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中叶以后之宦官
唐室在统一盛运之下，一方面穷兵黩武，既招徕四夷，又以宽大为夸张，荡除中外之防，遂召武人胡人之祸，已如上述。而唐室在统一盛运下，又有一不良习气，则为王室生活之骄奢。因此连带引起宦官之跋扈。
历史上宦官擅权，与王室骄奢成正比。东汉、唐、明三代皆是。西汉与宋代之王室，皆能制节谨度。东晋、南朝王室不象样，故均无宦寺擅权。
唐宦官之盛，兆自武后，而极于玄宗。
太宗时，内侍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又定制无得踰百员。汉永平之际，中常侍四员，小黄门十人而已。武后时，稍增其人。至中宗，黄衣乃二千员，唐制流外官服黄。七品以上员外置千员；惟衣朱紫者尚少。唐制三品以上服紫色，四品服绯，五品服浅绯。玄宗时，则宫嫔至四万。此见新唐书。白乐天长恨歌：“后宫佳丽三千人。”杜子美剑器行：“先帝侍女八千人。”宦官黄衣以上三千，衣朱紫者千余。袁绍尽诛宦官，无少长皆死，仅二千余人。
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中人所名半京畿。时诸王、公主群呼高力士为“翁”，戚里诸家尊曰“箸”；肃宗在东宫，亦呼之“二兄”。建佛寺、道观各一所，钟成，宴公卿，一扣纳礼钱十万。有至二十扣者，少亦十扣。
肃、代以后，宦官寖横用事。
李辅国在肃宗时称“尚父”、矫诏迁上皇。玄宗。于西内，以忧郁崩。肃宗崩，杀王后，进爵为王。代宗时，程元振、鱼朝恩用事，谮罢郭子仪兵柄，又谮来瑱赐死。李光弼几乎判朝。
及德宗时，宦官遂握兵柄。
德宗以泾师朱泚。之变，仓卒不及征集，还京后，以神策、天威等军置护军中尉、中护军等官，于是禁军遂归宦寺。
其后又有枢密之职，承受诏旨，出纳王命。始德宗末、宪宗初。
宦寺既握兵权，又外结藩镇，帝王生死，遂操其手。
宪宗被弑后，穆、敬、文、武、宣、懿、僖、昭八世，宦官立者七君。除敬宗。而敬宗亦为宦官所弑。文宗用李训、郑注谋诛宦官，不成，自叹：“周赧、汉献尚受制强臣，今受制家奴，更为不如。”唐自肃宗后，未尝有正式皇后。史所载诸后，皆由所生子为帝，奉上尊号。文宗崩，仇士良等废太子，立武宗。武宗崩，诸宦官废皇子，立宣宗。宣宗崩，遗命立夔王，王宗实等废之，立懿宗。宰辅隔在外廷，皇子素无威宠，亦唐代宦官得肆行无忌之一因。
唐室诸帝在其盛运中所表现者，则为女祸。
太宗纳元吉妃杨氏。长孙皇后薨，太宗欲立杨氏为后，以魏征谏而止。高袓从父兄子庐江王瑗反诛，其姬亦入侍太宗。武后为太宗才人，而高宗纳之。韦后私通武三思。玄宗年六十而纳其子寿王妃杨氏。当时朝臣亦不甚论列，盖伦理观念似非唐人所重。
衰象渐临，唐之诸帝乃醉心于服丹药，求长生。宪宗即其一人。其在其骄纵的生活下，宦寺自应占重要的地位。
武宗时，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侍监致仕，其党送归私第，士良教以固权宠之术。曰：“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疎斥矣。”其党拜谢而去。今按：唐代王室奢荡，直至晚运匆替。懿宗时，好音乐，殿前供奉乐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设不减十余，水陆皆备。每行幸，内外诸司扈从者至十余万人。
三、唐中叶以后之朝士与朋党
唐代士人，一面在北朝吏治与南朝文学的两种风气转换之下徘徊，此以略论于前。一面则在贵族门第与白衣庶族的两种势力消长之下鼓荡。
南北朝门第势力，在唐初依然有其相当的力量。只在他们历次编撰氏族谱志的一事上可以看出。
太宗至以朝廷官爵与社会门第争崇卑。
贞观中，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进上。太宗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至今犹以崔、卢、王、谢为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遂以崔干为第三等。书成一百卷，诏颁于天下。然当时朝中名臣如房玄龄、瑰征等，皆自与山东望族攀姻。旧门第之名望，终不为减。
其后又屡经修动。
高士廉氏族志颁下，时称允当。李义府耻其家世无名，乃奏改此书。许敬宗等以其书不叙武后本望，赞成之。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更名为姓氏录。缙绅士大夫耻被甄叙，号其书为“勋格”。先天二年，萧至忠为中书令，又与柳況等撰姓氏系录二百卷。此后韦述又别撰开元谱二十卷。其后有元和姓纂。
当时门第仕进，亦较进士等科第为易。
高宗时魏幺同琉：“今贵戚子弟，例早求官。髫龀之年，已腰银艾：或童卯之岁，已袭朱紫。弘文、崇贤之生，千牛、辇脚之类，课试既浅，艺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望自高。”书奏不纳。
玄宗时，源乾曜上疏：“形要之家，并求京职；俊艾之士，多仕外官。王道乎分，不克如是。”
建官要职，仍多用世家。大臣恩荫，得至将相。故塘代宰相，尚可以世系列表。
山堂肆考云：“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九十八族。其间裴氏五房，崔氏十房，张氏、赵郡李氏皆得宰相十七人。韦氏九房十四人。王氏三房十三人。刘氏七房十二人。陇西李氏四房，唐宗室三十七房，以及杨氏、杜氏皆得十一人。萧氏二房得十人。郑氏二房九人。卢氏八人。窦氏二房及魏氏、陆氏皆六人。武氏、苏氏五人。高、韩、赵、郭皆四人。三人而下者不与。”
可见唐代政权，尚与门阀有至深之关系。
按：唐初如英、卫之类，其子尚袭封。中叶以后，此制尽废。门阀世袭，在政洽上之客观地位已取消。又永徽元年，尚书左仆射褚遂良，表请千牛不简嫡庶：谓：“主祭祀之裔，必贵嫡长；擢文武之才，无限正庶。求贤之务，有异承家。河北风俗顿乖，嫡待庶若奴，妻御妾若婢。降及隋代，斯流遂远。独孤后普禁庶子不得入侍。圣朝人以才进，不论嫡庶；今简千牛舍人，方为此制，于理未安。母以子贵，子不缘母。唯才是用，人自甘心。”云云。
既主专简贤才，不问嫡庶，则门荫世袭之制终必替，公开考选之法终必盛。两种制度之转换，其后面必有与之相应符之思想及理论也。
又按：唐初争论封建极烈。封德彝渭：“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盖以天下为私，殊非至公驭物之道。”李百药谓：“内外群官，选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镜以鉴之。年劳优其阶品，考绩明其黜陟。爵非代及，用贤之路斯广。”马周谓：“以尧、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傥有童孩嗣职，万一骄愚，则兆庶被其殃，国家受其败，爱之适以伤之。”太宗卒听诸臣言不封建。
又欲割地封功臣，长孙无忌等力辞乃止。就当时民治意识言，已知封建与门第皆无复兴之望矣。惟历史变化以渐不以骤，故门阀势力尚而延蝉。玄宗屡欲相崔琳、卢从愿，以其族大，恐附离者众，卒不用。门族上为帝王所忌，下亦不为寒士所护，则其渐趋衰微，亦必然之势也。
此等门第，以累世仕宦，又逢盛世，其生活豪华，亦可想见。
韦氏世为关中诸姓，人物衣冠，奕世荣盛。韦安石子陟，始十岁，拜温王府东阁祭酒，加朝散大夫。陟门第豪华，早践清列，侍儿阉阍，列侍左右昔十数。衣书药食，咸有典掌。舆马僮奴，势侔于王家主第。每食，视庖中所弃，其直犹不减万钱。然家法修整，勅子允就学，夜分视之。其子勤，旦日问安，色必怡；稍怠，则立堂下不与语。虽家僮数十，然应门宾客，必允主之。此乃门第与王室、宦寺、武人不同之处也；甚可注意。
至于进士们的身分，本不甚高。考试的仪式，已与他们以许多近于侮辱的喑示。
舒元舆宪宗元和中上论贡士书，谓：“臣得备下土贡士之数，到阙下月余，侍命有司，始见贡院悬版样，立束缚检约之目，勘磨状书，剧责与吏胥等伦。臣幸状书备，不被驳放，得引到尚书试。试之日，见八百人，尽手携脂烛水炭洎朝晡餐器，或荷于肩，或提于席。为吏胥纵慢声大呼其名氏，试者突入，棘围重重。乃分坐庑下，寒余雪飞，单席在地。唐、虞辟门，三代贡士，未有此慢易。”
而且唐代科举，本备仕途之一格，故一切规程并不甚严。其时有所谓“公卷”与“通榜”之制。
“公卷”者，进士得先投所为文于京师达者，采名誉，观素学。及临试，可以不问试艺高下，专取知名士，谓之“通榜”。其榜帖可托人为之。如郑灏都尉第一榜，托崔雍员外为榜帖。又杜黄门主文第三场，由举子袁枢为榜帖，枢自列为状元。榜帖犹言名录。
故进士乃称“觅举”，薛登天授中上疏：“方今举士，明诏方下，固已驰驱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陈篇希恩，奏记誓报。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
所以求延誉。
陆贽知贡举，梁肃、崔元翰所荐皆取。韩愈负文名，延誉举子，往往得售。
而其卑躬屈节之态，亦已可怜。
文献通考引宋江陵项氏安世曰：“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按：韩愈一代名臣，其三上宰相书、拜北平王于马前之类，皆是当时风气也。
甚至有走门路，通关节，求必得，而既得则肆意轻薄者。
高锴为礼部侍郎，知贡举阅三岁。第一榜裴思谦以仇士良文、武时宦官。关节，取状头，锴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脊取状头。”第二年，锴诚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携士良一缄入贡院，易紫服，趋至阶下，白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锴接书，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思谦曰：“卑吏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俯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即是。”锴不得已从之。思谦及第后，宿平康里，赋诗曰：“银釭斜背解明璫，小语低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挂枝香。”
惟进士因公开考试得官，被视为正路，到底在政治上占到他应有的地位。此如东汉“孝廉”一样。中国史自向合理的路进展，此是一证。至于文学之风日盛，以及门第势力日衰，则为进士科日益得势后应有之现象也。中唐以后，进七科遂最为荣重。于是进士科举与门第任子之两途，在政治上自然发生冲突。此即形成穆宗以后的一段朋党之争。
朋党启端，即由于考试舞弊。
长庆初，钱徽典贡举，李宗闵托所亲于徽。时李德裕、李绅、元稹在翰林，共白徽取士不实，宗闵亦坐贬。由是结嫌怨，植党相磨轧凡四十年。是年四月诏：“国家设文学之科，本求才实，苟容侥幸，则异至公。访闻近日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辟节’。干扰主司，每岁策名，无不先定。永言败俗，深用兴怀。”即为此事发。
门生、座主，遂为朋党标目。
唐贡举之士，以有司为“座主”，而自称“门生”。会昌三年中书覆奏：“国家设文学之科，求真正之士，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为朋比。树党背公，靡不由此。”按：明代亦有“座师、门生”之称，其党祸亦不减于唐时。
李德裕恶进士，他的言论，却代表了门第势力最后的呼声。
德裕尝论公卿子弟艰于科举。武宗曰：“向闻杨虞卿兄弟朋比贵势，妨平进之路。昨黜杨知至、郑朴等，抑其太甚耳。有司不识朕意，不放子弟，即过矣。”德裕曰：“郑肃、封敖子弟皆有材，不敢应举。臣无名第，不当非进士。德裕以父为备身千牛，或劝应举，德裕言：‘好牛马不入行。’盖世家子弟可不科目而显，至是犹然。然臣袓李栖筠。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家不置文选，盖恶其不根艺实。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何者？少习其业，自熟朝廷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
他以文选不足为取士标准，固有理由。然当从此推进一层，为国家建立教育人才之至计。时应进士试者，仅知工诗赋谋进取而已。独一韩愈唱为古文，曰“文以载道”，“为古之文，将以学古之道也”；又以师道自届，当世怪笑之。人有请师柳宗元者，宗元谢不迭，谓：“世人之诧师道，犹如蜀犬之吠日也。”稍知事学问，则入寺访释子论佛理，或访道士求长生耳。世家子弟犹知循礼法，又熟闻朝廷典制掌故，宜乎德裕之以此自傲矣。直到北宋，始将韩愈一番意思发挥光大。又次当谋考试制度之整顿与改进。此亦至北宋而始有。如考试之糊名，改进士诗赋为经义等。不应倒退转来只想任用公卿子弟，为门第苟延残喘。
郑覃以经术位宰相，亦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今按：郑覃、李德裕皆不喜进士，为李宗闵、牛僧孺所排抑。
当时政治上最患者是有资格做官的人太多，因此而朝廷不尊，宰相权不重，政事不易推行。故主张排抑进士者，同时常是主张裁减官吏，而亦带有主张贵族政治的意味，李德裕即其代表。
德裕大意欲尊朝廷，肃臣下，而使政出宰相。深嫉明党，尝谓：“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乃请罢郡、县吏二千余员，衣冠去者皆怨。德裕父李吉甫，亦疾吏员广，谓：“置吏不精，流品厖（máng）杂。存无事之官，食至重之税。职局重出，名异事离者甚众。财日寡而受禄多，官有限而调无数。”奏省冗官八百员，吏千四百员。德裕政见，正承其家教而来。所惜者不能从一更高的理论上出发，则不免为一种代表门第势力之政论也。
李德裕的见解，虽不免褊狭。
文献通考引李德裕论“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一节，评云：“德裕之论偏异如此。”今按：德裕时代与马端临时代绝不同，故德裕议论，在端临视之，觉可诧异。此是历史进展。若自东晋、南北朝人看德裕议论，便全不感其可异矣。
然当时进士浮薄，则实为不可否认之事实。
晚唐以“轻薄”、“浮薄”为诟厉朝臣之口头禅，故朱全忠斥御史大夫赵崇，谓为“轻薄之魁”；李振劝朱全忠杀朝士，亦以“浮薄”为罪名。马端临谓：“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
郑綮以“歇后”为相，可以整个看出唐末的政局。
郑綮为相，省史走其家上谒，綮笑曰：“诸君误矣，人皆不识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俄闻制诏下，观曰：“寓一然，笑杀天下人！”既视事，宗戚诣庆，搔首曰：“歇后郑五作宰相，事可知矣。”按：綮每以诗谣托讽时政，本善诗，其语多俳谐，故使落调，世共号“郑五歇后体”。中人有诵之昭宗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蕴未尽，故超用之。史称綮“立朝侃然，无复故态，而不为人所瞻望，才三月，以疾乞骸”。或问郑綮：“相国近有诗否？”答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那得之？”太原兵至渭北，朝廷震恐，急于攘却之谋，綮请于文宣王字号中加一“哲”字。其为卢州刺史，黄巢掠淮南，綮移檄请无犯州境，巢笑为敛兵。唐末文人轻薄，綮已为其中之卓者。要之亦不足担当国家重任。黄巢兵逼潼关，士子方流连曲中待试，为诗云：“与君同访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户前。领取嫦娥攀桂子，任他陵谷一时迁。”黄宗羲行朝录序谓：“其时中土文人无心肝如此！”尤可为轻薄作例。较之郑綮，抑天壤矣。
至于黄巢、李振等，皆是屡举进士不第的人物，结果进士清流，遂受极祸。
巢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李振亦屡举进士不中第。朱全忠入汴，振劝尽诛缙绅，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乱网纪。”全忠然之，于是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居三省台阁，以名检自处，声迹稍著者，皆指为浮薄，贬辱无虚日。缙绅为之一空。又曰：“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聚裴枢、独狐损等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
但晚唐进士的轻薄，只是一时事象，推不翻以公开考选来代替门荫世袭的理论。宋以后，进士考试遂独占了政治上的崇高地位。
严华、夷之防，民族观念之提醒。重文、武之别，中唐以迄五代的武人，代表了不受教育，不讲道理。宋代下的重文浓武，只是要人人读书，受教育、懂道理，并不是绝对的认为可以去兵废战。裁抑王室贵族之奢淫，太监自然无地位。让受敎育、讲道理的读书人徒事词章者不算。为社会之中坚，这是宋以下力反唐人弊病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