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出兵朝鲜的最初动员命令，正式说应叫作“征明动员令”。因为不是想讨伐朝鲜，而是让朝鲜做为引路者，进攻明国乃至占领，才是真正的目的。
如果问为了甚么？在此征战之际，没有任何根据。在秀吉以前，出现了织田信长这样一位有趣的人物，他制定了统一日本计划。可是接着出现了一位生存能力超过了信长的男子，如果说这是个原因的话并非没有道理。
信长当上了右大臣后，在本能寺倒下了。然而接着出现的拚命主义的男子丰臣秀吉，占据了信长等人无法相比的关白太政大臣的地位，能够随心所欲地统治整个日本，而且还很健康。
人，在健康的时候总想挣扎着做些甚么。但，并非他自己做，而是成了能够这样做的人，所以必定是一种前世报应。
只要还有健康方面的能量，他就会做到如有好色之心就去找女人，如有怨恨者就杀掉，如有反抗者就将其击溃。
然而，对秀吉来说，无论哪一方面都有点不同。
他之所以这样奋勇，不是因为特别憎恨朝鲜人或者明国人。
因为既无憎恨又无怨恨，所以才大举进攻，这一奇怪的反语似乎能够成立。
如果必须用道理来说明的话，大概应该说是生命之能量所具有的非常高尚的嗜好吧！
如果把这种嗜好看成是人的嗜好的话，那么人将要成为麻烦的多种多样的怪食者了。
爱好赛跑的人埋头于马拉松；喜欢游艇的人不顾别人妨碍也要到大洋里去；登山爱好者只要有山就要攀登，且难免在山里丧命。爱好革命的人，把那些故意杀害自己伙伴的奇怪的党徒组织起来，以及诸位议员们想把议会会场变成国营的吵架场所等等，他们对此并非全然不懂，而是地地道道的傻瓜。
这种傻瓜般的能量发散，在秀吉的场合，除了用“战争”这一形式之外别无他法。
他除了战争之外一无所知。不！做为战争中的成功者这一事实，成了与失败者的光秀走正相反的路的最大原因。
诚然，今天的人道主义的感觉，当时的人是不可能具有的。一旦涉及到战争带来的侵略、战争带来的和平、战争带来的幸福这一问题时，那么索性把战争想像为只不过是包含着为了接近自己的欲望而进行的家常便饭般的冒险的一个机会。
这样的话，战争与登山，游艇与马拉松将成为相同的行为。或许再加上赛马与弹子游戏也未可知。至少对于秀吉来说，既不是出自于憎恨的讨伐，也不是出自于怨恨的报复。
他首先考虑的是，壮烈的人之气魄，不怕任何人的敢于拚命的旺盛的精力。
（连这种精力都没有的家伙能干甚么呢？）
表现旺盛精力的效果，对于这个民族来说将成为留给后代的最宝贵的遗产。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与第一个理由相比，的的确确是从现实的利害得失中产生的。
断然实行严格的丈量土地，由此这位庶民关白所感觉到的实感是“日本狭窄”这一对领土不足的叹息。另外，对通货以及资本这类东西的机能不明白。劳动即战争，战争即胜利。并且领土也要扩大。
将领土与人口相比，这个国家是何等的狭小软弱啊！
为了扩大领土所进行的拚命……难道这不是关系到国家百年之欢欣吗？
织田信长只是在空想中想到的伟业，秀吉认为自己是能够使其实现的。正在这样想的时候，出兵朝鲜便成了不可动摇的梦想。
从而，文禄元年发生的事情，从心情方面来看不是极其残虐的侵略战争，而只不过是包藏着冒险之梦的无邪的浪漫主义者的行为，以及如同少年般的一心想干的体育运动。
渐渐把关白推给了秀次而自己成了太合殿下的秀吉，痛感到日本领土之狭小，随即便将日本土地的段别制度的变更作为实例提了出来。
秀吉时代以前，日本的耕地一反是三百六十坪。把一坪的收获作为一个人一天的食量，一年三百六十天，因此就把一反田规定为三百六十坪。
而秀吉，却把一反定为三百坪，从每一反田中减少了六十坪，这就等于增加了土地总反数。用今天的话来说等于百分之二十的土地“通货膨胀”。
身为百姓儿子的秀吉，为甚么采取增加土地总反数这一手段呢？
这里也可以看出秀吉性格中的另一个心里的秘密。即秀吉非常想尽量多分一点土地给那些帮助自己的各位诸侯。
当然，耕作方式也进步了，过去一反三百六十坪的水田可产的稻谷，三百坪就完全可以收获到。这样，就可以多少增加一些给部下的俸禄，秀吉对部下的这种心情是不应忽视的。不用说，这也同向海外扩张的决心相联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像现在这样的话，我连酬劳有作为的家臣的领土都没有了……”
这个，直到最后都像恶梦一样与其终生紧密相连。像他这般爽朗，是被人喜欢的……
虽说这样，我们也并不想过分地替秀吉辩护。也绝不能模仿那种嘴上说给职员们增加工资，而对通货膨胀闭眼不看的愚蠢的政治家。
也有像奈良县兴福寺多闻院的英俊和尚一类的人，他对于秀吉的海外扩张的梦想，作为另一个日本之良心，记录下了悲哀的批判。
不，也只有英俊这种担忧才是一般庶民的心情。
英俊听到开始动员的消息后立即说：“这是很了不起的工作。果真能成功吗？”首先就对其成功与否投下了不安的影子。他进而说道：“南蛮、高丽、大唐等，他们的高低贵贱的妨碍是非常严重的。”
索性站在对方一边并寄予同情。于是在开战后一个来月时，英俊叙述道：“高丽占领了六郡，丈量土地、修筑城池。当地的器物、女人、小孩被掠无数，其国民实在太可怜了。我十分悲伤，不胜同情之至……”
大概从那时起，国内就实施了战时体制，加强了丈量地亩，增加年贡，以赋役为名不断徵用人力，人心动摇非常严重，因此无疑是自然地将其进行比较的一种同情。这样，单单是不基于怨恨或憎恶的战争本身，其罪恶就更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