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魏晋南北朝之长期分裂
秦、汉的大一统，到东汉末而解体。从此中国分崩离析，走上衰运，历史称此时期为魏晋南北朝。
自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即魏文帝黄初元年。下至魏元帝咸熙二年，凡四十六年而魏亡。
此下十五年，至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吴亡，中国又归统一。
然吴亡后十年，武帝卒，不二年晋室即乱。吴亡后三十一年，为晋怀帝永嘉五年，刘曜陷洛阳，帝被虏。又五年，愍帝建兴四年，刘曜陷长安，帝出降。自此西晋覆灭，中国分南、北部。
东晋南渡，自元帝至恭帝凡一百零三年。宋六十年，齐二十四年，梁五十六年，陈三十三年，共一百七十年为南朝。
北方五胡竟扰，起晋惠帝永兴元年，刘渊僭号。迄宋文帝元嘉十六年，沮渠牧犍为魏所灭，即魏拓跋焘太延五年。共一百三十六年，此后北方复归统一。
元魏凡一百四十九年，而北方归其统一者先后仅九十六年，又分东、西魏。东魏十七年，西魏二十三年。继东魏者曰北齐，二十八年；继西魏者曰北周，二十五年，为北朝。
此长时期之分裂，前后凡三百九十四年。起自建安。三百九十四年中，统一政府之存在，严格言之，不到十五年。放宽言之，亦只有三十余年，不到全时期十分之一。
将本期历史与前期秦、汉。相较，前期以中央统一为常态，以分崩割据为变态；本期则以中央统一为变态，而以分崩割据为常态。
二、旧政权之没落
这时期的中国，何以要走上分崩割据的衰运？这可以两面分说：
一是旧的统一政权必然将趋于毁灭，二是新的统一政权不能创建稳固。
一个政权的生命，必须依赖于某一种理论之支撑。此种理论同时即应是正义。正义授与政权以光明，而后此政权可以绵延不倒。否则此政权将为一种黑暗的势力，黑喑根本无可存在，必趋消失。
东汉王室逐步脱离民众，走上黑暗的路，此有两因：一则王室传续既久，一姓万世的观念使其与民众隔离。一则内朝、外朝的分别，使其与士大夫民众之上层。隔离。因此外戚、宦官得以寄生在王室之内边而促其腐化。旧的统治权必然灭亡。已在前几讲说过。
旧统治权因其脱离民众而覆灭，新统治权却又不能依民众势力而产生。
秦、汉间的社会，距古代封建社会不远，各方面尚保留有团结的力量。所谓“山东豪杰”群起亡秦，此辈豪杰，一面代表的是贵族封建之遗骸，另一方面代表的却是社会之组织力。
王莽末年之乱，除却光武一宗及隗嚣、公孙述等带有古贵族即豪杰。之气味外，其余如绿林、铜马、赤眉之类，全是饥民的集团。
沿积到三、四百年以上的统一政府，统治着许大的广土众民的国家，散漫的农民农民因生活关西，不能不散漫。在饥锇线上临时结合起来，其力量不够得推翻他。
秦、汉以来的统一政府，日趋庞大，其事可举当时地方行政单位郡、县。及户口数论之。秦时全国分四十余郡。西汉平帝时，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地东西九千三百零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东汉顺帝时，凡郡国百有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民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
且以中国疆域之展布，纵使大饥荒，亦必夹有丰收的地带，要一般农民一致奋起，事亦不易。于是无可团结的社会，乃借助于“宗教”与“迷信”。农民结合于宗教与迷信的传播之下，而一致奋起，成为东汉末年之黄巾。
黄巾蔓延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置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
然而迷信成分太多，宗教质地太差，容易发动，数年内即传播成熟。不容易成功。
东汉王室并没有为黄巾所倾覆。
东方的黄巾，乃至西方的边兵，董卓一系的凉州兵。均已逐次削平。若使当时的士族河北有袁绍、公孙瓒、刘虞；四川有刘焉；荆州有刘表；淮南有袁术等。有意翊戴王室，其时外戚、宦官均以扑灭，献帝亦未有失德。未尝不可将已倒的统一政府复兴。然而他们的意兴，并不在此。
汉末割据的枭雄，实际上即是东汉末年之名士。尤著者如袁绍、公孙瓒、刘表诸人。
袁绍丧母，归葬汝南，会者三万人，其盛况不下陈寔。又母丧礼毕，追感幼孤，又行父丧。其去官而归，车徒甚盛。许劭为郡功曹，绍入郡界，曰：“吾岂可使许子将见。”谢车徒，以单车归家。公孙瓒与刘备同受学于卢植，为郡吏，太守刘君坐事徙日南，瓒身送之，自祭父墓，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送守日南，恐不得归，便当长辞。”刘表，“八及”之一，在荆州，允为一时名士所归趋。
国家本是精神的产物，把握到时代力量的名士大族，他们不忠心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试问统一国家何从成立？
当时士族不肯同心协力建设一个统一国家，此亦可分两面说：一则他们已有一个离心的力量，容许他们各自分裂。二则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更健全、更伟大的观念或理想，可以把他们的离心力团结起来。
离心力的成长，大体为两汉地方政权所演变。
三、离心势力之成长
（一）地方长官之权位
两汉地方行政长官，即郡太守。太守之下，为县令或县长。其地位本甚高，秩二千石。与中央政府之九卿略相等。平时得召见，天子有事，用赐玺书。高第成绩好者。得入为公卿。如张苍、申屠嘉等。东汉益重，或自尚书、仆射出典一郡，或自典郡入为三公。在郡得自辟属官，掾属限用本郡人，惟三辅得用他郡人。得自由主持地方之政事，得自由支配地方财政，惟每岁尽，须派员至中央（丞相府）上计，“计簿”即治理成绩之统计与报告书也。得兼地方军政。西汉有郡尉，为地方武官，而辖于太守。东汉省之。
两汉的郡太守，权位既重，并得久任，俨如古代一诸侯，所异者只是不能世袭。
中央政府对地方行政有分派督察之人，曰刺史。
西汉剌史秩六百石，居部九岁乃得迁守、相，郡曰“守”，国曰“相”，权位略同。位微而权重。每岁八月巡行所部，岁尽诣京师奏事。东汉刺史秩增至二千石，但因计吏还奏，不复诣京师，西汉刺史吏奏二千石长吏不任职，事先下三公，遣掾吏按验。东汉不覆关三府，权归刺举之吏。位任益尊。
灵帝时，地方变乱纷起，宗室刘焉建议改刺史为州牧，模仿封建时代之霸者。乃有地方行政实权。关东义兵起，讨董卓，太守亦各专兵柄。中央大权堕落，地方政权乘之而起，遂成三国初年之割据。
（二）二重的君主观念
地方政权渐渐成长，亦有一种道义观念为之扶翼。
因郡吏由太守自辟，故郡吏对太守，其名分亦自为君臣。
汝南太守欧阳歙，欲举督邮繇延，主簿将引延上，功曹郅恽曰，“明府以恶为善，主簿以曲为直。此既无君，亦复无臣。”会稽太守成公以臧罪下狱，仓曹掾戴就幽囚拷掠，曰：“奈何令臣谤其君，子证其父！”
或称太守曰“府君”，乃至为之死节。州、郡又得称“本朝”。司隶从事郭容碑：“本朝察孝，贡器帝廷。”豫州从事尹宙碑：“网纪本朝。”
汉末广陵太守张超为曹操所杀，其故吏臧洪，袁绍任为东郡太守，怨绍不救超，遂与绍绝。与绍书，谓：“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扫清寇逆，共尊王室。岂悟本州岛被侵，请师见拒。使洪故君沦灭，岂得复全交友之道，重亏忠孝之名乎？”
除非任职中央，否则地方官吏的心目中，乃至道义上，只有一个地方政权，而并没有中央的观念。
刘表遣从事韩嵩诣许，嵩曰：“若天子假一职，则成天子之臣，将军之故吏耳；不能复为将军死也。”
甚至即已进身为中央宫，仍多为其举主即其旧日太守，所由察举而得进身者。去官奔丧。吴匡、傅燮等；已详前。
又赵咨拜东海相，道经荥阳。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迎路谒候，咨不为留。暠送至亭次，望尘不及，谓主簿曰：“赵君名重，今过界不见，必为天下笑。”即弃印绶追至东海，谒咨毕，辞归家。仅为一谒轻去其官，较之奔丧，抑又甚矣。
当时的士大夫，似乎有两重的君主观念，依然摆不脱封建时代的遗影。
国家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家庭。君臣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朋友。此自东汉下半节已有此端，至三国而大盛。
然而此种趋势，苟有一个更合理、更伟大的思想起来，未尝不可挽回。惜乎魏、晋以下的思想，又万万谈不到此，中国于是只有没落。南史宋武陵王诞反，或劝其长史范义出走。义曰：“吾人吏也，吏不可以叛君。”柳庆远传，梁武初为雍州剌史，辟庆远为别驾，庆远谓人曰：“天下方乱，定霸者其在吾君乎！”因尽诚协赞，遂成帝业。则所谓“二重君主观念”者，在南朝犹烈。北朝周、齐稍革，至陏、唐而绝，而中国亦复趋统一矣。
四、新政权之黑暗
历史的演变，并不依照一定必然的逻辑。因不断有人类的新努力参加，可以摇动逻辑之确定性。倘使当时的新政权，能有较高的理想，未尝不足以把将次成长的离心力重新团结起来，而不幸魏、晋政权亦只代表了一时的黑暗与自私。
曹操为自己的家世，父嵩为宦官曹腾养子，官至太尉。陈琳为袁绍作檄云：“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对当时门第，似乎有意摧抑。杨、袁皆东汉最著之名族。曹操欲杀太尉杨彪，孔融目：“孔融鲁国男子，明日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然孔融与彪子修，卒皆被戮。操与孔融手书曰：“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达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杀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则操之意态可想。有名的魏武三诏令建安十五年下令：“天下未定，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齐桓其何以霸？今天下得无盗嫂受金，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惟才是举，吾得用之。”十九年令：“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二十二年令：“韩信、陈平，成就王业。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瑰，秦不敢东乡，在楚，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高才异质，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今按：西京重“贤良”，东京重“孝廉”。魏武三令，亦若有欲返“孝廉”而归“贤良”之意。此等思想，孔融诸人已早发之。惟此三令之措辞明白破毁道德，益趋偏激，前固无例，后亦少偶。明说“唯才是举”，虽“不仁不孝”亦所勿遗。他想要用循名责实的法治精神，来建立他的新政权。故云：“丧乱以来，风教凋薄，谤议之言，难用褒贬。”（魏志刘矫传。）直至魏明帝犹云：“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盖尚“名”则其权在下，尚“法”则其权在上也。但是曹家政权的前半期，挟天子以令诸侯，借着汉相名位铲除异己，依然仗的是东汉中央政府之威灵。袁绍借讨董卓之名为关东州牧盟主，亦是仗借中央。下半期的篡窃，却没有一个坦白响亮的理由。
魏武述志令自称：“无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此不足为篡窃之正大理由。曹氏不能直捷效法汤、武革命，自己做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其子依然不能做周武王，既已大权在握，汉献亦无罪过。必做尧、舜禅让，种种不光明、不磊落。总之，政权的后面，没有一个可凭的理论。
乘隙而起的司马氏，暗下勾结着当时几个贵族门第再来篡窃曹氏的天下，更没有一个光明的理由可说。
司马懿杀曹爽，何晏诸名士同时被戮。晏，魏外戚。何进孙，尚魏太祖女金乡公主，赐爵列侯。于当时朝政，实欲有所更张。孙资别传谓：“大将军爽专事，多变易旧章。”蒋济论丁谥、邓飏等“轻易法度”。皆其证。傅咸云“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据此则董昭所论当时浮伪朋党之风，似未足专为何晏诸人罪矣。是彼辈于政治上，亦确有成绩。荀勖传谓：“正始中并合郡、县。”亦当时新政设施之一。及司马政权既定，此等真相遂不白于后世。王广（王凌子）谓：“曹爽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此乃指其政治上实济之才干。）丁、单（轨）、桓（范）、邓，并有宿望。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髙，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同日斩戮，名士减半，失民故也。”（语见魏志卷二十八。）此所谓“民”，实乃当时朝士门第之不乐新政者耳。魏、晋之际，真真民意，何尝能浮现到政治上层来？至史称何晏“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进，逮忤者罢退”，傅嘏讥晏“外静内躁”，此皆晏之解散私门，欲为曹氏厚植人才，以求有所建树，不足为晏病也。继晏受祸者有夏侯玄，亦魏宗室。惇、渊之族系。曹操父子本夏侯氏，为曹腾养子。其论政制，上追贾、董，盖非东汉所逮，其论“中正”利弊亦甚切至。然“中正”足为门第护符，当时自不喜玄论。而亦为司马氏所忌。曹爽诛，玄征为太常，内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笔研。及司马懿卒，或曰：“子无忧矣。”玄曰：“子何不见事？此人犹能以年少遇我，子元、子上（师、昭兄弟）不吾容也。”夏侯玄如此韬匿，尚不免祸，则何晏诸人之死固宜。傅嘏谓夏侯玄“能合虚誉，利口覆国”，亦非公允之论。玄、晏诸人，人格自高，所存自正。晋人于玄尤推重，谓其“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和峤（玄外孙）“常慕玄为人，于朝士中峨然不群，众惮其风节。”何晏论学与王弼同称“王、何”，皆晋入所师尊也。惟不脱明士清玄之习，魏略：“何晏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傅粉之习，自东汉李固至三国曹植，皆谓有之。世说并谓：“何平叔美姿仪，面白，而明帝疑其傅粉。”则不必真有“粉帛不去手”事。惟玄、晏诸人自有当时名士气派，则决然无疑。史称何晏、王弼谓：“天地万物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王衍好其说。后人以怀、愍之祸，归罪王、何，非无由矣。乃不敌司马父子之权谲狠诈。当时朝士虽慕敬玄、晏风流，此所以成将来所谓之“正始风流”。晋应詹奏：“魏正始之间，蔚为文林。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则正始与晋代风气，仍有不当相提并论者。要之清玄之习，开自正始，乃每况而愈下也。而以家门地位私见，于玄、晏政治主张，不能拥护。亦由司马氏兵权在握。至晋室佐命功臣如贾充、王沈之流，皆代表门第，而私人道德极坏无比。
司马氏似乎想提倡名教，来收拾曹氏所不能收拾的人心。然而他们只能提出一“孝”字，所以说司马氏“以孝治天下”，晋室开国元老如王祥等皆以大孝名。而不能不舍弃“忠”字，依然只为私门张目。
他们全只是阴谋篡窃。阴谋不足以镇压反动，必然继之以惨毒的淫威。如曹操之对汉献帝与伏后。伏氏与孔氏，皆两汉经学名门也。
曹操迎献帝都许，帝谓操曰：“君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以事诛董贵人，帝以贵人有孕，累请不得。又勒兵收伏后，华歆发壁牵后出，后披发徒跣行泣过帝，曰：“不能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
司马师、昭兄弟之对曹芳齐王。与曹髭。高贵乡公。
司马师逼魏太后废齐王芳，时年二十三。太后欲见师有所请说，郭芝曰：“何可见？但当速取玺绥。”太后意折。高贵乡公自讨司马昭，贾充率众逆战南阙下。帝自用剑，昭众欲退，充谓太子舍人成济曰：“司马公畜养汝辈，正为今曰。”济即抽戈刺帝。
正惟如此，终不足以得人心之归向。
直到五胡时的石勒，尚谓：“曹孟德、司马仲达以狐媚取人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大丈夫不为。”
法治的激变而为名士清谈。东汉清议尚是拥护政府，魏晋清谈则并置政府之安危于不问。魏武、魏明之深恶名士，仅能使士大夫不复有忠于朝廷之节操，欲不能根本铲绝社会好名之风，遂酿西晋名士之祸国。要之中央新政权不能攫得人心，离心势力依然发展，天下只有瓦解。
五、思想界之无出路
旧政权必然没落，新政权不能稳定，而作为当时社会中间的智识分子，所谓“名士”之流，反映在他们思想上者，亦只是东汉党锢狱以后的几许观念，反动回惑，消沉无生路。所以谓之“反动”者，以其自身无积极之目的，只对前期思想有所逆反。
过分重视名教，其弊为空洞，为虚伪。于是有两派的反动产生：
一、因尚交游、重品藻，反动而为循名责实，归于申、韩。
抱朴子名实篇谓：“品藻乖类，名不准责。”审举篇谓.“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又正郭篇云：“废职待客，比之周公。养徒避役，拟之仲尼。弃亲依豪，同之游、夏。”此皆当时风气。故刘梁有破群论，谓：“仲尼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此论之作，俗士岂不媿心也？”
二、因尚名节、务虚伪，反动而为自然率真，归于庄、老。
青州人赵宣居墓行服二十余年，生五子；陈蕃致之罪。孔融为北海相，有遭父丧哭泣墓侧，色无憔悴者，融杀之。又有母病思食新麦，盗而进者，融特赏，曰：“无有来讨，勿复盗也。”路粹奏孔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此等狂论，皆下开魏晋风气。惟孔融尚未正式弃孔孟归庄老，正式主张庄老者，为王弼、何晏。然何晏尚务实干，王弼则早死。以庄老为玄虚者，乃阮籍、嵇康。然阮、嵇皆别具苦心。此下则又自玄虚转成放诞矣。
这两个趋势，早起于汉末。崔寔政论代表前一个，仲长统乐志论代表后一个。
但要提倡法治，起码的先决条件，在上应有一个较稳定的政权。政权不稳定，法治精神无所倚依而生根。政权之稳定，亦应依附于此政权者先有一番较正义，至少较不背乎人情的里想或事实。东汉末年乃至曹魏、司马晋的政权，全是腐化黑暗，不正义、不光明、不稳定，法治精神如何培植成长？于是崔琰、毛玠之反激，变为阮籍、嵇康。此乃从积极转入消极也。
崔、毛二人皆仕魏，典选举，任法课能，以清节自励，土大夫至故污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餐以入官市。然试问仕魏者舍为私家幸福外，复有何公共理想乎？何晏、夏侯玄自与魏廷有私关系，故欲为魏尽力。籍浮沉仕宦而持身至慎，史称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与世事，酣饮为常。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晋文王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罪六十日，不得言而止。”盖既不愿为何晏、夏侯玄，亦不肯为贾充、王沈也。又籍父瑀避瑰武辟，逃山中，魏帝使人焚山得之。（见文选注引文士传。）籍诸父武，为正论，深嫉交游朋党，则阮氏家风有自矣。出言玄远，绝不臧否人物。嵇康隐沦，然自谓：“非汤武薄周孔，会显世教所不容”，果以杀身。世语：“毋丘俭反晋，康有力焉，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止之，俭亦已改：吕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故康与同祸。”
他们不愿为黑暗政权有所尽力，然他们自身亦多半是门第世族中人，依然不能脱身世外。以市朝显达而讲庄老，其势不得不变为虚无，为浮沉，为不负责任。最先只是自谨慎，保全门第，而以后不免于为汰侈骄逸，如何曾、石崇、王恺之徒皆是。否则为优游清谈。如王戎、王衍之徒皆是。风尚如此，宜乎不能挽时代之颓波，而门第自身终亦同受其祸。
何曾侍晋武帝宴，退告其子遵等曰：“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汝等犹可获免”；指诸孙曰：“此辈当遇乱亡也。”然曾既历魏、晋，且为晋重臣。日食万钱，犹云“无下箸处”。平居奢汰如此，曾父燮，史称：“于节俭之世最为豪汰”，则曾亦承其家风。而不闻为国事有献替。永嘉之乱，何氏灭亡无遗。傅玄著论盛推何曾、荀顗（yǐ），谓：“能以之道事其亲”，家门私德，何补于大局？王衍为石勒所执，临死乃曰：“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然而晚矣。又按：王济以人乳蒸豚。王顗使妓吹笛，小失声韵便杀之：使美人行酒，客饮不尽亦杀之。时武帝在朝，而贵戚敢于汰纵如此，晋室奈何不乱！东坡谓：“晋病由于士大夫自处太高，而不习天下之辱亊。”如此等，又岂仅如东坡所云而已耶！
西汉初年，由黄、老清净汉初“黄老”，代表纯粹的平民观念，故能清净无扰，与魏晋“庄老”之代表名士门第者气脉本不同。变而为申、韩刑法。汉初刑法，要摧抑封建反动势力，集权中央，其意气亦与崔琰、毛玠之助逆成篡，贾充、荀勖助晋为逆者不同。再由申、韩刑法变而为经学懦术。西汉儒术，在通经致用，亦与东汉名士之训诂、清谈不同。一步踏实一步，亦是一步积极一步。法家目光只在治权阶级，儒家目光较大，放及全社会，故较法家犹为积极也。现在是从儒术转而为法家，再由法家转而为道家，正是一番倒卷，思想逐步狭窄，逐步消沉，恰与世运升降成为正比。在此时期，似乎找不出光明来，长期的分崩祸乱，终于不可避免。
六、三国帝系
魏共五帝，四十六年而亡。
蜀共二帝，四十三年。
蜀（一）昭烈帝——（二）后主
吴共四帝，五十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