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贝克轻而易举便找到科尔贝里口中那位尼曼的狗腿子的资料。他叫哈拉尔德·胡尔特，一生都在当警察，警局的档案库里就可以找到他的资料。
胡尔特十九岁出道，从佛伦的副保安队长干起，现在担任队长。就马丁·贝克所知，胡尔特和尼曼于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间初次合作，一起在斯德哥尔摩的辖区当巡警。四十年代中叶，两人在另一个市中心辖区重逢，年纪较轻的尼曼已升为副队长，而胡尔特还在干巡警。
五十及六十年代，胡尔特慢慢往上爬，其问数度在尼曼摩下做事，大概是尼曼有权挑选警员担任特殊任务的助手吧。胡尔特显然是他的爱将。如果尼曼真是科尔贝里所说的那种人，那么任何尼曼的狗腿子大概也不会是什么正常人。科尔贝里的话通常可信度很高。
马丁·贝克开始对胡尔特好奇起来了，他决定按科尔贝里的建议去调查此人。马丁·贝克先打电话确定胡尔特在家，然后才搭出租车到雷莫斯摩岛上的某个住址。胡尔特住在岛屿北端一栋面向小长岛海峡的公寓。房子立在岛屿高点，街道在另一端最后一栋公寓前戛然而止，变成陡坡伸至海边。
整个地区与三十年末建造初期相比，无甚改变，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岛上的车辆稀少。雷莫斯摩是个小岛，对外只有一座桥，建筑物数量很少，极为分散。岛上三分之一的土地都是旧酒厂和各式老工厂及仓库。公寓间有些花园绿地，小长岛海湾人烟稀少，水岸边长满了橙木、白杨和柳树。
胡尔特队长一个人住在二楼的两房公寓里，房子干净简朴近乎荒凉，让马丁·贝克觉得里面好像没人住似的。
胡尔特年约六十，体形庞大，下巴硬实，一对灰眼珠不露半点儿感情。
两人在窗边的矮漆桌旁坐下，桌上什么都没摆，窗台上也空无一物。事实上，胡尔特的家里几乎没什么个人物品，几乎看不到任何纸张，连报纸都没有，马丁·贝克唯一能看到的书，竟然是整整齐齐摆在前厅小架予上的电话簿。
马丁·贝克解开夹克扣子，将领带拉松，然后拿出烟和火柴，同时四下寻找烟灰缸。
胡尔特顺着他的眼光看去。
“我不抽烟，”他说，“我这儿没有烟灰缸。”
他从厨房柜子里拿来白碟子。
“要不要喝点儿什么？”他坐下来之前问道，“我已经喝过咖啡了，不过我可以再煮一些。”
马丁·贝克摇摇头，他发现胡尔特好像不太确定要怎么称呼他，不知是不是该叫警政署凶杀组组长为“长官”？那表示他是老一辈训练出来的警察，总是将警衔和纪律奉为一切。胡尔特今天虽然不上班，却穿着制服裤和淡蓝色的衬衫，还打了领带。
“你今天不是放假吗？”马丁·贝克问。
“我大部分时间都穿制服。”胡尔特不动声色地说，“我喜欢穿制服。”
“你这里很棒嘛。”马丁·贝克望着窗口的风景说。
“是啊，”胡尔特说，“应该还可以，只是冷清了些。”
他把一对肥厚的大手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当它们是对棒子似的盯着。
“我是个鳏夫，我老婆两年前去世了，癌症死的，她走了以后，生活就变得很乏味。”
胡尔特不抽烟也不喝酒，当然更不读书了，也许连报纸都不看。马丁·贝克可以想象他被动地坐在电视机前等着窗外天黑的样子。
“有什么事吗？”
“尼曼死了。”
胡尔特什么反应都没有，只是木然地看看他的客人。
“哦？”
“我还以为你知道。”
“我不知道，不过这也不难预料，尼曼病了，身体不行了。”
他将目光移回自己的肥手上，似乎在纳闷自己的身体还能够撑多久。
“你认识尼曼吗？”一会儿后胡尔特问。
“不熟。”马丁·贝克说，“大概跟认识你的程度一样吧。”
“那就是很不熟了，长官。我们两个，你和我，只见过两三次面而已。”接着他不再以长官相称，而用较熟络的语气说：“我向来待在普通警察的部门，从来没机会跟你们凶杀组的人合作。”
“换句话说，你跟尼曼很熟，对不对？”
“是的，我们一起共事好几年。”
“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他是个非常好的人。”
“我听到的不是这样的。”
“从谁那儿听到的？”
“许多不同的人。”
“他们错了。尼曼是个大好人，我只能这么告诉你。”
“哦，”马丁·贝克说，“我想你可以说得更详细点儿吧。”
“怎么说？”
“比如说，你很清楚许多人在批评他，很多人不喜欢他。”
“不，我完全不知道这回事。”
“真的吗？比如说，我就知道尼曼有一些很特殊的办案方法。”
“他人很好，”胡尔特只是一再重申，“办事能力又强，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也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最棒的上司。”
“可是，他不时会采取一些非常手段。”
“谁说的？一定是有人在他死后想诋毁他，如果有人这么说，那就是在撒谎。”
“可是他确实非常严厉，不是吗？”
“他只有视情况需要才会那样。其他传言都是胡说。”
“你知道很多人对尼曼有怨言吧？”
“不，我不知道。”
“干脆这么说好了——我知道你很清楚，你是直接在他底下做事的。”
“这些谎话简直是在污蔑一个能干的好警察。”
“有人根本不认为尼曼是好警察。”
“那是他们完全不懂自己在说什么。”
“那你就懂吗？”
“是的，我懂，尼曼是我遇到过的最棒的上司。”
“也有人说，你也不是什么好警察。”
“也许我不是，但我从来没有任何不良记录，也许我不算好警察，但那和破坏尼曼的名誉是两回事，如果有人敢在我面前说他坏话，我就——”
“就怎么样？”
“就让他们闭嘴。”
“你怎么让他们闭嘴？”
“那是我的事。我是老手了，知道怎么做，从当基层警员时就学会了。”
“跟尼曼学的吗？”
胡尔特再次看着自己的手。
“是的，我想你可以这么说，他教了我很多东西。”
“像如何先把人定罪；如何彼此抄袭报告，让事情过关，即使每个字都是谎言；如何在牢房里整人；把可怜的嫌犯从辖区送到刑事组之前，先把车停到安静无人的地方揍一顿。是这些东西吗？”
“我从没听说过这种事。”
“没有吗？”
“没有。”
“连听都没听过？”
“没。就算有，也跟尼曼没关系。”
“以前警察可以携带军刀时，你从没在尼曼的授意下协助驱逐罢工？”
“没有。”
“镇压抗议的学生呢？挥棒痛击没带武器的示威学生呢？也是依照尼曼的指示去做吗？”
胡尔特没有反应，只是冷冷地看着马丁·贝克。
“没有，我从没干过那种事。”
“你当警察多久了？”
“四十年。”
“认识尼曼多久了？”
“从三十年代中期就认识了。”
马丁·贝克耸耸肩。
“奇怪了，”他淡淡地说，“我刚才提到的事，你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尼曼应该是维持秩序的专家吧？”
“岂止专家而已，他是专家中的高手。”
“而且他还写了一些研究报告，指出警察在示威、罢工及暴乱中该如何对应。他在研究中推荐了一些方法，比如用骑兵队突袭，后来因为骑兵队被裁掉了，才改用木棒。他还建议骑摩托车的警员应该冲人群众里，将他们驱散。”
“我从没见过那种事。”
“当然没有，这个战术被禁用了，因为他们怕警察从车上摔下来，反而伤了自己。”
“我什么也不知道。”
“尼曼还想到如何使用催泪弹和水枪，他是以专家身份正式提出来的。”
“我只知道尼曼从来不会使用不必要的手段。”
“你是指他自己吗？”
“他也不会让属下胡作非为。”
“换句话说，尼曼从来没犯过错，一向安守本分？”
“是的。”
“也从来没有人抱怨过？”
“是的。”
“可是还是有人控告尼曼行为失当。”马丁·贝克说道。
“他们的报告都是无中生有。”
马丁·贝克站起身，来回踱着步子。
“有一件事我还没告诉你，不过我现在跟你说吧。”
“有件事我也想告诉你。”胡尔特表示。
“什么事？”
胡尔特静静不动地坐着，眼神却飘向窗外。
“我下班后，通常没什么事做。”他说，“我刚才已经讲过，自从玛亚去世后，日子就变得很无聊。我常坐在窗边数着经过的车辆，会驶过这条街道的车并不多，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坐着想事情。”
他停下来，马丁·贝克静静等着。
“除了自己的一生外，我没有太多事可想，”他说，“我在本市当了四十年警察，不知被多少人唾弃憎恨过，不知有多少次被人们吐舌头，骂我是猪八戒或凶手。我处理过无数自杀案件，免费加班了无数个小时，我为了维护法律与秩序，好让善良老百姓能安居乐业，让良家妇女免遭强暴，让商家橱窗不至被洗劫一空，一辈子工作得跟狗一样。我清理过爬满白蛆的腐尸，晚上回家坐下来吃饭时，蛆虫还从袖口掉出来。我还帮母亲慢性酒精中毒的孩子换过尿片，帮助找失踪小猫，排解械斗纠纷——但治安只是越来越不堪，发生了更多的暴力事件、更多的流血冲突、更多人在诋毁我们。他们总是说警察应该保护社会，所以有时我们得镇压罢工，有时则是学生、纳粹、共产党。现在几乎没什么人要我们镇压了，但警界的士气还很高昂，如果警界里能多一些像尼曼这样的人，治安就不会是今天这种样子了。所以如果有人想听警界的八卦，根本不用跑来找我。”
他微微抬起手，然后重重往桌上一拍。
“我的话说得够清楚了，”他表示，“能说出来真好，你自己也当过巡警，对吧？”
马丁·贝克点点头。
“什么时候的事？”
“二十多年前，二次大战结束后。”
“是的，”胡尔特说，“就是那时候。”
马丁·贝克清清喉咙，说：
“我刚才想说的是，尼曼并非死于疾病，而是被谋杀的。我们认为凶手是为了复仇，他可能还有别的仇家。”
胡尔特站起来，到走廊取下制服外套穿上，然后调整肩上的饰带和枪套。
“我来这儿是要问一个问题。”马丁·贝克说，“有谁会恨尼曼，恨到非杀他不可？”
“没有。我得走了。”
“去哪儿？”
“去工作。”胡尔特说，然后把门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