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晚上，库布里克制药公司在新宿的哈尔·斯泰特大厦举行学术研讨会。
会议主题是“肿瘤内科的抗癌剂治疗”。森川和医院的两位年轻医生一起参加这个研讨会。
会场来了大约60位医生。像这种类型的研讨会就是这样，讲坛布置得富丽堂皇，听众席则放着一排排舒适的座椅。
“库布里克公司的经营业绩不错，后面的联谊招待会一定很丰盛。”
“是啊。听说会后的自助餐有鱼子酱，放开吃。”
同行的两位年轻医生满心期待会后的联谊招待会，而森川则对研讨会的内容很感兴趣，希望借此听听这些有着抗癌剂专家之称的癌症药物疗法专科医生的见解。
森川也把抗癌剂用于治疗实践中，但他只有基本的知识，对治疗的效果暂时还没什么把握。听听专科医生的高见，也许能学到点精髓的东西。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他才提出要求参加这次研讨会。
两个演讲题目中，第一个是首都医疗大学肿瘤内科副教授的报告，内容是关于TS-1对胃癌复发病人的治疗效果。这种药的毒副作用很强，这位副教授尝试将每天给药改为隔天服用的“隔日服药法”。副教授信心十足地说，这样一来，就既能保持效果，又能减轻副作用，大大延长了病人的生存期。
嗬，隔日服药倒是一个好主意。但森川对“大大延长了生存期”这个措辞持保留看法。副教授的报告中，“生存期中间值”（即100位患者中第50位死亡者的死亡时间）在不采取任何治疗手段的情况下，是3到4个月；而以TS-1进行治疗的，可延长至8到14个月。两者相差5到10个月。这能说是“大大延长了生存期”吗？
对病人来说，所谓的“大大延长了生存期”，应该是5到10年吧？可是，在这个会上，报告人和听众似乎都没觉得这个“大大延长”的用词有什么不对劲。
第二个演讲是癌症医疗中心医生作的有关肺癌治疗的报告。报告认为，癌细胞已转移到肝脏的肺癌患者中，经新药治疗后，有28%的人转移的肿瘤缩小了。这位医生也和刚才那位副教授一样，是癌症药物疗法的专科医生，拥有多年的治疗经验，自我吹嘘“新药的效果具有划时代意义”。
仅仅28%的人有效，就能说是“划时代意义”了？诚然，转移到肝脏的肺癌治疗是非常困难的，从处于绝望处境的角度来说，能有这样的成绩也许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但一般的患者，谁都不会想到，医生开出的药，四人中只有一个人服了才有效。他们认定治疗的药是有效的，所以才会忍受脱发、恶心等副作用坚持治疗。
实际上，抗癌剂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有用。以分子标靶药物中被誉为治疗乳腺癌的特效药赫赛汀为例，乳腺癌的患者中有三分之一属于遗传性有效类型，而赫赛汀只在这类乳腺癌病人的一半人群中见效，也就是说，六人中只有一人有效，这还能称作特效药吗？
更让森川疑惑不解的是，对于抗癌剂无法治愈癌症这一事实，几乎所有的医师都缄口不言。是不是这已经成为明摆着的事实，而不用再三强调了？如今医生治疗的目标都只是缩小肿瘤、降低肿瘤标志物指标，也就是延长病人的生存期，根本不会去考虑什么治愈癌症。
可是，大多数癌症病人以为，抗癌剂治疗是以治愈癌症为目标，没有一个病人在知道它无法治愈癌症后而愿意继续服药的。对这种误解放任不管，不就是一种欺骗吗？
可是，医生却出来辩解，我说的是“有效”，而不是“治愈”，那是病人的误解。
那么，为什么医生不出来澄清呢？因为不希望让病人绝望。这看起来好像是为病人着想，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不愿意承认医疗的局限性。承认癌症是治不了的，那就等于是一个失败的宣言，是对自己的否定。
讲坛上两个报告结束后，接下来就是库布里克制药公司的MR（负责医疗信息的业务员）介绍新的抗癌剂药品。醉翁之意不在酒，制药公司举办这种研讨会，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宣传本公司的产品。
15分钟的介绍结束后，会场便转移到隔壁，联谊招待会开始了。豪华的装饰吊灯下，美酒佳肴琳琅满目。今晚的主角是三田牛的烤牛排和奶油大龙虾。香槟酒干杯之后，医生们一边佯装矜持，一边却争先恐后地朝摆有高级菜肴的餐台聚集。与森川一起来的两个年轻医生也是一手端着装得满满的盘子，一手拿着酒杯大吃大喝起来。森川当然也顾不上文雅了，研讨会结束已是晚上8点半过后，肚子早唱空城计了。他就近取了一些熏制鲑鱼、烤鸭、生春卷，大快朵颐起来。
正当森川稍稍缓过气来时，一名脸熟的MR朝他走了过来。
“森川先生，谢谢您光临今天的会议。”
“参加这个研讨会非常受益啊。”
听着这客套话，MR一个劲地点头哈腰。森川忽然想起一件事。
“对了，你能不能替我介绍一位癌症药物疗法的专科医生？我私下有问题请教。”
“行。嗯——”
MR左右环视，最后将森川带往墙角一位医生那里。
据介绍，这位表情有点阴郁的医生，是新宿中央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医师。
“幸会，我是三鹰医疗中心外科的森川。”
自我介绍之后，森川坦率地说，外科医生对抗癌剂治疗简直就是门外汉，在化学药物治疗上有什么奥秘，还请专科医生不吝指教。
“没什么特别的奥秘啊。什么专科医生，都是误入歧途。”
怎么让人感觉像是有意逃避？是不是因为直截了当地讨教秘诀，坏了他的情绪？森川不再言语，对方却忽然说出让人意想不到的话。
“我快要辞职不干了。”
“自己开诊所单干？”
“不，就是想暂时歇一下手。”
“为什么……”
森川看着对方，不知道该不该进一步询问原委。那位医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开始诉说起来。
“做医生的谁都想把病人治好，对不对？可是肿瘤内科医生却做不到这一点。一个很明显的道理就是，抗癌剂是治不好癌症的。医生的工作就是如何为病人所余不长的生存期提供支持。可是，有许多病人却要求医生治好他的病。”
这也正是森川内心一直在纠结的问题。难道这位医生也在为医患之间的隔阂苦恼？
“就说前些时候，有个患胆囊癌的女病人真让我头疼不已。已出现黄疸，此前用了12种抗癌剂治疗，再无有效的药可治了。若继续治疗，药物产生的副作用反而会缩短生存期。可是，这个病人却怎么也听不进，硬是要求继续用药，痛哭流涕地说孩子还小，自己无论如何不能死。只要继续治疗，就能活下去。这该如何是好？连我自己都不明白了。”
外科医生只要开刀救了病人，他就平安无事；而肿瘤内科医生则常为癌症复发或晚期的病人所逼迫，弄得焦头烂额。
森川在寄予同情的同时，也暗自思忖，有没有办法改变眼下这种医患隔阂的状况呢？
“容我说一句心里话，医生是不是应该出来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呢？很多病人根本不明就里，所以才会被这种并不存在的希望牵着鼻子走。”“你说得没错。只是，现在的社会也好媒体也好，都是喜欢报喜不报忧。还有就是爱迁就弱势群体，符合事实但严峻的话根本就没法说。其实这样做，只会让处于弱势的人更弱势，给很多人带来痛苦。”
“深有同感。”
森川同怀忧虑，随声附和。一阵让人气闷的沉默之后，那位医生深吸了一口气说：“刚才我说暂时歇一下手，其实是指明年2月，我要作为JICA的专家加入医疗合作援助队赴坦桑尼亚。”
JICA（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的事，森川也曾听人说起过。
“在非洲，有许许多多可以救活的生命在等待拯救，若能助上一臂之力，于我而言，也算稍稍安心些。”
“真不错。请一定加油！”
森川嘴上说着鼓励的话，内心却在思考对方这一席话的“弦外之音”。在非洲，可以救活的人正在不断地死去；而在日本，医生们却在徒劳地救助那些根本无法救活的人。