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逻车顶的蓝灯闪映在勒恩身上，让他觉得自己跟鬼一样。只是他没想到待会儿情况会更糟。
“发生什么事了？”他问。
“还不清楚。总之很恐怖。”
这位巡警看起来非常年轻，他语气自然，怀着同情，眼神却充满了困惑，而且好像连站都站不稳。他左手扶着车门，右手慌张地抚着枪柄，勒恩十秒钟前刚到时，还听到他松了一大口气。
勒恩心想，这孩子在害怕呢。勒恩安慰他说：“我们待会儿就知道了。尸体呢？”
“那地方不好找，你跟我的车去吧。”
勒恩点点头返回车里，尾随蓝色的闪灯绕过中央大楼，在院区里弯行。巡逻车在三十秒内向右转了三次，向左转了两次，然后在一栋黄墙黑顶的矮长建筑前停住。
这栋大楼看起来非常古老，破旧的木门上有盏明灭不定的灯，灯泡外罩着老式的乳白色玻璃球，在黑夜中几乎起不了作用。巡警爬下车，站姿跟先前一样——手扶车门和枪柄，好像这样可以抵挡黑夜及待会儿要看到的事似的。
“在那儿。”他说，同时戒备而恐惧地看着双层木门。
勒恩按捺住呵欠，点点头。
“要不要我去找更多人来？”巡警问。
“再看看吧。”勒恩好脾气地重复道。
这时他已经走上台阶推开右侧门了，门吱吱呀呀地响，因为门链久未上油。他又上了几级台阶，看到另一道门，门后是灯火暗淡的走廊。宽长的走廊天花板极高，贯穿了整栋大楼。
走廊一侧是私人房间和病房，另一边显然是准备作洗手间、寝具柜及检查室用的。墙上有部黑色的老式付费电话，打一次只要十欧尔（瑞典货币，一克朗等于一百欧尔）。勒恩盯着一个椭圆形的珐琅白盘，盘子上简单地写了两个字“艾玛”，然后他转头看着前面四个人。
其中两名是穿制服的警察，其中一个矮壮结实，两腿又开站着，手垂身侧，两眼直视前方，左手拿着一本打开的黑皮笔记本。他的同事低头靠在墙上，看着铁架上的珐琅洗脸盆，洗脸盆上有个老式的黄铜水龙头，勒恩在九小时的加班过程中所遇到的年轻人，大概就属这个年纪最小了。他虽然穿戴了货真价实的警察皮夹克、肩带，而且还配着武器，可是看起来却像个冒牌货。一名戴眼镜的灰发妇人瘫在藤椅上，眼光呆滞地望着脚上的白色木底鞋。她穿着白护士服，苍白的小腿上布满丑陋的静脉瘤。第四位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此人一头黑色卷发，正紧张地咬着指关节，他也穿了白外套和木底鞋。
走廊上的气味很难闻，飘着消毒水、呕吐物，或者是药品的味道。也许三者都有。勒恩突如其来地打了个喷嚏，他想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鼻子，但迟了一步。
唯一对喷嚏声有反应的人是拿着笔记本的警员。他没说什么，只是指着一道淡黄色的门，还有打好字放在金属框里的白卡片。门没全关，勒恩轻轻将门拨开，里面还有一扇门也是半开着，不过这道门是往里开的。
勒恩用脚将门推开，向屋里望去，随即吃了一凉，他松开鼻子，又看了一次，这回看得更仔细了。
“我的妈呀。”他自言自语说。
勒恩往前踏了一步，让外层的门弹回原处，然后戴上眼镜，开始检查金属框里的名片。
“老天爷。”他说。
警员已收起黑色笔记本，拿出警徽，像念珠一样捏在手里。
好笑的是，勒恩想到警徽不久后就要被取消了。长久以来众人争执不休的话题——警徽应挂在胸口以直接表明身份，还是藏在口袋里——将无疾而终、不了了之。
以后警徽会被普通的识别证所替代，警察只要穿上制服就成了。
“你叫什么？”勒恩朗声问道。
“安德松。”
“你什么时候到的？”
警员看看表。
“两点十六分，也就是九分钟前，我们刚好在附近的欧丁广场。”
勒恩摘下眼镜，看了一眼穿制服的男孩儿，这个小鬼脸色青绿，彻底失控地对着脸盆狂吐。年长的巡警顺着勒恩的视线看过去。
“他只是个警校学生。”他低声下气地说，“这是他第一次出巡。”
“最好去帮他一下。”勒恩说，“还有，去请第五分局加派五六个人过来。”
“请第五分局紧急出动，是，长官。”安德松说，差点儿没行举手礼或立正站好。
“等一下，”勒恩说，“你在这里有没有看到任何可疑的事？”
也许他表达得不是很好，警员听了之后一脸困惑地瞪着病房门口。
“嗯，呃……”他支支吾吾地说。
“你知道里面那个人是谁吗？”
“是尼曼组长吧？”
“没错。”
“我还以为你看不出来呢。”
“是啊，”勒恩说，“差点儿看不出来。”
安德松离开了。
勒恩拭着额上的汗，思索下一步该怎么做。
他想了十秒钟，然后走到公共电话旁，拨了马丁·贝克家的电话。
“喂，我是勒恩，我在萨巴斯贝里，能过来吗？”
“好。”马丁·贝克说。
“快点儿。”
“好。”
勒恩挂上听筒，走回其他人身边等着。他把自己的手帕递给警校生，男孩儿不好意思地擦擦嘴。
“对不起。”他说。
“任何人都有可能这样。”
“我真的忍不住。这种事常发生吗？”
“不会。”勒恩说，“我当了二十一年警察，老实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
说完他转身对卷发男子说：“这里有精神病房吗？”
“Nixverstehen。”医生说。
勒恩戴上眼镜，看着医生白外套上的塑料名悼。
上面印着他的名字：乌兹库科科图普兹医师。
“噢。”他对自己说。
然后摘掉眼镜，静静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