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很难想象一家公司能够招募军队、掠地铸币、行政司法、宣布战争和缔结和约，但是，东印度公司居然做到了。谁能有这么巨大的能量成立如此强大的公司呢？答案就是伦敦金融城的国际银行家！
由伦敦金融城银行家合股建立、英国王室参股的东印度公司本身就是一个帝国。根据英国国会的授权，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之间的一切贸易，并有权在如此广大的区域之内招募陆海军、占领领土、在占领区域内征税、发行货币、进行立法和司法审判、宣战和缔结和约。
在1756～1763年的英法七年战争中，英国打败法国独霸印度次大陆以来，在包括今天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在内的英属印度建立起一套完备的治理和掠夺机制。1750年以后的50年间，东印度公司从英属印度一共榨取了1亿～1。5亿英镑，而1750年英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才920万英镑。这还不包括垄断印度贸易带来的巨额国际贸易收益。惊人的财富像潮水一般源源不断地流入伦敦金融城银行家和英国王室的钱袋里。18～19世纪，由于巨额的殖民掠夺和商业贸易积累，英国从来就不缺乏资本，这是18世纪英国得以开始工业革命的重要前提。
巴林家族作为世界17大国际银行家族之一，早在19世纪初就已经称霸世界金融江湖，号称“欧洲第六强权”。1779年，巴林王朝的创始人弗朗西斯·巴林就开始担任东印度公司的董事，直到1810年去世，在位长达30年。从加盟东印度公司开始，他就成为伦敦金融城银行家在东印度公司的主要代表人物，并被公认为公司的核心与灵魂。他从1792年开始担任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执掌着整个东印度公司这个庞大的殖民帝国。正是在他的带领下，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取得了惊人的增长。
1790～1838年，东印度公司鸦片走私进入中国的数量，由每年数百箱暴增到数万箱，输入中国的鸦片总量高达40多万箱，每箱平均价约750银元，总价值高达2。3亿两白银以上！
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遵循一套严密的体系：首先，东印度公司确立在英属印度殖民地的鸦片垄断权，对印度和孟加拉鸦片实行统购统销，只开放加尔各答一地集中进行鸦片拍卖，并授权与公司有代理关系的散商进行鸦片贸易。同时，公司在广州开设常驻管理委员会，其成员称“大班”，对所有对华贸易进行统一管理。这个管理委员会又是全部对华贸易的“中央银行”，一切对华贸易汇兑业务必须由它经手，并对散商进行信贷支持，后期也对与他们做生意的广州十三行发放信贷。散商的对华贸易收入，包括出售鸦片所得款项，必须全部存到该委员会下设的银库，并由该委员会签发伦敦、印度、孟加拉的汇票，散商可到当地兑换现银。公司再用库存白银在中国套购黄金、丝茶等大宗商品销往欧洲获取暴利。
东印度公司的架构更像是一个金融伞形垄断下的鸦片贸易连锁店。如果说独立经营的散商还要承担一定的贸易风险，那么提供垄断性金融服务的公司则是“旱涝保收”。
东印度公司因鸦片贸易的“金融服务”获取的巨额利润，足以支付英国从中国进口茶叶和生丝、从美国和印度进口棉花、向印度出口英国工业制成品和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大部分行政费用。在整个19世纪，英帝国的鸦片垄断在国际贸易中的战略地位，可与今天美国的石油霸权相比肩。东印度公司帝国的基本国策是，从金融上控制鸦片贸易链条的一切环节，生产、销售、仓储、运输和营销渠道都要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在东印度公司旗下的散商中，形成了三大洋行割据的态势，它们是：怡和、宝顺和旗昌。
怡和洋行由渣甸和马地臣合伙建立于1832年7月，正是巴林家族为他们提供的融资。有了伦敦金融城最强大的银行家族的支持，怡和迅速成为远东的“洋行之王”。胡雪岩正是在与怡和争夺生丝霸盘中惨败，他恐怕并不知道怡和的来头。马地臣后来成为英格兰银行行长和英国第二大土地所有者。马地臣家族的继承人休·马地臣，则在1873年用家族鸦片贸易所得，在西班牙收购锡矿，成立了一家矿业公司，将其命名为“Rio Tio”，今天人们称之为力拓集团。
宝顺洋行的当家人正是著名的鸦片贩子颠地，而他背后的东家正是巴林家族。后来因为直接从事鸦片生意有损巴林伦敦金融城头号银行家族的“名誉”而退居幕后，由颠地全面代理在华业务，成为仅次于怡和洋行的第二大鸦片贸易商。
旗昌洋行则是美资公司，从事广州与波士顿之间的鸦片、茶叶和生丝贸易。它的高级合伙人约翰·默里·福布斯，就是2004年美国总统候选人约翰·福布斯·克里的曾外祖父，一直充当巴林兄弟公司在美国的代理人。业务主管小沃伦·德拉诺，正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外祖父。洋行老板的堂弟威廉·亨廷顿·罗素则在耶鲁大学创建了著名的“骷髅会”。此外波士顿的几大银行家族也都通过旗昌洋行参与鸦片贸易。正是丰厚的鸦片红利滋养着这些银行家族，形成了日后的波士顿财团和罗斯福家族王朝。
这三家大洋行占据了中国鸦片贸易的半壁江山，它们都与巴林家族关系密切，巴林在伦敦金融城遥控着这些“巨大的散商”，在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里，以鸦片发起了对清政府白银货币的攻击。
伦敦金融城通过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还建立了一套鲜为人知却卓有成效的地下营销体系，这个体系由四部分组成：传教士、三合会、行商和满清官僚。这套体系日后左右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传教士在中国一方面通过传教结交权贵和三教九流，了解中国社会、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情报，以建立近代教会学校、医院、媒体为主，成为塑造亲西方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重要力量。
三合会本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中国民间秘密社团，后来很多会友接受了基督教。两广地区三合会的反清武装行动，同样需要大规模融资支持，于是很多会友经教会中介，纷纷加入东印度公司的对华鸦片销售网络，成为广东沿海鸦片走私的主力。以反清为宗旨的三合会，等于间接得到伦敦金融城的财政补贴。三合会日后的发展，与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维新派的秘密结社以及同盟会渊源颇深。洪秀全身边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左膀右臂冯云山，早年即拜在基督教华福会门下；负责军事斗争的杨秀清，也曾混迹于三合会在珠江流域的鸦片走私生意中；两广三合会更是直接参加了金田起义。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遇难，维新派中谭系干将唐才常即发动湖广三合会势力举行自立军起义。同盟会早期各次反清起义，无不以三合会力量为依托。三合会一系的上海青帮更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上台和巩固权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行商即广州十三行，是朝廷授权负责对外贸易的专营机构，与外商直接打交道，既是贸易公司，又承担某些外交功能，同时又必须为自己的国外商业伙伴作保。十三行在鸦片战争后多转为洋行买办，是中国近代买办阶层的源头。
东印度公司还通过贿赂和毒瘾来控制与操纵一部分满清官僚。从中国的上层建筑着手，保护和开拓鸦片贸易。公司通过以天津为中心的北方鸦片贸易网络，向北京朝廷渗透。到鸦片战争前，已经控制了相当一大批满清高官为其所用。其中包括大学士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宗人府主事耆英等。对此，马克思有过一段精辟论述：“英国人收买中国当局，收买海关官吏和一般的官员，这就是中国人在法律上抵制鸦片的最近结果。贿赂行为和鸦片烟箱一同侵入了‘天朝’官僚界之肺腑，破坏了宗法制度的柱石。”这一批人构成后来清政府洋务派的源头。
1839年，当雄心万丈的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来到广东厉行禁烟时，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组织严密、财力雄厚、武装强大、里应外合的鸦片帝国。林则徐甫一上任，就严厉镇压三合会的地下走私贩毒网络，勒令外商上缴鸦片，进行了震惊世界的虎门销烟。但是林则徐万万不会想到，他的对手有多强大，他挑战的是整个大英帝国和攸关国际银行家生死的核心金融战略！
鸦片贸易导致中国白银大规模外流，在中国引发了严重的“银贵钱贱”的货币危机。从清朝建立到19世纪初的100多年中，中国的银铜双货币机制运转良好，比价基本稳定在1两白银折合铜钱1000文。到鸦片战争前夕，银两竟飞升至兑换铜钱1600文。农民、手工业者和普通百姓平时所得都是铜钱，但交付各种赋税则需折成白银，如此一来，经济负担大为加重。由于百姓生活困窘，交税自然拖延，结果是各省拖欠赋税日多，造成清政府的财政能力急剧衰退。鸦片贸易大规模开始之前，直到乾隆年间的1781年，国库存银高达7000万两，至1789年约为6000万两。随着鸦片泛滥，到1850年时仅剩800余万两，已不足以应付一场战争了。
正是鸦片摧毁了大清帝国金融高边疆的基石——白银货币本位，随之而来的是贸易大幅逆差，财政收入下降，人民生活困苦，贫富严重分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国际银行家则手持鸦片套购出来的巨额白银，建立起“中国的英格兰银行”，一举夺取了清帝国金融高边疆的制高点：中央银行。
汇丰银行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开启了一个金融殖民地时代。在汇丰夺取清帝国中央银行大位的过程中，一个新的沙逊帝国崛起了，它取代了东印度公司的地位，成为执行鸦片金融战略的最新操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