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冈圭助与阿蕊在明治四十二年（一九○九）秋天结婚，那一年他二十二岁、阿蕊二十岁。这桩婚事是因为双方父亲都来自于东北某县，素有交情才促成的。
阿蕊生于九州的熊本，这是因为身为军人的父亲带着家族至该地赴任。父亲曾任联队长等职，辗转派驻各地，因此阿蕊也在不断搬家的过程中长大。父亲退役后，一家人终于在东京定居，阿蕊毕业自东京御茶之水高等女子学校。
学生时代的情形倒是没听谁特别说起过，只知道她很会写作文。当时，班上还有另一个女孩的文笔也很好，两人因此都很在意对方，却未能结为好友。那个女孩，后来成为著名女作家。
阿蕊的母亲是士族之女，因姿色秀丽闻名乡里，阿蕊也继承了母亲的美貌，但她那就算登上舞台也很抢眼、比别人多了一分华丽的五官，可说是来自父亲的血统。父亲是个身长将近六尺的伟岸男子，阿蕊的个子也比普通男子还高。刚从女校毕业时，路上的学生遇到她总是不知该把眼神往哪里放才好。
圭助是山形县鹤冈以酿酒为业的某望族家三男，由于幼时喜爱绘画，所以被父亲送进美术学校。他虽顺理成章地自学校毕业，但原本想成为名画家的念头，却因自知欠缺才华而放弃。他本人也已彻底醒悟，学校只是传授技术与知识的场所，和才华是两码事。
因此，当九州福冈某所中学招聘美术老师时，他立刻一口答应南下。翌年春天就和阿蕊成婚了。
虽说是为了奉严父之命，但阿蕊会毫无怨言地下嫁给身材、容貌都略逊一筹的圭助，主要还是对他从美术学校毕业的学历抱有一分期待。会有这种以为念过美术学校就会像艺术家的错误想法，一点也不像素来冰雪聪明的她。
他们在福冈租的房子原属某士族，靠近旧城，屋内和旧时一样昏暗。当时的福冈还留有昔日城堡外围繁华区的风情。阿蕊不喜欢屋内采光不良，主张另找一间明亮的房子，圭助虽然喜欢这间阴暗的房子，但鉴于阿蕊平时很少口出戏言，一旦说出口就没有商量的余地，所以只好答应另找租屋。不过找到的却是一间很没格调的房子。
由于有专业美术学校的学历，虽说也有对他说话略带东北腔的责难，但总体来说他在学校里还算受欢迎。实际上他也的确对教学很热心，虽然只是一名中学教师，却自我期许能成为最好的美术教师。
但这并非阿蕊所乐见的情形。阿蕊对圭助一张参展作品也不画深感不满，逐渐开始露骨地指责。
“嗯，等我哪天有心情了会画点什么的。我当然不可能一辈子窝在乡下当老师啊。”
圭助多少也有点虚荣心，所以总会如此回答。阿蕊暂时对这个答复满意。
阿蕊被这句话骗了一次又一次，圭助也把这句话当成咒符用了一次又一次，就这么过了好几年。
当时五四运动刚进入后期印象派，年轻画家们受到塞尚、梵·高、高更等人崭新画风的刺激，大为亢奋。有岛生马和柳宗悦等人也在杂志《白桦》上借助图片大肆介绍这种新画风。虽说圭助身处穷乡僻壤，但画坛的活力影响范围之广不容小觑。不过就算他察觉到那股风潮也从来没有动过心，野心和霸气之类，在他身上似乎一点不存在。
圭助就这样不断以嘴上说说来搪塞，其实每天跑去海边或河边钓鱼，再不然就是去附近下棋。这样过了几年，阿蕊终于死心了，她渐渐不再提起那件事，那股失望悄悄转变成对他的轻蔑。
有一次，圭助生病了，三个同事来家里探望。当时阿蕊的态度应该没什么不寻常，可是翌日，圭助一去学校，就听到别人窃窃私语。
“三冈先生的太太虽然是个美人，可是好像很会摆架子，很难亲近。”
他回家后，把这件事告诉阿蕊并责备她。
“是吗？反正中学老师跟我本来就合不来。”
说着，阿蕊的表情变得僵硬，脸一别开，流下了眼泪。
这是圭助第一次得知阿蕊的内心想法。
可是，阿蕊那时已怀了第一个孩子。
长女出生了，不管怎样，在世人眼中他们还算是一对恩爱夫妻。圭助被公认为家有如花美眷的幸福男人。两年后，次女出生。阿蕊为了照顾两个孩子，变成忙碌的母亲。那时正值大正四五年间。
他们之间三天两头就会发生小口角，多半是为了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但只要多吵几句，阿蕊就会突然暴跳如雷，抓起手边的东西一阵乱扔。
起先，圭助对阿蕊的这种态度非常不满，可是仔细想想，阿蕊会变得这么暴躁易怒，也是起因于对自己的失望。她毕业自当时的名校御茶之水女校，又有着过人的美貌，只要有人撮合，说不定可以嫁入豪门世家，结果却委身于贫穷的乡下教师。如果是因为这股愤懑积郁，导致她歇斯底里，那么事情本来就源自于圭助的没出息，反而该同情阿蕊。这么一反省，此后圭助开始尽量压抑自己的感情。这种情形持续久了便成了习惯，也难怪外人会说“阿蕊把圭助吃得死死的”。
某天晚上，从学校回来的圭助正在查阅教材，阿蕊把幼女哄睡以后，静静地坐到桌旁，说道：“我跟你天天吵架也不是个办法，所以我打算去培养一点爱好。”
圭助听了，对阿蕊异于平常的态度极为高兴，问道：“真是太好了。你说的是哪种爱好，茶道吗？还是插花？”
“我想写俳句。”
她说，圭助想起阿蕊本来就喜欢舞文弄墨，以前还说过想写小说。
“俳句吗？你不是说打算写小说吗？”
他这么一说，阿蕊的眼神马上锐利起来，狠狠地看着他，像发表宣言似的说：“你根本什么都不懂。总之，我就要写俳句！”
站在阿蕊的立场，大概是为了避免圭助日后抱怨，所以才先说出来，以取得他的应允吧。
阿蕊立志创作俳句，是听从了故乡堂姐的建议。
她开始投稿到当时早已在福冈发刊的俳句杂志《筑紫野》。《筑紫野》的主办人将阿蕊的作品评为“女流俳句的新秀”。所有入选俳句都会寄到东京，再由濑川枫声评选。每一期阿蕊的句子都会被选为前几名。枫声最后甚至把阿蕊评为九州妇流三杰之一，其他两人在俳坛都远比阿蕊资深。
开始创作俳句后的阿蕊，不再像以前那样会轻易为了一点小事动怒了，不过对俳句的投入也让她渐渐疏忽家事。比方说，时常出现圭助下班回来晚饭也没准备好。两个孩子饿着肚子哇哇大哭，她却坐在桌前一动不动。如果为此责备她，不知会引发怎样的骚动。圭助无奈之下只好自己下厨。照顾小孩、清扫、洗衣、打点日常起居等方面也都明显疏忽了。她为了寻求创作灵感，白天常常流连在外，但夜里也常出门，她说喜欢在万籁俱寂、家人都已熟睡的两三点当夜猫子。
她似乎还交到了俳句同好，家里开始收到一些从未见过名字的信件，访客也不时出现，有几次圭助下班回来，发现玄关门口放着客人的鞋子或木屐。
圭助尽量不跟阿蕊的客人打照面。他总是从玄关旁边的楼梯上二楼，边看书边等客人离去。楼下频频传来笑声，还有阿蕊快活得判若两人的说话声。
阿蕊从未替他引见客人，所幸圭助也不喜欢见客。有时迫不得已在家中撞见，顶多也只是点个头打声招呼。因此，人人都说他生性阴沉孤僻，甘于在家受妻子颐指气使。
濑川枫声初次来到九州，应该是在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左右吧。《筑紫野》社全体员工欢迎，枫声在福冈停留的那三天，阿蕊每天从早到晚都待在他身旁，寸步不离。连日不断举行俳句评比会或吟行活动，这段时间阿蕊对枫声的态度，在外人看来未免有过于娇媚之嫌。
仿佛以此为契机，阿蕊开始投稿到俳句杂志《波斯菊》。《波斯菊》在全国拥有多如云霞的读者，就连和俳句无关的人都知道，该杂志主笔宫萩梅堂，号称当代首屈一指的俳匠。
枫声是梅堂门下的高足，所以投稿到《波斯菊》应该是他的建议吧。阿蕊写的句子开始出现在《波斯菊》的仕女专栏。
大正六年（一九二三）年底，梅堂评选的杂咏首次刊载了阿蕊的一首创作。阿蕊把那首俳句写成短幅挂在和室，还供上神酒庆祝。
此后，她一期不漏，月月投稿，且几乎没有哪个月不入选的。多的时候连登四首，少的时候也有两首。
大正七年（一九二四）三月左右，枫声再次来到福冈，距离上次来访还不到半年。他的理由是为了探访筑紫的春天。
阿蕊说她想为此做件春装，其实去年参加俳句会时就已从可怜的存款中拿出一部分为她做过一件新衣了。圭助这么一说，阿蕊便答道：“在枫声先生面前同一件和服不能穿第二次。”圭助不禁勃然大怒，回嘴说“既然如此那就不要写俳句算了”。阿蕊一听，立刻瞪大眼睛把他痛骂一顿，还说嫁来这里八九年，不过去年买过一件像样的和服给她。除此之外，连一条腰带，一领半襟都不曾买过，羽织外套也是少女时代的花俏旧衣，至今仍将就穿云云。
最后，“那就拜托你了”，她说完这个结论就冷静从他面前站起，径自走开了。
她还真没说错，以圭助这个穷教师的微薄收入，的确没买过什么好东西给她，光是买两个小孩的东西就已捉襟见肘了。圭助再次反省自己的无能，深觉阿蕊生气也不是没有道理。可是话说回来，他是真的买不起，所以也只好这样默不吭声地不了了之。
没想到，阿蕊也不知从哪儿弄到的钱，硬是做了一件新和服。透露出春天气息的色彩与花样很适合她，穿起来更显气质高雅。
枫声到达的第一天，阿蕊一早就出门了，深夜才返家。虽说过去她也常因参加晚上举办的俳句会而迟归，但这次，阿蕊身上还带着一些酒味。既然号称是欢迎会，想必座上一定有供酒吧。
翌日，阿蕊说要去太宰府、观世音寺、都府楼址等进行“吟行”，晚上俳句会说不定又会开到很晚，所以仔细交代了晚餐该怎么弄才出门。那天晚上，她快十二点才回来。
隔天，圭助一到学校，就有个素来喜爱俳句、也出席了昨晚俳句会的教员凑过来，若无其事地找他说话。
“昨晚真是伤脑筋，枫声不晓得溜去哪里了，晚上的俳句会只好取消。”
似乎企图从圭助脸上探出什么端倪，这位教员接着又说：“说到这里才想起，嫂夫人好像也很早就离开了。”说完还用力咽了一口口水。
但当看到圭助巍然不为所动的表情，并听到他冷静的回答“不，她好像回来得有点晚”时，对方顿时拉长音调“哦”了一声，颇为意外地望着圭助，最后带着嘲讽的神色走开。
阿蕊与枫声之间出现了各种流言飞语。有人说曾在近郊温泉区看到两人。但这种谣传只起于阿蕊与枫声走得太近，实际并无根据。
枫声回东京以后，之前频繁的鱼雁往返逐渐少了。关于这点，阿蕊曾对俳句界的朋友谈过。
“枫声这个人，从外表看来是个非常富贵气派的人，可实际上一深交，才发现他毫无内涵，只是个空壳子。”
从这句话看来，阿蕊显然对枫声很失望，也表示枫声终究还是不能博得阿蕊的认可。从此以后，阿蕊对枫声越来越不屑一顾。
大正八年（一九二五），阿蕊全心全意投入《波斯菊》，当时的她神采飞扬，写的俳句也和当时梅堂门下的佼佼者并列卷首。成绩好的月份她会心情极佳，意气风发；碰到成绩不好的时候，她也没有消沉，反而更加拼命地钻研俳句。
这时，梅堂成了阿蕊的太阳。梅堂大力鼓吹客观写生，崇拜他的阿蕊自然把精神投入到花鸟风咏。比方说，为了咏山茶花，她天天带着便当漫步山野；为了描写布谷鸟，她不知爬过多少次英彦山。
这段期间，家里的打扫、煮饭、照顾两女等事宜，都由圭助一手包办。他去市场买菜的模样，也成为学生的笑柄。
大正末年至昭和初期是阿蕊的创作巅峰期，她的作品常被刊在卷头，名声传遍整个日本俳界。
阿蕊的俳句素来华丽奔放，据后来的评论家表示——她挥洒奔放的诗魂与纵横的诗才，大放光芒。如果用一句话形容她的俳句，可说“既有古风，又兼具浪漫派，更有《万叶》的风韵。”
然而，阿蕊在同性俳人之间似乎不太受欢迎。这可说是阿蕊自己招来的，关于这点，某位评论家曾谈道：
阿蕊女史的好胜心甚强，因此将濑川花女史、竹中道乃女史、洼田理惠女史、山本百合女史等当代女流几乎都视为仇敌。凡是比她地位高、才情丰富、有权势、有学历的人，她一律不喜，阿蕊认定，前述诸人都具备其中某一项特质。
此言将阿蕊的性格说得极透彻，这也是阿蕊不受女流俳人欢迎的原因。
随着
阿蕊日渐知名，开始有人请她教授俳句。但凡是女的，通常学不了多久就会打退堂鼓。因为讨好富裕学生、说好听话或宠学生，都是阿蕊无法忍受的行为。
记得有段时间，当地的名门贵妇聚会时都会请她去教授俳句，但某次恰逢茶会，于是夫人们叫她下次再来，阿蕊一听脸色骤变，说道：“我虽只是个寒酸的中学教师之妻，但我把俳句视为自己的生命，我可不想陪你们这种有闲夫人。”说完拂袖而去，当时“有闲某某”的说法正流行。阿蕊那天一回到家就哭了，并把气狠狠发泄在刚下班的圭助身上。在她心底，身为窝囊穷教师之妻的这个污点，一直苦苦地折磨她。
虽说女流俳人对她概无好感，但她还是有少数知己。臂如植田岁久女史就是其一，岁久是植田巴城之妻，特别喜爱阿蕊的俳句，经常从东京写信给阿蕊，怂恿阿蕊去东京，把阿蕊带去片濑引荐给梅堂的也是她。
岁久女史第一次写信来问她要不要上京见梅堂时，阿蕊简直喜出望外，阿蕊对梅堂敬若神明。在那之前，她也曾多次写信给梅堂，并得到过一两次回音。她把梅堂的回信视若珍宝。而见梅堂是她的夙愿，她当下无暇多想，就告诉岁久女史要上东京。
阿蕊不断通圭助让她去东京，可是家里拿不出这笔路费，圭助只好向家乡的兄长借。家乡的老父已死，由兄长当家，家业也大不如前，但兄长还是如他所请寄了钱。素来傲气的阿蕊这下也不得不伏地向丈夫道谢。
阿蕊到东京后，在植田巴城夫妻家借住了十天左右，这段期间，她寄过一张明信片给圭助，似乎是刚从片濑造访梅堂回来后写的，虽只有寥寥数语，但看得出她很亢奋，写说一辈子没这么感动过。当时俳人都把瞻仰梅堂视为一种信仰，不止阿蕊一人，疯狂程度远超外人想象。
阿蕊回来后，变成更虔诚的梅堂信徒，逢人便大肆宣扬，有时还会陶醉在那段回忆中。她说这样可以忘却一切愁苦烦闷。
实际上，阿蕊面见梅堂的情形是这样的。
阿蕊对初次见面的梅堂毫不害羞地说：“我把全部灵魂都献给老师了，天下的女流俳人虽多，但均不足取，也没几人能真正理解我的俳句。能够肯定我的才华，让我更上一层楼的，唯有老师一人。”在场的两三名梅堂弟子都很受不了阿蕊，因此早从那时起，阿蕊就已被梅堂周遭的人反感、排斥了。
每当阿蕊看到与她竞争的女流俳人的杂咏成绩比她出色时，就会烦闷不已。要是凑巧那个作家很有钱，她就会开始怀疑对方是不是暗地里使了什么手段讨好老师。有钱能使鬼推磨，穷人不管再怎么认真，碰上对手到处撒钱还是没辙——这成了阿蕊的口头禅。
阿蕊曾看过一本介绍梅堂的书，得知他以前曾患脑溢血，此后就格外小心。阿蕊从此担心得坐立不安，她觉得如果梅堂一死，自己也没有俳句生命可言了。
昭和三年（一九二八）或四年（一九二九）的秋天，阿蕊频频拎着布袋徒步出门，回来时袋中装满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菊花。她把花铺在缘廊阴干，就算是大朵的，一旦阴干也会萎缩。之后她把干掉的花朵装进另一个布袋以免香气散逸，然后继续摘更多的花阴干。圭助问她要做什么。“我要做个菊花枕送给老师。”她说，“听说枕这样的枕头可以长命百岁，陶渊明的诗中好像也提到过。”
她解释说那个塞满菊花的枕头长一尺二寸，枕的时候要叠放在普通枕头上。（最近，有人告诉我陶渊明并未写过关于菊枕的诗，倒是《澄怀录》中有“秋采甘菊花，贮以布囊，作枕用，能清头目，去邪秽”的记载。）
阿蕊费时多日，仔细做成菊枕，欣喜之余，咏了几首关于菊花的俳句。
那三首俳句，至今仍被视为阿蕊的代表作。
然后，阿蕊宣称要带着这个枕头再次前往片濑，她说寄送无法表达诚意。
深知她一旦说出口就没有商量余地的圭助无奈之下只好再次设法筹钱。那时，阿蕊虽有一笔教授俳句的收入，但那当然是杯水车薪。圭助再次向家乡借钱，兄长不太情愿地寄了钱过来。阿蕊小心翼翼地捧着枕头上京去了。
这次她又在巴城家寄住了十天左右，但失望而归。经过是这样的：
阿蕊前往位于片濑的梅堂草庵面见梅堂，呈上菊枕。梅堂并未如她期待中的那么高兴，只是简单地道了个谢。站在他的立场，想必是因为还有其他弟子在场，必须顾及为师的尊严吧。阿蕊却大感意外，她觉得自己细心采集了这么多菊花，厚颜向人借钱千里迢迢从九州送来，这番辛苦却一点也没得到梅堂的肯定。再看看四周，也没有任何人为枕头说句好话，她满心不是滋味地从梅堂面前告退。
翌日，在武藏野有一场吟行活动，加上阿蕊在内总共聚集了五十人，可谓热闹非凡。
阿蕊本以为梅堂会对自己青睐有加，特地到他面前打招呼，梅堂却仅点了个头，又立刻继续和周遭人闲聊，似乎未把阿蕊放在眼里。阿蕊再次感到被冷落，这扰乱了她的心情，使她写不出好句子，公开讲评时甚至不好意思报上姓名。成绩自然也不理想，这令她更加心慌意乱。
第三天有一场俳句会，也同样无人理睬她。阿蕊原本暗怀自负，以为只要是与俳句有关的人应该都听过她的名字，没想到竟大失所望。她觉得大家的眼神似乎都在嘲笑她这个乡巴佬。想到这里，仿佛自己的装扮也变得粗俗不堪，在其他人面前相形见绌了。
梅堂身边的弟子，整体而言，不是在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就是家境极为富裕。
阿蕊想起常有人抨击必须有钱有势才能在《波斯菊》出人头地，再想到自己身为乡下穷教师之妻的卑微身份，羞耻与愤恨更甚，久久激荡于心头。
毫无疑问，那晚的俳句会她的成绩也不好。那天夜里，阿蕊翻来覆去难以成眠，就这么郁闷终夜。翌晨，巴城夫妇问起阿蕊的满眼血丝，她才吐露出这几天的愤懑与苦恼。
巴城对阿蕊的自负心之强暗自惊诧，当下先设法劝慰，旋即偷偷打电话到片濑，拜托梅堂下次如果见到阿蕊务必好好开导，梅堂只是无奈地在电话彼端苦笑。
那天午后，阿蕊又去了片濑，虽然身旁还有其他人，梅堂还是一看到她就立刻照巴城的请托，客气地表示：“谢谢你上次送的那个菊枕，我睡得非常舒服。”
阿蕊多日来的不满与愤懑全因这句话烟消云散，同时，一股撒娇般的念头骤然涌起，她忍不住抱怨道：“老师只关心其他人，一点儿不把我放在心上，害得人家参加吟行和俳句会时都心烦意乱，没办法发挥平时的水准。”
一旁的弟子们听到这话不禁愕然。阿蕊华美的脸庞自然泛起潮红，更显得媚态横生。于是有人私下愤慨地批评阿蕊太不像话，居然企图用美色笼络老师。当然，这么说多少也带一点嫉妒。
仿佛是想在这种批评上多加几分火，阿蕊天天都去片濑报到，还主动在梅堂家下厨做事，或端茶给客人。站在阿蕊的立场，只不过是因为能够近距离接近梅堂令她喜不自胜，说什么也无法像客人一样干坐着，所以才做了点女人会做的事。但在别人看来实在不成体统。
梅堂也有点束手无策，最后终于对阿蕊说，为了顾及外人的感受，也许她该回九州去了。
从此，阿蕊至死都在不断叨念着：“老师就好比天上的月亮，皎洁无瑕，但环绕于月影周遭的蛙群却呱呱乱叫。”
再不然就是说：“都是老师身边的人不好，那些人就像皇帝身边的奸臣。”
阿蕊虽然失望而归，但她的不满只针对梅堂身边的人，她对梅堂本人的尊敬仍丝毫不减，景仰之情甚至与日俱增。
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圭助四十五岁，阿蕊四十三岁。
圭助一次也没收到过调职令，在同一所学校一待就是一二十年。美术老师不可能升任校长或教务主任，他自己也安于做个小教员。
但对阿蕊来说，圭助就是个不求上进的窝囊废。虽说对他的轻蔑已长达二十年，有时还是会突然升级，莫名其妙地破口大骂。
阿蕊决定在外头尽量不提起圭助，每当别人问起她丈夫，总会令她浑身难受。
“哎，谁知道他在瞎忙些什么，”
说完不动声色地转移话题，即便别人不识趣地再三追问，她也是嗯嗯啊啊地含糊其辞，弄得对方只好改变话题。
阿蕊常出入当地的名门望族。他们本来就都是《波斯菊》的同好，也都会写点俳句，因此无人不知阿蕊的名声。阿蕊要和地方上这些名医、律师、企业家等知名家庭结识也并非难事。
阿蕊虽已年逾四十，但白晳的肤色和抢眼的五官使得她看起来顶多只有三十四五岁。除了身材稍嫌过高，穿着深咖啡色直条纹和服、外罩锦纱黑徽纹外褂的模样，还真能惹得中年男人春心蠢动。而批评她过于艳丽的声浪，使得她依旧不得夫人们的欢心。
此时，阿蕊自己办的杂志《春扇》门下已有女弟子十几人，但多半因对阿蕊过于强势的个性心生畏惧，逐渐不再上门。其中一名年轻女孩后来在《波斯菊》的杂咏上崭露头角，将阿蕊激怒，她怒骂道：“那不是靠你自己的实力，是你父亲身为商工会议所领袖的财力发挥了影响力。《波斯菊》那种地方本就具有这种策略性，所以你可别得意。”女孩从此与阿蕊断绝来往。阿蕊的妒意，和她因自己不过是教师之妻的自卑与焦躁也脱不了关系。
不过，《春扇》虽然只出了两期就宣告停刊，却留下许多阿蕊的杰作。她的俳句带有强烈的浪漫气息，深入人心，以她的个性，比起客观地描写一草一木，似乎还是寄托奔放诗情的主观诗句更优秀。
她自己也曾吐露：“梅堂老师虽再三强调生句，但其实他的主观句更加有意思。”由此可窥见她的真正想法。但她尽量压抑这种念头，一直提醒自己保持客观。对阿蕊来说，梅堂就是绝对权威，他的教诲就是圣旨。
当时梅堂门下也有人无法满足那种“味如嚼沙的写生俳句”，转而投入主观句的怀抱。阿蕊虽受那种主张吸引，但在弟子面前，还是表示“写俳句时不该把个人心情放第一，应该虚心地歌咏自然”，并骂那些离开梅堂的人是忘恩负义之徒。
阿蕊为了写生，兴致来时哪儿都去，只要心血来潮，恨不得立刻动身。圭助从学校回来时家门常锁着，开门进去一看，桌上只留下一张纸条交代去处，就这么两三晚不回家也是常事。
阿蕊最爱去英彦山，山高一千二百米，是北九州最高的山，古时曾是修道者的灵场。参天古杉遍山，连白昼也阴森漆黑。阿蕊有时会找间旅馆投宿，在山里连走上两三天。
一次，某位熟识的二料展画家来此山速写，在山中巧遇阿蕊。只见从崖角骤然现身的阿蕊披头散发，面无血色，两眼像中邪似的发射出异光，手持龙胆花的姿态散发出一股妖气。画家脸色大变，当场逃回旅馆。这是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左右的事。
从这时起，阿蕊的精神逐渐无法负荷，开始不大对劲。评者曰：“昭和八年及九年是阿蕊女史的诗魂飞跃至最高峰的时期，到了昭和十年，开始逐渐衰微，创作数量也骤减，同时作品明显欠缺神采。”
此后，阿蕊屡次投稿《波斯菊》，但都没有再获录用。
她的脸色一日比一日憔悴，越焦虑越写不出佳句。
“都是老师身边的那些人不好，是那些人嫉妒我，所以刻意阻挠，我要去见老师。”她说。
她本就不听圭助劝阻，在那种状态下更不可能听从。
她一到东京先去了巴城家，巴城夫妇看到阿蕊的模样大为惊愕，劝了半天才把她劝回九州。
阿蕊几乎天天写信给梅堂。
她在信上写道：
老师，我好想更亲近老师，身为弟子的我想投入老师的怀抱，受到老师的宠爱。
也曾写：
老师虽然温柔，但也很冷酷。我寂寞得不知如何是好，一想到那些随侍在老师身边的人，可以恣意享受老师的钟爱，我就悲从中来。老师，请您千万不要抛下我。
还写道：
老师，请您原谅我的任性，可为什么您就是不肯刊载我的俳句呢？如果说有什么缺点，请您尽管指出。拜托，我敬候您的赐教。
可梅堂却难得回信。
阿蕊每天时间一到就站在门口，但邮差总是过门不入。邮差那若无其事扬长而去的模样，仿佛梅堂不肯搭理的冷漠寡情，令阿蕊恨得直咬牙。
俳句依旧没有入选，日夜懊恼令她形干影枯。家中不时响起阿蕊的叫声与哭声，吓得访客在门口仓皇而归。
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梅堂启程游历海外。他搭的是箱根丸号客轮，途中暂停门司港。
阿蕊为了见梅堂，带着花束前往门司港。当时的汽船不会驶进码头，而是
停泊在海上。阿蕊便租了一艘小舟上箱根丸。梅堂位于头等舱的房间挤满了人进不去，阿蕊只好托人向梅堂通报，但梅堂不知是否在忙，只派了一个代表现身。此人从阿蕊手中接过花束，说了声：“谢谢您，我会转告老师的。”然后就把花随手往旁边一搁。此人也许觉得就算现在拿进房间，里面也是挤满了人，不如晚一点再拿进去。但阿蕊却不这么想。本来就因见不到梅堂烦躁不安的她，当下勃然大怒，一把抢过花束，把花扯得七零八落的扔在甲板上。破碎的花随着二月的冷冽海风飘散。
阿蕊下了船，踏上门司陆地，激动的心情使她一时不甘离去。这时，她看见一艘小汽艇驶离箱根丸朝这边开来。上面载着梅堂一行人、其他船客及送行的人，他们要一起前往可眺望海峡的和布刈岬吟行。从远处目击到这一行人走过桟桥上了岸，随后钻进轿车的身影，阿蕊不禁急忙跑了过去，但梅堂和其他人都已上了车。
“老师，老师，请带我一起去。”
阿蕊双脚正想踩上轿车的踏板，车门却砰地一声关上。她只瞥到绝尘而去的车内中央，凜然正坐着六十多岁的梅堂。阿蕊放声大哭。
即便如此，阿蕊还是认为等梅堂归来一切就会好转。梅堂在欧洲各地游历数月，于六月返抵横滨。
然而，阿蕊等到的，是被从《波斯菊》同人名单上除名。
据她的年谱所写，就在这一年，她“对创作断念”。
此后阿蕊依旧频频写信给梅堂，据说数目总计高达两百数十封。越到末期越失常，文章前言不对后语，不知所以然，或哀诉或愤慨。有时发电报取消刚寄出去的信；有时仿佛回到从前；有时整个人支离破碎。生活中的阿蕊也几近疯狂，不是叨念着什么如意轮观音如何、观自在菩萨又如何，就是咕噜咕噜地磨着墨，或者把纸揉得乱七八糟。失常的状态逐渐广为人知。
阿蕊在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六）被圭助送进某家精神病院。起先，她还会说“必须创作俳句”，吵着要出院。但后来，终日只见她一个人喃喃自语。
某日，圭助去看她，她非常高兴。
“我替你做了菊枕。”
阿蕊说着递上布囊。当时是夏天，圭助奇怪怎么会有菊花，打开布囊一看，只见里面塞满了凋谢的牵牛花。原来是护士小姐拗不过阿蕊替她摘来的。
圭助的泪水夺眶而出，他暗忖妻子是否在疯了之后才终于回到了他的怀抱。
阿蕊于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八）死于医院，享年五十七岁。
据《看护日志》记载，她连日“自言独笑”，不知让她这么开心的是什么样的幻觉。
首次刊载于《文艺春秋》昭和二十八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