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清之政象
清代狭义的部族政治，虽经所谓“咸同中兴”，苟延残喘，而终於不能维持。
第一、是外患之纷乘。
自道光十八年以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查办鸦片事务，至二十二年与英议和，订南京条约，割香港，许五口通商，是谓“鸦片战争”，为中国对外第一次之失败。此后咸丰七年英、法同盟军陷广州，八年至天津，陷大沽砲台。十年，再至天津，陷通州，入北京，烧圆明园，咸丰避难热河，为外兵侵入国都之第一次。光绪五年，日本灭琉球。六年，曾纪泽出使俄国，议改收还伊犁条约。八年，与俄定喀什噶尔东北界约。十年，中、法战起，十一年议和，失安南。十二年，与英订缅甸条约失缅甸。十九年，英、法共谋暹逻，废止入贡。二十年，中、日战起，二十一年议和，割台湾，失朝鲜。二十三年，德占胶州湾。二十四年，俄借旅顺、大连，英租威海卫。二十五年，法占广州湾。二十六年，八国英、俄、日、法、德、美、意、奥。联军入北京，光绪避难西安。二十七年订辛丑和约。二十九年，日、俄战起，以我东三省为战场。三十一年与日订满洲协约。宣统二年，外蒙库伦携贰，日本并灭朝鲜。三年，英兵侵据片马。
东西势力初次接触，中国昧於外情，因应失宜。
东西两文化，其先本无直接之接触。其始有直接接触，已近在明清之际。其先中国文物由间接关系传入欧西者，举其尤要者言之，如养蚕法、东汉蚕丝已入罗马。南朝梁简文帝大宝元年（公元550年）波斯人始将中国蚕种传东罗马都城君士坦丁。造纸法、当唐玄宗时，大食在西域获得纸匠，因在撒马尔罕设纸厂，为大食造纸之始，时欧邦皆用，羊皮纸，大食专利数百年。于十二世纪，造纸法始入欧洲。罗盘、宋书礼志谓：“周公作指南车，经马钧，祖冲之以后，其法不传。”至北宋又见於沈括之梦溪笔谈（卷二十四）欧人制磁针作航海用，始於西元1302年。当元成宗大德六年，较沈括所记尚迟二百年。其法盖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
火药、中国古时即有火药。据三朝北盟会编，北宋靖康时，宋、金弓交战已用火砲。其后南宋虞允文造霹雳砲，以纸包石灰、硫磺。孝宗时，魏胜创砲车，火药用硝石、硫磺、柳炭，为近代火具之始。元顺帝至正十四年（西元1354年），德人初造火药。
印刷术，雕版始於唐中叶。宋仁宗时，毕升发明活版印书术。明英宗正统三年（西元1438年），德人始制活字版，後於我四百年。皆有关近世文明者甚大。欧邦学者谓元代中西交通，乃将彼土中古时期之黑云一扫而净。蒙古人屠杀之祸虽惨，亦殊可以警奋数世纪来衰颓之人心，而为今日全欧复兴之代价也。
至于彼中所流被于我者，则除景教、摩尼教等几种宗教思想之稍稍传布于民间以外，他固无得而称焉。观於马可波罗所称述，在我固平淡无奇，在彼至于惊诧莫信。其先中西两大文化之成绩，我固未见绌于彼也。晚近一、二世纪以来，彼乃突飞猛进，而我懵然不知。彼我骤相接触，彼好议我为自傲。夫一民族对其固有文化抱一种自傲之情，此乃文化民族之常态，彼我易地则皆然。且彼之来也，其先惟教士舆商人；彼中教义非我所需，彼挟天算、兴地、博物之学以俱来，我纳其天算、兴地、博物之学而拒其教义，此在我为明不为昧。彼不知我自有教义，乃以天主、天国相强聒（guō），如其入非洲之蛮荒然，则固谁为傲者耶？且传教之与经商，自中国人视之，其性质远不伦。经商惟利是图，为中国所素鄙，奈何以经商营利之族，忽传上帝大义？中国人不之信，此情彼乃不知。抑商人以贩鸦片营不规之奸，教士笼络我愚民以扰搰（hú）我之内政，此皆为我所不能忍。而彼则以坚甲利炮压之，又议我为排外，我何能服？且彼中势力所到，亦复使人有不得不排拒之感。与彼中势力相接触而不知所以排拒者，是非洲之黑奴、美洲之红人也。排外而得法者，如亚洲之日本，乃至彼欧之互自相排。知必有以排之而不得其法者，则为中国。
日本小邦浅演，内顾无所有，惕然知惧，急起直追，以效法彼之所为。而我则为自己传统文化所缚，骤不易舍弃其自信。虽亦知外力当排，而终未有所以排之者。自我屡为所败，则强弱即成是非。然此特我衰世敝俗，一时因应之失宜。急起直追，所以孙中山先生有“头彩藏在竹杠梢头”之譬也。
主和主战，翻覆无定。内则言官哗呶（náo），仗虚骄之气，发为不负责任之高论。外则疆吏复遇事粉饰，不以实情报政府。而内政腐败，百孔千疮，更说不上对外。
第二、是内政之腐败。
当时内政上，最感问题者，首为财政之竭蹶
清自乾隆中叶以后，贪黩奢侈之风盛张，各省积亏累累，财政已感支绌。经嘉庆川、楚教匪长期内乱，至道光而对外商业，漏巵（zhī）日大。黄爵滋疏，道光十八年。谓：“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於内地，实漏银於外洋。自鸦片流入中国，道光三年以前，粤省每岁漏银数百万两；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百万两。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之多。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各省、州、县地丁钱粮，徵钱为多，及办奏销，以钱为银。前此多有赢余，今则无不赔贴。各省盐商卖盐得钱，交课用银。昔争为利薮者，今视为畏途”王庆云咸丰即位奏：“盐课岁额七百四十余万，实徵常不及五百万。生齿日繁，而销盐日绌。南河之费，嘉庆时止一百余万，而遁来递增至三百五十六万。地丁岁岁请缓，盐课处处绌销，河工年年保险。入少出多，置之不问。”今按：此等情形，一方起於官场之腐败中饱，一方亦由银价日昂，钱价日跌，经济状态转恶，生活程度提高所致。清廷之决心禁烟，亦由於此。厥后鸦片战争失败，五口通商，漏巵（zhī）益增。并历次赔款，国库益窘。
其次则为官方之不振
清自乾嘉以后，纳赀（zī）之例大开，洎（jì）咸同而冗滥益甚。王凯泰同治十二年应诏陈言，首请“停捐例”。谓：“自捐俸减折，百余金得佐杂，千余金得正印，即道、府亦不过三、四千金。家非素丰，人思躁进。以本求利，其弊何可胜言？”其时有以洋行挑水夫而为粮储道者，见殷兆鳙（yōng）疏。“捐纳”外复有“劳绩”一途。捐纳有“遇缺尽先”花样，劳绩有“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花样。捐纳官或非捐纳官，於本班上输资若干年，俾班次较优，铨补加速，谓之“花样”。而正途转相形见绌。甲榜到部，往往十余年不能补官，知县迟滞尤甚。王凯泰应诏陈言第二项，曰“汰冗官”。谓：“捐纳、军功两途，入官者众，部寺额外司员，少者敷十，多则敷百。补缺无期。各省候补人员，较京中倍蓰（xǐ）。”按：雍正中，查嗣庭、汪景祺等论列时政，已言部员壅滞，有“十年不调，白首为郎”之语。及乾隆间举人知县铨补，有迟至三十年者。廷臣屡言举班壅滞，然每科中额千二百余人，综十年且二千余人，铨官不过十之一。谋疏通之法，始定大挑制。六年一举，三科以上举人舆焉。仕途之壅滞，为自唐以来科举制下必有之现象，何况又加之以纳赀、劳绩异途杂流之竞进？
疆吏既竞务保举，多请吏部停止分发。保举大者有二途：一曰“军功”，一曰“河工”。光绪二十年，御史张仲析言：“山东河工保案，近年多至五、六百人。图保者以山东为捷径，捐一县丞、佐杂，不数月即正印矣。”此见保举与捐纳之狼狈相倚。其次复有“劝捐”。顺天赈捐一案，保至千三百余人。山东工赈，保至五百余人。他省岁计亦不下千人。时吏部投供月多至四、五百人，分发亦三、四百人。吏途充斥无轨道至此，官方如何得振！
照当时的政象，绝对抵不住当时的外患，於是遂有当时之所谓“变法自强”。
二、晚清之变法自强
变法自强，本属相因之两事，非彻底变法不足自强。而当时人则往往并为一谈。所变只有关自强之法。
一则清廷以专制积威统治中国，已达二百年，在满洲君臣眼光里，祖法万不可变。满洲君臣之倾心变法不过求保全满洲部族之地位。令变法而先自削弱其地位，满君臣虽愚不出此。
二则汉人在此专制积威政体下亦多逐次腐化。当时政府里真读书明理，懂得变法自强之需要与意义者亦少。
乾嘉朴学，既造成训诂考据琐碎无当大体之风尚；而道光朝科举惟遵功令，严於疵累忌讳，一时风气，更使学者专心於小楷点画之间。此风肇（zhào）於曹振铸。曹历事三朝，凡为学政者三，典乡、会试者各四，为军机大臣，殿廷御试必预校阅。没谧“文正”，盖以循谨为专制政体下之模范大臣也。自道光以来，科场规则亦坏，请托习为故常。咸丰八年，大学士柏菱以典顺天乡试舞弊罹大辟，科场法稍肃，然至光绪中又渐弛。当时所谓正途出身者，已乏通材，何论捐赀、劳绩异途之纷纷！此辈本不知变法图强为何事，且变法无异先妨碍彼辈之地位与前途。彼辈既不能走上前面襄助成事，彼辈又将躲在後面掣肘坏事。张之洞、刘坤一会奏变法，论及用人，云：“承平用人，多计资格。时危用人，必取英俊。今之仕途，不必皆下劣，同一才具，依流平进者多骑墙，精力渐衰者惮改作，资序已深者耻下问。其所谓更事，不过痼习空文，於中外时局素未讲求，安有阅历？而迂谈谬论，成见塞胸，不惟西法之长不能采取学步，即中法之弊，亦必不肯锐意扫除”此奏已在戊戌后，更可推想以前政界中状况也。
在这一种政治的积习与氛围中，根本说不到变法自强。纵有一、二真知灼见之士，他们的意见，亦浮现不到政治的上层来。郭嵩焘谓：“西人富强之业，诚不越矿务及汽轮舟车数者。然其致富强，固自有在。窃论富强者，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其源由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以成国家磐石之基，而后富强可言也。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舆百姓无舆。官俗颓敝，盗贼肆行，水旱频仍，官民交困，岌岌忧乱之不遑（huáng），而轻言富强，祗益其侵耗而已。”嵩焘以此告李鸿章，李鸿章则曰：“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此光绪三年语。）人才风气之固结不解，积重难返，由于崇尚时文小楷误之。”其实即以鸿章言，恐亦未能深切了解郭氏之意。晚清大臣能语此者惟曾国藩，曾氏已死，郭氏此等议论，索解人不得矣。
一时言富强者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此梁启超语。即仅就兵事、外交、洋务等而论，亦复反对之声四起。文祥光绪二年疏：“能战始能守，能守始能和，宜人人知之。今日之敌，非得其所长，断难与抗，稍识时务者亦讵勿知？乃至紧要关键，意见顿相背。往往陈义甚高，鄙洋务为不足言。抑或苟安为计，觉和局之深可恃。是以历来练兵、造船、习器、天文、算学诸事，每兴一议而阻之者多，即就一事而为之者非其实。至於无成，则不咎其阻挠之故，而责创议之人。甚至局外纷纷论说，以国家经营自立之计，而指为敷衍洋人。所见之误，竟至於此。”
在此情形下，遂使当时一些所谓关於自强的新事业之创兴，无不迟之又迟而始出现。
举其著者，如铁路之兴筑，同治季年直督李鸿章已数陈其利，竟不果行。光绪初，英人筑淞沪铁路，购回毁废。三年始有商建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八十里。六年，刘铭传入觐，力言铁路之利，李鸿章又力赞之，而江督刘坤一以影响民生厘税为言，台官亦合疏反对，诏罢其议。十三年，始造津沽铁路一百七十里。明年，李鸿章唱议自天津接造至通州，朝议骇然，张之洞乃创芦汉干路说调停。后又中辍，直至二十四年始再定议，三十二年全路始成。沪宁路始于二十九年，京奉路成于三十一年，津浦路成宣统三年。
又以轮船言之，江宁条约后，外轮得行驶海上。天津条约后，外轮得行驶长江。同治十一年，直督李鸿章建议设轮船招商局。十三年，又疏请，始定议。直至光绪十年，犹申明禁令，小轮不得擅入内河。十六年，有疏请各省试行小轮者，总署王大臣仍以为不可。时江轮、海轮统名“大轮”。待各水道外轮先后行驶，华商小轮始弛禁。日本始有东京、横滨铁道在同治十一年，大阪商船会社设立在光锗十一年。又按：欧洲机械方面重要之发明，如瓦特始得蒸汽机专利权在乾隆三十四年，福尔登始造汽船在嘉庆十二年。第一道汽机铁路之通车，在道光五年。利用汽力，为欧洲近世文化最要一特点。若中国能在同治季年即切实仿行，先后最远亦不能出百年之外也。其后法拉第发明电机，在道光十一年，鄂图氏发明内燃机，在光绪二年，而后近代机械之日新月异，变化益速。使天地为之异形，人生焉之转观者，胥此一百敷十年内事耳。
中国则因有二百年来满洲部族政权之横梗作病，使之虽欲急起直追而不可得。其后则激荡益远，于政治革命之后，继之以文化革命、社会革命，于中国内部不断掀起彻底震荡之波澜，而欧洲之科学舆机械，遂终无在中国社会保养，徐徐生长成熟之机会。过激者乃益复推而远之，希望于驱逼中国投入世界革命中求出路，不知社会愈动荡，则科学机械之发展愈受摧抑。而中国社会之所以赶不上近世文化之阶段者，其惟一概括，只在科学机械方面之落后。道路在近而求之远，歧途亡羊，此之谓也。
外患刻刻侵逼，政事迟迟不进，终於使当时人的目光，转移到较基本的人才和教育问题上去。
三、晚清之废科举兴学校
当时兴学沿革，略可分为两期。自同治初年以迄光绪辛丑为第一期，辛丑以后迄清末为第二期。
首先创设之学校，大抵不外乎以养成翻译而研究语言文字。与军事而连带及於机械制造。之人才为主。
如京师同文馆、始同治元年，初止教授各国语言文字，六年议于馆内添设算学馆，京僚谤讟繁兴。上海广方言馆、始同治二年，以苏抚李鸿章请。福建船政学校、始同治五年，左宗棠督闽，创设船厂，并设随厂学堂。十二年，沈葆桢陈选派学生分赴英、法学习。清季海军将领多闽人，由此。天津水师学堂、始光绪八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设。天津武备学堂、始光绪十一年，亦李鸿章奏设，规制略仿西国陆军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始光绪十三年，粤督张之洞奏设。湖北武备学堂、始光绪二十一年，张之洞调任鄂督后奏设。湖北自强学堂、亦张之洞创设，初分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其后专课方言。陕西诸省格致实学书院光绪二十二、二年间，各省学堂未能普设，多以变通整顿书院为请，遂有各省格致实学书院。等。
可见当时人对於创建学校之旨趣。且此等学校，十九皆创於外省一、二督抚，非由中枢发动。
渐次乃有普通学校之创立，其目光亦稍稍扩大及於法政、经济诸门。然要之仍不脱於为一时之实用，而以学校为附属於政治之一机构。
光绪二十三年，盛宣怀始於上海刽设南洋公学。先是光绪二十一年盛为津海关道，於天津创设头、二等学堂。头等学堂课程四年，分工程、电学、矿务、机器、律例五门。二等学堂课程亦四年，递升至头等。南洋公学如津学制，分四院：曰师范，曰外、中、上院。外院为附属小学，上、中院即头、二等学堂。课程大体分中文、英文两部，注重法政、经济。择尤异者资送出洋。盖以公学为预备学校，而以外国大学为究竟。中国学校之稍有系统雏形者始此。
及光绪二十四年，始有国立京师大学堂之筹办。庚子政变后，至二十七年，渐有复兴学校之议。首创议者山东督抚袁世凯。二十八年，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奏设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二馆。可见其时对学校观念，仍认为系政治上一种附属机关，所谓“学而优则仕”，仍脱不了一种科举传统思想也。师范教育亦为当时所重，不为官则为师，亦合於中国传统旧习。
学校生命，并非从一种对於学术真理向上探寻之根本精神中产生；其发动不在学术界自身，严格言之，时已无所谓学术界。而在几个官僚与政客；则宜乎其浮浅摇动，不能收宏深之效。因此晚清兴学，在政治上，其效力不能与北宋时代之书院讲学相比。在接收外来文化其成果亦不能与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佛学寺院相比。
其时进新式学校乃至於被派出洋的，其目的亦只为在政界乃至於社会上谋一职业、得一地位，因此近人讥之为“洋八股”与“洋翰林”如是则最多仅能学习到别人家的一套方法与智识，而学习不到别人运用此方法以探求此智识之一段精神。因此近人又讥之为“智识之贩”，以学校为“智识之拍卖场”。
在此情形下，乃发生学校与科举之冲突。学校与科举之冲突，正如科举舆捐班之冲突，以其同为一种政治上之出身故也。
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与荣庆、张百熙会商学务，奏称：“奉旨兴办学堂此所谓辛丑以后之办学。两年有余，至今各省未能多设，以经费难筹。经费所以不能捐集，以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科举不变通裁减，人情不免观望，绅富孰有肯筹捐？按：晚清捐资兴学者，如杨斯盛、叶澄衷、武训之流，皆非绅富。朝廷以私唱，求国民以公应，岂可得耶？入学堂者，恃有科举一途为退步，不肯专心向学，且不肯恪守学规。”就事理论，必须科举立时停罢，学堂办法方有起色，经费方可设筹。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张之洞会奏：“科举一日不停，士人有侥幸得第之心。民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绝少，拟请立罢科举。”遂诏自丙午始，停止各省乡、会试及岁科试。寻谕各省学政，专司考校学堂事务。
隋、唐以来沿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终於废绝，而以学校为替代。
二十九年，张之洞等奏定章程：通儒院毕业，予以翰林升阶，或分用较优官、外官。大学分科毕业，最优等作为进士出身，用翰林院编修、检讨。优等、中等均作为进士出身，分别用翰林院庶吉土、各部主事。大学预备科及各省高等学堂毕业，最优等作为举人，以内阁中书、知州用。优等、中等均作为举人，以中书科中书、部司务、知县、通判用。
如是则学校再不能专以造就翻译舆军事人才为主。於是乃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理论出现。
梁启超拟京师大学章程：光绪二十四年。“中国学人之大弊，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不讲义理，绝无根柢，则浮慕西学必无心得。前者各学堂之不能成就人才，其弊由此。”同时张之洞为劝学篇，亦云：“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外篇会通。又两湖经心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亦云：“大指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光绪定国是诏亦谓：“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切於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迂谬空疏之弊。”
一个国家，绝非可以一切舍弃其原来历史文化、政教渊源，而空言改革所能济事。况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已绵历四、五千年，更无从一旦舍弃以为自新之理。则当时除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亦更无比此再好的意见。惜乎当时已届学绝道丧之际，根本就拿不出所谓“中学”来。学术之培养舆成熟，非短时间所能期望。学校教育之收效，因此不得不待之十年、二十年之后。而外患之侵逼日紧，内政之腐败依然，一般人心再不能按捺，於是对全部政治彻底改革之要求蓬勃四起。此即走上变法图强之根本义。
四、戊戌政变与辛亥革命
晚清全部政治彻底改革之运动，亦可分两节。第一节是戊戌变法，第二节是辛亥革命。二者同为对於当前政治要求一种全部彻底之改革。
惟前者戊戌变法。尚容许清王室之存在。待清王室舆满洲部族以及一般旧官僚结合一气，以阻碍此种改革之进行，于是乃有后者辛亥革命。续起，连清王室一并推翻。
戊戌变政，又称“百日变政”。这一个变政的生命，前后只有九十八天。四月庚戌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命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至八月丁亥，皇太后复垂帘训政。
这一个变政之失败，第一原因，在于他们当时依靠皇帝为变政之总发动，而这个皇帝，便根本不可靠。
光绪以四岁入宫，抚抱为帝，屈服长养于那拉氏孝钦慈禧太后，同治帝之生母。光绪帝之母为孝钦妹，以是得立。积威之下。长日跪起请安，守家人儿子礼惟谨，十六岁大婚，太后撤廉，然实权仍在其手。移海军衙门费修建颐和园。户部尚书阎敬铭节款千万，备筑京汉路，孝钦逼之辞职。太监李莲英用事，海、陆军将领丁昌、卫汝贵、叶志超皆拜门下，称受业。时称“海底鱼雷”、“开花弹子”，皆以铁滓、泥沙代火药。满洲亲贵，乃至宫中宦寺，皆知有太后，不知有皇帝。光绪又体弱多病，易动感情，而机警、严毅皆不足。在内廷读康有为书如波兰亡国记、突厥亡国记等，至于涕泗横流。盖一软性富伤感而无经验阅历之青年，不足当旋乾转坤之任。
第二原因，在於他们鼓动变法，一切超出政治常轨，而又并不是革命。
康有为系一工部主事，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外务部、外交部之前身。行走，无权无位。此系四月事。六月命康有为督办上海官报，康留京不出。而以军机四章京七月命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主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有为告德宗：“大臣守旧，当广召小臣，破格擢用”故有此命。居间传递消息。要以内面一个有虚位、无实权的皇帝，和外面一无名义、无权位的不相干人督办上海官报的康有为。来指挥操纵全部政治之彻底改造，其事自不可能。
第三原因，由於一时政令太骤，主张“速变”、“全变”，而无一个按部就班切实推行之条理与方案。
梁启超戊戌变政记新政诏书恭跋谓：“三月之间，所行新政，虽古之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记政绩，尚不能及其一、二。”其实此等并非新政，更无所谓政绩，仅是一纸诏书而已。时人或劝康有为：“今科举既废，惟有尽力多设学校，逐求扩充，俟风气渐变，再行一切新政。”有为弟有溥与人书，亦谓：“伯兄（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愿力劝伯兄宜速拂衣，以感激知遇不忍言去。”
康谓：“列强瓜分，即在目前，此路如何来得及？”故康氏上皇帝书谓：“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速变、全变，惟有革命。宋神宗、王荆公在熙宁时，尚不能速变、全变，清德宗之强毅有力远不如宋神宗，康有为之位望资历远不如王荆公，如何能速变、全变？康氏所以主张速变、全变者，以谓非此不足救亡。此等意见，亦仍与数十年前人一色。
从前是只为自强而变法，现在则只就救亡而变法，均是将变法降成一个手段，没有能分清观点，就变法之本源处逐步走上轨道。“若不变法则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此等语用以耸人听闻，亦有流弊。若自己真抱此等感觉，则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断不能从容中道，变出一个规模来。正如百孔千疮，内病未去，而遽希富强，其不能走上切实稳健之路，一也。此等意见，不外两病：一则正面对于当时所以必需变法之本原理并无深切认识，又一则对于外面国际形势亦复观察不清。郭嵩焘已言：“西人以通商为义，本无仇害中国之心。五、六十年来，枢府诸公，不一研求事理，考览人才，悬一‘防堵’之名，莫辨其缓急轻重，一责以防剿。虚求之而虚应之。一转盼间，又悬一‘富强’之名，索之杳茫冥昧之中，以意揣其然。”郭氏之言是矣。
不谓再一转盼间，“富强”之名又一变为“救亡”。昔之岌岌然谋富强者，今乃岌岌然曰救危亡。而於郭氏所谓“行之有本，积之有基”者，要之皆不理会也。时（戊戌秋）严复以召对称旨，退草万言书，略谓：“中国积弱，由於内治者十之七，由於外患者十之三。而天下汹汹，若专以外患为急，此所谓目论也。今日各国之势，与古之战国异。古之战国务兼并，今之各国谨平权。百年以降，船械日新，军兴日费，量长校短，其各谋於攻守之术亦日精。两军交绥，虽至强之国，无万全之算。胜负或异，死伤皆多。难端既构，累世相仇。是以各国重之。使中国一旦自强，则彼将隐销其侮夺觊觎之心，而所求於我者，不过通商之利而已。是以徒以外患而论，则今之为治，尚易於古叔、季之世。易为而不能为，其故由於内治不修，积重难反。外患虽急，尚非吾病本之所在。大抵立国建群之道，一统无外之世，则以久安长治为要圆；分民分土、地丑德齐之时，则以富国强兵为切计。
“顾富强必待民之智勇，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争竞磨磐而後日进。今西国以舟车之利，闯然而破中国数千年一统之局。且挟其千有余年所争竞磨磐而得之智勇富强，以与我相角。使中国之民，一如西国，则见国势倾危，方且相率自为，不必惊扰仓皇，而次第设施，自将有以救正。顾中国之民有所不能。民既不克自为，其事非倡之于上不可。然今日相时审势，而思有所变革，则一行变甲，当先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设但支节为之，则不特徒劳无功，且所变不能久立。又况兴作多端，动靡财力，使为而寡效，积久必致不支。”其言为大臣所嫉，格不达。
大抵当时变法，牵一发，动全身。苟求全变，势不能速。若使有统筹全局之君、相，慎思密虑，徐以图之，庶乎有济。而清室诸帝，自咸丰以下皆非其人。咸丰二十岁即位，三十一岁卒。同治八岁即位，二十一岁卒。光绪四岁即位，三十七岁卒。宣统三岁即位，六岁逊国。即以年龄言，皆不足担此重任。同治时，东（同治之嫡母）西（同治之生母）太后垂帘听政，继续至光绪时。母后临朝，—更难济此危局。
以大臣言，智虑气魄足以胜者惟一曾国藩，既已老於兵旅封疆，未能对整个政局一展其抱负。李鸿章继曾而起，智局气量已不如曾，清廷亦从未田健未用之中枢，使有一统筹全局之机会。同、光以来世称军机权重，然特领班王、大臣主其事，次者仅乃得参机务。枢臣入对，席次有定。后列者非特询不得越言。后叶领以尊亲，势尤禁格。然则曾、李纵人中央，仍不能有略展经纶之希望。相传李历聘欧渊，见德相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廷臣群掣其肘，欲行其志，其道何由？”俾斯麦告以：“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曰：“苟其君惑于众口，居枢要、侍近习者，假威福而挟持大局，则如之何？”一俾氏良久曰：“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女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李默然。此可见当时李鸿章之苦闷也。
事势推荡，遂使康有为以一局外之人，而来发动整个政局之改革，其事固必失败。然就晚清全部历史进程而论，康氏此举，不不啻即为一种在野对於在朝之革命，戊戌政变乃成为辛亥革命之前驱。前後相隔，亦不过十三年之时间而已。光绪三十三年，于式枚奉命出使德国，充考察大臣。濒行疏言：“日本维新之初，即宣言立宪之意。后十四年始发布开设国会之勅（chì）谕，二十年乃颁行宪法。盖预备详密迟慎如此。今横议者自谓国民，聚众者辄云团体。数年之中，内治外交，用人行政，皆有干预之想。豈容欲速等于取偿，求治同于论价。”于氏此论，为政局常态而言，未尝不是，然其时清廷绝不足以言此。在上者图变愈迟，在下者求变愈速。要求立宪之后一幕，自应为革命爆发也。
第四原因，由於当时政治上旧势力尚相当浓厚，足以阻碍革新运动之进展。
满洲亲贵，与一辈旧官僚，依附於皇太后之下，而将皇帝之革新事业，全部推翻。政局骤变，不过一转瞬之间而已。其时新党诸人，谋欲劫胁太后，拥护皇帝亲政。此等举动，在当时情势下绝无成功希望。文悌告康有为，谓：“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於度外。”是时满人反对变法之意态极鲜明。凡于变法下将失其地位之汉人，以及可以於反对变法下高升其地位之野心者，均依附於满族政权之下。康等过激之态度，亦不为一辈中和者所同情。然反动势力之抬头，皇帝被幽，康、梁逃亡海外，戊戌六君子同日就戮，此等心理上之刺激，却更催满洲政权之覆灭舆革命之崛起。
紧随著戊戌政变而来者，为庚子拳乱。
洪亮吉嘉庆四年上书，谓：“士大夫皆不务名节。幸有矫矫自好者，类皆惑于因果，遁入虚无，以蔬食为家规，以谈禅为国政。一、二人倡于前，千、百人和于后。甚有出则官服，入则僧衣，惑众惊愚，骇人观听。亮吉前在内廷，执事曾告之曰：‘某等亲王十人，施斋戒杀者已十居六、七。羊、豕、鹅、鸭皆不入门。’及此回入都，而士大夫持斋戒杀，又十居六、七矣。深恐西晋祖尚元虚之习，复见于今。”
盖清自乾嘉以下，世道日坏，学者惟有训诂考据，不足以安心托命，礼乐已衰，方术将兴。乃转而逃於此。曾国藩在军中，为圣哲书像记末附长论，亦为此种风气发也。下之则为天理教、八卦教、白莲教、红灯教、上帝会之此仆彼起，上之则有朝廷亲贵大臣，倚信拳民以排外，而酿成庚子之祸。清代士大夫研佛学，其事亦起于乾、嘉之际。直至清末，即如康有为、谭嗣同辈，皆读佛书。此虽异于洪、曾所指摘，要之为一种风气下演变而来，足以说明清中叶以下思想界之空虚旁徨舆不安宁也。
庚子拳乱，虽挟有不少可笑的迷信，然其为中国上下不能忍受外侮压迫之情感上之爆发则一。所以继续于辛丑和议以下的，还是国内一片变法维法维新的呼声。然而满洲狭义的部族政权，还想挣扎其固有之地位。所以他们欢迎拳民而排拒新政。拳民排外不变法，于他们地位有利无害。
庚子、辛丑以后，国家危机日益暴露，而满洲部族政权之权之意识，亦日益鲜明。因知国政已到不得不变之时，而一变则满洲部族政治已往之地位，必先摇动也。于是满洲贵族，遂蓄意造成一排汉之中央集权。光绪三十二年之内阁，满七人，蒙一人，汉军旗一人，汉四人。刚毅有言：“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州肥。”满族狭隘的部族观念，既自促其政权之崩溃，亦於国家前途，有莫大之损害也。及清德宗与慈禧太后同日逝世，溥仪即位，醇亲王载澧溥仪父。为摄政王监国监国，袁世凯被逐。李鸿章卒，以直隶总督及兼北洋大臣席荐袁，袁已隐然为当时汉大臣之领袖矣。载澧自统禁卫军，而以其弟载洵主海军、载涛为军谘大臣。即参谋大臣也。相传载澧于丑议和赴德谢罪，德亲王亨利告之曰：“搅握兵权，整顿武备注集权之第一著。”辛亥三月，新内阁成立，满人九，内皇族五人，汉人四，满、汉畛域益显。
在狭义的部族政治下，乃惟有革命爆发之一路。
五、辛一亥革命以后之政局
辛亥革命之爆发，这是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由政治领导改进社会之希望已断绝，此乃文祥、曾经国藩、李鸿章、光绪帝、康有为诸人所想望者。不得不转由社会领导来改进政治。前者牺牲较少，进趋较易；此即日本明治唯新所取之路径。后者则牺牲大而进趋难。然而为两百多年满洲狭义的部族政权所横梗，当时的中国，乃不得不出此途。
辛亥革命爆发，满洲王室退位，一面是狭义的部族政权已解体；然在此政权下所长养遗留的种种恶势力，却因旧政权之解体而溃决，有待于逐步收拾与逐步清涤。另一面则社会民众的力量，虽则已够有推翻旧政权之表现；而对于创建另一种理想的新政权之努力，则尚有待於逐步试验与逐步磨练。因此辛亥革命只是中国民众一种新的艰苦工作之开始，而非其完成。
旧政权解体后紧接著的现象，便是旧的黑暗腐败势力之转见抬头，而新力量无法加以统制。袁世凯误认此种状态之意义而帝制自为，康有为又误认此种状态之意义而参加复辟。
政局在此几度动荡中益增其阢隉，而旧的黑暗腐败势力益见猖獗。
此种旧的黑暗腐败势力之活动，大率以各省的军权割据为因依。
辛亥以后的各省军权割据，远则导源于元、明以来行省制度之流弊。
行省制度起于元，而明、清承袭之。此项制度之用意，在利于中央之管辖地方，而并不为地方政治之利于推进。若使地方政治能活泼推进，各地俱得欣欣向荣，则中国自来文化传统，本为一大一统的国家，各地方决无生心离叛中央而不乐于推戴之理。故汉、唐盛时，皆无防制地方，存心集权中央之政策。
汉末之州牧，乃在东汉王室已臻腐烂之后；而唐之藩镇，则起于唐政府无限度之武力对外；皆非地方势力无端反抗中央。宋代惩于唐末藩镇割据之祸，乃始刻意集权中央。
然行省制度则尚与中央集权不同。行省制实近似于一种变相的封建，乃是一种分权统御制也。元人所谓“行中书省”，即是活动的中书省，即中枢政权之流动分布。其意惟恐一个中央政权不足控驭此广土众民，乃专为蒙古狭义的部族政权而设此制度。
明人不能彻底荡涤，明太祖废行中书省，而以布政使为各地行政长官，较元制远为合理。惟惜行政区域之划分仍依元旧，而其后复有巡抚、总督凌驾于布政使之上。清代则有意利用。故明代督、抚尚非常设之官，而清则各行省必设督、抚，而大体又必使满族任之。故行省长官乃地方官之临制者，而非地方官之领袖与代表。明、清总督、巡抚皆带“都御史”街，以此，名义上虽以布政使为行省长官，而实际而权在督、抚。同时时此等长官，皆偏重于军事统治之性质。故其名曰“总督”、“巡抚”。此种制度在平时足以障碍地方政事之推进，而增加地方舆中央之隔阂；而待一旦中央政权削—弱，各行省转易成为反抗中央，分区割据之凭藉。
近则导源于洪、杨以后各省督、抚离心态度之演进。
清代督、抚权任本重。洪、杨之乱，满人为外省督、抚者，皆无力荡平，于是不得不姑分一部分督、抚之权位与汉人。自是以来，外省督、抚，渐与中央异趋。晚清中国各地之略略有新政端倪者，胥由一、二汉人为督、抚者主张之。庚子之变，东南各督、抚不奉朝命，相约保疆，超然事外；辛亥革命，各省宣布独立；皆此种离心态度之继续演进也。
于是由清末督、抚之变相，而有民国初年之督军。
旧中央既倒覆，新中央又摇动，经过帝制、复辟两事变，此辈乃生心割据。各地军阀，纷纷四起。历史无必然事变，若使袁世凯能忠心民国，中央政权渐臻稳定，则此等事态，亦可不起，其时全国各地军队之多，至少当逾二百万以上。
光绪中叶，各省绿营、清末存额尚四十六万二千三百八十二名。防军光绪二十四年各省防军、练军总三十六万余人。兵额七十七万，时已有以饷巨主裁减者。民国以来之军队，至少当超过清末三倍。
不断的兵变与内乱，遂为民国以来惟一最常见之事态。
或人统计民国十一年以前各地兵变，共达一百七十九次。分年讲之，元年二十八次，二年四次，三年十三次，四年三次，五年二十四次，六年十七次，七年八次，八年七次，九年十九次，十年十一次，十一年四十五次，以省区分之：直隶九次，奉天三次，吉林六次，黑龙江六次，山东十五次，河南二十九次，江苏十次，安徽十四次，江西十一次，湖北二十七次，湖南十一次，福建十六次，广东八次，广西一次，云南二次，贵州一次，四川五次，甘肃、新疆各一次，山西五次，京兆四次，绥远四次，川边二次，察哈尔一次，阿而泰一次，惟浙江独无。然自民十三年齐卢战后，浙江亦非干净土。又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路透通讯员谓：“四川自民国以来，今方为第四百六十七次战争。”
而此辈军阀之私生活，尤属不堪言状
有一人而纳姬妾四、五十人之多者。其私产业大抵无可訾（zī）省。其相与间关於军事、政治问题之商决，皆于鸦片烟、麻雀牌之集合中进行之。因此非能沉酣于此种嫖赌生活之中者，即无法与彼辈相接触。于是无论彼辈之自方乃至对方，官场习气之腐败，乃较逊清犹远过。
其时则全国无所谓中央，政治无所谓轨道，用人无所谓标准，各省地方官吏皆由各省自派，中央，不能过问。马弁、流氓皆踞民上。财务无所谓公私。专就政治情态之腐败黑暗而论，唐末、五代殆不过是。所异社会情形较不同。
民生极度憔悴之下，田租预徵至数十年之外，加税名目至百余种之多，惟有转以从军为出路。军阀皆可以借外债，买军火，而农民革命为不可能。
为扫荡此种军阀，与此种军阀之相互噬搏。而国家民族之元气大伤。
代表旧政权之最后恶态者，为此辈军阀之腐化舆恶化。而代表新政权之最先雏形者，则为议会舆政党之纷扰。
革命后之政治理论，厥为民主共和。于是创设国会，用用以代表民意，制定宪法。又组织政党以为议员竞选之准备。然此等皆钞袭欧美成法，于国内实情一情不合，因此不能真实运用。各党党纲，既无大差别，实则当国难严重，变动激剧之际，根本上便不能有两套显然相异的党纲。又各党背后皆无民众为之基础。中国政制，本求政府领导民众，不能遽（jù）觊民众操纵政府。清政府以不能尽领导民众之使命而推翻，而民国以来之政治理论，忽变为民众指导政府，于是政府躲卸其责任，民意亦无法表现，而变成两头落空。政党为既不能有真实之精神，国会与宪法徙为相聚而哄之题目与场合。
当时的政党，似乎误认分党相争为政治上最高的景象。其时殆不知所谓和衷共济与举国一致。
分党相争的胜负，不能取决於民众，民众无力来操纵他们的胜负。转而各自乞援于军人。如是则新旧两潮流，汇为同趋。
一般党员，则则凭藉党争的美名，来公开无忌惮的争权夺利。其时则有“党棍”、“党痞”、“吃党饭”诸名称。有激而唱为“毁党”、“造党”之论者，要之仍以分党相争为政治无上境界也。
国家民族之元气，又在此种纷扰中损伤了不少。
直到民国十七年国民革命军再度北伐，而上述两种情况军阀与党争。始见摧廓。以革命的武力来扫荡军阀，以一党专政的理论来停止党争。
六、文化革命与社会革命
在此国家社会继续震荡与不断损伤中，过激思想亦逐步成长。
康有为的“速变、全变”两语，可算是海通以来中国过激思想之最扼要的标语。
同、光之际，所变在船炮器械。戊戌以后，所变在法律政制。民国以来，则又有“文化革命”与“社会革命”之呼号与活动。
文化与历史之特征，曰“连绵”，曰“持续”。惟其连绵与持续，故以形成个性而见为不可移易。惟其有个性而不可移易，故亦谓之有生命、有精神。
一民族文化舆历史之生命与精神，皆由其民族所处特殊之环境、所遭特殊之问题、所用特殊之努力、所得特殊之成绩，而成一种特殊之机构。一民族所自有之政治制度，亦包融于其民族之全部文化机构中而自有其历史性。所谓“历史性”者，正谓其依事实上问题之继续而演进。问题则依地域、人事种种实际情况而各异。因此各民族各自有其连绵的努力，与其特殊的创建。一民族政治制度之真革新，在能就其自有问题得新处决，辟新路径。不管自身问题，强效他人创制，冒昧推行，此乃一种“假革命”，以与自己历史文化生命无关，终不可久。
中国辛亥革命，颇有一切推翻故常而陷于“假革命”之嫌。辛亥革命之易于成功，一部分由于以排满为号召，此在我民族自身历史中有生命、有渊源。至于民主共和之新政体，以理论言之，与我先民以往政治理论及政制精神靡不合。然就实际政情言之，一国政制，有其一国之轨道。即以王室而论，如英、如日，至今犹有王室。如德、如俄，当时王室亦存在。中国以满族坚持其狭义的部族政权之故而不得不推翻王室，而为推翻王室之故，不免将旧传政制一切推翻。当时似误认以为中国自秦以来，即自有王室以来，一切政制习惯多是要不得。於是乃全弃我故常之传统，以追效他邦政制之为我所素不习者，此则当时一大错也。即如考试与铨选，乃中国政制上传袭甚久之一种客观用人标准，民国以来亦弃去不惜。如是则民治未达，官方已坏，政局乌得不乱？政制既已一切非我之故常，其政制背後支撑政制之理论，亦必相随动摇，则一变而俱不能不变。而所以犹谓之“假革命”者，以我民族所遇之问题，犹是我民族特有之问题，却不能亦随别人之政制与理论而俱变也。故於辛亥革命之后，而继之有文化革命、社会革命之发动，亦势之所必趋也。然而离题愈远，失却解决真问题之症结所在矣。
文化革命之口号则有“礼教吃人”、“非孝”、“打倒孔家店”、“线装书扔毛厕里”、“废止汉字”、“全盘西化”等。
社会革命则以组织工、农无产阶级攘夺政权，创建苏维埃政府为职志。
以上四步骤，最先为武备革命，牵涉范围最狭。进一步则为政治革命，其对象始徧（biàn）及政治之全部。又进一步则为文化革命，其对象又扩大及于全体社会中层读书识字之智识分子。更进一步为社会革命，则其对象更扩大及于全体社会下层工、农大众无产阶级。又武备革命之呼号则曰“自强”，政治革命之呼号则曰“救亡”，文化革命则主推翻中国以往自己传统文化、历史教训，而社会革命更进而主张推翻经济组织，与相随而有之一切文化制度。其意态愈奋昂，其对象愈广廓。而此四步骤，同可以康氏“变”之一字包括之，同可以康氏“全变、速变”之要求说明之也。
政治不安定，则社会一切无出路。社会一切无出路，则过激思想愈易传播流行，愈易趋向极端。要对此加以纠正与遏止，又不知费却国家民族多少元气与精力。
继续此种国内政治之不安定，社会之无出路，而引起更严重的外患。其时欧西则以自己大战而对我放松，日本事贝以独收渔人之利而对我加紧。自民国四年“五九”对日屈服，直至民国二十年“九一八”沈阳事变，东四省被占，以至民国二十六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开始全国一致之对日抗战。
七、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
在此艰钜的过程中，始终领导国人以建国之进向者，厥为孙中山先生所唱导之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主张全部的政治革新，与同、光以来仅知注重于军备革命者不同。
三民主义自始即采革命的态度，不与满洲政府狭义的部族政权求妥协，此与光绪末叶康有为诸人所唱保皇变法者不同。
三民主义对当前政治、社会各项污点、弱点，虽取革命的态度，而对中国已往自己文化传统、历史教训，则主保持与发扬；此与主张全盘西化、文化革命者不同。
三民主义对国内不主阶级斗争，不主一阶级独擅政权；对国际主遵经常外交手续，祈向世界和平；此与主张国内农、工无产阶级革命，国外参加第三国际世界革命集团者不同。
三民主义之革命过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仍主以政治领导社会；“军政”所以推翻旧政权，“训政”则以政治领导社会前进而培植新政权，“宪政”乃为社会新政权之正式成立。此与偏激的急速主义，专求运用社会力量来做推翻政治工作者不同。光绪时，于式枚疏：“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维新”与“革命”之辨，正为一由政府领导社会，一由社会推翻政府。其牺牲之大小与收效之多寡，适成反比。惟惜清政府不足语此。然革命要为万不得已，政治苟上轨道，终必经此军政、训政、宪政之三步骤也。
可惜三民主义之真意义与真精神，一时未能为信从他的一般党员所切实了解。此本孙中山先生自述“知难行易”。因此三民主义在建国工作上，依然有不少顿挫、不少歧趋。然而辛亥革命、民国十七年之北伐，以及当前之对日抗战，全由三民主义之领导而发动。将来三民主义之充实与光辉，必为中华民国建国完成之惟一路向。
八、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
本节诸项，为中国全国国民内心共抱之祈向，亦为中国全国国民当前乃至此后共负之责任。不久之将来，当以上项标题创写于中国新史之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