，所有由于干预外汇而出现的财务损失，由法国财政负责补偿。罗斯柴尔德等人使出各种手段来破坏莫罗的计划。1928年8月，莫罗吃惊地发现，自己在法兰西银行行长办公室的进出电话全部遭到窃听。莫罗与罗斯柴尔德的关系开始极度恶化。
由于法国经济在稳定的法郎预期下开始强劲复苏，出口产品将英国打得落花流水，法兰西银行董事会内部出现了分化，以罗斯柴尔德和法国钢铁大王温德尔为首的法郎升值派，最终没有获得多数董事的支持。罗温二人于是亲自出马，打破法兰西银行的惯例，公开发表对货币政策的意见，希望吸引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进入法国，从而迫使莫罗放弃干预市场，任由法郎升值。罗斯柴尔德甚至亲自下令家族旗下法国最大的铁路公司大力买入法郎，试图逼迫法郎升值，这已经涉嫌违反了法兰西银行董事进行内幕交易的限制。在干预外汇市场的两年多里，法国外汇储备的价值剧增到6亿美元，其中多为英镑资产。
真是风水轮流转，现在该英国灰头土脸了。法郎的固定汇率策略，使得法国产品具备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竞争力，英国的传统市场纷纷被法国货攻破；而法国国内物价稳定，经济繁荣，一派大好景象。英镑的情况却是越来越不妙，严重的衰退伴随着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资本正在加速从英国流向法国。诺曼强烈要求莫罗拿出实际行动来，降低市场对法郎升值的预期，减缓英国资本流出的压力。而莫罗则建议英国提高利息来吸引资本，而这分明会让英国衰退得更加严重。莫罗进一步施压，准备将英镑外汇储备兑换英国的黄金，英镑立刻成了惊弓之鸟。诺曼怒不可遏，准备向法国人提出马上偿还30亿美元的战争债务。英法打得不可开交。
这时，美国人又粉墨登场了。作为调解英法两国货币争执的和事佬，美国人建议双方休战。斯特朗提出了美国的建议：法国仍保留部分英镑储备，另一部分则由纽约美联储银行和英格兰银行共同在伦敦市场上向法国兑换黄金。条件不多，只有一个，那就是未来法国的外汇储备增加，必须由英镑转向美元。美国人正在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在全世界推广美元储备。
法国由于摆脱了传统货币理论的束缚，正确地采用了稳定法郎汇率的办法，大大增强了法国的经济和金融实力。
到1929年，法国财政大幅好转，政府偿清了所有对法兰西银行的负债，债券价值翻了一倍。1926年法国政府仅有100万法郎的盈余，1929年财政累积盈余已高达170亿法郎。法国的货币储备包括高达14。5亿美元的黄金和价值10亿美元的外汇。莫罗和李斯特在法郎保卫战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法国的经济增长顽强地抗拒了大萧条的头两年，直到1931年下半年才被卷入世界衰退的旋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