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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大块头，跟我差不多高，但比我多了些肉，挂在他粗大的骨架上。他的眉毛又弯又浓，还没有变白。头顶上铁灰色的毛发向后梳，让他那颗硕大的头看起来跟狮子一样。他原本戴着眼镜，不过这时它放在我俩中间的橡木桌上。他深棕色的眼睛不断在我脸上扫来扫去，想找秘密信息。就算他找到了，他的眼睛可什么也没透露。他的五官像被凿出来的一样有棱有角——鹰钩鼻，丰满的嘴，岩石一样的下巴——但他的脸引人注意，主要是因为它就像一块空白石板，只等着别人往上刻戒律。
他说：“我不怎么了解你，斯卡德。”
我对他更不了解。他叫凯尔·汉尼福德，约五十五岁。他住在纽约州北部的尤蒂卡，是批发药商，拥有几处房产。他有辆去年出厂的卡迪拉克停在外头路边。他太太在卡莱尔饭店的房间等他。
他女儿在市立太平间的一方冷冰冰的钢屉里头。
“也没什么好知道的，”我说，“我以前当过警察。”
“表现优异，据凯勒副队长说。”
我耸耸肩。
“你现在是私人侦探。”
“不是。”
“我以为——”
“私人侦探有执照。他们窃听电话，跟踪别人。他们填表格，他们存档案，诸如此类。我不干这些事。我只是偶尔给别人帮忙。他们给我礼物。”
“原来如此。”
我喝了口咖啡。我喝的咖啡搀了波本。汉尼福德面前摆着杜瓦牌苏格兰威士忌和清水，但他兴趣不大。我们坐在阿姆斯特朗酒吧，一家不错的酒吧，墙壁上嵌着深色的木头，配上带花纹的锡制天花板。此刻是一月的第二个礼拜二，下午两点，这地方等于是我俩的天下。罗斯福医院的几个护士坐在吧台远端，“护理”她们的啤酒；一个刚冒出几根髭毛的孩子在靠窗的桌子吃汉堡。
他说：“实在很难解释我想请你帮的是什么忙。”
“我不确定我真能帮上忙。你女儿死了，我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杀她的男孩当场被抓。我从报上得来的印象是：这案子不查自破，简单明白得跟看影片播放谋杀经过一样。”他的脸色沉下来：他正在看那影片，刀子挥起落下。我赶紧说：“他们逮住他，把他扣押起来，然后推进‘死牢’。那天是礼拜四？”他点点头。“然后礼拜六早上他们发现他吊死在牢房里。结案。”
“这是你的看法吗？案子已经结束？”
“从执法人员的观点来看。”
“我不是这意思。当然警方必须从那个角度看。他们抓住凶手，而且他已经不用接受法律制裁。”他上身前倾，“但有些事情我必须知道。”
“比如？”
“我想知道她为什么被害。过去三年我跟温迪形同陌路。天哪，我甚至连她是不是在纽约都不确定。”他的眼睛避开我的视线。“他们说她没有工作，收入来源不明。我看过她住的大楼。我想上楼进她的公寓，可是我办不到。她的房租每月将近四百块钱，你说她钱从哪里来？”
“某个男人帮她付。”
“她跟范德普尔，那个杀她的男孩合住。他帮一个古董进口商做事，一周大约能挣个一百二十五块钱。如果有男人养她，他应该不会让她找范德普尔当室友，对不对？”他吸口气。“我看她明摆着就是妓女。警察没有跟我明说，他们很小心。报纸可就不管了。”
这是他们的一贯作风。再说本案又是报纸最爱炒作的那种题材。女孩漂亮，凶案发生在格林威治村，关键是还有性；理查德·范德普尔还浑身是血跑到街上。纽约那些狗屁不值的编辑不可能放过这个大显身手的机会。他说：“斯卡德，你知道为什么这案子对我来说还没完结吗？”
“大概吧。”我深深地看着他幽暗的眼睛，“凶案为你打开了一扇门，你想知道房里藏了什么。”
“你的确了解。”
我的确了解，但我希望我不了解。我不想要这份工作。我尽可能不接案子。我目前没有必要工作，我不需要赚钱。我的房租便宜，我的日用花费很低。再说，我没有理由讨厌此人。我一向跟讨厌的人收钱，这样感觉更舒服。
“凯勒副队长不明白我要什么。我敢说他给我你的名字，只是想礼貌地打发我走。”也不尽然，但我没吭声。“但我确实想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温迪到底变成了什么人？为什么有人会想杀她？”
为什么有人会想杀人？纽约一天就有四五起杀人案。去年夏天某个炎热的礼拜，更是高达五十三起。杀朋友，杀亲人，杀恋人。长岛有个男人乱刀砍死两岁的女儿，几个比较大的孩子就那么眼睁睁地看他表演空手道。人为什么会干这样的事？
该隐弑兄后向上帝辩驳说，他不是亚伯的守护者。人只有这两个选择吗，守护或者宰杀？
“你愿意替我工作吗，斯卡德？”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不，我该换种说法。你愿意帮我忙吗？天大的忙。”
“我怀疑。”
“你的意思是？”
“那扇开了的门。房里也许有些东西你不想看。”
“我知道。”
“所以你才非看不可。”
“对。”
我喝完咖啡。放下杯子，我深吸一口气。“好吧，”我说，“我姑且试试。”
他坐安稳，掏出包烟点上一根。这是他进门后的头一根。有些人紧张时抽烟，有些人刚好相反。他现在比较自在，看来好像自认为完成了什么使命。
我添了杯咖啡，记事本添了几页笔记。汉尼福德还在跟同一杯酒奋战。他跟我讲了许多我根本不用知道的事——关于他女儿。不过话说回来，他说的任何事以后都有可能派上用场，只是难以预料是哪件事。很早以前我就学会，不能漏听别人想说的每一句话。
因此我知道了温迪是独生女，高中成绩优异，人缘不错但不常约会。我脑中开始浮现她的图像，虽然轮廓不清，但终究会与格林威治村又一名惨死的妓女合而为一。
她离家到印第安纳念大学以后，图像模糊起来。他们显然就是那时开始失去她的。她主修英文，辅修政治。毕业典礼前两个月，她提了行李悄悄离开。
“学校通知了我们。我非常担心，她的行为实在反常，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后来我们收到一张明信片。她在纽约，有份工作，说是有些事情她必须理清头绪。之后几个月我们又收到迈阿密寄来的明信片。我不知道她是搬到那里了还是去度假。”
然后就音讯杳无——直到电话铃响，他们得到她的死讯。她高中毕业是十七岁，大学退学二十一，理查德·范德普尔杀死她时二十四。她的生命到此划下休止符，不会再长半岁。
他开始告诉我一些凯勒日后会提供更详尽资料的事情。名字、地址、日期、时间。我让他说下去。有些事儿让我闲惑不安，我搁在脑子里让它慢慢成形。
他说：“杀她的男孩，理查德·范德普尔，他比她小，才二十岁。”他想到什么，皱起眉头。“当初我一听出了事，知道是他下的毒手，就恨不得杀了他。我要亲手弄死他。”他紧握双拳，然后缓缓松开。“但他自杀以后——怎么说呢，我内心起了变化，我意识到他也是受害者。他父亲是牧师。”
“嗯，我知道。”
“他在布鲁克林的一座教堂。我有股子冲动想找那人谈谈——虽然我也搞不清自己到底打算跟他说些什么。但是想了想，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找他。不过——”
“你想了解那男孩，为的是要了解你女儿。”
他点点头。
我说：“你知道犯罪嫌疑人组合像吧，汉尼福德先生？或许你在新闻报导上看过。通常警方找到目击证人后，他们会用一组透明重叠胶片组合出犯罪嫌疑人的长相。‘鼻子是这样吗？耳朵呢？哪对耳朵最像？’如此这般，直到五官凑成一张面孔。”
“嗯，我见过。”
“那你或许也看过并排放在组合像旁边的犯罪嫌疑人本人的照片。它们其实不像——尤其对没受过训练的眼睛来说。但五官的确有部分雷同，受过专业训练的警官往往能充分利用这一点。你懂我的意思？你想要你女儿和杀她那男孩的照片。这点我办不到，没人办得到。我可以挖出足够的事实，综合多方问来的印象，为你拼凑出组合图像，但结果可能跟你真正要的会有出入。”
“我明白。”
“你还是要我去查？”
“呃，当然。”
“我或许比那些响当当的大侦探社收费还高。他们为你工作，按日或者按时计酬，调查花费另算。我的方式是先收一笔钱，花费从中扣除。我不爱做记录，不爱写报告，也不会为了讨好客户定时跟他联络。”
“你要多少呢？”
我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定价。我的时间只有对我才有意义，在别人那儿能值多少我怎么知道？如今我已经刻意调整我的生活方式，希望尽可能不要介入别人的生活。那我又该跟强迫我介入的人收多少才算合理？
“我先收两千。我不知道这能用多久，也不知道你会不会突然决定不想再看那间暗房。调查当中，甚至结束以后，我都有可能会再跟你要钱。当然，你也可以一个子儿也不给，决定权在你。”
他忽然一笑，“你做生意真是不按常理。”
“大概吧。”
“我从来没请过侦探，所以实在不知道一般手续是怎么样的。开支票可以吗？”
我告诉他我收支票，就在他填写的时候，我想到之前困惑我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了。我说：“温迪退学以后，你一直没雇私人侦探？”
“没有。”他抬起头，“我们没隔多久就收到第一张明信片。我当然考虑过雇人追查。但知道她没事后，我就决定作罢。”
“但你们还是不知道她在哪里，或者她过得怎样。”
“对。”他垂下眼，“这是我来找你的部分原因，当然。我现在追悔莫及、工作全都停了。”他的眼神和我的碰个正着，那里头有些什么我想避开不看，但做不到。“我想知道我该负多少责任。”
他真以为他能找到答案？唉，他也许能给自己找到一个，但那绝不会是正确答案。无可避免的问题永远没有正确解答。他把支票写好，交给我。该填我名字的地方空着，他说我或许想直接提现。我说指明付给我本人即可，于是他又拔下笔套，在右边线上写下“马修·斯卡德”。我把支票摺好，放进钱包。
我说：“汉尼福德先生，你有件事情没提。你不认为那很重要，但这很难说，也可能很有用。你其实也这样想吧。”
“你怎么知道？”
“直觉吧，我想。我有多年经验，观察别人无法决定自己到底愿意了解多少真相。你不一定要跟我说，但——”
“唉，其实是不相干的事，斯卡德。我没提是因为我觉得和你的调查无关，但……唉，也罢。温迪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她是养女？”
“我收养了她。我妻子是温迪的母亲。温迪的生父在她出生前去世，他是海军陆战队队员，登陆韩国仁川的时候遇难。”他移开视线。“三年后我娶了温迪的母亲。打从开始我就待她和亲生女儿一样。等我发现我——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以后，对她更是加倍疼爱。就是这样，说不说有关系吗？”
“不知道，”我说，“也许没关系。”但知道总是好的，现在我明白汉尼福德为什么自觉罪孽深重。
“斯卡德？你还没结婚吧？”
“离了。”
“有孩子吗？”
我点点头。他动了动嘴唇，欲言又止。我开始祷告上苍他早点离开。
他说：“你当警察一定表现出众。”
“还不赖。我有警察直觉，知道什么时候该采取行动。这样就已经掌握了九成本领。”
“你在警界待了多久？”
“十五年，将近十六年。”
“如果做满二十年，不是能领退休金什么的吗？”
“没错。”
他没问下去。奇怪的是，这比他问了还叫我难堪。
我说：“我失去了信念。”
“跟牧师一样？”
“差不多吧。不过也不完全一样。因为警察失去信念还继续干的，大有人在。有些人打从进这行开始就只是想混。总之我辞掉，是因为我发现我已经不想再当警察。”或者当丈夫，或者当父亲。或者当社会中坚分子。
“看够了局里的贪污腐败？”
“不，不。”腐败从来没有干扰我。没有腐败我哪来足够的钱养家。“不，另有原因。”
“噢，我懂。”
“是吗？也罢，反正也不是什么秘密。有年夏天晚上我下了班，跑到华盛顿海茨山庄一处酒吧，那
儿警察喝酒免费。有两个孩子来打劫，出门前一枪打中酒保心脏。我追到街上，打死其中一个，打中另一个的人腿。他这辈子别想再好好走路。”
“我明白。”
“不，我看你不明白。那不是我第一次杀人。我很高兴死掉了一个，也很遗憾另一个活了下来。”
“那——”
“有一枪失误，反弹出去，击中一个七岁小女孩的眼睛。子弹反弹后，力道削掉了一大半。再高一英寸的话，也许只会划过她前额。有可能留下个疤痕破相，但没有大碍。可是射进眼里，都是软绵绵的东西，自然就捣进脑子里。他们告诉我她当场毙命。”我看着我两只手。抖得不厉害——肉眼难以察觉。我拿起杯子，一饮而尽。我说：“不可能把我定罪。事实上，我还得到局里嘉奖。然后我递上辞呈。我不想再当警察。”
他离开后，我多坐了几分钟。我迎上特里娜的视线，她为我端来另一杯搀酒的咖啡。“你的朋友没啥酒量。”她说。
我同意她的说法。我的声调八成泄漏了我的心情，因为她二话不说就坐在汉尼福德的椅子上，把手放在我的手背上，然后挪开。
“有麻烦吗，马修？”
“也不算。有事要办，但我宁可不办。”
“你宁可坐在这儿，把自己灌醉。”
我龇牙一笑，“你什么时候见我醉过？”
“从来没有。不过每次看到你，你都在喝酒。”
“喝而不醉，功夫到家。”
“这样对你不太好吧？”
我希望她能再碰碰我的手。她的手指纤长，摸着舒服凉爽。“天下有什么事是对每个人都有好处的？”我说。
“咖啡跟酒。奇怪的组合。”
“是吗？”
“酒叫你醉，咖啡叫你清醒。”
我摇摇头，“咖啡从来没法叫人清醒，它只能撑着你不睡。拿壶咖啡给酒鬼，两样加到一起只是个睁眼酒鬼。”
“这就是你的写照吗，宝贝？睁眼酒鬼？”
“我眼睛睁不开，但也没醉倒，”我告诉她，“所以才得喝下去。”
四点过后不久，我到存钱的银行。汉尼福德给的钱我存了五百，剩下的全提出现金。这是我今年元旦后第一次来，所以他们在我的存款簿上加算利息。有台机器一眨眼功夫就算了出来，但数字小得实在不该劳驾机器浪费时间。
我从五十七街上踅回第九大道，然后往上城走去，一路经过阿姆斯特朗酒吧和罗斯福医院，抵达圣保罗教堂。弥撒已近尾声。我等在外头，只见几十个人三三两两走出教堂。大多是中年妇女。然后我走进去，把四张五十元钞票塞进捐助箱里。
我照圣经所说，把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养成习惯，就像我上教堂也已成了习惯。我是搬进旅馆“定居”后不久就开始这样。
我喜欢教堂。我喜欢坐在那里思考。我坐在中间靠走道的位子。我想我在那里大概待了二十分钟，也许更久。
两千块钱从凯尔·汉尼福德那儿转到我手上，两百块钱从我这儿转到圣保罗的捐助箱里。我不知道这钱他们会怎么花。也许买食物和衣服分送穷人，也许买林肯轿车给牧师代步。我其实并不在乎他们怎么花。
天主教堂从我这儿拿到的钱比别人要多。不是我偏心，只是因为他们开门的时间较长。非周末的时间，基督教堂大部分都关着门。
天主教堂还有一个好处。可以点蜡烛。我出门时点了三根。一根给永远活不到二十五的温迪·汉尼福德，一根给永远活不到二十一的理查德·范德普尔。还有，当然，一根给永远活不到八岁的埃斯特利塔·里韦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