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政治上占有地位的，一面是代表“王室”的外戚和宦官；另一面则是代表“政府”的新兴与士族，便是当时之所谓“名士”。
一、士族政治势力之逐步膨胀
士人在政治上占有地位，自西汉武、宣以来，已逐步显著，而到东汉益甚，这里有几层因缘。
一、朝廷帝王之极端提倡。
光武天凤中至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其自身本为王莽时代之太学生，故在军中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樊准语。其一朝功臣，亦多属儒生。邓禹为光武同学，寇恂、冯异、马援、贾复、祭遵、耿弇诸人，大半皆通儒。光武子明帝及其同母弟东平王苍皆深受儒学之陶冶。明帝为太子时，师桓荣，荣亦习尚书。止宿宫中五年，荐门人胡宪侍讲，始得出入。永平二年临辟雍，引师桓荣及其弟子升堂，明帝自讲说，诸儒执经问难，园挢门听讲者万数。章帝师张酺，酺亦习尚书，其祖先充，光武同学也。酺又师事桓荣。光武、明、章一家三代尚书之学，盖深受王莽时代之影响。元和二年东巡，张酺为东郡太守进谒，先备弟子礼，使张酺讲尚书一篇，然后再修君臣礼。当时王室外戚、功臣子弟，下及期门、羽林之士，莫不受学。匈奴亦进子入学。朝廷对儒术之极端提倡，较之西汉远过。
二、民间儒业之普遍发展。
陈留刘昆治易，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南阳洼丹传易，王莽时，避世教授，徒众数百人。乐安欧阳歙，八世为博士，传尚书，光武时为汝南太守。在郡教授数百人，征为大司徒。发觉在汝南赃罪千余万，下狱。诸生为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礼震年十七，自系求代死。书奏，歙已死狱中。赃罪至千余万，而为之求哀者尚多至千余人，可见当时儒生在社会地位之崇高。济阴曹操曾从歙受尚书，门徒三千人。乐安牟长，少习欧阳尚书，诸生讲学者常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山阳丁恭习公羊严氏舂秋，教授常数百人，建武时为少府，诸生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北海甄宇习严氏春秋，教授常数百人。沛桓荣，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事博士九江朱普，王莽篡位乃归。会朱普卒，荣奔丧九江，因留教授，徒众数百人，后复客授江、淮间。以上桓荣见本传、余见后汉书儒林传。晋阳刘茂习礼经，教授常数百人，哀帝时察孝廉。东郡索卢放以尚书教授千余人，更始时、以敢言显名。（见独行传。）赵翼陔余业考有“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条，谓：“及东汉中业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今以刘茂、刘昆、洼丹、索卢放之事观之，可知民间学风，自西汉哀、平下迄王莽时已大盛，光武、明、章亦自受此等风气之熏染也。其它又如范升、郑兴、（从刘歆让讲正左氏大义。）陈元、（父钦为王莽左氏师。）贾逵、（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郑、贾学行数百年，为诸儒宗。）杜林、（从张竦受学。）卫宏，（从谢曼卿受毛诗。）此等皆东汉初年大儒，皆成学在王莽世。
三、博士弟子额之日益增添。
博士弟子武帝初设仅五十人；昭帝时百人；宣帝末二百人；元帝好儒，增至千人；成帝末至三千人，岁余复如故。王莽秉政，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五经博士领弟子员三百六十人，六经三十博士，弟子一万八百人，主事高弟侍讲各二十四人。学士同舍，行无远近皆随檐，雨不涂足，暑不暴首。
而尤要者则在当时之地方察举以及公府征辟制。
二、东汉之察举与征辟制度
地方察举与公府征辟，为东汉士人入仕之两途。此两制皆起于西汉。
两汉的察举制，大体可分为在先的“贤良”与后起的“孝廉”两大项。
汉廷每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简称则曰“贤良”。其制初意，似仿战国招贤，于世胄赀选外别开一格。高帝十一年诏“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即此诏最先之滥觞也。文帝十五年始亲策试。此制无一定之斯限，所举大抵为现任官，汉士颇慕应其选，一时号得人，如晁错、董仲舒、严助、公孙弘，皆贤良也。汉诏又有举“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武元光五年。“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域者”、元封五年。“文学高第”、昭始元五年。“明阴阳灾异者”、元初元三年。“可充博士位者”、成阳朔二年。“勇猛知兵法者”元延元年。等，皆可与“贤良”归入一类，皆为朝廷特意延访此类人才也。“孝廉”为孝子廉吏之简称，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是为汉室令举孝廉之始。元朔元年诏：“朕深诏执事，举孝，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其议不举者罪。”可见举孝、兴廉，系属两事。乃由朝廷设意奖进此项风气，与延访人才咨询政事之意各别。宣帝地节三年诏：“朕既并举贤良方正，而俗化阙焉，其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者各一人”，亦可证此议。其先文帝十二年，已诏：“孝悌、力田、廉吏，朕甚嘉此。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于“孝廉”外复有“力田”一项。是年文十二年。并诏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盖“孝廉”出于乡官小吏，非有才学，恐不足以应天子之诏，故郡县率不乐举，而求应此选者亦少。宣帝黄龙元年诏：“举廉吏，诚欲得其真，吏六百石，位大夫，毋得举。”可见汉廷意在奖进小吏，而郡国乃以大吏充数。而当时举廉吏若已成例事，亦可于此诏中体味得之。
至东汉初，则“茂材”、“孝廉”定为岁举。
光武建武十二年，诏三公举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禄岁举茂材四行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经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案草覆问，才任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决断，才任三辅令。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农各二人。将兵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材各一人。按：诏中无孝，惟明帝时樊鲦上疏，已有“郡国举孝帘，率取年少能报恩者”之语，则似孝、廉并举，成为例事，明帝时已然。
循至岁以百数。
章帝建初元年诏：“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材孝廉，岁以百数。”二年：“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则知其时郡国察举，颇已多弊。
嗣后“孝廉”遂为察举惟一项目，遂至勒为定额。
和帝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帝以为小均，丁鸿、刘方上言，“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本为孝子、廉吏，此则“孝廉”特为贡举之一目矣。四十万二人，上至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
又继之以限年，并别标行能，加以考试。
顺帝阳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其有茂才异行，不拘年齿。”按：至是则儒生、文吏、茂材、异行全与孝廉混并不分矣。又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则变荐举为课试，与举孝兴廉原意全远矣。盖其先以茂材异能访入才，以孝子廉吏奖风俗。及孝廉渐成例举，郎官虽无员，亦自有限，郡国各举孝廉一人，岁已二百许人。自是孝廉独行，诸科渐废。又社会文风日开，郡县吏亦多彬彬儒雅，虽孝廉之选，其实无异于茂材，人竞趋之，惟求出路耳，不问其为孝廉、茂材也。遂至有请托舞弊，而朝廷亦以种种条件限之，亦惟求人才耳，不限于得孝廉也。限年之议始自尚书左雄，虽与举孝兴廉原意不合，亦整顿选法之不获已也。
逐步渐近于后世之科举。
当时反对者有黄琼、胡广、崔瑗等。然雄在尚书，天下不敢妄选，十余年间号为得人。其后黄琼为尚书令，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至是则前汉贤良、孝廉两项目，已同归入岁举中，而不过统以“孝廉”目之而已。
此项制度之演进，一面使布衣下吏皆有政治上的出路，可以奖拔人才，鼓舞风气；一面使全国各郡县常得平均参加中央政局，对大一统政府之维系，尤为有效。而更要的，则在朝廷用人，渐渐走上一个客观的标准，使政府性质确然超出乎王室私关系之上而独立。
与察举制相辅并行的尚有征辟制。
两汉二千石长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东汉公卿尤以辟士为高。
选举多循资格，辟召则每以高才重名躐等而升，故当时尤以辟召为荣。崔实政论北堂书钞六十八引。谓：“三府掾属，位卑职重，及其取官，又多超卓，或期月而长州郡，或数年而至公卿。”崔语止此。于是名士养望，有被命不遽出，至五府俱辟如黄琼，四府并命如陈纪者。以外戚秉权者曰大将军，以老臣录尚书者为太傅，并外朝三公称四府、五府。
亦有朝廷闻高名，直接辟召。
如樊英被征初至，“朝廷设坛席，待若神明。”李固语。陈寔少从樊英游。官仅太邱长，家居后，朝廷每三公缺，议者多归之。太尉杨赐、司徒陈耽，每以寔未登大位而身先之自愧。郑康成公交车征为大司农，给安车一乘，所过长吏送迎。董卓征荀爽，初拜平原相；途次又拜光禄勋；视事三日，策拜司空。自布衣至三公，凡九十五日。
此等制度，使在野的声名，隐然有以凌驾于在朝的爵位之上，而政府亦得挟此自重，以与王室相颉顽。
在太乎冶安之世，而有此等情形者，惟东汉及两宋为然。战国列强纷争，事当别论。秦汉创建大一统政府以下，王室高高在上，民众远隔在野，封建世臣之势力取消，民间起布衣为公卿，朝进暮退；所由得与数百年递襌之王室为抗衡者，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为门第，东汉、两宋为士风，元、明、清三代，皆汲宋儒遗脉，而所得浅深不同。
自有此项制度之存在，而士人在政治上遂能占有其地位。
三、太学淸议
士人在政治、社会上势力之表现，最先则为一种“清议”。
此种清议之力量，影响及于郡国之察举与中央之征辟，隐隐操握到士人进退之标准。
东汉自光武、明、章，虽云崇奖儒业，然光武勤治，明帝好吏事，风声相劝，俗颇苛刻。明帝永平七年，以东海相宗均为尚书令，均谓人曰：“国家喜文法廉吏，以为足以止奸，然文吏习为欺谩，廉吏清在一己，无益百姓流亡，盗贼为害也。均欲叩头争之，时未可改也。久将自苦之，乃可言耳。”章帝时，陈宠上疏，建初元年。主改前世苛俗。第五伦上疏，建初二年。亦谓光武“承王莽后，加严猛为政，因以成俗，是以郡国所举，多办职俗吏，不应宽博之选”。王充论衡亦极辨世俗常高“文吏”，贱下“儒生”之非。程材篇。稍后郡国察举，淅移趋向。言事者谓郡国贡举不以功次，功次即朝廷法令标准也。养虚名者名即社会清议之所归许也。累进，故守职者益懈，而吏事陵迟。韦彪议曰：“国以贤为本，贤以孝为行。按：彪传谓其“孝行纯至，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建武末，举孝廉”。彼谓“贤以孝为行”，直将西汉求贤一路并入奖孝之中，东汉“孝廉”独盛，“贤良”浙废，亦此等议论有以助成之也。忠孝之人，治心近厚；锻炼之吏，治心近薄。故士虽不磨吏职，有行美材高者，不可纯以阀阅取。”史记：“明其等曰阀，积日曰阅。”阀阅即吏治成绩也。韦彪此事在建初七年。自是以往，东汉士风，竞以名行相高，而郡国之察举，中央之征辟，亦随一时清议为转移，直至东汉末叶，此风弗衰。
而清议势力之成熟，尤其由于太学生之群聚京师。
东汉自明帝虽宏奖儒教，然至安帝而儒风寖衰。其时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玩，学舍颓敝。
顺帝更修黉舍，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至桓帝时太学生三万人。然汉武立五经博士，本为通经致用。至宣帝时，博士之学已渐流于“章句”。汉初治经，有“训诂”，而无“章句”，学者常兼通，务求大义。“章句”之兴，始于小夏侯（建）尚书。自有章句，乃有分经专治之“家法”。家法之起已晚，若早各恪守家法，则欧阳尚书之传统下何来有大、小夏侯？至东汉而益甚，此即所谓今文学“家法”也。西汉所谓“古文”，如史记言“诗书古文”之类，盖通指五经，以别于后起之“百家言”，故谓之“古文”，其意犹云“旧书”也。刘饮争立古文尚书、毛诗、左传、逸礼诸经，移书让太常博士，曰：“其为古文旧书，皆有征验。”此亦争其同，非故翘其异。正以非古文旧书，（即为后起“百家言”。）即不得在朝廷立博土。故刘歆言此诸书亦皆古文可征验也。迨王莽败，光武兴，刘歆所争立诸经仍罢博士不立，于是乃指遵朝廷功令守博士家法者（即当时所立十四博士）为“今学”，而以自相传习、兼治未立博士诸经者（即刘歆所争诸种）为“古学”。故今学皆有“家法”，守朝廷博士章句，古学则多云“不守章句”也。此两汉“今、古学”真分别，清儒张皇其说而多误。章句繁琐比传，殊不足以餍贤俊之望，故博士至于倚席不讲，学者或自遍谒名师，会通群经，治求大义，如马融、郑玄辈，则所谓“古文家”也。“古文家”之为学，大体上欲复反宣帝以前旧门路，即务兼通、求大义是也。马、郑则再从此工夫下创为新章句，以简当易旧章句之繁琐比传。然大多数居京师，目系世事之黑暗污浊，转移其兴趣于政治、社会实际问题，放言高论，则为清议。
此辈太学生与朝廷大臣声气相通。
桓帝时，太学诸生三万余人，而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揩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无不俊秀王叔茂。畅。”按：东汉行察举、征辟之制，故重人伦品鉴，如“天下楷模”、“不畏强御”等语，皆袭当时品藻人物之格套也。
其言论意气，往往足以转移实际政治之推移。
苻融游太学，师事少府李膺。膺夙性高简，得通谒者称为“登龙门”。膺每见融，辄绝他宾客，听其言论。融幅巾袖，谈辞如云，膺每捧手叹息。郭林宗始入京师，时人莫识，融介于李膺，由是知名。按：史亦称林宗：“善谈论，美音制。”既尚人物品藻，又学者群集，不亊编简，则必因而尚谈论。既尚谈论，必牵连及于考究谈吐之音节，又牵连而及于体貌之修饰。如李固，已见识为“胡粉饰貌，搔头弄姿，盘旋俯仰，从容冶步”为后来曹植、何晏辈之先耸。如是则讥评政俗之清议失败后，极易转而为玄虚之清谈。盖一为积极，一为消极，其它全相似也。如孔融父孔公绪，即以“清谈高论，嘘枯吹生”见称。（郑太传。）而青州剌史焦和，亦见称为“能清谈”。（臧洪传。）其它如马融、崔瑷之徒，亦开魏晋王衍一流之奢风。大抵三国以下人物风流，全已于东汉启之。其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才智，卧詑养疾，洛中士大夫，承声坐门，犹不得见。三公辟召，辄以询访，随其臧否以为予夺。融到太学，并见李膺，曰：“二子行业无闻，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论渐衰，宾徒稍省，旬日之间，惭叹逃去。今按：苻融、郭泰之与晋、黄两人，虽智愚、贤不肖有别，其以名士倾动天下，上足以与朝廷之禄位相抗衡，则一也。大抵东汉至桓、灵之际，朝廷禄位已不如处七虚声，社舍重心在下不在上，此亦自秦统一以来世运一大转变也。
朝廷有大议，例亦得预。
桓帝时，永寿三年。或言改铸大钱，事下四府郡僚，及太学能言之士，刘陶议云云。是其时太学生得与议朝政，乃与前汉博士同。
因此清议在当时政治下有其不可侮之势力，从此促成党锢之狱。
四、党锢之狱
党锢由于朝士与宦官之冲突，而在党锢狱以前，朝士与外戚冲突早已循环发生过好几次。
外戚依附于王室，外朝士人地位不亲接，正议徒招祸殃。往往一帝即位，必袒外戚诛锄朝士。逮朝士丧气，外戚益横，而旧帝崩，新帝立，与旧帝之外戚关系转疏，乃自谋之宦官。此几为东汉前半段政治上一种循环状态。如和帝时有郅寿、乐恢、皆以疏弹窦宪致死。袁安、任隗、韩棱、丁鸿、何敞、张酺。皆以劾窦氏得罪。惟班固、傅毅党窦氏。安帝时有杜根、以上书请邓太后还政，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载出城外得苏，逃为宜城山中酒家保。积十五年、后邓氏废，杜根始起用。杨震、翟酺、陈忠。皆谏杨氏擅权，不纳，杨震为之自杀。顺帝时有张纲、朱穆、皇甫规、皆谏梁氏擅权。陈蕃、延笃。以杀梁冀宾客迁免。惟马融为冀作表，崔瑗亦党冀。此等皆不畏强御，耿耿忠直，以正气大义与黑喑势力相斗争，虽屡受摧挫，然士人势力之逐步成长，实胥赖之，当时士大夫自有一段不可磨灭之精神，亦不可纯由外面事态说之也。
及宦官势盛，朝士争弹对象，乃始转向。
顺帝时，孙程等徙远县，司徒掾周举谓司徒朱伥：“朝廷非程等岂立？如道路夭折，使上有杀功臣议”，伥遂谏止之。时称“五经纵横周宣光”，周亦名儒。自此以前，朝士尚有袒宦官者。及梁冀败，宦官势盛，朝士锋芒，乃转向宦官。
惟东汉宦官势力，不仅盘踞内廷，其子弟亲党布散州郡，亦得夤缘察举，进身仕宦。李固顺帝阳嘉初对：“诏书禁侍中、尚书中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以其秉威权，容请托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侧，声势振天下，子弟禄仕，曾无限极。虽外托谦默，不干州郡，而谄伪之徒，望风进举。”
从此递相擎引，根枝缠结，日益繁滋。故士族清流与宦人冲突，不限于中央而遍及州郡。
如济北相滕延，捕杀侯览、段珪宾客，征诣廷尉免。左悺兄滕为河东太守，皮氏长赵岐即弃官归。唐衡兄珪为京兆尹，将岐家属宗亲陷以重法尽杀之，岐逃难四方。此均在桓帝延熹三年。
而中朝、外朝之别，又使宦官与外戚同样得荫附王室，为外朝权法所不及。
太尉杨秉奏诛侯参，览兄。并奏免览官。书奏，尚书召对秉掾属，诘之曰：“设官分职，各有司存，三公统外，御史察内；今越奏近官，经典、汉制，何所依据？”秉以“申屠嘉召诘邓通”为对，桓帝不得已，为免览官。然此乃西汉文帝时故事，东汉自光武改制，公府外职，固不得问内廷事，帝自为优容也。又按：杨秉此次劾奏宦官仕人及子弟为外官贪淫者，刺史、郡守以下凡五十余人，或死或免。可见当时宦官之恶遍天下矣。
因此宦官之势，乃非外朝士人之力所能摧陷廓清，名士不得不内结外戚，如陈蕃之与窦武，袁绍之与何进。而外戚到底亦为一种腐败的因袭体，名士遂终与之两败。
窦武传谓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得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此特见窦武之与名士相结纳耳。而陈蕃传则记王甫让蕃语，谓，“先帝桓。新弃天下，山陵未成，窦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门三侯。又多取掖庭宫人，作乐饮宴。旬月之间，赀财亿计。公为栋梁，枉挠阿党。”此可见窦家仍不脱外戚腐败气味。恐所言非尽无据。陈荐处士徐稚、姜弘、李昙、魏桓，皆不至。韦之言曰：“后宫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左右权豪，其可去乎？”是其时王室腐败已极，固非朝士所能弥缝。至何进不可依恃，更属一时共知。
且名士对付宦官，态度亦自有过激处。
桓帝延熹八年，李膺复拜司隶校尉。中常侍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贪残，畏罪，逃匿让家合柱中。膺率吏破柱取朔杀之。桓帝诘以不先请便加诛之意，此下遂有第一次之党锢狱。事在延熹九年，张成以方技交通宦官，推占有赦令，教其子杀人，果遇赦，李膺竟杀之。成弟子牢脩诬告膺养太学游士，交结生徒，诽讪朝廷。此两事一则未请先诛、一则遇赦仍杀，于膺皆不为无失之过激也。此为宦官与名±直接冲突之头锐化。盖至此名士已成团体，与以前零零碎碎出头反对外戚者不同。而宦官亦借部党之名，部党始于甘陵南、北部。桓帝师甘陵周福为尚书，而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郷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各树朋徒，由是甘陵有南、北部、而党人之议自此始。牵连逮捕至二百余人。翌年，以窦武等表请赦归，犹禁锢终身。灵帝即位，窦武、陈蕃谋杀宦官不成，此为外戚与名士同谋宦官之第一次。转为曹节、王甫所杀。事在建宁元年，去第一次党锢狱三年。翌年，建宁二年。遂有第二次党锢之狱。事始山阳东部督邮张俭，举劾中常侍侯览，上书，为览遮截，卒不得上。俭行部逢览母，呵不避路，竞使吏卒收杀之，追擒览家属、宾客，死者百余人，皆僵尸道路；伐其园宅，鸡犬无狳。张俭此事更为非理。灵帝以俭郡吏，不先请擅杀无辜，诏收俭。俭亡命，逃窜，所经历皆伏诛。遂并捕前党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附从者锢及五族。建宁四年，又捕太学诸生千余人，并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直至黄巾贼起，始得赦。在中平元年。又五年，中平六年。何进与袁绍等谋尽诛宦官，而董卓人京。此为外戚与名士同谋宦官之第二次，而汉亦亡矣。
而汉代上下用法，本亦有过酷之弊。
汉袭秦旧，用法太严，以殊死为轻典，狱吏以深竟党与为能事。西汉时，义纵为定襄太守，狱中重罪二百余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者，亦二百余人，纵一切捕鞫，曰“为死罪解脱”，是日皆报杀，四百余人。此虽极端之例，可见汉代刑法之一斑矣。故成瑨为南阳太守，宛富贾张汎倚恃后宫中官之势，功曹岑晊等劝瑨收捕。既而遇赦，瑨竟诛之，并收其宗族、宾客，杀二百余人，后乃奏闻。此较之张俭之诛侯览一家，同为惨酷非人道。在当时不自知也。在名士正义一面者如此，在宦官恶势力一面者可想。故张俭亡命所经历，伏重诛者数十家，至于宗亲歼殄，郡县残破。西汉亦每轻用族诛，如晁错、主父偃、郭解诸人皆是。双方相激相荡，皆受用法不平之祸也。又按：东汉刑讯之酷，亦可骇人。独行传载楚王英坐反诛，其所疏天下名士，有会稽太守尹兴，乃征诣廷尉狱。其门下掾陆续、主簿梁宏、功曹史驷勋，及掾吏五百余人，诣洛阳诏狱就拷。诸吏不堪楚痛，死者大半。惟续、宏、勋拷掠五毒，肌肉消烂，终无异辞。又，戴就仕郡仓曹掾，刺史欧阳参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遗部从事按之，收就于钱塘县狱，幽囚拷掠，五毒惨至。又烧斧使就挟于肘腋。每上彭考，肉焦毁堕地，掇而食之。又令卧覆船下，以马矢薰之，一夜二日不死。又复烧地，以大针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堕落。迄明公浮之诬，乃舍之。崔寔政论犹病汉治之宽，岂为知病者？其后曹操父子颇欲以法治革汉弊，竟不永祚。及东晋以下，刑典始宽。就唐、宋言，则唐重而宋轻，大体视士权之消长为进退。
积此数因，造成惨毒的党锢之祸，“人之云亡，邦国殄瘁”，黑暗腐败的汉王室，终于倾覆，依附于王室的外戚与宦官，亦同归于尽。而名士势力到底还可存在，便成此后之门第。大一统政府不能再建，因无共戴之王室。遂成士族多头之局面。
五、门第之造成
士人在政治社会上势力之表现，“清议”之外，更要的则为“门第”。
门第在东汉时已渐形成。
第一是因学术环境之不普遍，学术授受有限，往往限于少数私家，而有所谓“累世经学”。
其最著者莫如孔子一家之后，自伯鱼、子思以下，再五世孔顺为魏相。顺子鲋，为陈涉博士。鲋弟子襄，汉惠时博士，为长沙太傅。襄孙武及安国。武子延年。安国、延年皆武帝时博士；安国至临淮太守。延年子霸，昭帝时博士，宣帝时为大中大夫。霸子光，历成、哀、平三帝，官至御史大夬、丞相。自霸至七世孙昱，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安国后亦世传古文尚书、毛诗有名。其次西汉大儒伏生，世传经学，历两汉四百年。详东汉伏湛传。又次如东汉桓氏，自桓荣以下，一家三代为五帝师。荣授明帝，郁授章、和，焉授安、顺，又焉兄孙彬，亦有名。
经学既为入仕之条件，于是又有所谓“累世公卿”。
累世公卿亦始西汉。如韦、平再世宰相，韦贤、玄成，父子相宣、元。平当、平宴，亦父子相继。于氏为两世三公，父定国为丞相，其子永为御史大夫。时为仅事。东汉则有四世三公者为杨氏，杨震为太尉，子秉、子赐（司徒）、子彪凡四世皆为三公。又四世五公者为袁氏，袁安为司空，又为司徒，子敞及京，京子汤，汤子逢，逢弟隗，四世五公，比杨氏更多一公。氏族之盛，西汉较之蔑如矣。
“累世经学”与“累世公卿”，便造成士族传袭的势力，积久遂成门第。
门第造成之另一原因，则由于察举制度之舞弊。
地方察举权任太守，无客观的标准，因此亦于营私。一面是权门请托，一面是故旧报恩。两者递为因果，使天下仕途，渐渐走入一个特殊阶级的手里去。
明帝中元二年诏，已云：“选举不实，权门请托。”樊鯈上言，则谓：“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弃废。”顺帝时，河南尹田歆谓：“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遂举种暠（hào）。风俗通记南阳五世公为广汉太守，与司徒长史段辽叔同岁。辽叔大子名旧，小子髡，到谓郡吏曰：“太守与辽叔同岁，幸来临郡，当举其子。如得至后岁，贯鱼之次，敬不有违。”主簿柳对曰：“旧不如髡。”世公厉声曰：“丈夫相临，儿女尚欲举之，何谓高下之间”竟举旧。世公转南阳，与东莱太守蔡伯起同岁，欲举其子，伯起自乞子瓒尚弱，第琰幸已成人。是岁举琰，明年复举瓒。瓒十四未可见众，常称病，到十八始出治剧平春长，上书：“臣甫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卫。”尚书劾奏：“增年受选，减年避剧，请免瓒官。”此一事尤可见当时察举情况也。
及门第势力已成，遂变成变相的贵族。自东汉统一政府倾覆，遂变成变相之封建。长期的分崩离析，而中国史开始走上衰运。
六、东汉士族之风尙
东汉士大夫风习，为后世所推美。他们实有尽多优点。但细为分析，似乎东士大夫常见的几许美德高行，不外如下列，其间都和当时的察举制度有关系。
一、久丧。此为孝行。西汉重孝，尚少行三年丧者。东汉则“谓他人父”，对举主、故将亦多行孝三年，而父母之丧有加倍服孝者。
三年之丧，自西汉中叶始渐推行。公孙弘后母卒，服丧三年。哀帝时，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为宗室仪表，益封万户。原渉父死，行丧冢庐三年，由是显名京师。薛宣后母死，弟修为临淄令，去官持服。宣为丞相，谓弟：“三年服少能行者。”兄弟相驳，修遂竟服。绥和二年，诏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平帝时，王莽令吏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见此制始重，已在西汉末年。东汉则行丧三年为常事，甚有加倍服丧者。光武子东海王臻，丧母服阕，又追念丧父时幼小，哀礼有阙，乃重行丧制。袁绍母死去官，三年礼毕，追感幼孤，又行父丧。甚至有行服二十余年者。青州民赵宣，葬亲不闭埏隧，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郷里称孝；然五子皆服中生，陈蕃致其罪。孔融杀父死墓哭不哀者。其变乃有阮藉临丧食肉，上与戴良同风。（见范书逸民溥。）
二、让爵。父有髙爵，长子应袭，逃避不受，以让其弟。
此亦始始西汉，韦贤卒，子玄成让爵于庶兄弘。宣帝高其节，许之。东汉更多见。如邓彪、刘恺、桓郁、丁鸿、郭贺、徐衡，皆是。盖时重孝廉，让爵、推财，则孝与廉兼尽矣，故人争慕为之。然让者固髙，受者斯卑。临深为峻，以人之污，形己之洁，实非平道。范蔚宗丁鸿传逾已识之。
三、推财。兄弟异财析居，推多取少。让爵、推财，同为推孝以及弟也。
其人如薛包、建光（安）中，征拜侍中，称疾，赐告归，盖恬退人也。李充。家贫，兄弟六人，同食递衣。妻曰：“有私财，愿思分异。”充伪酬曰：“如欲别居，当酝酒具会。”妇信充，置酒宴客。充乃跪白母，遗斥其妻。延平（殇）时，诏举隐士大懦，务取高行，以劝后进，特征为博士。充以异析为不义，何不开譬其妻？妻设不淑，亦小当伪许，借斥妻而博高名，似非中和之道。而故相反者有许武。太守第五伦举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末显，欲令成名，于是分财三分，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悉劣少。乡人皆称弟克让，晏等以此并得选举。武乃会宗亲，泣白其事，所理产增三倍，悉以推二弟。今按：许武之为弟谋，贤矣；然当时自为谋而推财让产者当亦不乏也。
四、避聘。避聘不就，以让亲属，则与让爵、推财，迹异心同。
如刘矩、以叔父叔辽未得仕进，遂绝州郡之命。太尉朱宠、太傅桓焉嘉其志义，叔辽以此为诸公所辞，拜议郎；矩乃举孝廉。鲁恭，亦怜弟丕小，欲先就其名，讬疾不仕，郡数以礼请，谢不肯应。皆与让爵、推财，迹异心同也。至其他却聘为高者，不胜具举。
五、报仇。家庭有仇怨，奋身图报，此亦孝弟之激发也。
其事如崔瑗、兄为人害，手刃报仇，亡去。魏朗、兄为人害，朗白日操刀，杀其人于县中。苏不韦父谦为司隶校尉李暠按罪死狱中。不韦与宾客掘地道至暠寝室，值暠如厕，杀其妾与子；又疾驰至暠父墓，掘得其父头以祭父。等。古者刑不上大夫，故贵族阶级相互有隙，不得直于法庭，则以私斗决之。墨家非礼亦非斗，儒家重礼故不非斗，故荀子谓：“狗、彘尚有斗。”然至秦汉以下，自可诉于官，不理于官而辄自仇杀，此为慕古而失其意矣。
六、借交报仇。朋友有仇怨，亦许身代报，此推已孝弟以及人也。
其事如何容、友有父仇未报，将死，泣诉于容，容即为复仇，以头祭其父墓。郅恽恽友父仇未报，病将死，对恽欷歔。恽将宾客杀其人。以头示友；友见而气绝。等。礼有之：“父母存，不许友以死”，则父母而亡，固可以死许友。以死许友，即指借交报仇也。
七、报恩。此皆故吏对举主，弟子对业师，移孝作忠，亦家庭道德之推扩也。此又分两类。
（一）急难举主、业师有患难，挺身护救。
其事如李固弟子郭亮、固被戮，亮负斧锧上书，请收固尸。杜乔故掾杨匡、乔被戮、匡守护其尸不去。第五种门下掾孙斌、种劾宦官单超兄子匡，坐徒朔方，朔方太守董援，乃超外孙。斌知种往必遇害，格杀送吏，与种俱逃。刘瓆郡吏王充，瓆考杀小黄门赵津，下狱死。充为瓆郡吏，送丧运，终毕三年乃归。刘君吏公孙瓒；详下。而廉范之于邓融，尤为壮烈。陇西太守邓融，在职不称，廉范为功曹，知其必获罪，乃谢去；融甚望之。范改姓名，求为廷尉卒。无何，融果征下狱，范卫侍异常，融曰：“卿何类我功曹？”范曰：“君误耳，非也。”融系出困病，范随养视；及死，终不自言，身将车送丧至南阳，莽毕而去。今按：廉范尚在东汉早年。又前如沛人赵孝、彭城人刘平、北海淳于人淳于恭，此等皆在王莽时，信古而陷于愚，励诚而几于伪，正与王莽上下相应。此等立节敦行之风，盖自王莽世已然，并不为受光武提俱。光武实亦自受当时风气之影响也。自此演而愈烈，如廉范事仅难能，然终似非正办。
（二）服丧举主、故将死，为之服丧。
如李恂、乐恢为郡将，荀爽为举主，袁逢举爽，不应。逢卒，为服丧三年。侯苞、冯胄为业师等。并有弃官行丧者。如吴匡、风俗通：“弘农太守吴匡，为黄琼所举。班诏劝耕，道闻琼薨，即发丧制服，上病，还府。论之曰：‘剖符守境，劝民耕桑，肆省寃疑，和解仇怨，国之大亊；而猥顾私恩，若宫车晏驾，何以过兹？论者不察，而归之厚。’”若此类者非一。傅燮、桓典等。又崔寔以期丧去官。荀攸祖父昙卒，故吏求守墓，推问乃杀人亡命。
八、清节。一介不取，准财与人。东汉重廉吏，社会亦尚廉节。
如廉范、父客死于蜀，范年十五，人蜀迎丧。其父故吏太守张目资送，不受；船触石破没几死，穆追送前资，竟不受。范家入蜀，以良田百余顷属故吏毛仲：范归，仲子奉仲遗命以田归范。范以物无常主，在人即有，悉推田与之。今按：范自守甚高，然推田与毛，似属矫情，并非爱人以德也。肃宗崩，范奔赴。庐江郡掾严麟奉章吊国，乘小车，涂深马死，不能自进。范命从骑下马与之，不告而去。麟事毕，不知马所归，乃缘踪访之。或曰：“当是廉叔度。”麟即牵马造门，谢而归之。此见当时风尚已成，故人尽勉为而不自觉。种暠、父早亡，有财三千万，暠以赈乡里贫者，遂知名。范冉。受业于樊英、马融。史称：“好违时绝俗，为激诡之行。”看姊病，妹设食，冉留钱二百。此等良可诧笑。袁奉高不修异操而致名当时，为可贵矣。
其它高节异行不胜举。大体论之，则东汉士风，亦自有其缺点：
一则在于过分看重道德。
道德自为人生不可缺少之要素，然亦只是人生中一端。过分看重，不免流弊。譬如健康，亦人生一要端，若其人惟一看重健康，即不免种种流弊也。过分看重道德之流弊，又可分两端言之：
一则道德乃人人普遍所应有，并非可以争高斗胜。道德乃起码条件，非终极标准，人不应不道德，（此乃消极的严重性。）却不能定要比人更道德。（积极的便成不自然性。）若专以道德来分别人高下，便造成社会上种种过高非常不近人情的行为，而其弊且导人入于虚伪。宋苏轼谓：“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恶衣菲食。”是也。
二则道德乃事事各具的一种可循之轨辙。若做事太看重道德。便流于重形式虚名而忽略了内容与实际。将军死绥，亦是一种道德。若过重道德，或只重道德，即往往可以军队尚未彻底败北，而早图从容自杀，忘了最后的反斗。汉士人名列党锢，束手就缚，自觉心安理得，亦是同样心理。
二则东汉士人的道德似嫌褊狭。
他们似乎只注重个人、家庭和朋友，而忽略了社会和国家。西汉儒生颂莽功德，要求汉室让位，从君臣私人的友谊论为不道德，从对社会、国家全体论，未见其为不道德。即如王莽、刘歆，后人皆以不道德目之，皆受东汉人影响也。“孝”与“廉”为东汉士人道德之大节目，然此二者全属个人和家庭的，非国家和社会的。廉只是消极的。为吏不可不廉，不能仅廉而止。不孝、不廉固然不够做人和从政的标准，然只是孝、廉，亦不够得做人和从政的条件。
因东汉士人只看重形式的道德，不看重事实的效果，所以名士势力日大，而终不能铲除宦官的恶势力。及袁绍尽诛宦官，而事已溃烂，不可收拾。
因东汉只看重私人和家庭的道德，故王室倾覆后，再不能重建一共戴的中央，而走入魏晋以下之衰运。
然东汉士人正还有一种共遵的道德，有一种足令后世敬仰的精神，所以王室虽倾，天下虽乱，而他们到底做了中流砥柱，个别的保存了他们门第的势力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