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口述遗嘱，在遗憾对不起太太和孩子两事后说：“在我的思想快要成熟时，我怕没法写下来，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有所贡献。对青年一辈，可能没法有一个最后的交待，《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只是一个开始，何况我又一直在改变和修正我自己的思想。我若死在台湾，希望在东部立个大石碑，刻着‘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身体化灰，撒在太平洋里，墓碑要面对太平洋。”
赵树理抨击时事，也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出之。有一个时期，很多作品对农村情况多粉饰夸张，他回乡住了一阵，回来做报告，说农村的情况不像许多作品描写得那样好，农民还很苦，城乡差别还很大。他举例说，我这块表，在农村可以买五头毛驴，这是块“五驴表”！他因此受到批评。
解放后，群众运动不断。葛剑雄曾记谭其骧晚年，为又一次运动的结束写了一份小结，葛见谭写得奇快，不像学术文章那样要拖上好多天，不禁感到惊奇。谭长叹一声：“咳，解放以来这样的东西不知写过多少，无非是骂自己吧！”
“文革”初期，孙冶方坐牢之前，曾与顾准一起住牛棚，一起劳改。顾准对孙冶方说：“反正我是受了那么多罪，再也不要连累你了。我的手上没有血。”
梁思成说：“一个东方古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征，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为这事实明显的代表着我们文化的衰落，至于消失的现象。”
有人说，冯友兰的哲学著作一直含有“应帝王”的成分，随时代政治风气变化而相应改变。但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里，一切功利的浮影消融殆尽。经历了多年的反复与自我批判，作者晚年的心境平和中正，他说自感自己接近了“海阔天空我自飞”的状态，他也相信中国哲学必将走过四边形期的混乱状态而大放光彩，走到“仇必和而解”的全新天地中。
1986年，晚年的王瑶如此认识鲁迅：“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
柏杨青年壮年多有不幸，他在晚年回忆时说：“我并不认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比我更受苦，这是民族的灾难，时代的灾难，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灾难。回顾风沙滚滚的来时路，能够度过这些灾难，我比更多的中国人要幸运得多，这使我充满感恩之情。”
钟开莱对沈从文说：“数学研究到达一定境界，就像文学创作中写抒情诗。”沈从文因此写道：“表达一抽象美丽印象，文字不如绘画，绘画不如数学，数学似乎又不如音乐。”
成舍我说：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用行动来证明自己配得上自由这两个字；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与那些不让你自由的力量周旋到底。
张申府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也是第一位把罗素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他晚年对舒衡哲说：“我希望可以，非常希望，我们必须坦诚地谈，因为对我来说，讲真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曾对友人说：“我吃亏在没有写出一本大书来。”
陈岱孙在北大为他举行的95岁寿辰上说：“在过去几十年中，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一直在学校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