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起床时天还没亮，上床时的头疼现在又原封不动带下床来。我走进浴室，吞下两颗阿斯匹林，然后强迫自己花点时间站在热腾腾的莲蓬头下。等我擦乾身体换上衣服，头疼已经去了大半，天际也开始现出曙光。
我的脑子塞满前一天晚上谈话的片段。我从布鲁克林回来时头痛欲裂、口干舌燥。我止渴的工夫做得比止痛彻底得多。我记得和前妻安妮塔谈话的大概——儿子们都好，他们当时已经入睡，他们想来纽约看我，如果方便的话也许在此过夜。我说很好，但我目前手头有个案子。“鞋匠的孩子永远光脚丫。”我告诉她。我想她大概没有听懂。我到阿姆斯特朗酒吧时，正好赶上特里娜下班。我请她喝两杯威士忌苏打，跟她约略提到我的案子。“他母亲在他六七岁的时候过世，”我说，“这我一直不知道。”
“知道又怎么样呢，马修？”
“不知道。”
她离开后、我独自坐着，又喝了几杯。本想吃个汉堡再走，但他们已经关了厨房，我不知道我几点回到房间。我没注意，或许是不记得了。
我到旅馆隔壁的火焰餐厅吃早点，喝了不少咖啡。我本打算打到汉尼福德的办公室，但想想不急。
克里斯多夫街邮政分局的一名职员告诉我，转寄地址通常他们只保留一年。我建议他查阅过期档案，他说那太花时间，而且不是他份内的工作，再说他又工作过量。我看他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以来，破天荒第一个工作过量的邮政人员。我接过他的暗示，偷偷塞了张十元钞票给他。他似乎颇为惊讶，可能是因为钱数，也可能是因为我没叫他挨顿臭骂。他闪进里头一个房间，几分钟后就拿到玛西雅·马索在东八十四街、靠近约克大道的地址。
那是栋高楼，有地下停车场。休息室可以媲美小型机场的大厅，有个小瀑布，配上碎石和塑料植物。房客名册上，我找不到姓马索的，门房也从没听过她。我找到管理员，他马上认出这名字。他说她几个月前结婚搬走了，现在是杰拉尔德·塔尔太太。他有她在马马罗内克的地址。
我从韦斯特切斯特区的询问处要到她电话，然后拨过去。拨了三次都占线，第四回响了两下，有个女人来接。
我说：“塔尔太太吗？”
“对，请问哪位？”
“我叫马修·斯卡德，想跟你谈谈温迪·汉尼福德。”
停顿好久，我开始纳闷是不是找错了人。我在温迪公寓一个柜子里发现一叠旧杂志，上头写了玛西雅·马索的名字和贝顿街的地址。我这一路查来或许哪里出了差错——邮局职员给的可能是另一个马索的地址，管理员也许查错了档案卡。
这时她说：“你想怎么样？”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为什么要问我？”
“你以前跟她合租过贝顿街的公寓。”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很久以前，而且在另一个星球。再说，那娼妇已经死了。“我跟温迪几百年没见了。连她长什么样，我都不太记得了呢。”
“但你以前认识过她。”
“那又怎么样？等等好吗？我得拿根烟。”我等着。一会儿她回来说：“我看到那条新闻，当然。杀她的那男孩自杀了，不是吗？”
“对。”
“那干嘛又要把我扯进去？”
她不想被扯进去就算理由。但我没说。我跟她解释我的任务特别，凯尔·汉尼福德想要知道他女儿的近况——因为她已经没有将来。我讲完后，她说她也许可以回答一些问题。
“你是前年六月，从贝顿街搬到东八十四街的。”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好，算了，说下去吧。”
“你为什么要搬？”
“我想一个人住。”
“噢。”
“再加上我希望住得离工作的地方近一点。我在东区上班，从格林威治村每天来回实在很累。”
“你当初怎么会找到温迪合租房子的？”
“她住的公寓对她来说太大，而我又刚好在找房子。当时觉得很好。”
“后来开始不好了？”
“呃，地点，而且我又需要隐私。”
她只是想随便搪塞一些答案，快快把我打发掉。我真希望能跟她面对面问清楚，但又实在不想耗掉一天的时间开车往返马马罗内克。
“你们是怎么变成室友的？”
“我才说过，她有间公寓——”
“你是看广告找去的吗？”
“噢，我懂你意思了。不，我是在街上碰到她的。”
“你们以前就认识？”
“噢，我以为你知道。我们是大学同学，不很熟，点头之交，因为学校很小，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认识。总之我在街上碰到她，两人就开始聊起来。”
“你是在学校认识她的？”
“啊，我以为你知道。我很多事情你好像都很清楚，奇怪怎么这个你会不知道。”
“我想跟你当面谈谈，塔尔太太。”
“不行，电话谈就可以了。”
“我知道会占用你的时间，但——”
“我只是不想介入这事，”她说，“你还不懂吗？老天，温迪不是已经死了吗？重提旧事对她能有什么帮助？”
“塔尔太太——”
“我要挂了。”她说。然后挂了。
我买份报纸，找个小店叫杯咖啡。我给她足足半小时考虑我有没有那么容易打发，然后我又拨了她的号码。
有件事我早就学到了：不需要知道对方怕什么，知道他在怕就够了。
第二声铃响一半她就接了。她话筒凑着耳朵，好一会儿没讲话。然后她说：“喂？”
“我是斯卡德。”
“听着，我不——”
“闭嘴，你这个愚蠢的女人。我已经打定主意要跟你谈。我可以当着你丈夫的面跟你谈，也可以跟你单独谈。二选一。”沉默。
“你考虑一下。我要租辆车，一小时内可以到达马马罗内克，一小时后我就会回我车上，永远不再烦你。这个办法很容易。如果你想来硬的，我也可以奉陪，不过我看对我俩都没有多大好处。”
“哦，老天。”
我让她考虑。鱼钩已经撒下了，现在她想甩也甩不掉。她说：“今天不可能。几个朋友要来喝咖啡，他们随时会到。”
“今天晚上？”
“不行，杰拉尔德会在家里。明天呢？”
“早上还是下午？”
“我十点跟医生有约，那之后我都有空。”
“我中午到你住的地方。”
“不行，我不希望你来我家。”
“你选个地方我们碰面。”
“等等，给我几分钟。老天。这一带我根本不熟，我们几个月前才搬过来的。我想想。休勒大道上有家餐厅附设鸡尾酒吧、叫卡力欧卡。我看了医生以后，可以到那儿吃午饭。”
“中午？”
“好，不过我说不清地址。”
“我会找到的。休勒大道上的卡力欧卡。”
“对。我忘了你名字。”
“斯卡德。马修·斯卡德。”
“我怎么认出你？”
我想，看来跟大家格格不入的那位就是。我说：“我会在吧台喝咖啡。”
“好吧。我们应该能碰到头的。”
“当然，这我可以保证。”
我前一天晚上非法闯入民宅，除了发现玛西雅·马索的名字以外，没有多大收获。我的搜查品质大打折扣，多多少少是因为我不确定自己要找什么。如果你想把哪个地方搅得天翻地覆，头脑里有个特定目标应该会有帮助；如果你不在乎留下痕迹，想必也能省点力气。举例来说，搜书架时，如果可以任意翻阅，然后往地毯上随手一扔，工作效率自然可以大大提高。如果你得把每本书整整齐齐地摆回原位，二十分钟的工作得拖上两个钟头。
温迪的公寓藏书不多，我也没有多加理会。我对刻意藏好的东西没兴趣。我当时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现在事情过后，我也搞不清我到底找着了什么。
待在那里的一个钟头内，大半时间我就是在几个房里晃来晃去，一会儿坐坐椅子，一会儿墙上靠靠，想感觉出两位前任房客遗下的精魂。我看着温迪死时躺的床铺，那是张矮脚床，铺了张双层弹簧垫。他们还没有换下渗血的床单，虽然换不换都一样；床垫浸满了她的血，整张床都得刷干净。有那么一会儿，我手捧一块红锈的血，脑里回旋着一幅幅教士手持圣餐的图像。我摸进浴室干呕许久。
既然人已经进了浴室，我索性掀开浴帘，检查浴缸。缸里有圈痕迹，是上回洗澡留下的，排水孔积了些头发，但没有任何杀人的迹象。倒也不是我怀疑会有。理查德·范德普尔的回忆原本就是颠颠倒倒，语无伦次。
打开医药柜前，我就知道温迪有服避孕药的习惯。药一颗颗嵌在一张小卡片上，中央一个数字盘注明是礼拜几。哪天服没服可以一目了然。礼拜四的药没有了，所以我知道她被杀那天做了一件事——服避孕药。
除了避孕药以外，我还找到好几瓶维生素，看来这公寓的房客至少有一个是健康食品奉行者。有个小罐子贴了处方标签——理基有花粉热。他们的化妆品很多，还有两瓶不同品牌的除臭剂，一把专剃腿毛和腋毛的小型电动刮毛刀，一把大型电动剃须刀。我找到其他一些处方药——速可眠和达尔丰镇痛药（他的），标签上说明是减肥用的Dexedrien（她的），以及一个没贴标签的瓶子——里头装的好像是利眠宁。药都还在，我很惊讶。警察一向喜欢顺手拿药，尤其那些不愿拿死人钱的警员，更是无法抗拒兴奋剂或镇定剂的诱惑。
我顺手摸走速可眠和Dexedrien。
卧室里的衣柜和五斗柜摆满了她的衣服。花样不多，但其中几件衣服有布鲁明代尔和Lord&Taylor这两家高级服装店的标签。他的衣服摆在客厅，有个柜子是他的，而他的衬衫、短袜和内衣裤都放在一张西班牙式写字台的抽屉里。
客厅的沙发可兼作床用。我把它摊开，发现里头已经铺好床单跟毛毯。床单上次洗后有人睡过。我合上沙发，一屁股坐下。
厨房设备齐全。铜底炒锅，一套橘色的搪瓷铁锅——深浅都有，一个柚木架上摆了三十二罐香料。冰箱的冷冻室里有两份电视快餐，但其他空间塞得满满的全是生鲜食品。橱柜里琳琅满目。这个厨房以曼哈顿的标准来看算是大的，里头还摆了一张橡木圆桌。桌旁立了两张高背扶手大椅，我坐上其中一张，想像着一幅家居安乐图：其中一个兴致勃勃地准备饕餮大餐，然后两人一起坐下开怀大嚼。
我离开公寓，两手空空。没有地址簿，没有支票簿，没有银行结单，没有一大叠深具启发性的作废支票。这两位不管是如何分配开销，一切花费显然都是以现金支出。
现在事隔一天，我回想我对那间公寓的印象，实在很难理解马丁·范德普尔为什么会把温迪比作魔鬼化身。如果她是色诱理基，他又何必睡在客厅的沙发床上？而那整间公寓又为什么会散发出那样宁静的家居气息，那种卧室里再多的血也无法淹没的家居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