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堪言状的分裂与堕落之后，中国又重新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来。这一个中央，却以他特殊的姿态出现于历史。与秦、汉、隋、唐的统一相随并来的，是中国之富强，而这一个统一却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这是宋代统一特殊的新姿态。
一、北宋帝系及年历
北宋凡九主，一百六十七年而亡。
二、宋初中央新政权之再建
自唐代镇兵拥立留后，积习相沿，直至五代，造成国擅于将、将擅于兵的局面。宋太祖由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这是五代兵士拥立皇帝的第四次。唐明宗李嗣源、唐废帝潞王从珂、周太祖郭威，皆由军士拥立。
由不断的兵变产生出来的王室，终于觉悟军人操政之危险，遂有所谓“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此在太祖即皇帝位之第二年，即建隆二年。
自此节度使把持地方政权之弊遂革。
太祖召诸镇节度，会于京师，赐第留之，而分命朝廷文臣出守列郡，号“知州军事”。自此诸节度使并不食本镇租赋，藩府除授带都督名衔者，实不行都督事。诸路观察、采访、防御、团练、刺史皆遥领，不亲本州务。
而地方长官遂得重用文臣。
五代时不仅诸镇节度使皆用勋臣武将，即不隶藩镇之州郡刺史，亦多以军功为之。至是始革。
继之置诸州通判。
凡地方军民政务，均须通判签议连书，方许行下。通判事得专达，与长吏钧礼。又令节镇所领支郡，皆直隶京师。
县令亦分由朝官兼摄，称为知县。
知州、知县，论名义皆属临时差遣，非本职。故宋代州县守令，皆带中朝职事官衔。
从此地方官吏，又得均由中央任命。
五代凡曹掾簿尉之龌龊无能，以至昏老不任驱策者，始注县令。故其时地方政治，惟有刻剥诛求，猥迹万状。优诨至多以令长为笑资。宋祖以朝官出知县事，犹北齐武成时以世胄子弟为县令，亦一时救弊，非必全出于私天下之心。
各州又置转运使，处理各地方财政，除诸州度支经费外，悉输京，毋占留。唐代地方财政有“留州”、“送使”、“上供”之别。从此地方财富亦归中央。严惩赃吏，亦宋开国政治要政之一。
又命诸州县各选所部兵士，才力武艺殊绝者送都下，有“兵样”，为挑选标准。先以人，后以木梃（tǐng）为之。补禁旅之阙。称“禁兵”，为天子之卫军。其老弱者始留州。此为“厢兵”，属地方兵，罕教阅，多以给役。五代无政，凡国之役皆调于民，宋悉役厢军，凡役作工徒营缮，民无与焉。既不能一时复兵于农，则此亦不失为权道。
从此地方兵力亦移归中央。
吏治、兵权、财赋三项，脱离了地方军权藩镇。之分割，而统一到中央来，中国始渐渐有一个像样的、上轨道的中央政府。
三、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
宋太祖凭借那一个比较像样的、上轨道的中央政治机构，便可先来平复南方。先荆南，次蜀，次南汉，（时贬号“江南”。）渐次敉（mǐ）平。
太祖虽以杯酒释侍卫诸将兵柄，然其时在外郡以节度掌兵者犹近三十州。乾德中，或因其卒，或因迁徒，或因致仕，渐以文臣代之。然守将之控制西北者类多久任。郭进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汉超守关南凡十七年，董遵诲守通远凡十四年。其余十许年、八九年不可悉数。所部筦（guǎn）榷（què）之利悉与之，军中事许从便宜。边臣皆富于财，得养募死士。蕃寇每入，多致克捷。以此无西北之虞，得以尽力东南。仁宗至和二年范镇疏：“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至和元年冬，纔踰（yú）一岁。知州者凡七换，河北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马练习，安可得也？”
南方诸国在经济上虽比中原为优，而政治情形并不长进。
东晋、南朝，有大批北方士族南渡，故衣冠文物为北方所宗。五代时，南方诸国，仅得唐末进士诗赋遗风，政治上并无传统可言。
故宋室政治，稍有头绪，便能将南方诸国逐次收拾。
至太宗时，吴越降附。江南统一，再平北汉，而终于不能打倒契丹，这是宋室惟一主要的弱征。
太宗两次亲征，均败归，其死传系箭疮发。石晋开运阳城之战，耶律德光几不免，周世宗一举而下三关，契丹非不可胜。但太宗才弱，又无贤辅耳。周世宗用兵欲先取幽州，则吴蜀不足平。宋则以赵普谋，先南后北为持重。兵力已疲，而贻艰钜于后人，则太祖之失也。
宋代建国本与汉唐不同。宋由兵士拥戴，而其建国后第一要务，亦即宋室政权惟一生路。即须裁抑兵权。而所以藉以代替武人政治的文治基础，宋人亦一些没有。
宋初文臣，出五代南唐之遗，皆猥琐浮薄，无堪建树。古者三公坐而论道，唐五代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亦必命坐赐茶。宋初，周世宗旧臣范质等为相，惮帝英睿，请每事具箚（zhá）子进呈。由是奏御浸多，始废坐论之礼，而宰臣见天子亦立谈矣。太祖谓宰辅中能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但欠为世宗一死。质与王溥为世宗顾命大臣，王溥时以拟冯道，盖皆不为宋祖重视。宋所信赖者惟赵普。然普为相后，宋祖常劝其读书，乃时时披览论语。以宋初大臣与唐代相较，所逊远矣。此宋治之所以不逮于唐也。
北方的强敌，契丹。一时既无法驱除，而建都开封，尤使宋室处一极不利的形势下。藩篱尽撤，本根无庇。这一层，宋人未尝不知。然而客观的条件，使他们无法改计。
张方平曾论其事，见续资治通鉴长编二百六十九。谓：“今之京师，古所谓陈留，天下四冲八达之地，非如函秦洛宅，形胜足恃。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国而建都，至于石晋割幽蓟之地以入契丹，遂与强敌共平原之利。故五代争夺，其患由乎畿甸无藩篱之限，本根无所庇也。祖宗受命，规模必讲，不还周汉之旧而梁氏是因，岂乐而处之，势有所不获已者。大体利漕运而赡师旅，依重师而为国也。则是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张语止此。
张洎（jì）亦论汴漕。谓：“汉兵甲在外，惟有南北军、期门、羽林孤儿，以备天子扈从藩卫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卫府兵，皆农夫也。及罢府兵，始置神武、神策为禁军，不过三数万人，亦以备扈从藩卫而已。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师，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张语止此。
太祖末年欲卜都洛阳，曰：“终当居长安，据山河之胜又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而晋王即太宗。力请还汴。太祖终不以为然，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范仲淹又力主于洛阳广储蓄，缮宫室，为迁都计，而吕夷简目为迂阔。其先则畏难因循，其后又偷安苟且，一误再误，而宋事终不可为矣。
大河北岸的敌骑，长驱南下，更没有天然的屏障，三四天即到黄河边上，而开封则是豁露在黄河南岸的一个平坦而低洼的所在，所以一到真宗时，边事偶一紧张，便发生根本动摇。其时王钦若主迁南京，陈尧主迁四川，而并无主迁洛阳、长安者。正见此两地文化经济之衰落，至是仍一无恢复也。幸而寇准亲征，始得有澶渊之盟。然而到底是一个孤注一掷的险计。
此后宋辽遂为兄弟国，宋兄辽弟，辽萧太后为叔母。宋岁输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自是两国不交兵一百二十年。
宋都开封，不仅对东北是显豁呈露，易受威胁。其对西北，亦复鞭长莫及，难于驾驭。于是辽人以外复有西夏。
唐僖宗时，夏州裨（pí）将拓拔思敬，本党项族。预破黄巢功，赐姓李氏，拜夏州节度使。三传军乱，拥立李仁福，不知于思敬亲疏；其后即西夏。然则西夏仍是唐胡籍藩镇之最后遗孽也。
真宗时，西夏已陷灵州。其时李继迁卒，子德明立。至仁宗，西夏骤强，德明卒，子元昊立。边患遂盛。范仲淹、韩绮以中朝名臣到陕西主持兵事，结果还是以和议了事。陕西用兵只五、六年。宋岁赐西夏银、绮、绢、茶共二十五万五千。
从对夏的示弱，又引起辽人的欺凌。富弼使辽，重固和议，岁增银、绢各十万。契丹主欲于誓书用“献”字，宋以“纳”字许之。辽史云用“贡”字，不可信。
四、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
宋代对外既如此不振，而内部又终年闹穷。而且愈闹愈凶，几于穷得不可支持。
以中国已往历史而论，只要国家走上统一的路，以广土众民供养一个中央政府，除非穷奢级欲，绝不至于患贫。宋室之患贫，则因有几个特殊原因：
第一还是由于养兵。
（一）宋代之冗兵
无论秦、汉、晋、隋、唐，每一度新政府创建，在天下平一之后，必随着有一个兵队的复员。只有宋代因事态特殊，唐末藩镇的积重难返，外寇的逼处堂奥，兵队不仅不能复员，而且更逐次增加。
太祖开国时 二十万（200,000）
太祖开宝时 三十七万八千（378,000）内禁兵十九万三千（193,000）
太宗至道时 六十六万六千（666,000）内禁兵三十五万八千（358,000）
真宗天禧时 九十一万二千（912,000）内禁兵四十三万一千（431,000）
仁宗庆历时 一百二十五万九千（1,259,000）内禁兵八十二万六千（826,000）
英宗治平时 一百十六万二千（1,162,000）内禁兵六十六万三千（663,000）
以上只是一个约略的计数。
陈襄云：“艺祖时有兵十二万。张方平则云：不足十五万。真宗时，三十余万。曾公亮云：三十八万。张方平云：咸平中五十余万。挥尘录：咸平后增至六十万。乾兴中真宗末年。始及八十余万。庆历时，一百余万。”挥尘录：皇祐初兵一百四十万。
要之可以见宋代兵额之递增。直到仁宗时，先后百年，而全国兵额增至七、八倍以上。
军队大半来自招募。并有营伍子弟听从本军，及有罪配隶等，然以招募为主要来源。其他尚有乡兵，由土人在所团立。应募者非游手无籍，即负罪亡命。
又往往因岁凶募饥民，遂使长大壮健者游惰，而留耕者胥老弱。如是久之，农村生产力日渐减削。
且募兵终身在营伍，自二十以上至衰老，其间四十余年，实际可用者至多不过二十年。廪之终身，实际即是一卒有二十年向公家无用而仰食。孙洙（zhū）谓：“谓之兵而不知战，给漕挽、服工役、缮河防、供寝庙、养国马，乃至疲老而坐食者，皆兵也。”
如此的军队，最易流于骄惰。宋兵制以厢军伉健者升禁卫，然卫士入宿，即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给粮不自荷而扉人荷之。
太祖因怕兵卒骄惰，故定禁兵分番戍宋郡县。然三岁一迁，即无异一出征。故虽在平时，而军费时时等于征讨。
那时的军队，沿着五代积习，月廪岁给外，还有各项额外的赏赐。尤著者为三年一次的郊赉（lài）。
郊祀竭府库犒赏军卒，其事起于唐。肃、代以后，国用不给，乃不得不废祀。旧五代史梁太祖开平三年，唐莊宗同光二年，周太祖显德元年，皆有祀天大赦颁赏之记载。宋承积弊，不能荡涤，遂以三年一次为定例。南郊执仗兵士一万七千四百余人。
宋室的郊费，亦逐步增涨。
太宗至道时 五百余万缗。以金、银、绫、绮、絁、紬平直赐给。
真宗景德时 七百余万缗。又东封八百余万。
仁宗皇祐时 一千二百万缗。
英宗治平时 一千三百万缗。
其他复杂易稠叠。
每岁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戍边，每季加给银、鞋。环庆缘边艰于爨（cuàn）给者，有薪水钱。苦寒，或赐絮襦袴。戍领南者，增月奉。自川广戍还者，别予装钱。川广递铺卒，或给时服、钱、履。
据英宗时治平二年。统计，禁兵数约七十万，一夫钱粮赐予岁不下五十千，则七十万人有三千五百万缗之费。厢军数约五十万，一夫钱粮赐予岁不下三十千，则五十万人有一千五百万缗之费。厢禁军共费五千万，而此时天下所入财用，大约只有缗钱六千余万。养兵费占了全部岁入之六分五。神宗时陈襄上疏。又孙洙云：“总户口岁入，以百万之兵计之，每十户而资一厢兵，十亩而给一散卒。”至于戍卒，则岁费一卒达二万。
尹洙息戍在神宗时。云：“西北涇原、邠宁、秦凤、鄜（fū）延四帅戍卒十余万，一卒岁给无虑二万。平骑卒与冗卒，较其中总廪给之数，恩赏不在焉；以十万较之，岁用二十亿。自灵武罢兵，计费六百余亿。”
所以王安石要大声疾呼的说，倘不能理兵稍复古制，则中国无富强之理也。
神宗君臣虽力主省兵，然熙宁禁军籍尚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568,688），元丰又至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三人（612,243）。蔡京用事，兵弊益滋。军士逃窜死亡，阙而不补，悉取阙额封椿（chūn）为上供之需。又阙额不以实，上下共为姦利。靖康之难，种师道将兵入援，止得万五千人。京师卫士，亦仅三万。宋竭国力养兵，而结果未得一兵之用。
（二）宋代之冗吏
为宋代财用之蠹者，第一是冗兵，第二则是冗吏。
收复北方失地，此乃宋王室历世相传的一个家训。
太祖始平僭（jiàn）乱，收其府库，别藏之封椿库，国用之余悉入焉。尝曰：“俟满五百余万缗，当向契丹赎燕蓟。”又曰：“北人若敢犯边，我以二十匹绢购其一人首，料其精兵不过十万，我用绢二百万匹，其人尽矣。”太宗两次亲征，均失败归来。真宗以下用岁币买和，与太祖设封椿库意义相差过远，自为宋王室所不能忍。
但是不能再让军人操握政权，亦是宋王室历世相传更不放弃的另一个家训。
宋室既不能荡平北寇，自然不能作消兵之想，而同时又不让军人操握政权，故宋王室的第三个历世相传的家训，厥为优待士大夫，永远让文压在武人的头上。
宋祖谓赵普曰：“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用儒臣，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又太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云“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徽宗被虏于金，尚以此事命使臣反告高宗。
宋代进士一登第即释褐，待遇远较唐代为优。
唐进士及第，未得即登仕牒，尚须再试于吏部。进士由礼部主试。有屡试屡黜者。其中格人，仅补畿赤丞尉。不中格者，或例赴选曹之集，或应地方官辟署。俟外效有著，再正式转入仕途。宋则一登第即释褐。
而登科名额，亦远较唐代为多。
隋唐初设进士，岁取不过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七、八十，寻复故。开成中连岁取四十人。又复旧制。进士以外，明经中科者亦不过百人。在宋太祖开国时，进士登科寥寥，岁无十数。其时进士甲科亦不过授司寇，或幕职官，至太宗时，亲御便殿临试贡士，博于采拔，待以不次。太平兴国二年时以郡县缺官。赐进士诸科五百人遽令释褐。或授京朝官，或倅（cuì）大郡，或即授直馆。进士中第多至七百人，后遂为例。
应进士试者，太平兴国八年多至万二百六十（10260）人，淳化二年至万七千三百（17300）人。见曾鞏文集。
进士应试已遍及全国，遂定三年一试之制。
唐虽以进士、明经二科取士，然其时贵族门第势力尚未全消，又地方长官亦得自辟署，仕进路广，不专以科第。又闽岭黔峡，士人殊鲜。两河之外，复为寇境。故礼闱可以岁开。宋则贵族门第已灭，地方官亦不能自辟署，用人之权集于中央。社会文教之风更普遍，踰剑度岭者，往返需时，故礼部试不能岁开。
以后进士御试，又例不黜落。
以前殿试皆有黜落，有累经省试取中，而摈斥于殿试者。相传张元以落第积忿降元昊，为中国患。宋室始囚张之家属，未几复纵之。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仁宗嘉祐二年，遂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
状元及第，更为士人无上光荣。
太宗临轩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贰郡符，迁擢荣速。陈尧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领太史职。此后状元及第者，不十余年皆望柄用。每殿廷胪（lú）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皇帝亦为注视。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
竟至有人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出彊（qiáng）寇，凯歌劳旋，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儒林公议引尹洙语，不知确否。然即非尹洙语，必其时有人作此语、存此想也。仁宗朝进士前三名，凡三十九人，不至公辅者仅五人。
宋代如此优奖进士，无非想转移社会风气，把当时积习相沿骄兵悍卒世界，渐渐再换成一个文治的局面。
宋代既立意要造成一个文治的局面，故一面放宽了进士的出路，一面又提高文官的待遇。处处要礼貌文官，使他不致对武职相形见绌。
五代以来，藩镇节度使诸武臣，非重禄厚赐不足餍其欲。宋既积重难返，又深惩武人跋扈之病，意望提奖文吏，退抑武臣。既以高官厚禄夺武臣之权，自不得不以高官厚禄慰文吏之心。
宋室优待官员的第一见端，即是官俸之逐步增添。
真宗咸平四年杨亿上疏，极论当时吏俸之薄。谓：“左右仆射乃百僚之师长，月俸所入，不及军中千夫之帅，豈稽古之意？”其后乃逐有增益。兹举宰相、枢密使言之，有正俸，钱月三百千。使相、节度使月四百千。有禄粟，月一百石。使相月二百石，节度使一百五十石。有职钱，有从人衣粮，七十人。使相、节度使百人。又有冬春服，各绫二十疋、绢三十疋、冬棉一百斤。
此外复有茶酒厨料、薪蒿（hāo）炭监、饲马刍粟、米面羊口各项。此等尽是陋规，盖大半沿自五代而不能革。至外官有公用钱，自二万贯以下。有职田，四十顷以下。有茶汤钱，无职田者如使臣之属，给之。又有添给。外任官不得挈家属赴任者，许分添给钱贍家。
当时称“恩逮于百官，惟恐不足；财取于万民，不留其余”。可以想见宋朝优待官吏之情态。
官吏俸禄既厚，而又有祠禄，为退职之恩礼。
真宗置玉清昭应宫使，以王旦为之。后旦以病致仕，命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给宰相半俸。祠禄自此始。其后日渐增多。宋朝优礼士大夫，极少贬斥，诛戮更属绝无。王安石乃以祠禄处异己，著令宫观无限员数，又听从便居住。要之为吃闲俸而已。
又时有额外恩赏。
此盖亦始于武臣。如雷有终平蜀，特给廉镇公用钱岁二千贯。既殁，宿负千万，官为偿之。戴兴为定国军节度使，赐银万两，岁加给钱千万。王汉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岁给钱二百万。自此波及文臣，若李符、为三司使，赐银三千两。李沆（hàng）、宋湜（shí）、王化基、初入为右补阙，各赐钱三百万。湜知制诰，又易银五百两，钱五十万。杨徽之、迁侍御使，赐钱三十万。魏廷武、为转运使，赐钱五十万。宋摶为国子博士，赐钱三十万。等，而宰执大臣更不得不优渥。故李沆病，赐银五千两，王旦、冯拯、王钦若之卒，皆赐银五千两。仁宗崩，遗赐大臣各直百余万。司马光率同列上言辞赏，不许。
复有恩荫。兵卒武人既三年得一次郊赉，自然文臣不应向隅，于是每逢郊天，即推恩封荫。文臣仍得郊赐。故事宰臣枢密使银帛四千疋两，执政官三千，三司使千，此下递减有差。庆历二年，节冗费，执政以上各减一千，三司使减三百，余亦递减，遂为定制。
曹彬卒，官其亲族、门客、亲校十余人。李继隆卒，官其子，又录其门下二十余人。雷有终卒，官其子八人。则加荫亦从武臣始。
荫子荫孙，乃至于荫期亲，荫大功亲，甚至荫及异性亲，乃至门客。总之是朝廷恩意，没有子孙近亲，便只有鬻卖朝恩，把异姓门客来充数。金安节疏：“致仕遗表恩泽，不宜奏异姓亲，使得高赀为市。”
甚至甫莅位即得荫。故范仲淹请在职满三年始得荫。甫荫即给俸，故阎日新疏，请自二十以上始给。甫荫即服章。故李会奏云：“尚从竹马之游，已造荷囊之列。”孙沔亦云：“未离襁褓，已结搢绅。”甚至未应娶妻，已得任子。亦李会语。
一岁郊天，任子可得四千人。十年之后，即须万二千员。赵思诚疏。
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即一家兄弟子孙可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范仲淹疏。
此种优待条件，亦是逐步成立。
诞节之恩，起于至道。郊禋之恩，起于祥符。致仕之恩，滥于明道。遗表之恩，繁于真宗。又嘉祐推恩数十人，治平二百人，熙宁六年乃至四、五百人。政和六年，郊恩奏补一千四百六十人。又按：唐制郊祀行庆止进勋阶，五代肆赦便迁官秩，宋亦因之。真宗后以有谏者而罢，遂定三年磨勘法，则依然是朝三暮四也。
在此情形下，不免官吏日多，俸给日繁。
真宗景德时――官一万余员。
仁宗皇祐时――官二万余员。张方平奏乐全集卷二十五：“臣向在翰林，见本院天圣中具员，两制、两省官不及三十员，今五十余员。近领御史中丞，见本台天圣中京朝官班薄，不及二千员，今二千七百余员。先领三班院，见本院景祐中使臣不及四千员，今六千余员。”此奏约在仁宗庆历七年。
英宗治平时――总二万四千员。内并幕职州县县官三千三百余员。
以吏员冗禄言：
真宗时……九千七百八十五万（97,850,000）。
仁宗时……一万二千万（120,000,000）。
英宗时……视皇祐增十之三。元祐时一倍皇祐，四倍景德。
文武两班，均如此受朝廷优待，皇帝的宗室，照例亦不应向隅。故宗室吏员受禄者：
真宗天禧时……九千七百八十五员（9,785）。
仁宗宝元时……一万五千四百四十三员（15,443）。
所以当时是冗官冗兵的世界。冗官耗于上，冗兵耗于下，财政竭蹶，理无幸免。虽国家竭力庙法增进岁入，到底追不上岁出的飞快激增。
岁入岁出太宗至道末22,245,800缗。余大半。真宗天禧末150,850,100缗。126,775,200缗。余24,074,900缗。仁宗皇祐元126,251,964缗。无余。英宗治平二116,138,405缗。120,343,174缗。
又非常（临时费）11,521,278缗不足15,726,047缗。
将仁、英两朝与太宗时相比，岁入加了六倍。太宗时犹余大半，而仁、英时反闹不够。财政趋势如此，再不加以挽回，如何得了。
按：此据宋史。朝野杂记所记有异，盖本郑湜劄子。谓：“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祐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间，合苗、役、税、易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余万。元祐之初，除其苛急，岁入尚四千八百余万。”晁（cháo）说之元符三年应诏上疏，谓：“宋赋、役几十倍于汉。”林勋政本书则谓：“宋二税之数视唐增七倍。”宋之疆土民庶远不如汉唐，而国家税入远过之，此其所以愈贫而愈弱矣。
兹再举景德与庆历两朝几种商税之比数以见一斑。此据张方平乐全集。又见朝野杂记。
时代／税项商税酒课盐课和买紬绢茶盐酒税总计景德450余万贯428355景祐中诸路所买不及200万疋1500余万缗庆历1,9751,710715300万疋3倍
兹再将景德、庆历全部税收作1个简比如下表。据包拯奏议。
天下财赋在京景德岁入47、211、000匹、贯、石、两
岁入18、392、000匹、贯、石、两岁支49、748、900匹、贯、石、两
岁支15、404、900匹、贯、石、两庆历8年岁入103、596、400匹、贯、石、两
岁入18、996、500匹、贯、石、两岁支89、382、700匹、贯、石、两
岁支22、400、900匹、贯、石、两
包拯云：“天下税籍有常，今则岁入倍多者，祖宗世输税只纳本色，自后每从折变之故。”
宋朝之所以积贫难疗，大体如上述。
宋朝竭力想抑制武人，然而却根本不能去兵。宋朝又竭力想提高文治，然而亦根本不能对文吏有一种教育与培养。结果虽有兵队而不能用。兵队愈不能用，则愈感兵队之少而兵队反日增。文臣虽极端优待，而亦得不到文臣之效力。结果文臣气势日高，太阿倒持，文臣一样像骄兵悍卒般，只来朘（juān）吸国家的精血。
这是宋室在仁宗以前的内部情形。加上北方的辽，西方的夏，两面逼桚，内外交攻，一个太太平平的统一政府，正如犯上了肺痨，虽无大病，却日就死路，这是宋朝的一个绝症。
五、宋代政制上的另外两个弱点
宋代政制，大体上沿袭唐规，而亦另自有他的弱点。
第一是中央集权过甚，地方事业无可建设。
宋之地方行政分三级，曰“路”，相当于唐代之“道”。曰“府、州、军、监”，相当于唐代之“州、府”。曰“县”。
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仁宗初，为十八路。下府、州、军、监三百二十二，县一千二百六十二。熙宁二年，又析为二十三路。京府四，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军二十七，监四，县一千二百三十五。
外官分“亲民”与“釐务”两种。亲民官皆由京朝官差遣，不设正官。而釐务官则专治一事，直属中央。如此则全部官吏几乎在性质或名义上，尽是为中央服务，而没有正式特设的地方官。叶适谓：“文臣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义若不久者，以轻其权。”诸路分设帅、漕、宪、仓四司，谓之“监司官”。有缺一二不并置者，亦有兼他使事务者。
帅——安抚使……掌一路之兵民，领军旅禁令赏罚肃清。
漕——转运使……掌一路之财赋，领登耗上供经费储积。
宪——提弄按察使……掌一路之司法，领狱讼曲直囚徒详覆。
仓——提举常平使……掌一路之救恤，领常平义仓水利敛散。
此谓之“部使”。唐之州、县，其上临之者不过一使；汉之州牧，则并不预事，仅司考察。唐贞观时，亦专任刺史、县令，数年一遣大臣，以六条巡行，而吏治日蒸。开元末，始增置按察诸司，而官吏转失职。宋有四监司，则州县更难奉承展布。然宋代如寇准知巴东县、苏颂知江宁县、范纯仁为襄邑令、周敦颐知南昌县、王安石为鄞令、程颐为晋城令，地方亲民官尚多大贤，亦得跻高位，与后世尚不同。而四司中尤要者为转运使，务令地方金榖财货全集中央，而地方政事的性质，似乎只在为中央聚敛。
汉刺史以六条察郡国，不主金榖财货事。唐中叶乱后，亟于兵食，计臣始兼转运诸筦榷之名，而诸路置巡院官，掌赋调之式，委输之藏，然并不揔州郡吏民之政事。其揔者则有按察、採访、黜陟之使。宋则外权之重惟转运，一道百城，号令千里。官吏之黜陟、财赋之弛敛、恩泽之流壅、民政之惨舒，郡县观听其风棱，国朝倚办乎外务。提众职之纲辖，实方面之师表。顾名思义，以转运司为一路长官，豈非专于为中央务聚敛乎？
宋代的政制，既已尽取之于民，不使社会有藏富；又监输之于中央，不使地方有留财；而中央尚以厚积闹穷。宜乎靖康蒙难，心脏受病，而四肢便如瘫痪不可复起。
此层可与唐安史乱时相比较，便知宋政之失。又王安石新政，尚注意于挹地方注中央，可知荆公不知先务也。
第二是宋代的谏官制度，又使大权揔集的中央，其自身亦有掉转不灵之苦。
谏官始秦汉。
秦谏议大夫无定员，多至数十人，属郎中令。两汉属光禄勋。
隋唐属门下省、中书省，有给事中、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司谏、正言等。为宰相僚属。谏官所以纠绳天子，非纠绳宰相。故宰相用舍听于天子，谏官予夺听之宰相，天子得失听之谏官。
按：此意犹稍存汉代宰相得兼统内朝之遗风。太宗诏宰相入内平章大计，谏官得随入与闻。肃宗诏谏官论陈政事，不必先知宰相。则唐之崇谏官可知。
谏官与御史，虽俱为言责之臣，然其职各异。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寮。
唐重谏官而薄御史。中丞温造道遇左补阙李虞，恚（huì）不避，捕从者笞辱。左拾遗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无屈避。遗补虽卑，侍臣也。中丞虽高，法吏也。”乃诏台官、供奉官共道路听先后，行相值则揖。
至宋代三省制废，宋中书置禁中，称政事堂，与枢密为两府。尚书、门下在外，不复与朝廷议论。咸平四年杨亿疏：“尚书但吏部铨选，秩曹详覆，自余租庸筦榷由别使总领，尺籍伍符非本司校定，事有所分，政非自出，周之六官，于是废矣。”是尚书之权至宋大削，而其端皆起于唐。
谏议、司谏等官在门下、中书者亦废，遂有谏院。别置谏院在天禧时。乃脱离宰相而独立。仁宗庆历初，诏除谏官，毋得用见任辅臣所荐之人。
当时称“台谏”，几于并为一职。权势气力，乃与宰相等。
时称任用谏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学术才行俱备，为一世所高者，莫在此位。而当者曾不十年，径登台辅。又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
世讥仁宗世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见苏轼上神宗书。
谏官既以言为职，不能无言，时又以言为尚，则日求所以言者，但可言即言之。而言谏之对象，则已转为宰相而非天子。
宰相欲有作为，势必招谏官之指摘与攻击。
于是谏垣与政府不相下，宰执与台谏为敌垒，廷臣水火，迄于徽、钦。靖康元年，诏宰执毋得荐举台谏，当出亲擢，立为定制。南宋后台谏遂不振，缘向来太恶习也。
又文臣好议论，朝暮更张，常为政事之大害。即以财政一端论之，后世史臣固已力言其弊矣。
宋史食货志谓：“大国制用，如巨商理财，不求近效而贵远利。宋臣于一事之行，初议不审，行未几，即区区然较得失，寻议废格。后之所议未有瘉于前，其后又复訾之如前。上之为君莫之适从，下之为民无自信守。因革纷纭，是非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此论宋代好议论之病极切，要亦与谏官制度有关系。
其三尤要者，为宋代相权之低落。宋代政制，虽存唐人三省体制，而实际绝不同。
宋初宰相，与枢密对称“两府”，亦曰“两地”。而宰相遂不获预闻兵事。
枢密一职，起唐代宗后，仅如汉之中书谒者令。虽时称其权任侔宰相，然特以宦者任之，非朝廷正职。五代更用士人，权位真埒宰相。宋因之，分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枢密。故太宗命曹彬取幽州，而宰相李昉等不知。其伐辽，一日六召枢密院计议，而中书不预闻。宰相之失职可知。
又财务归之三司，亦非宰相所得预。
三司者，为户部司、盐铁司、度支使司。亦由唐代、德以来，兵寇频仍，经费竭蹶，故每以宰相兼判度支、盐、铁。宋初犹袭其遗制，其后则三司骎骎脱离相权而独立。宋史职官志谓：“天下财赋，内廷诸司，中外筦库，悉隶三司”是也。其后王荆公为相，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以整顿全国之财政，司马温公议其非，谓：“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可黜，不得使两府侵其事。”
宰相之权，兵财以外，莫大于官人进贤，而宋相于此权亦绌。
宋史苏绅奏：“太宗皇帝始用赵普，议置考课院以分中书之权，今审官是也。”涑水纪闻亦云：“太宗患中书权太重，置审官院、审刑院。至淳化三年置三班院，考殿最，自后多命近臣主之。”
又宰相坐论之礼，亦自宋而废。
旧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大事则议，常从容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事无巨细，并熟状，拟定进入，由禁中印画，降出奉行。自唐历五代不改。宋初，范质、王溥、魏仁溥在相位，引嫌具劄子面取进止，啜茶之礼寻废，执政皆立而奏事。相体失其尊严，异乎古制矣。
故宋代虽称中央集权，而其权实不在宰相。人主虽猜忌相臣加以裁抑，亦不能如明代之直废相臣，集大权于一身。则宋制乃适成其为一种弱征，虽遇大有为之君臣如神宗、王安石者，乃亦束手而莫如何矣。
故就王室而论，虽若唐不如宋。宋无女祸，无宦寺弄权。然唐承北朝方兴之气，宋踵五代已坏之局。唐初天下文教已盛，规模早立。故渐弛渐圮，乃以奢纵败度。宋建天下，垢污方浓，荡涤难净。虽渐展渐朗，而终止于以牵补度日。
待到治平无事百年之久，而庆历、熙宁之间，乃有人起来要想从新改造，这自然是更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